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正巨变 文学开新篇

　　作者：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既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将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立国家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美丽中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以乡村的全面振兴和样貌的极大改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的阶段。以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为使命的文学，理当顺时而兴，乘势而变，以艺术的方式为这样的社会巨变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并在这一过程中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添彩。

　　中国当代文学在70年来的发展演进中，一直扮演着时代变迁的记录者的重要角色，履行着社会变革鼓吹者的神圣职责，创作出一批又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文艺作品，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经典艺术形象。可以说，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经典的艺术形象，都是立足于中华大地、根植于华夏乡土的丰硕成果。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以“农村—乡土”题材为主脉，反映了新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潮演进，又由于“农村—乡土”题材的出色书写，表现了当代文学自身的不断进取。

　　从现代延伸而来的乡土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农村题材”取而代之，是因为此后的农村生活，已由自然化的乡村变为了集体化的农村。改革开放以来，“乡土文学”的提法又开始流行，也是由于农村生活的不断演变和围绕它的文学写作不断拓展，使得“农村题材”的称谓已颇显狭窄。但实际上，“农村题材”与“乡土题材”并无本质意义的区别，论者使用什么样的概念，既根据需要也出于习惯。面对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过去的“农村”，传统的“乡土”，都将由全新状态的新型“乡村”所替代。为适应描写对象的这种新的质变，同时也与其他时期的写作区别开来，现在提出“乡村文学”这样一个新概念，是适时的，也是必要的。这既是“农村—乡土”题材写作的重开新局，也是“农村—乡土”文学的继往开来。

　　事实上，更为重要的是乡村文学面临乡村全面脱贫进而不断振兴的社会新现实，需要履行新的使命，回应新的挑战，解决新的课题。这是新的乡村文学安身立命和谋求新的发展的关键所在。

　　联系乡村变革的新现实，结合乡土写作的已有状况，新时代的乡村文学写作，从宏观层面来看，至少需要在三个方面认真挖掘、深耕细作、开辟新局、积累经验，从而使乡村文学写作真正做到“与时代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

　　“要想写作，就先生活”：阅读生活、吃透生活是基本功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持续推进与深入发展，尤其是全面脱贫目标任务的实现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使我国的农业与农村从外到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已使现在的农村与过去的农村不可同日而语。基于家庭承包的合作化、农业劳作的机械化、产品经营的市场化，以及人居环境的舒适化等，大多数农村与农民不断走出小农经济的旧有形态与内在桎梏，呈现出新的气象。

　　但这样具有新样态和新面貌的农村现实，在我们已有的农村题材写作中还不多见。不少农村题材作品，还停留在对农村转型带来的问题，农民遇到的种种苦难，以及田园风光不再的忧思、困惑与哀叹方面。究其原因，是作者对于变革中的农村现实不熟悉、不了解，或者对于正在变化着的现实不理解、不喜欢，写作大致出于浓郁的乡愁情结，某种程度上是靠儿时的记忆写作。因此，新的乡村文学写作，需要作者直面当下农村不断变异的新现实，在切实深入的过程中，了解生活、阅读生活、吃透生活，把创作建立在新的生活积累和新的生活认知上，切实转变思想、感情与立场。

　　在这一方面，同样是以农村题材写作为主并创作出了经典作品的赵树理、柳青等人所总结的一些经验，依然值得学习和借鉴。赵树理告诉人们，他很重视与农民群众一起“共事”，而且时间越久越好：“久则亲”“久则通”“久则约”。柳青也说过“要想写作，就先生活”，作家“主要的功夫，是在研究生活上”。由此，他又指出：文学写作“基础是生活的学校”。

　　文学前辈们这些来自他们创作实践的至理名言表明，深入生活、研究生活，是写作的前提，是文学的基础。对于当下日新月异的农村生态与农民生活，我们更需要在深入中去了解、在了解中去揣摩、在揣摩中去把握。这是新的乡村文学写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最为重要而紧迫的基础工作。

