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沉关注彼岸与现实，开启华语电影新可能

   　呼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电影浪潮在国际电影舞台的涌起，“华语电影”概念被国际电影学术界提出并跻身国际电影研究的主流话语。进入21世纪，伴随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电影的批量出现，“华语电影”的内涵又得到拓展，它不仅概括了汉语言形态的电影生产，也覆盖了其他多民族语言的电影实践。中国是多民族大家庭，“华语电影”应被视为一个不局限于汉语普通话，而包容多民族语言和多形态方言的“华语语系”电影。

　　其中，以万玛才旦为代表的一批藏族导演拍摄的藏语电影，是华语电影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这批被学界称为中国藏族题材“新浪潮”的电影，一方面通过大银幕获得了越来越多与观众见面的机会，确证着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通过电影节走向国际，向世界展现文化多元、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

　　万玛才旦的最新作品《气球》是他2005年推出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后的第7部长片。平均每两年有一部作品推出，无论在文艺片导演还是商业片导演里，都算得上高产，更难能可贵的是，万玛才旦的7部作品品质均“在线”，无一不入围各大国际、国内电影节。这部新片《气球》应邀去过90多个电影节，获得30余个国际奖项，包括入围威尼斯电影节，获得芝加哥电影节最佳编剧奖、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女演员大奖等。与万玛才旦前一部登陆商业院线的影片《撞死一只羊》中明显的西部片加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相比，《气球》的故事更加朴实、生活、接地气。这是一个藏区牧民家庭忙碌着给羊配种的季节，爷爷去世、妻子意外怀上第4胎，从而面临生育上的取舍难题的故事。影片之所以叫《气球》，一方面是家里顽皮的孩子将父母的避孕套当成气球玩耍——导致了母亲的意外怀孕，另一方面是影片结尾，父亲践行承诺从县城回来时买了两个硕大的红气球给孩子，却转瞬一个破碎、一个飞走。

　　《气球》里这一白一红两种“气球”的意象，完美地寓言了影片里一连串的二元对立关系。一组关系是世俗与宗教：一边是世俗的现实的生活——一家人要忙碌着牧羊、配种、卖羊，给孩子上学，供全家生活，妻子卓嘎因为家里孩子多考虑不要孩子，以减轻家庭负担；另一边是超越现实的追求——奶奶的忌日，爷爷会带着被认为是奶奶转世的大孙子去庙里上香诵经，祈祷保佑；父亲达杰深信上师的预言，认为妻子意外怀上的孩子正是突然去世的爷爷转世回家；还有那个神秘的姨妈，因为爱情的打击而出家为尼。第二组关系是现代与传统：影片中父亲出场是骑着摩托车，爷爷与他讨论了一番牧区摩托车对马匹的替代，而两个孩子则拿着两个吹大的避孕套“气球”在玩耍，后以此换取邻家小孩的哨子，引发邻家父亲的声讨。在这个基本生活形态还保持传统模样的社会里，同时已配备了现代的卫生所、有男女医生和避孕、节育等现代医学理念、有上中学的孩子和坚持让孩子读书的父母，所以，《气球》现实主义地呈现了现代文明在牧区的有效普及，既不渲染贫穷落后，也不拔高现代化，而是令人信服地呈现了当下那里两种文明的混杂性。第三组关系更有意思，是偏远的内陆与世界的关联。这一关联不仅体现在牧区上空飞过的飞机，更有意安排了一家人吃饭时，电视上播放国外试管婴儿实验的新闻。虽然爷爷觉得不能接受而要求关掉电视，但偏远牧区在信息共享上与国际同步的事实却由此“一叶知秋”。影片里，圣洁的白气球和热烈的红气球不仅在视觉上构成对比，在情绪和文化上也把两极并置在这片土地上。

　　万玛才旦的藏语电影不仅向世界传达了一个多元中国的存在，更为华语电影开拓了新的表达空间。国产电影在表现彼岸世界时一直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但是彼岸世界无论是作为幻想、对比，还是一种寄托，都是表现此岸世界生活和人性的重要依托。新中国电影开蒙之初，就建树起了对少数民族文化、风俗和宗教的尊重的传统。万玛才旦从他的第一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开始，就自然而然地把镜头对准了宗教文化浸润下的中国藏族人如何面对现代文明，如何保留传统和向现代转型。其中，藏传佛教中轮回转世思想对藏民生活的影响、藏民对本土自然神的崇拜等，并没有成为导演刻意绕开的话题，于是如同电影《气球》所实践的，梦境般的超现实段落、此岸与彼岸世界的神秘联系等，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影片中，从艺术和文化多个角度丰富着中国电影的表达，给华语电影带来意外的惊喜。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