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汪曾祺致杨汝絅书信四封

　　杨汝絅(1930—1985)，高邮人，诗人、评论家。杨汝絅是汪曾祺的表弟，小时候两人熟识。1938年，杨汝絅随父亲内迁至重庆。1946年返回南京，因家贫辍学，因热爱文艺，大量阅读国内外文学作品。1949年春随兄嫂再度入川，在重庆开始发表诗作，同时读到了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后杨汝絅在富顺、隆昌等地任教。

　　1980年，杨汝絅读到汪曾祺发表的一系列小说后，致信《北京文学》编辑部，此信转给了汪曾祺。从此两人恢复联系，并互寄书与杂志。这种书信来往一直保持到1985年杨汝絅去世为止。杨汝絅生前曾将他致汪曾祺的两封信发表于《文谭》与《红岩》杂志。这里整理的四封汪曾祺致杨汝絅信件，是新近从杨汝絅遗物中发现的。信中讨论了不少关于汪曾祺小说与文学创作的问题，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汪曾祺的文学创作道路，特整理发表。并将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平装版。

一

　　汝絅：

　　《北京文学》转来你的来信。

　　你的名字我是记得的。模样却想不起来了。只是无端地觉得彷彿很瘦小，而且顽皮。你是几房的?我记得好像是六房。汝纶我好像还有点印象。他是不是外号叫做“道士”?我记得他留一个平头，额头方方的。我记得你们好像是六房的二舅舅家的。如果是，我就想起许多事。

　　但是也许都是我误记了。

　　你一定见过我。我也一定见过你。我很想再见见你。

　　我没有想到我还有这样一个“读者”。你提起我的一些旧作，其中有一些，不是你提起，我就根本不会想起。比如《背东西的兽物》，我连这个题目都忘得干干净净了。——你提起我才想起，是写昆明背木炭的苗人的。

　　我真没有想到，你对我的过去的作品的一些细节记得那样清楚!原因可能是两方面的。一个，是我的作品中某些部分是记录了生活的真实;一个，是由于你对生活、对文学的敏锐而精细的感觉。

　　因此，我很想看看你的诗。

　　汪曾祺手迹

　　你的信是写得相当散漫的，但是我看出来，你是有才能的。

　　也许，你缺乏一点锤炼。——对一个五十岁的，有儿有女的“老文学爱好者”谈锤炼，也许有些不恭。但是我愿意才华在铁砧上射出火花。五十岁，不算老，还能做很多事的!

　　我六十整。我自1962年发表三篇小说(《羊舍一夕》《看水》《王全》)后，一直在写京剧。你大概还不知道，我是“鼎鼎大名”的《沙家浜》的作者。去年，由于几个对我的小说有“癖好”的同志的怂恿，我又开始写了几篇小说。《受戒》是其中的一篇。我真没有想到，这小说居然产生相当的影响。我还写了一篇《异秉》，前天又改成了一篇《岁寒三友》，都是写我们的家乡的，等发表后，请你看看。

　　看来，你对家乡保留许多新鲜的印象，你写写吧。写写诗，写写散文，写写小说。

　　问汝纶好!

　　问你的读中文系的女儿好!

　　汪曾祺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廿二日

　　隆昌是个不错的地方。隆昌的泡菜坛，很好看。能写一点关于泡菜坛的散文么?

　　我的通讯处是 北京虎坊桥北京京剧院 或 北京甘家口阜成路南一楼五门九号

二

　　汝絅：

　　11月7日信收到。

　　我的小说选出版后即寄一本到你原来教书的学校，退回来了。封皮上批道：“查无此人。”现将退回来的那本另封再寄给你。扉页上把你的名字的“”字也写错了，不改了，也算一纪念吧。

　　我今年到四川，在由成都到大足途中曾经过你原来教书的那个县，吃了一顿饭，本想到二中去看你，因为时间匆促，未果。亏得没有去，否则扑了个空。在成都没有见到你，真是遗憾。

