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土到乡村：文学的藕根在期待中成长

　　忽培元，1955年生于延安。著有文学传记 《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长篇小说《雪祭》《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 《青春纪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 《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等。

　　“就像春天到来时，无论风雨寒热，总会有种籽萌发出土。前进中的乡村生活里，新生的事物层出不穷。那些积极地投入，奋力推动新事物成长，努力克己奉献的人们，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新人。”

　　首先感谢上海《文学报》对我创作的有力支持。其实鼓励我坚持写作的还有陕西的几位前辈作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魏钢焰。他们的作品与人品鼓舞召唤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干扰，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笔。

　　作家是干什么的?作家就是讲故事的人，但作家更要努力成为一个真实的生活者和生活中的有心人。就像山泉是从大山深处溢出来的，作家的故事也应当从心灵深处涌流出来，那样才有洗涤灵魂的纯度和感动人心的温度。

　　我出生在古城延安的新市场沟口，这里是延安时期的新建商业街，属于城乡结合地带，号称是延安时期的“王府井”。三四岁时我随母亲和哥哥回到关中老家，陕西大荔县安仁镇下鲁坡村。天气晴明时，站在我家老屋后院那棵老枣树下，望得见南边的华山和东边的黄河水。蒙童时期，回到这个黄河畔上的古老村子，我的根脉之所，用儿童那一双好奇的眼光和心灵开始阅读这父亲、祖父和曾祖父以至元末以来的八辈祖宗繁衍生息之“忽家巷”，用一个生性调皮好动的男孩的敬畏之心，感知故乡新鲜而神秘的一切，留下许多生动记忆和对于传统农村与农民最初的深刻印象……这无疑成为我童年的宝贵经验。

　　三四年的光阴里，不自觉地亲近故乡农村生活的经历，是我最重要的人生启蒙教育课程，不确定的启蒙老师是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是身边各种各样的人们，以后返回陕北延安之后，故乡的记忆一直挥之不去。十多年之后，在知青下乡澎湃浪潮中，当我在延安一个并不偏远的名叫川口的村庄插队落户时，并没有感到丝毫的陌生困顿，仿佛是又回到了魂牵梦绕的老家。我整天像一个真正的农民埋头劳作，第一年每天工分就挣到了满10分。翻地拿粪，锄草掌镰，完全是一个称职的农民，得到了村民的认可。一年后我入党并被选举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从此我的人生发生一次意义深远的转折，最终导致我与农村农民和农业联结了牢不可破的感情纽带，更像是接通了生命脐带。

　　乡村大地与我成为了精神上的母与子。我像儿子关爱母亲一样，时刻关注着农民的悲欢冷暖、幸福与安康。在五六年时间里，我同川口村的农民兄弟一道摸爬滚打在一起，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感受了贫穷饥饿困扰也经历过收获与奉献的喜悦自豪。这段特殊的青春岁月，为我的人生涂上了浓重的金黄底色，也为我文学创作打下了较为深厚的生活基础。“羊肚子手巾呀三道道蓝，唉呀咱们见面面容易拉话话难!一个在那山上哟一个在沟，咱们拉不上个话儿招一招手。瞭得见那个村村哟瞭不见个人，唉呀泪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这首人们熟悉的《泪蛋蛋》，恰巧能够表达我的乡亲乡愁。如同陕北民歌的真挚纯美苍凉，陕北传统农民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成为我敬重与歌咏的最初的音符和基调。陕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民的“勤劳、质朴、诚实、坚定”形象，不仅成为我人生的楷模与处世信条，更是我认识判别“新人”，提炼把握文学作品中的新人物形象的某种原则与标识。

　　在此期间，我完成了大多收入小说集《土炕情话》中的一批短篇和几部中篇小说。以善于发现农村新人和塑造新人物典形的著名前辈作家王汶石先生读了这个集子，欣然作序推荐出版。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改革中新人涌现，我又撰写了人物特写、报告文学集《秦柏风骨》，魏钢焰老师作序给予鼓励并推荐出版。以后在延安工作的八年间，我写了中篇小说集《青春纪事》中的六部中篇，在较长时空中梳理呈现了自己头脑中铭刻着的乡土记忆和人物形象，其中难免也摄入了自己的经历和身影。这三本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作品，加上把农村拓展延伸到城镇的长篇小说《雪祭》的完成，构成了自己的早期乡土书写。

　　以后我离开陕西，先后行走华北、华东、华南和东北大地，视野大为拓展，思考也在深入。祖国广阔的原野上，我几十年漫步感悟体察，审视思索，无论走到哪里，走出多远，心中总是装着渭北高原的下鲁坡村和陕北黄土高原的川口村。只不过经历时间的沉淀与更深刻冷静的理性思考后，它们被置于更加广阔的大背景和坐标系中加以考量，就更加具备了文学书写的价值和召唤创作灵感的意义。

