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女性写作中的性别意识

　　在女性主义批评的语境中，“性别意识”特指“女性意识”，是女性在获得性别认同的前提下，将自己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然人的主体意识。乐黛云曾将女性意识细化为三个层面：社会层面中，对社会阶级结构中女性所遭受的歧视和偏见具有批判和反抗意识;自然层面中，以女性的生理经验来研究女性自我;文化层面中，关注和理解女性精神文化的独特处境及其所创造的“边缘文化”。这样的解释带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主义批评的鲜明特征，突出了对女性平等权利的重视和对女性性别特质的强调。换言之，在彼时的文化语境中，“性别意识”是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概念，也是女性写作被视为“女性文学”的核心特征。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女性文学”与以主题内容命名的文学现象，比如“革命历史题材”“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或者以形式技巧命名的文学现象，比如“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个人化写作”，既相互交叉又彼此区别。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文学”涉及性别议题，而性别议题本身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这使它得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复现，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女作家的性别意识，使她们在借助文学书写现实、想象历史的过程中，于看世界眼光之上又叠加了性别视角。

　　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批评之间的契合与互动是由它们产生的历史语境决定的。在西方，女性文学在20世纪60年代妇女争取女权的社会运动中出现，在女权运动的热潮中，女性通过书写介入现实、进入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自身的权力，从而改变女性被界定、被塑造、被描述、被改写的客体位置，赋予作为性别群体的女性以主体性。与此同时，文学评论为女性写作进行积极的理论探索，明确女性写作的目标，推进女性美学的建设，逐步形成了以性别意识为中心的女性主义批评，并且迅速由文学研究走向整体的文化批判。在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出现略早于“女性文学”，这是因为作为一种批评理论或者话语实践的女性主义批评是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潮流进入中国知识界的，随后，借助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批评家解读出女性文本中的性别意识和性别立场，并且为女性写作清理出一条脉络清晰的女性文学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文学现象的“女性文学”具有某种被追述的性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在接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并藉此形成本土女性写作的历史文化语境与西方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中国现代没有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妇女解放目标的实现。其次，中国现代的女性写作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中，由现代启蒙运动所催生，性别的觉醒自然地被包含在“人”的觉醒中。这说明中国女性写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意识远比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所界定的性别意识要复杂得多，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宏大叙事、集体意识、个人命运复杂勾连，紧密相关。也正因如此，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批评既相伴相生，相互促进，同时也并不完全相互兼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铁凝，她的《玫瑰门》《大浴女》无疑是具有鲜明性别意识的女性写作，可以作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理想文本进行分析解读，但《安德烈的晚上》《永远有多远》《笨花》《咳嗽天鹅》等作品却很难按照既定的性别视角解读出文本中的性别意识。

　　如果说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写作尚可以依照女性主义批评对性别意识的强调来解读，那么随着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我们不难发现，越来越多的女性文本难以被纳入这一话语体系。这是因为性别不再是单一纯粹的话语场，而是与民族、阶级、个人、历史化、地方性等多种话语构成了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妥协、既相互对抗又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尤其是近些年的女性写作，从性别意识的表达上来看，这些文本不仅很少呈现出女性主义批评所看重的否定性或抗议性的书写姿态，而且表现出对既定“性别意识”的淡化甚至是悬置。这种对“性别意识”的处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题材处理上，当下的女性写作无论是叙述历史、书写现实还是个体抒怀，都不刻意将女性的生活经验作为结构文本的核心事件，而是倾向于表达某种具有“共识性”的普遍经验。比如范小青的《灭籍记》(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小说虽然以个人寻找足以证明自己身份和归属的各种文件档案进入历史，来描绘个人生活的偶然性与历史进程的必然性相互碰撞之后的繁杂局面，但是文本所呈现出的现实与超现实、真实与荒诞、疯癫与理性、偶然与必然之间的复杂纠缠却呈现出类似于杜赞奇所说的“复线的历史”的文化历史观。比如孟小书的《吉安的呼唤》(《人民文学》2018年第10期)，写一个新移民家庭中，母亲如何为了女儿5岁时想打网球的梦想，赌上时间、金钱以及自己的全部精力甚至整个人生，陪着女儿一步步打入职业赛，实现人生理想的故事。这当然是一个关于个人奋斗或者个体命运的故事，但是人性中的执著坚守与脆弱犹疑、逆境中的义无反顾与患得患失、成功后的如释重负与云淡风轻却是人人都能体会到的现实人生。比如蔡东的《伶仃》(《青年文学》，2019年第3期)，写一个女人跟踪离家出走的丈夫来到一个小岛上，日子在一天天追随丈夫的目光和脚步中度过，最后终于明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权力选择自己想要的另一种生活，于是也就渐渐释然了。这个故事似乎可以跟《月亮与六便士》对读，只不过换了一个叙述角度，其实要表达的仍不过是想要挣脱琐碎日常的羁绊，获得人生哪怕片刻宁静的向往。这种涉及性别，但并不囿于性别的题材处理方式在蒋韵、方方、张欣、乔叶、鲁敏、叶弥以及更年轻的笛安、张悦然、马金莲、文珍等众多作家的文本中均有呈现。