　　深入内部寻求新的发现：整体把握城乡新变

　　随着“三农”问题的不断解决和农村改革的延伸发展，农村与城市之间过去的分离状态也逐渐改变，“乡村城镇化”“进城打工潮”，以及“支农”“支教”等活动的开展，不仅使城乡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而且呈现出常态化的双向互动。这种城乡之间的两种生活状态和文化形态的碰撞、交流，使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当年的路遥敏感地捕捉到这一新的社会现象，把它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并以此为流动的舞台，写作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表现农村青年一代人生奋斗与命运转折的精品力作。

　　但也有一些作品，同样以“城乡交叉地带”的城乡生活为描写对象，却更多地着眼于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矛盾纠葛，以及矛盾纠葛造成的生存困境等，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是社会的缭乱景象、人的紊乱心态。这样的作品，有一定的真实性，也有其存在的意义，但看多了之后，不免令人感到虽然局部不失真实，整体却明显趋于悲观。

　　对于社会变革带来的城乡之间的新关系，需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城乡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既会带来不同文化观念的碰撞与博弈，造成新的矛盾与冲突，也会带来不同文明元素的互动与互鉴，在交汇融合中产生新的生活样态与社会风尚。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从社会学的角度谈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性质”时，用“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予以精到的概括和准确的描述，这对我们理解“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各自特色不无启迪。

　　如果说过去的“乡土中国”主要是以“礼俗社会”为特征的，那么，它经过一系列法治建设走向“法理社会”时，一定会把传承久远又行之有效的“礼俗”文明元素带入进来，既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也使现代的“法理”社会更具中国特色。这些年来，我们大力倡导的文化自信，积极推广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优秀的民族文化与传统文明就是其中的重要构成要素。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观察农村现实、表现农村生活时，不仅要着眼于那些看得见的物质形态的变化，更要深入内里去发现那些看不见的精神形态的变动，写出立体化、整体性的新时代农村全方位的新演变。

　　“文学作品主要写人”：精心塑造时代新人

　　老舍从自己的创作体会出发告诉人们，“文学作品主要写人”，而且“应该是表现代表时代精神的人物，而不是为了别的”。出自老舍的这一文学创作的至理名言，实际上也是当代中国作家较为普遍的共同认知。

　　因此，无论是“十七年”期间的文学创作，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创作，我们在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作品中，都看到了大量堪称“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的艺术形象。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中的张腊月、吴淑兰，李凖《李双双》里的李双双，浩然《艳阳天》里的肖长春、焦淑红；如新时期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里的乔光朴，张洁《沉重的翅膀》里的郑子云，柯云路《新星》里的李向南，路遥《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安、孙少平等。他们栩栩如生又风采奕奕，无一不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典型形象。经由他们的超凡作为和独特性情，人们看到了新人物与新时代的相互成就，也看到了不同时代特有的精神风采。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高歌猛进的新世纪，开创新局的新时代，都孕育和涌现出属于自己时代的社会新人与先进分子。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还有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众多先进人物与先进群体，他们都是这个时代新人的杰出代表。除此之外，仅从与“三农”有关的方面来看，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乃至眼下正在进行的防疫抗疫的保卫战中，都涌现出了大量有担当、有追求的普通民众，他们共同焕发出了新的时代精神，一同展现了新的时代风采。新的乡村文学写作，就是要透过现实层面的显见变化，沉潜于生活深处，把镜头瞄准体现着时代精神的新人物，写出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新作为与新担当，以及所拥有的新风采与新气度，有力地描绘出时代新潮呼唤新人、新人引领时代新潮的动人情景。

　　近年来，一些现实题材的小说作品，塑造了一批直面新现实、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火热奋斗中脱颖而出的时代新人，如滕贞甫《战国红》里的杏儿、赵德发《经山海》里的吴小蒿、陈毅达《海边春秋》里的刘书雷等。但这样直面新现实、描绘新人物的现实题材文学力作，在整体的文学作品中还不多见。可以说，现有的乡村题材文学创作，在塑造时代新人的典型形象，描绘时代新人的精神风采，由此反映新人的茁壮成长与意气风发、弘扬时代的欣欣向荣与蓬勃向上等方面，尚有明显的不足与较大的差距。在这一方面，也可以说新时代的乡村文学写作，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3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