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有力推动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以古籍出版规划、专项经费管理、古籍人才培养等重点工作为抓手，目标就是—— 让古籍里的中华优秀文化活起来用起来
2019年9月，点校本“二十四史”国庆七十周年纪念珍藏版入藏国家图书馆，这是新中国古籍出版界服务文史学界、嘉惠亿万读者的又一善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新时代呼唤古籍出版人继承优良传统，做出无愧于前人的崭新事业，首先要让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用起来。
“这是收获丰厚的青春，这是无怨无悔的青春”
作为重要的文化基础建设工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蕴含着几代学人和出版人的希望与梦想。
2007年5月，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第一次修纂工作会议召开，确定北京大学历史系为《辽史》修订承担单位，由刘浦江教授主持并担任修订工程修纂委员。到2014年7月，修订工程持续了7年。因病辞世而未能见到《辽史》修订本面世的刘浦江教授在2013年6月写给学生们的信中说：“这是收获丰厚的青春，这是无怨无悔的青春!”刘浦江教授付出青春，并倾注生命最终成就了《辽史》。
让无数学者和读者欣慰的是，被誉为“国史”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目前已经出版《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魏书》《南齐书》《宋书》《隋书》等8种。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的古文献整理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作为继郭店简、上博简之后又一批珍贵的战国书籍，清华简的特点是数量大，且内容具有唯一性，对中国考古学、古文字学、古代史、学术史等学科的发展有着巨大推进作用。
从2010年至2019年，清华简以一年一辑的速度公布出版整理成果，这在同类规模的出土文献中尚无先例。其中，2300多枚清华简的整理出版过程就将耗时15年，目前虽进度过半，但无论对于清华简整理团队还是对中西书局而言，每一辑整理报告都是一次新的巨大挑战。
清华大学的学人们在拼搏，其邻居北京大学的学人也在“故纸堆”中忙碌。截至2019年年底，《儒藏》“精华编”部分已经出版210册，预计2022年将完成全部282册的出版任务。
北京大学出版社典籍与文化事业部主任马辛民说，《儒藏》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由已故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酝酿设计，并与张岱年、季羡林、庞朴等老一辈学者共同商定。工程由北京大学联合海内外数十家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同承担，400多位专业人员参与编纂。
北京如此，上海也如此。
经过历任社领导和几代编辑出版人员坚持不懈的努力，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以及国内所藏的敦煌、新疆、黑水城文物和文物资料图录已达160余册，发布图版达10万余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拍摄方式影印出版图版最多的古代写本文献出版工程。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认为，这些文献的编纂出版极大地推进了学术研究，提高了我国在国际敦煌、吐鲁番、黑水城学术界的声望。
从满头青丝到华发早生，多少学人、出版人在与时间赛跑，他们的脊背坐弯了，但是他们整理出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籍越堆越高。
“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想”
2017年9月，夏日的余温里，20册深红布面烫金的《文选旧注辑存》样书摆在了编辑的案头。从2009年到2017年，这部1000余万字的大书终于在第九年完成真正意义的诞生。
2011年春节期间，时任凤凰出版社社长姜小青收到《文选旧注辑存》项目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发来的电子邮件：“今天真累啊，但也特别快乐，因为我一鼓作气，竟然校完张衡《西京赋》，我主要是用南宋淳熙八年尤袤刻本校敦煌残卷。我们做古代文学的，没有别的捷径可走，只能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想。同时，也感觉到幸福。”
学人刘跃进的感慨与出版人周绚隆的慨叹一致。经过数年努力，680万字的《杜甫全集校注》于2014年1月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慨叹，当年人文社约请年逾古稀的萧涤非先生担任主编时，萧先生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该项工作，并表示“誓将心血付‘村夫’”。校注组根据杜甫的一生行迹进行考察时，萧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也参与了部分考察。2009年，萧涤非先生的学生张忠纲担任统稿工作，既要修订旧稿，又要审阅新撰的稿件，同时还要处理编辑过程中的问题，工作量非常大。当时已迁居美国的他为了提高效率，每年回国居住几个月，闭门谢客，处理书稿。
近些年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可谓后起之秀。举世闻名的《永乐大典》得以影印出版就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完成的。
众所周知，《永乐大典》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珍品。它因完整地抄录了大批明代以前的珍贵文献而成为后世辑佚的渊薮。有感于《永乐大典》的数百年沧桑以及传藏出版中的诸多遗憾，经过多年筹划准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决定将存世的《永乐大典》全部按照明代嘉靖抄本的形制仿真影印出版，并于2002年正式启动了这一宏伟工程。
这是《永乐大典》编纂600年来第一次大规模、成系统地按原书原大仿真出版，堪称《永乐大典》传播史上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
事实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还创建了另一经典，那就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纂的《古本戏曲丛刊》，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戏曲作品总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说，已经出版的700余种珍贵戏曲文本，有力地推进了戏曲研究的深入发展。
盛世修史，古籍整理出版历经积淀沉潜，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是中华书局看家书之一，被读者亲切地称为“三全”。以其为代表的经典普及类图书契合广大读者了解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求，也反过来拓展了读者群。目前这套书已出版70余种，在实体店和网店都处于热销状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新技术的日新月异，古籍出版工作者也在思考如何以互联网思维加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推广的问题。据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介绍，中华书局开发的古籍数字化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目前已经发布到第七期15亿字，涵盖13家出版社的整理本古籍数字资源。产品设计也在不断迭代，2015年发布了在线版，2016年发布了微信版，2018年整合到籍合网平台，2020年还将发布学习强国版。