　　你对我的选集的意见我还得再看看，想想。对选集篇目有不同看法。有些年轻人问我为什么不照第一篇(《复仇》)那样写下去;有的文艺界的长者则认为第一篇不该入选。有人喜欢《受戒》《大淖记事》;有人认为写得最好的是《异秉》和《七里茶坊》。我都被他们有点搞糊涂了。前几日子(“子”，衍字)北京作协举行了我的作品讨论会，讨论了一天，读了几篇论文，有人“全称肯定”，有人颇为“忧虑”，甚褒微贬，我都表示衷心感谢。不过，如果我还继续写下去，也还是只能按照我想写的那样写下去。如果不行，不被容许，那我就不写。我现在变成一个为人瞩目的作家，很不舒服。我希望不要有人注意我，我就是悄悄地写写，悄悄地发表，读者悄悄地看看，这样最好。

　　你的诗我看了两遍，还想再看看。一时说不出“打中要害”的意见。我只有一个想法：多写一些。你身体不好，这种建议也许有点强人所难。

　　你对《邂逅集》记得那样清楚，使我感动。

　　我极忙，要急于去寄信，不能多及，甚歉!

　　曾祺(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人和乡土的美与本色当行的歌——给汪曾祺的一封信杨汝絅

（《文谭》1983年第8期）

　　曾祺：

　　你的短篇集子和信都收到好些日子了。你的那些小说除选自《邂逅集》的几篇外，过去我都是从刊物上零星地读的。这回又集中起来重温一过，所以拖到现在才给你写信。

　　我这回是把你的那些短篇有意地分成四组来读的。这种划分法是我自己以意为之，并没有什么依据，然而有助于我形成一些印象。以下就是我的“印象记”。

　　第一组：《复仇》;

　　第二组：《邂逅集》中选入过的另外几篇——《老鲁》《落魄》和《鸡鸭名家》;

　　第三组：《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和《大淖记事》;

　　第四组：其它。

　　《复仇》，你也许是作为青年时代的一个足印、聊备一格选入集子的吧?你信上说：“有些年轻人问我为什么不照第一篇(《复仇》)那样写下去;有的文艺界的长者则认为第一篇不该入选。”在集子里，这一篇确乎显得奇突，有这样不一致的意见也就无足为怪。重读《复仇》使我联想起了现在香港的老作家刘以鬯的《寺内》，广州一个刊物选载其中片段时，名之曰“意识流诗体小说”，那是写《西厢》故事的，其中竟出现了这样现代色彩的比喻的语言——月亮亮得很，看起来，象一个“?”

　　崔莺莺是一个谜，象四月的天气。

　　还有那句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出现的：

　　墙是一把刀，将一个甜梦切成两份忧郁。你的《复仇》，也是取材于一个古老的故事，而有诗，有意识流，披挂了也是相当现代的语言衣衫，有些年轻读者比较瞩目于它，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有的文艺界的长者”的意见——也并不是贬低这一类尝试;相反，我倒认为《复仇》的入集如果说有一定的客观意义的话，那意义就正在于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实例表明四十年前我们的小说创作中已经有过这样的尝试。我是觉得，假如还有人愿意继续作这类尝试，让别的作者去尝试好了，你还是应当只顾去唱你擅长的歌。

　　真是如逢故人：那第二组的几篇旧作，在重读时都给了我很大的喜悦。那些“老朋友”：老鲁啊，开绿杨饭店的扬州人啊，余老五和陆鸭啊，我初识他们的时候还是中学生，而今鬓发渐白了，他们于我还都那么可亲。这些人物都全身掺和着那么一片乡土的芬芳，那么一种沉厚的生活气氛。他们使人可以恍惚悟到你的小说是循着一条什么路子走过来的，告诉了读者现实主义可以具有怎样的多样性，也告诉了读者：为什么你到了近几年能写出像《异秉》《受戒》和《大淖记事》那样沁人心脾的小说来。

