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基·考里斯马基：在光影中探索芬兰人的精神世界
作者：马立新（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芬兰在人们印象中是一个以高福利、高幸福指数著称的国家，可是，一旦你有幸看过《没有过去的男人》《希望的另一边》《薄暮之光》《浮云》《火柴厂女工》等电影，那么你定然会怀疑甚至改变对于芬兰的印象。从这些带有个人深刻印记的影像中，一个整体性的芬兰文化景观和民族性格被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而其塑造者就是当代芬兰最伟大的作者电影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
阿基·考里斯马基于1957年4月4日出生在离首都赫尔辛基不足100公里的南部小城奥里马蒂拉。他毕业于坦佩雷大学传媒专业。在将兴趣投向电影之前，他曾经做过砖运工、邮差、洗碗工，这些社会底层工作经历和体验深刻地影响了他之后的电影创作主题。在工作之余，他还兼职为媒体写影评。1981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他以编剧和演员的双重身份加入到他哥哥的电影事业中，兄弟俩共同创办了自己的电影公司。1983年，他以独立导演的身份推出了自己的处女作《罪与罚》。在迄今30余年的电影生涯中，他创作了18部故事片，其中包括著名的“无产阶级三部曲”《天堂阴影》《升空号》《火柴厂女工》、“芬兰三部曲”《薄暮之光》《浮云》《没有过去的男人》和尚未完成的“难民三部曲”《勒阿弗尔》《希望的另一边》，这些作品涵盖了喜剧片、黑帮片、惊悚片、公路片、歌舞片等多个类型，不仅让他成为芬兰最高产的导演（他的电影产品超过芬兰电影总量的五分之一），而且造就了他风格迥异的电影美学。
《希望的另一边》剧照
关注底层人物的命运
通观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创作，我们发现他的艺术趣味主要集中在两大主题上。
首先，他高度关注当代芬兰社会中底层人物的命运。从首部电影《罪与罚》开始，他就尝试着刻画芬兰社会中广大普通劳工阶层的真实生活。主人公海克曼是赫尔辛基一家屠宰场的工人，辛苦枯燥的劳作、简陋逼仄的出租房、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轻率地将与他恩怨并不大的霍坎宁枪杀后，他在自首和逃跑之间经历了一系列灵魂的挣扎与煎熬。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版本近似的灵魂救赎故事，但在笔者看来，这部现代电影的深刻之处在于无情地揭露了高度发达的现代芬兰社会中底层劳工所遭遇的精神危机。
以此为开端，阿基·考里斯马基开启了一条反映现代社会芬兰底层人群命运的电影之旅。他的“无产阶级三部曲”更是这一重大主题的集中诠释者。《天堂阴影》表面上讲述的是垃圾运输司机尼坎德与超市女收银员易昂娜彼此相识相爱的浪漫故事，但看过此片之后，观众感受不到一丝浪漫的味道，却为两人遭遇的各种精神痛苦感慨不已。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在赫尔辛基找不到最终的归宿，不得不选择逃离。
《升空号》的结局与《天堂阴影》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部电影通过主人公卡塞林失业后，前往赫尔辛基找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件，揭示了困扰着像芬兰这样现代西方社会的制度性矛盾，正是这些不可协调的内生性、体制性问题，成为像卡塞林这样普通工人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巨大障碍，也成为异化社会底层人群灵魂的主要原因。既然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无法打通幸福的道路，无法缓解灵魂的焦虑，那么他们在彻底绝望之后，不得不选择极端的做法与社会不公和邪恶势力进行决死的抗争。《火柴厂女工》中的主人公爱丽丝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人物。当爱情梦想幻灭之后，她没有像尼坎德和卡塞林一样选择逃离是非之地，而是不惜与导致自身悲剧的势力同归于尽。
阿基·考里斯马基