“国家级中长期规划对学界和出版界都有良好导向作用”
在周绚隆看来，规划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长期战略规划，能够较好地平衡“利在当下”和“利在久远”的关系，有利于促进出版界形成良好的协作关系，避免无谓的浪费。60余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骄人的成绩，这与古籍小组的作用分不开。
周绚隆所说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前身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古籍小组连续推出7个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为各时期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在全国范围内发挥组织协调的主导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古籍小组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以古籍出版规划、专项经费管理、古籍人才培养等重点工作为抓手，有力推动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再上新台阶，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因此更加繁荣兴盛。
的确，《杜甫全集校注》从1978年立项至2014年面世，在古籍小组的科学规划下，以良好的品质与读者见面。同样，《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于2010年出版后，2012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被列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中西书局社长秦志华认为，规划的编制紧扣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实际，注重反映古籍整理研究的新动向、探索古籍整理出版的新路径，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特别是规划强调的基础性古籍整理出版、出土文献整理出版、海外中文古籍、古代社会档案、古籍数字化等五大重点方向，也为出版单位挖掘选题指明了方向。
对标规划，出版社能够了解当前古籍整理研究界的最新成果、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总体水平，以及未来10年乃至几十年的发展趋势。秦志华认为，规划有助于出版社进一步找准定位，分析总结自身特色，聚焦优势板块，梳理整体脉络，提高整理水平，明确发展方向。
编纂出版《儒藏》“精华编”，是对儒家经典的一次系统整理，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系统弘扬。马辛民说，在《儒藏》项目艰苦推进期间，古籍小组组织编制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发布，“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完成《儒藏》出版的信心”。同时，北大社也对照规划精神，反思《儒藏》编纂出版工作中需要改进加强的地方。“规划让我们对古籍出版的方向更明确，对古籍出版的要求更清晰，对古籍出版意义的理解更透彻，对古籍选题的挖掘更深入。”
“古籍精品是古籍人才一字一句打磨出来的”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文字活起来，学人、出版人须先沉下去。进入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肩负着前所未有的使命职责。
“古代典籍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传世古籍历经劫难而卓然不灭，必定是文献典籍所蕴含精神足以自传。”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说，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对这些文献典籍搜集、校勘、编订、抄刻、传播的整理工作从未中断过。整理古籍就是对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借鉴。
徐俊认为，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任务，可以说更加集中地落到了从事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的同志身上，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古籍精品是古籍人才一字一句打磨出来的。拥有高质量的稳定、壮大的古籍整理人才队伍，是古籍整理事业繁荣发展的基础。”顾青认为，胜任古籍整理工作的人才，必须具备扎实的古代文化基础，具备文献学、考古学以及至少某一学科的专业知识，必须具备从事古籍整理的实践历练，必须具备长期坐“冷板凳”的耐力。
但是，古籍整理人才队伍的现状是，总量仍然太少，素质有待提高。要保证古籍整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须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加大投入进行规模化培养。为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古籍整理出版人才队伍，古籍小组坚持每年举办古籍整理出版编辑培训班，帮助古籍编辑深化认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握任务和要求、掌握方法和规范，及时跟踪学术研究发展前沿和趋势，不断健全完善古籍培训课程体系。同时，古籍小组还积极探索专业培养的方法与途径，推动与国内著名高校合作定点培养高级古籍整理出版专门人才的模式。古籍整理出版是一项专业性极强、准入门槛极高的学术性工作，从业人员必须经过长期培养和实践。
马辛民认为，高水平、高质量的古籍整理成果会为研究工作提供最有力的支撑。古籍整理是实学，也是一门横跨多学科的学问，既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又要有广博的学术视野。同时，古籍整理特别讲究积累，讲究“慢工出细活”。
回顾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及其发展历史，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古籍所承载的传统思想文化，是新时代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工作，而古籍整理出版是这一工作的基础。
全国古籍办负责同志表示：“古籍整理出版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光荣事业，也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接续前进的宏大工程，需要一代一代人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我们要坚定地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