　　引我想得比较多的，是我列为第四组“其它”的那些篇章。我从刊物上初读《寂寞和温暖》时读得比较粗略，读完了有一种莫名的遗憾之感，心想：这样的作品自有人写，不一定写得比你差，你何必去写它?这回重读得细心一点，就有点怀疑我那“何必”论是不是归结得草率了一点。是啊，《寂寞和温暖》那样的短篇是写得相当完整的。那些事件，那些人，那些运动，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真也应当有作家来作一些入木三分的解剖和语重心长的记录。在收到你寄赠的集子之前，我这儿原已有了一本，被一些亲友邻人辗转借阅过，也不知道是哪位老兄，独独在第230页写刚划成右派的沈源的这些话下头用铅笔标了横线—— 她听着那些锋利尖刻的语言，会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她的脑子里会出现一片空白，一点思想都没有，像是曝了光的底片。她有时一动不动地坐着，像一块石头。她不再觉得痛苦，只是非常的疲倦。她想：怎么都行，定一个什么罪名，给一个什么处分都行，只求快一点，快一点过去，不要再开会，不要再写检查。不晓得别人觉着怎么样，就我切身体验过的说来，这些话真是写出了切肤之痛，但愿后来的文学家们再也没有机会去体验这样的人生了! 在小说人物王栓身上，特别是在赵所长身上，显然寄托着你的爱与热望，也许因为来不及展开，多少显得平面化了一点吧，而寥寥数笔勾勒出来的王咋唬这样的陪衬人物，运笔却实在准确，一些灾难性的运动留下的令人难过的痕迹之一，就是造出了一些王咋唬式的人，他们在历史的悲剧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串演了丑剧的角色……总之，像这样的小说自有其动人心处，写“寂寞”真令人寂寞，写“温暖”也真叫人温暖。至于《黄油烙饼》，从一个小孩子眼里看出“人不是一下饿死的，是慢慢地饿死的”。一个朴素的句子刻画出了一个历史时期的侧影，真叫人入目难忘，当我重读到小说的结尾——萧胜吃了两口(用奶奶宁[可]饿死没有舍得动过的黄油做的烙饼——按)，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仍不免心为之震颤。这些都是艺术上的成功，还有那些新时代的“奇人传”里的可爱的人物：王全，大青山的骑兵英雄们，一心想着“过年，怎么也得叫坝下人吃上一口肉”的坝上赶牛人……都可以见出你的用心与功力。

　　然而，也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偏见：我还是想说，这些都不能与你写得最本色当行的那些小说相比——我指的就是《异秉》《受戒》《大淖记事》，还有《岁寒三友》。你是熟悉京剧的，我觉得正可以借用梨园行的习惯说法：这些小说才更是“汪派”的，不可替代的。你八十年代初发表的这些小说，还有像《鸡鸭名家》那样发出陈酒香味的旧作，都使我感到：人的精神的美，乡土的美，是永恒的，在你的笔下，这两种美是交融在一起的。什么是乡土?不就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喂养我们的心灵，用它特有的带土味的风吹开我们的眼睛，指点我们进入人生认识世界的一种奇妙的力量吗?我孤陋寡闻，没有去查考过北宋的词人秦少游之后，我们江苏高邮是不是还出过什么像样的文学家，秦少游似乎也没有怎么去写他那时的高邮。问题当然不在一个小小的苏北县城，而是在于：我们国土上任何一个哪怕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也都自有它发掘不尽的特有的魅力，愈是写出它的个性就愈有普遍意义。很难想象老舍的最好的小说会不带北京味儿，李劼人最好的小说会不吹扬着成都平原的风，孙犁最好的小说会不弥散着白洋淀水乡的气息……我自己离开高邮四十多年了，离开时还是个小孩子，对家乡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你写我们家乡的小说中那份浓郁的气氛仍能拨动我心上的乡情之弦，你笔下的余老五、陆鸭(《鸡鸭名家》)、陈相公、陶先生(《异秉》)、小明子、小英子(《受戒》)巧云、十一子(《大淖记事》)，以及那“岁寒三友”……都仿佛是我自小就亲爱过的乡亲。这种魅力，我想只能来自你对家乡、对家乡人的挚爱和稔熟(稔熟又往往同挚爱有不可分的联系)，正如你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小说中的魅力来自他对湘西和湘西人的挚爱和稔熟一样。《异秉》里摆熏烧摊子的王二，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行业许多县城都有，但只有他王二身上带着高邮熏烧摊上的五香味和青蒜味，且因为生意兴旺，熏烧摊子从保全药店廊檐下搬进隔壁源昌烟店的空店堂里去了，他身上就还奇妙地沾着高邮中药店里的气味和刨旱烟的气味——我敢说：不是随便哪一位作家敢于轻易这么“一担三挑”，同时把一支笔伸到熏烧摊、中药铺和旱烟店里去的。《岁寒三友》并没有什么响当当的主题，照你说的，不过是写一点“相濡以沫”的旧时民间情谊而已，可是那三个小人物，连同他们的职业，都带着那么浓浓的乡土气味，写在纸上沉甸甸的，显出了特殊的分量。随手举个例子，比方王瘦吾家越经营越不景气的那爿绒线店(这“店种”就特别!)吧——店面的招牌上虽写着“京广洋货，零趸批发”，所卖的却只是：丝线、绦子、头号针、二号针、女人钳眉毛的镊子、刨花、抿子(涂刨花水用的小刷子)、品青、煮蓝、僧帽牌洋蜡烛、太阳牌肥皂，美孚灯罩……种类很多，但都值不了几个钱。这些旧时的小商品名目简直太平淡无奇，但它们不声不响地在王瘦吾家绒线店里一陈列，一股“味儿”就出来了。