失业、犯罪和难民问题也是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经常聚焦的重要主题。在人们的印象中，像芬兰这样的高福利、高幸福指数的国家似乎从来都不存在失业的困扰，是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第一次让我们认识到，在高度发达的现代芬兰社会，不仅同样存在着失业问题，而且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现实问题。《升空号》同时也是一个芬兰工人失业与犯罪交织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故事有着卡夫卡式的荒诞味道：卡塞林失业后来到赫尔辛基，遍尝寻找工作的种种艰辛之后，偶遇导致自己一贫如洗的抢劫犯，却反被指控四项罪名而入狱服刑，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狱中生活比他孜孜以求的工作要舒服得多，更令他喜出望外的是，在这里他还遇到了帮助他改变人生命运的狱友米克楠。
较之《升空号》的荒诞色彩，《浮云》所展现的一对夫妻从失业到创业的艰辛历程显然更具励志温情。不过，即使在后者的故事框架中，也不乏犯罪的场景。我们看到，男主人公凯瑞为了替妻子讨回工钱，同样遭到了邪恶势力的伤害。此外，《薄暮之光》《没有过去的男人》《希望的另一边》甚至《卡拉马里联盟》，这些电影都是围绕着芬兰社会底层群众的失业、就业展开的，而这个问题又往往如影随形地伴随着种种犯罪事件的发生。
近年来，难民问题成为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的一大主题，并成就了他著名的“难民三部曲”。其中，《希望的另一边》反映的是叙利亚难民在芬兰的生存境遇问题。尽管电影的基调是人道主义，但我们也很清晰地看出，在芬兰社会存在着一股敌视难民、排斥难民的民粹主义势力，这种势力既有政治层面的，也有民间和社会层面的，我们从芬兰移民局官员对待哈立德的敷衍态度和强制遣返的命令上，从潜藏在赫尔辛基阴暗角落处、伺机攻击哈立德的光头党人的活动中，能够深深感受到这股势力的强大。
另一部电影《勒阿弗尔》反映的是非洲难民问题。虽然这次阿基·考里斯马基将故事的背景放置在法国港口城市勒阿弗尔，但他对于难民问题所秉持的基本立场与《希望的另一边》是一脉相承的。早在2007年拍摄这两部电影前，他在一次接受英国卫报记者采访时就表达了对芬兰政府难民政策的不满。
《天堂阴影》剧照
在笔者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过去的男人》也称得上一部难民电影。只不过，丧失记忆的M不是一位来自异邦的难民，而是一位来自异乡的芬兰人。一个丧失记忆的人沦落为他乡异客，其人生境遇的艰难一点也不亚于像叙利亚人哈立德在赫尔辛基、加蓬人伊德里萨在勒阿弗尔的情况，而他们的成长历程却都受益于人道主义，这正是阿基·考里斯马基的基本人性观。
不难理解，上述两大主题在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中常常是相互交织、并行不悖的。事实上，正是失业、犯罪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导致了芬兰社会底层劳工精神的危机和命运的多舛，也正是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再现使得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具有现实主义的深度。
“芬兰三部曲”中的民族性格
如果说阿基·考里斯马基对上述主题的关注折射出的是一个芬兰艺术家的思想境界和文化旨趣，那么他镜头中的一系列小人物形象则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芬兰民族的主体性格。
坚韧与顽强是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最常诠释的民族性格。从历史上看，芬兰是一个多灾多难、战争频发的国家，直到1917年才从他国的控制中独立出来。长期的战火，加上濒临北极的特殊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铸就了芬兰民族坚韧不拔的性格，精心刻画和表现这种性格也成为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创作的重要标的。