　　当下，我们的国家步入了新的时代。以往小鸟枝头轻歌漫舞的鸣唱，己经无法适应大时代一系列新的变革和伟大斗争的时代要求。人们渴望感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企盼全景式气势恢弘的大气之作。动员起千百万人投身其中的大规模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伟大战役，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 “农村”朝着 “现代乡村”的急剧演变。显而易见，仅仅固定承载农耕文明的农村，开始嬗变为人员快速流动，文化碰撞交融，城乡概念叠加和机会与利益冲突错综交织的新的空间地域。这是40年改革开放与全球化浪潮冲击的产物，是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现代文明交汇融合的必然结果。从本质的深刻性而言，这比此前任何一次农村变革都要深刻而更具质变乃至颠覆意义。在此其间，旧有的一切经受着淘汰衰落的选择，而新事物和新人在成长之中。

　　面对如此巨大深刻的社会变迁，作为时代歌手的作家不应该抱残守缺视而不见。与此同时，人们的注意力由聚焦城市再度转移到了对村镇的审视眷顾。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声号角，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在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下，新的乡村变革浪潮挟带着春天的祥风吉雨从大地原野扑面而来。当人们还来不及冷静端详，你已经身处其中，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某一个角色。作为一名立志乡村的歌者，当我面对开始有些陌生的高山大地，感到了焦虑不安。夜深人静时苦苦思索，深感喜忧参半。面对衣衫不整，表情木讷而内心燃烧渴望改变命运之火的正在失去传统家园的农民和义无反顾地离开土地长年在城市楼宇间讨生活的农民工，面对不少古老村落的消亡衰败现实，面对物质富有起来后精神依然贫穷的广大人群，面对只有老人孩子留守的 “空壳村”的凄凉荒寒，面对城镇周遭一片片被屋宇街道蚕食后所剩无几的荒芜农田，面对那些只寻求利用乡土发财而无长远打算的冷漠自私的人，面对人在乡村而心仍留在都市的形形色色怀揣各种梦想的浮浅过客……我们的良知与公正的天平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和扣问。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某种希望，感悟“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苍凉之中不无希望又隐含挑战的同时，感到了迷雾将散的欣喜。在裂变之中，从传统农民中脱颖而出的与时代同步前进的自強不息者(包括土生土长的优秀村官)，有文化、有理想抱负的生气勃勃的知识青年群体 (包括大学生村官和驻村第一书记)，还有远行归来的企业家乡贤和各级下派的扶贫干部，这些不同经历和阅历、不同年龄和身份的人们，构成当下乡村新人的主体。这些关注乡村，立志投身乡村建设、着力推动乡村良性成长的人们，从整体上看，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代表着成长的力量。他们汇集构成了当下乡村复兴的最活跃最具积极影响力的能量，承担振兴重任。尽管他们每天都会遇到大量难题而感到焦虑、迷茫和困惑，甚至有人反悔退缩，但是乡村复兴的主体力量毕竟已经形成。

　　处在这样的兴衰博弈、冷热交汇之中，有良知的作家很难无动于衷。在行走乡村的日子里，突然有一天，我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也感到当下乡村现状，使得从前像儿子熟悉母亲一样的我，感到了陌生与某种尴尬。是的，你从前熟悉的农村和农民开始变得陌生起来，你突然发现祖祖辈辈依靠种地过日子的农民，他们对于土地和土地上劳作的态度变了，变得冷漠，消极而不可思议。他们的变化不仅仅是衣着与外表，更是内心和精神层面的。你开始惊异于自己同他们之间有了一层看不见摸不着的透明隔膜，一种就像长大后的儿子与父亲之间那种无法沟通的深深的 “代沟”的存在。不光是语言无法沟通，更发现你从他们的眼神里，再也看不到当年那种精神标识，而代之以某种捉摸不定的价值取向和彷徨不安。这是40年间城乡“二元结构”失衡之后的乡村与人群的现状，可谓是蕴含希望又充满挑战。如同秋冬时期的荷塘，文学的藕根正在期待中成长。

　　拙作《乡村第一书记》，就在这样的气候环境中酝酿形成。白朗、刘秦岭及周围的人们乃至广大村民群众，就像塘底大大小小的莲藕，开始带着全新的希望，吸收大地的营养，成长并丰满鲜活起来。这就引发一个问题：什么是新人?当下乡村中谁能代表新人?就像春天到来时，无论风雨寒热，总会有种籽萌发出土。前进中的乡村生活里，新生的事物层出不穷。那些积极地投入，奋力推动新事物成长，努力克己奉献的人们，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新人。新人中有大量年轻人，但新人不一定都是年轻人。《乡村第一书记》中的两任老支书，90岁老支书与60多岁的前任支书姜建国，他们虽然识字不多，甚至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但是作为农村老党员干部，他们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牢固的，为群众谋利益成为他们基本思维定势。因此，他们的价值趋向决定他们总喜欢为新事物鼓掌开道。接受并催生保护新生事物，成为他们的天性本能。

　　当然乡村的裂变正在无穷期地进行，我们的认识和书写难免浮浅、远远不够精确，更不够精彩。历史视野下的乡村书写未有穷期。我们的脚力、视力、脑力和笔力仍在经受挑战考验。时代要求和我们的前辈作家树立起来的文学标杆，就像一座座高峰，召唤我的奋力登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