　　“气氛即人物”，你这个看法可以说是读你的小说的一把钥匙。

　　写气氛并不都即是写人物，气氛也可以是和人物相游离的;乡风土俗，写来也可以是孤立的，不受注意的，与人物命运无依无傍的。你的小说里不是这样。在你那里，乡风土俗就是人物活动，是借以展现人物灵魂的东西，它们不仅因人而活泛起来，也给小说人物悄悄默默地增添活力与血肉。《大淖记事》里写姑娘媳妇们挑鲜货担子的队伍，先写了她们的发饰(“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大红头绳的发根“老远就看到通红的一截”，发髻的一侧总要插点什么：一个柳球，一丛艾叶，一朵栀子，一朵夹竹桃，“无鲜花时插一朵大红剪绒花”)，她们的衣装(“旧衣服，新托肩，颜色不一样……”)，然后，“一二十个姑娘媳妇，挑着一担担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走成一长串，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好看得很”——是好看得很。当然不是单为图“好看”而写，这么写了，后来让巧云去挑担子，给巧云性格填出极有分量的一笔，就显得美好而又简直好像不费力了，前面那些描绘的审美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锡匠们为要求交出毒打十一子的凶手而举行的奇特的示威游行，也正如小说里说的：“十分动人”，这样动人的场面描写，渗透了对旧社会世风民俗的了解，又有力地托出了人物，在当代小说里是不多见的。而那些和乡风土俗渗溶而生的细节也自然就具有夺人心魄的美了，你在别处说到过：在巧云为给心爱的十一子治伤而“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之后，鬼使神差似的你忽又写下了一句：“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你说写着这一句你自己就掉下泪来了。这种奇峰突起又给人以惊人的真切感的细节，离开了对乡风土俗的熟悉和对人物的爱，还能到什么地方去找?