《浮云》中，妻子爱娜是一家餐馆的领班，她工作认真负责，高度敬业，深受老板和员工尊敬；丈夫凯瑞是一名技术精湛的电车司机，且深爱着妻子。可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两人还是失业了。为了偿还用于生活起居的各种分期付款，他们拒绝领取失业救济金，一心想凭借自己的能力重新找到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电影向观众展现了两个人所遭遇的一系列挫折、磨难和屈辱，但即使面临绝境，他们也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也正是靠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最终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浮云》剧照
《没有过去的男人》中的失忆男人M身上体现的也是这种性格。M从赫尔辛基来到某港口小镇，刚下火车就遭遇歹徒行凶抢劫而失去记忆，生活瞬间陷入绝境。可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克服重重困难，不仅找到了工作，顽强地在异地他乡生存下来，而且还赢得了爱情。阿基·考里斯马基挖掘出一个民族性格的内在力量，该片也以此赢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作为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电影，《薄暮之光》同样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执着奋斗的芬兰小人物形象——克瑞斯迪恩。他是一名生性木讷的超市保安员，有着强烈的社交需要和事业追求，更渴望爱情，并梦想着开一家自己的保安公司。他并不在乎老板和同事司空见惯的嘲笑，当在酒吧遇到美丽的金发女郎米娜后，随即发出约会邀请，即使被米娜和幕后黑手欺骗并充当了他们的替罪羊，甚至复仇失败之后，也依然不改初衷，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克瑞斯迪恩诚然是阿基·考里斯马基塑造的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但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展现出的同样是芬兰民族的坚毅性格。
正义和善良是阿基·考里斯马基着力表现的另一突出的芬兰民族性格。他的“难民三部曲”可谓这种民族性格的绝唱。以他最近的一部难民片《希望的另一边》为例，这部作品讲述了以瓦尔德玛为首的一众餐馆员工全力救助叙利亚难民哈立德的感人故事。瓦尔德玛原本也不过是一个游走在赫尔辛基超市的衬衫推销员，也面临着自身的精神危机，可餐馆刚刚开业就邂逅了命悬一线的哈立德。为了拯救哈立德，瓦尔德玛不仅为他提供了藏身和寄居之处，而且冒着巨大的风险为他提供了工作，并帮他伪造了身份，随后又千方百计地帮他找到妹妹。如果说瓦尔德玛和他的芬兰员工们对哈立德的救助是基于一种普遍的人道主义情怀，那么这种人道主义情怀的主要构成元素就是芬兰人的正义和善良。
冷幽默和极简主义的镜头语言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还在于他创造了别具特色的美学风格。他的整体镜头语言呈现为一种极简主义风格。极简主义一般认为由法国导演布列松所建构，它的基本特征是构图上的高度简约化、叙事上的高度省略化和表演上的高度内敛化。这些基本特征都被阿基·考里斯马基所继承，而他本人也从不掩饰对布列松的崇拜。因此，我们从他的影像中看到最多的是极少的对话、面无表情的人物和简略的叙事。但除了这些共同的极简主义特征之外，他还在此基础上打造了极具个人特色的电影美学。
首先，他创造了芬兰特色的喜剧电影。喜剧电影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如卓别林式的夸张喜剧、好莱坞式的歌舞喜剧等等，而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则以独具芬兰民族特色的幽默（即冷幽默）为其主要标志，其美学机理主要有三重：
第一是通过整个故事的荒诞性来创造讽刺式幽默。这从他的电影首秀《罪与罚》中就已经初露端倪。从美学品格上讲，电影《罪与罚》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已经迥然不同，故事的主人公海克曼杀人后不去自首，反而让目击者爱娃去报警；报了警的爱娃在警局作证时，面对海克曼又矢口否认他就是罪犯；从保险柜中取出犯罪证据的乞丐本是一个无辜者，面对警局审讯，却承认自己就是杀人者；警察局长萨尔曼明知海克曼就是罪犯，却因没有证据而无法逮捕他；而本可以安然出逃的海克曼最终却选择了自首，这一系列人物性格及其行为方式因为显而易见的荒诞而生发出穿透骨髓的幽默感。此外，《我雇了个合同杀手》《天堂阴影》和他唯一的一部无声电影《尤哈》所遵循的也是同样的幽默逻辑。这样的电影虽然有些荒诞，却能带给观众一种带泪的笑，一种深思的笑，这正是阿基·考里斯马基所建构的喜剧电影美学。
