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霞艳：文学对疾疫的书写与超越

　　1935年，美国免疫学专家汉斯·辛瑟尔出版了专著《老鼠、虱子和人类：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将老鼠、虱子纳入研究范畴大书特书，拓展了过往的历史研究。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花费笔墨描绘了鼠疫的症状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变化。人们对死亡是如此司空见惯，以致变得冷漠，“对将死的亲人最后连哭都懒得哭了”;葬礼极度简化，将尸体扔到正在焚烧尸体的火堆了事;病人为了降温而赤裸相对;鼠疫破坏了生活礼仪和尊卑等级，迫使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在这场瘟疫中，死伤无数，雅典统帅伯利克里家族除他和情人阿斯帕西娅的儿子之外几乎无人幸免。假如没有这场瘟疫，雅典也不会输给斯巴达。瘟疫没有任何征兆再三降临罗马帝国，仅是大规模的疫情就爆发了四次，人口大规模减少;赫赫有名的十字军东征有六次都碰到瘟疫，因此汉斯·辛瑟尔调侃东征史“读起来就像一部传染病编年史”。耶稣及后继者为穷人治病吸引大家信教，黑死病却让欧洲人怀疑教会，严格的思想禁锢遭到质疑，加速了中世纪的结束、文艺复兴的到来，这为世界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思想契机。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1976年)中将传染病作为考察人类历史的参数之一并判断：“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近年最受瞩目的青年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畅销的“简史”系列中留给病毒显赫的位置，在《未来简史》中，“瘟疫和传染病”被认为是“看不见的舰队”，瘟疫的作用与地理大发现匹敌，几大宗教的兴衰也与此相关，但病毒来无影去无踪，周期性发作却不容易估量。病毒对个人、家庭、国家乃至全球格局的影响甚至比战争更甚，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影响是潜藏的、隐形的。

　　直到1595年显微镜发明之前，医学对微生物一无所知，人们饱受疫病折磨，受难时只能跪在神像前忏悔、乞求恩典。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已经描述了瘟疫带来的恐怖：“田间的麦穗枯萎了，牧场上的牛瘟死了，妇人流产了，最可恨的带火的瘟神降临到这城邦。”我国亦然，诗人王粲描绘“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植曾写短文记录瘟疫：“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一旦瘟疫降临，我们这个极度重视丧葬礼仪的民族也没办法像平常一样讲究礼数，以至于横尸原野。古人想象这种露于野的白骨会吸天地精华成精，《西游记》中的白骨精就是这种联想的成果。

　　疾疫与生活难解难分，攻击人、干扰历史、改变世界格局，还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加缪在创作《鼠疫》(1947年)十年后获诺奖;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1995年)于1998年获得诺奖;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得奖，1985年推出畅销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白俄罗斯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悲鸣》2015年获得诺奖。影响较大的还有让·齐奥诺的作品《屋顶上的轻骑兵》，卡尔维诺的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毛姆的小说《面纱》《月亮与六便士》。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是从杭州的一场瘟疫开始，几员大将中招。作家与疾病的关联同样是引人注目的话题。雪莱1820年给济慈的信被称为“一个结核病人对另一个结核病人的安慰”;但丁死于疟疾;“茶花女”马格丽特患肺结核，结核与巴黎不健康的都市生活联系起来。林黛玉体弱咳嗽，疑似结核，鲁迅也是。《日瓦戈医生》中医生一度被伤寒病传染;加缪在《鼠疫》中借鉴了自身因肺炎去山地疗养的隔离经验;卡夫卡因结核病入住疗养院最终死于此地。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引用了卡夫卡的书信：“卡夫卡一九二四年四月从疗养院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因为一谈到结核病……每个人的声音都立刻变了，嗓音迟疑，言辞闪烁，目光呆滞’。”史铁生的《病隙碎笔》乃至他的全部创作都是疾病的痛苦结晶。普鲁斯特的哮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羊痫风……作品秘密地保留了主人的病症。

　　疾疫也为文学史带来意外的收获。就像《一千零一夜》是新娘为活命而每天讲一个故事的合集，乔万尼·薄伽丘的《十日谈》收录了一百个短故事。七女三男为防止感染佛罗伦萨的黑死病而避难于乡村别墅，相约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有些故事调侃强权，有些直接揭露教皇的奢靡荒淫。在那时大家常常以讲故事打发闲暇，最早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就是这样诞生的。生活模仿文学，作家创造文学。1830年，普希金回到波尔金诺庄园参加伯父的丧事，原本只打算待三个星期。逢疫情，交通封锁，于是待了整个秋季，期间他写作了二十七首抒情诗、六个中篇、四部诗体小悲剧和诗体长篇的其中三章，这就是“波尔金诺之秋”，对文学史来说可是真正的金秋。被误判意外收获的情况还发生在马原、张翎等多位作家的身上，想象生命终点成为刺激写作的灵感。

　　【以上为节选。全文刊载于《花城》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