三

　　汝絅：

　　刚才收到《文谭》，一口气看完你的“信”。写得很好。这种Essay式的文论现在很少有人写了。一般评论都硬得像一块陈面包。我的牙不好，实在咬不动，——至少咬起来很累。文笔也很秀。现在的评论文的文笔多不好，缺乏可读性。我建议你多写写这样的Essay。唐弢曾在一篇文章提到中国很缺这样随笔式的谈论文艺和文化问题的小品。这种东西很不好写。一要学养，二要气质——一种不衫不履，不做作，不矜持的气质。你是具备这样的条件的。

　　你要出诗集，好。东西集中在一起，和零散着不一样。集中起来看看，可以更了解自己。我最近编第二本小说集，写了一篇自序，就发了一通议论，向读者把自己介绍了一番，讲出一些别人不大讲得出的道理。不集中在一起，我就不能对自己了解得那样深。 不过，我更赞成你多写写文论，争取早一点出一个集子。我对诗，对中国的新诗的信心不大。对你的诗，我也觉得不像对你的文论一样，觉得非有这种东西不可。谈古代作品，今人作品都可以。杂一点，放在一起才有意思——也可以有几篇“大”文章。

　　我的第二个小说集定名(初步)为《晚饭花集》，收小说十七篇，字数可能比前一本少一些，因为有几篇很短。最短的一篇才九百字。十月交稿，大概得到明年年中才能出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王蒙当了《人民文学》主编。新官上任，别出心裁，要集中发一堆五千字以内的短小说。几次逼上门来，让我赶出一篇。我于酷暑之中给他赶了出来。不是一篇，而是三篇!三篇还不到八千字。题目是《故里三陈》。王蒙这位老兄一冲动，竟想用其中的第一篇作为“头题”。他到我的住处来商量，适值我到密云开会，未遇。他怕我不同意(用第一篇打头，则其余两篇不发)，只好三篇一起发了，放在稍后。现在还在跟印刷厂商量能不能重调版面，仍用那一篇作头题。如果办成，这是个带点爆炸性的大胆做法。因为我的那篇是写旧社会的，与四化无关。刊物九月出，你可以找来看看。

　　我下旬应《钟山》太湖笔会之邀，到苏州、无锡一带白相白相去。回来，就要编集了。除了小说集，想把散文和评论也编一编。

　　我已搬家。新址是：北京丰台区蒲黄榆路九号楼十二层一号。

　　即候时安!

　　曾祺(一九八三年)九月八日

四

　　汝絅：

　　七月二日信收到。

　　王二的熏烧制法确实如我所写的那样。牛肉、兔肉都是用花椒盐白煮后染了红曲的。这种煮法另有一种香味，肉比较干，有嚼头，与用酱汁卤煮的味道不一样。这种做法，现在似已改变。前年我回高邮，见熏烧摊上的卤味都一律是用酱油卤过的了。羊糕有两种，一种是红烧后冻成糕，切成二寸长、一寸宽，二三分厚的长方形的片的。高邮人家制的都是这一种，你记得不错。上海、苏州和北京的稻香村卖的也是这一种。另一种是白煮冻实的。这种羊糕大概是山羊肉做的。煮时带皮。冻时把皮包在外面，内层是肉。切成片，外层有皮，形如，叫做“城门卷子”。“卷”即桥梁发卷的卷，读宣字去声。这种羊糕也叫“冰羊”，以别于白煮热吃的“汤羊”。羊肉白煮味道远比红烧好。我有时到冬天自己做了“白卷羊”，凡吃过的都以为甚佳。猪头肉各部分是有专名的。不过高邮人拱嘴即叫拱嘴，耳朵即叫耳朵。舌头的舌与“蚀”同音，很多地方都避讳。无锡的陆稿荐叫做“赚头”，与四川叫做“利子”一样，都是反其义而用之。广东人也叫做“利”，不过他们创造了一个字“脷”，我初到广东馆子看到“牛脷”即不知为何物，端上来一看，是牛舌头!昆明的牛肉馆给牛舌起了一个很费思索的名称，叫做“撩青”!不过高邮人对动物的舌头没有这样一些曲里拐弯的说法，一概称之为：口条。

　　你发表在《现代作家》上的随笔我看了，很好!这种Essay现在很少人写了。我最近也写了五篇这样的东西。三篇昆明忆旧，已寄给《滇池》。另外两篇给了《北京文学》。一篇是谈北方的水母娘娘的。还有一篇和四川省有点关系，题目是《葵•薤》。原来《十五从军征》里“井上生旅葵”的葵即冬苋菜;《薤露》里的薤即藠头。这两篇如发表，你可以看看。