第二是通过设计富有民族特点的对话来建构冷幽默氛围。对话在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中本来就很少，而他对这有限的台词又进行深度加工和提炼，特别是善于从芬兰民族性格中去挖掘幽默元素，彰显出高超的艺术匠心。《希望的另一边》在此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证件伪造师面对哈立德，一本正经地问：“性别为男还是女？”随后他又对着瓦尔特姆说：“我们也可以把你变年轻，至少从身份上。”再以《天堂阴影》为例，易昂娜从公寓搬出后，想住一晚宾馆，此时她跟宾馆服务员的一段对话就极具幽默感：“单人间多少钱？”“300带早餐。”“不要早餐呢？”“一样。”“那给我开一间吧。”“已经客满了。”“那为什么不早说？”“对不起！”诸如此类的台词在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中随处可见，构成了其独特的冷幽默风格的一个重要维度。
第三是通过精心设计的矛盾冲突建构幽默美学。在《浮云》中有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情节：从电影院出来的凯瑞愤怒地要求售票员妹妹退钱，其理由竟然是“不是说喜剧吗？可我一次也没笑，骗子！”可妹妹告诉他，他根本没付钱买票。这段情节设计充满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又很符合芬兰民族的性格特征，可谓将潜藏在芬兰民族性格深处的幽默文化基因最大限度地发掘出来。类似的幽默建构方式也大量出现在《升空号》《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列宁格勒牛仔遇见摩西》《希望的另一边》《没有过去的男人》《薄暮之光》等电影中。
另外，阿基·考里斯马基善于运用独具民族特色的芬兰民族音乐来建构自己的影像美学。芬兰民族能歌善舞，各种音乐盛会终年不断，饮誉全球。我们能够从他的电影中领略到几乎所有的芬兰民族音乐。《火柴厂女工》中的配乐主要由上世纪60年代的芬兰摇滚乐和探戈舞曲组成。影片中雷约·泰帕莱本色出演，他演唱的歌曲《梦幻仙境》是芬兰所有探戈中最著名、也是最受欢迎的一首。
他的电影中出现最多的无疑是各种经典怀乡曲，这些音乐深沉、忧郁、抒情，对于诠释台词极少、表演内敛的人物性格具有重要的辅助功能。如在电影《升空号》的结尾，当卡塞林在狱友的帮助下越狱成功，并带着一家人乘坐升空号游轮逃向墨西哥时，激昂的芬兰怀乡曲响起，仿佛咏叹着生活的无奈与悲壮。再如《浮云》中出现了古典乐、爵士乐和芬兰民谣，唯有其中的古典乐传达着人物的悲剧命运，而爵士则代表着闲适，民谣代表着狂欢，后两者的作用在于调和前者的沉郁气氛，赋予影像一定程度的喜剧色彩。三种音乐如此有机地融入剧情本身，增强了影像的震撼力。
当然，在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摇滚乐。正是他本人创造了“世界上最差劲的摇滚乐队”——列宁格勒牛仔，他们离开芬兰去了美国，从而产生了《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和《列宁格勒牛仔遇见摩西》两部故事片和一部纪录片《巴拉莱卡全记录》。这种融合了芬兰打击乐、摇滚乐等元素的音乐形式，在随后的《浮云》和《没有过去的男人》等电影中都有精彩的呈现。而位于阿基·考里斯马基电影音乐核心的是芬兰流行音乐，很多卓越的芬兰作曲家的作品都被记录在他的电影里。比如，《升空号》的结尾，一艘船亮起灯来，让人想起费里尼的电影《阿玛柯德》，此时背景音乐就是芬兰最震撼人心的流行音乐《彩虹之上》。所有这些音乐元素的融合运用，都让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彰显出瑰丽的芬兰民族风格。
另外，阿基·考里斯马基也创造了独具个人风格的道具体系。其中，便携式收音机、香烟、烟灰缸、各式芬兰酒吧、老式轿车和狗是他电影创作中必不可少的标配。正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电影导演，在大师云集的欧洲影坛牢固地建构起了一片独树一帜的风景，也为当代芬兰文化的全球传播作出了卓越性的贡献。
（本版绘图：郭红松）
《光明日报》（ 2021年02月18日 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