　　关于叙事视角的使用，铁凝曾在论及《玫瑰门》时说过：“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在铁凝的创作序列中，有很多作品(包括非女性题材)都使用了这种“双向或第三性视角”，比如早年的《遭遇礼拜八》《对面》以及新世纪以来的《咳嗽天鹅》《笨花》《飞行调酒师》等。其实，不只铁凝，很多有文体意识的女作家都没有将叙事视角限定在性别中，即便是借助女性角色来讲故事、写人物，使用的视角仍然是超越性别的。比如王安忆的《乡关处处》(《长江文艺》2017年第5期)写一个绍兴阿姨在上海做钟点工的见闻和感受。小说虽然是用绍兴阿姨的眼睛来打量这个悲喜无常的大都市，但文本对上海不同家庭生活常态的描摹却超越了单一的性别视角，写出了日常生活的热闹与冷清、积极与无奈、功利与仗义，塑造出一个多层面的城市空间，小说的叙事视角与其说是女性的，不如说是外乡人的。再如黄咏梅《父亲的后视镜》(《钟山》2014年第1期)，以女儿的眼光看父亲，写父亲的感情世界、父亲对家庭的责任、父亲的退休生活以及父亲在这个不断变动的时代中的自我调适。但如果仔细阅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这部小说的叙事视角并不是女儿的，而是时代的，因为文本很少铺垫父女关系或者父女情感，父亲的经历实际上呈现的是时代的变化以及个体对这种变化的回应，这一叙事视角的使用，使文本超越了具体的日常生活书写，而成为逝去时光的某种回声。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晚近的女性写作进行叙事视角的分类统计，会发现使用这种“双向或第三性的视角”的女性文本不胜枚举，它几乎成为当下女性写作最惯常使用的叙事视角。

　　新时期包括19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与女性批评基本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女性写作借助文学想象讨论性别问题，许多作品都被指认为表达某种女性主义批评观点的文本，而女性主义批评也积极地为女性写作提供理论支持。但是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些年，这种互动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下的女性写作已经很难成为性别理论的文本践行者了，女作家更多地从感受和体验出发来思考性别问题和女性命运。比如孙频的《光辉岁月》(《当代》2016年第1期)，通过一个女人的三段校园时光写自身的成长、时代的变迁、个体与时代撕裂的痛苦。文本对人物命运的处理很难被归入既定的理论框架。再如裘山山的《失控》(《作家》2018年第9期)倒是顺着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思路，讲述一个被男人不断创造和改变的女人的故事，但是叙述人只是让女人顺从人本身的社交需求和好奇天性，就使整个事件走向了“失控”的结局。这种处理方式实际上否定了男性作为创造主体的权力位置，直接拆解了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前提，文本想说明的似乎是男女两性，谁都无权创造谁，改写谁。由此，《失控》直接跨越了性别问题，讨论的是人的自我发现。女性文本所赋予人物本身的主体性已经远远超过性别理论所能解释和界定的范围，这在鲁敏、乔叶、黄咏梅、须一瓜、郭爽等作家的文本中也有清晰的呈现。

　　当下女性写作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点，与其说是淡化或者悬置了“性别意识”，毋宁说是在新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赋予了“性别意识”不同的内涵。大量的女性文本说明“性别意识”不再被具体化为建构一个有别于男性的纯然的女性世界，而是在性别话语与民族、国家、社会集体、个人等多种话语相互渗透的具体语境中去表达现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性别意识”不仅作为主题、立场和叙事眼光，而且成为结构、方法和话语场出现在女性文本中，女性写作也因此有了比“女性主义”更为广阔的内涵和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