　　《晚饭花集》去年十月即已交稿，人文原说今年四月可出书。不料到了六月，他们才发到印刷厂，估计今年都不一定出得来。

　　我今年只写了一篇小说，《日规》，给了《雨花》。为了应付国庆三十五周年献礼节目，得看一些剧本，时间都被碎割了。我写长篇，本来是一句玩笑话，不料被人信以为真。好在写不出也不会杀头，好事者爱传就让他们传去吧。

　　你的病能否想法治治?你现在是不是也常喷药?我还好，只血压有时偏高。

　　画了一张残荷，寄给你补壁。

　　候安!

　　曾祺(一九八四年)七月六日

附：诗外功夫杨汝絅

（《红岩》1985年第1期）

　　老作家汪曾祺的小说，写旧社会的乡风土俗有很厚实的生活积累。但就连他那样的小说，也被我找出些漏洞来了，我不免暗自有些得意。

　　一得意，就写了封信，向他提出质疑。

　　那是我在病休中重读短篇小说《异秉》之后的事。汪曾祺在《异秉》里写了一个摆熏烧摊子的王二的故事。这王二，和汪曾祺，和我，都是老乡——江苏高邮人，所以我自问我的读者意见还是有一定的权威性的，说起来不登大雅之堂，我提出的几点质疑，范围都不出我们的贵同乡王二的熏烧摊子。熏烧，在四川许多地方都叫“烧腊”。

　　我向汪曾祺提出的质疑如下——

　　其一，《异秉》里写到：牛肉，兔肉，都是“五香加盐煮好，外面染了通红的红曲”。疑误。就我所见，则熏烧的引人涎馋的褐红色，是从卤锅里揭起来时就有的，它来自酱油的颜色，至今我家自制熏烧，还必在卤水里加酱油。

　　其二，王二的摊子，入冬以后还卖一种“美味羊糕”：“带皮白煮，冻实，切片，加青蒜、辣椒糊，还有一把必不可少的胡萝卜丝(据说这是最能解膻气的)。”羊糕，四川好像没有，实际上就是羊肉冻，连汤带肉冻在一起，再切成糕状。我早先在家乡吃过，记得汤是红汤，并不是像《异秉》所写的那样“白煮”。

　　其三，这王二的摊子还卖猪头肉。《异秉》里有云：“拱嘴，耳朵，脸子——脸子有个专门名词，叫‘大肥’。”其实，何止是脸子有专门名词，我想汪曾祺大概不晓得：猪头上的各部分，比知在我们四川，就各自都有“专门名词”的。

　　我兴之所至地写了以上三条，心想，汪曾祺看了，一笑置之可也。而不料，很快来了回信，竟有半封信是回答我的质疑的。

　　回信一开头就郑重声明：“王二的熏烧制法确实如我所写的那样。”

　　关于牛肉兔肉加盐白煮之后染以红曲的问题，汪曾祺在回信中写道：“这种煮法另有一种香味，肉比较干，有嚼头，与用酱汁卤煮的味道不一样。”接下去又补充道：“这种做法，现在似已改变。前年我回高邮，见熏烧摊上的卤味都一律是用酱油卤过的了。”

　　这是对我的“其一”的回答，原来如此。关于“其二”即羊糕的制法，回信写道：“羊糕有两种。”汪曾祺说：一种是红烧后冻成糕，“高邮人家制的都是这一种，你记得不错。上海、苏州和北京的稻香村卖的也是这一种。”

　　另一种呢?“另一种是白煮冻实的。这种羊糕大概是山羊肉做的。煮时带皮。冻时把皮包在外面，内层是肉。切成片，外层有皮，形如，叫做“城门卷子”。“卷”，……读宣字去声。这种羊糕也叫‘冰羊’，以别于白煮热吃的‘汤羊’。”这样介绍完之后，还补叙了一句：“我有时到冬天自己做了‘白卷羊’，凡吃过的都以为甚佳。”

