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丛：万有相通美自由——怀念张世英先生

   　9月10日是教师节，我在京东上买了一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世英文集》，盼望着再见到张先生时，请他在扉页签字留念。临近中午，晓崧给我发了一条信息：父亲刚刚去世了。当时怎么也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握着手机的左手不住颤抖，心中十分悲痛。

　　晓崧与我同龄，他是张世英先生最小的儿子，我们是几十年交情的好朋友。晓崧爱戴父亲，对我也有很大影响。他经常和我讲张先生的哲学观点，当然，“万有相通”说得最多，这也是父亲影响他最为深远的思想，连他公司的名字都叫“万源企业”。

　　四年前，晓崧安排了一次我和张先生的会面。这次会面，让我深深地迷上了张先生的哲学和美学思想。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在晓崧公司的天工大厦，我见到了一代哲人张世英。那年他已经九十六岁了，却依然步履轻盈矫健，双目炯炯有神，面庞慈祥和善。会面开始，我向老人家介绍自己：我是山东医学院毕业的，这个大学的前身是齐鲁大学医学院，现在已经并入山东大学了，所以也有人说我是山东大学的学生。我的中学、大学赶上了那个不堪回首的“文革”时代，上学时期读书甚少。许多知识，包括哲学知识都是自学和工作中学习的。直到快退休了，还是深感读书不多，知识贫乏，本领恐慌。您的“万有相通” “美在自由”思想，我都是先从晓崧那里听说，又读了您的书后，才有些许粗浅理解。

　　他微微一笑，和蔼地开始了我们的叙谈。他没有讲他的哲学思想，而是讲读书对人的影响。他说，无论你是山大的还是山医的，都是很好的大学。他认为，中国以省命名的大学，最好的就是浙江大学和山东大学。山东医学院前身齐鲁大学，是美国教会办的，宗教是哲学的重要内容，故而这些学校都比较重视哲学。我们年轻时盛传的“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都是教会办的，它们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开山者。当时最有名的医生罗德尔夫就是协和的。为什么来中国传教的人士，大多数是医生和教师？是因为他们都是从落后的中国，找到了最迫切的需求，从而切入到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中来。

　　他这些简短的开头语，让我领略到一个世纪哲人的独到眼光。我作为山大人，很在意人们怎样给山大排名，但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山大。至于他对齐鲁等几所中国现代医学开山鼻祖的熟知，让我特别震惊。我对他讲的罗德尔夫医生，更是闻所未闻。前不久，我读司徒雷登先生的《在华五十年》，书中提到了罗德尔夫，司徒先生是这样描述的：“我到中国不久，认识了在协和医学院教书的罗德尔夫，这个学院搬到济南后，改名为齐鲁医学院。在不断的交往中，他成为我一生中结识的第三个重要朋友。后来我们住到了同一栋房子，我们的妻子之间，亲密得像是姐妹，他的女儿和我的儿子的年龄仅差一天，两个孩子也常常形影不离，一起学习和玩耍。罗德尔夫在医学教育上成绩卓越，后来成为该领域的领袖级人物。”

　　年近百岁的张先生，对久远事情的惊人记忆和精确概括，将我们引入了他的青年时代。我曾抱怨我的青少年时代，赶上了“文革”动乱，但张先生说，他的中学、大学时代，都是在躲避和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度过的。他的中学是湖北联中，大学是西南联大，民族危亡，反而增添了他求知的动力。那时大学强调学术自由，他多学科选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他都学。日本侵略者压缩了他的学习空间，他则拼命增加学习时间。他的努力不仅得到了他的哲学老师冯友兰、金岳霖、贺麟、汤用彤等人的赞许青睐，还特别得到了闻一多先生的首肯。一多先生促成了他和西南联大中文系才女彭兰的爱情婚姻，还向他提出了研究学问要“走出象牙塔”的思想。正是如此，尽管他的研究内容是抽象的哲学，但他的心中力量，都是为人、为民、为国。

　　张先生谈起“文革”，涌现出更多的是惆怅。那是他学术生涯中最荒芜的时代，也是生活中最无奈的时代。爱妻彭兰因保护受迫害的系党总支书记，受到了无端的批判。先生研究西方哲学，被看作天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令人费解的是，林彪在读书笔记中写过“毛泽东一分为二，张世英一分为多”，这也让他躺着中枪。“文革”中他的学术活动全部中断，因他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最小的儿子晓崧连高中都不让读。改革开放后，全党全社会思想的解放，让他感受到空前的自由力量。他把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和西方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在场不在场”“主体客体”理论融合贯通，创造性地提出了“万有相通”的哲学新论，震惊了国际哲学界。一篇又一篇论文新著，一场又一场的演讲授课，使哲学界和社会科学界都接受了一个和中国开放大局大背景相向而行的理论——万有相通！

　　“万有相通”理论，放飞了人的主体性，促进了科学与民主，又吸收了“天人合一”的理念，避免了主体性的过度膨胀。万有相通理论使他思如泉涌，笔随云飞。我购得的十卷本的《张世英文集》，里面大多数文章著作都是他在改革开放后撰写的。

　　张先生晚年潜心研究美学，提出了“美在自由”的人生境界说，这是中国哲学、中国美学的一大历史性成就。把“不同而相通”的万物一体融入审美体系，超越主客关系，实现主客融合，这种万物一体的领悟，既是美，也可以称之为真，或曰善。这些观点在学界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美学理论新高峰。

　　我和先生见面次数并不多，但他启发了我的哲学思考，促进了我的哲学学习。他曾举笔为我题写江苏镇江金山寺名联“但令此心无所住，虽凌绝顶谁能穷”，大大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读书始终是我生活安排的重中之重，如今已逾花甲之年，还立下雄心，要认真研读《张世英文集》这样的大部头。

　　张先生去世后，他曾经的学生——北大副校长王博教授，给我发来了校方的讣告和为先生整理的生平，这里面张先生拥有诸多的头衔：百岁哲人，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美学家、哲学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第 24 届世界哲学大会学术委员会荣誉委员，北京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院荣誉院长，《黑格尔著作集》中文版主编，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哲学教育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张世英先生对黑格尔的研究，是全体系的、国际级的；“万有相通”和“美在自由”的理论是独创性的、中国派的。我想起了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对另一个伟大思想家的评价“正如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这样的发现一生能有一个就很幸福了。”而张先生对哲学理论的研究探索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是贯通中西的，他一生的努力很艰辛，但理论的果实又令人幸福。

　　哲人其萎，风范永存。先生带着幸福远去了，他的思想是我们要永远学习的，他的学风是我们要永远学习的，他的人格精神更是我们要永远学习的。

　　2020年9月于北京

　　作者：赵树丛，系原国家林业局局长、现任中国林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