　　这已经可以说是一篇《羊糕小品》了，所以我抄引得多一些，以存其风貌。“读宣字去声”的那个“卷”字，我想或者该写作“楦”，“读宣字去声”，从附图的形象看，那也和制鞋工人用的楦子很相像。至于羊肉带皮，想来当是象四川人所谓“烫皮”那样，羊宰杀后不剥皮，而以沸水烫去其毛。

　　大概是笔滑起来，谈到“其三”时，回信就写得更放开了——猪头肉各部分是有专名的。不过高邮人拱嘴即叫拱嘴，耳朵即叫耳朵。舌头的舌与“蚀”同音，很多地方都避讳。无锡的陆稿荐叫做“赚头”，与四川叫做“利子”一样，都是反其义而用之。广东人也叫做“利”，不过他们创造了一个字“脷”，我初到广东馆子看到“牛脷”即不知为何物，端上来一看，是牛舌头!昆明的牛肉馆给牛舌起了一个很费思索的名称，叫做“撩青”!不过高邮人对动物的舌头没有这样一些曲里拐弯的说法，一概称之为：口条。可以说，汪曾祺的这封回信给我的暗自得意浇了一点冷水，但是我很高兴于这场问难的失败，也高兴于自己的若有所悟——

　　当然，汪曾祺的小说使许多读者感到风味别具的原因不只是这个。但是，这种杂学旁搜的广泛的生活兴趣和知识，不也是使汪曾祺小说“有味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吗?作家的这门学问，不是单靠读书就能得到，读书当然也可以补一点这些知识之不足。孔夫子都说过读读诗也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哩，不过“识名”是一回事，亲自见过和尝过“城门卷子”又是一回事，亲知总是更实在些的，写小说用到这样的知识也才更有把握。我想起陆文夫写的《美食家》，邓友梅写的《烟壶》，我不相信他们单凭读材料和采访就能写得出来。孔夫子还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看汪曾祺写县城小店、写寺庙生活、写孵鸡放鸭、迎神赛会、民间绘画，写“闲挑野菜和根煮”，写旧时南京城外赶驴子的光脚小姑娘“戴得一头的花”……写与此相关的下层社会的各色人等，他不仅是“知之”，而且是“好之”“乐之”的，不然的话，怎么会写得那么情趣盎然?

　　不错，“尺有所短”，任何作家也不可能天上事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全知。汪曾祺要是写引滦入津，他会写不过李延国，要是写自卫反击战，他会写不过李存葆;就是旧社会的事，要是写苗民，写水手，写大兵，他恐怕也写不过他的老师沈从文……但是他有一个独特的库藏，有他自己的地盘，在他熟悉的那个天地里，他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使我这个忝为同乡的读者存心挑漏眼也终于挑不出。在他那个反映生活的领域里，他是主人。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说的是对待学问和事业的正经事，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把对客观世界的印象和认识化为津津乐道的体验，这不就是学问?这不就是事业?

　　我读了苏叔阳的《故土》，后来看到有读者写信指出：《故土》写打针，先用棉签擦酒精，既而擦碘酒，这不对，应该是先碘酒而后酒精。我这个老病号也常打针的，可我读《故土》就不曾看出这个失误，就是读者已经指出来了我也还闹不清在哪章哪节。我爱人酷爱养花，家里朝夕相处的盆花总不下一二十种，几年下来，我叫得出名目的还只有茉莉、石榴、栀子花这么三几种。前几天大风，我问爱人：“你那盆‘高花’从凉台上搬进屋来了没有?”我爱人乃就我连晚香玉都叫不上来大大嘲笑了我一通。这说明我不行。其实弄清搽碘酒和酒精孰先孰后和舍下的花盆里有些什么花，都绝非难事。我之所以连“知之”都做不到，也因为我还没有“好之”“乐之”的缘故。作“乐之者”，就是在生活中作有心人。心不在焉，就会视而不见，视而不见，那就想下“诗外功夫”也下不了，结果也多半还是少有所得或者无所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