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文学的时代感与现实性

赵依：

　　中国古代就有战争文学，《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构成了春秋时代的重要特征。《左传》《战国策》的战争描写以事为主，战争形态真实详尽，记事中也夹杂一些人物随战事而流走的情形。其后的战争文学在集锦式的描写基础上将单独的将士作为主要表现对象，通过典型的战争事件来突显将帅、英雄的风采与作用。而再往后的《三国演义》《杨家府演义》等作品则在浓墨重彩的战争画卷里凸显人物的智谋、胆略和风采。

　　相比之下，西方古代的军事文学作品则表现出了强烈的尚武好战精神。充满诗情画意的《荷马史诗》同时饱含对战争的无节制的纯粹的直观审美，《伊利亚特》中也有力与美的平衡，想象、比喻、夸张、移情等艺术方式的运用过度强调了英雄的强悍与残忍，这与东方文学对仁厚德性的尊崇有很大差异。

　　进入新时代，军旅文学创作格外强调时代感和现实性，在对历史和现实的重新审视中构建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客观而生动地记录中国的发展历程和我军现代化建设步伐。一代代军旅作家的接续探索，为“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创作提供了雄厚强劲而又切近的参照。这些珍贵的活的传统需要得到很好的传承，也需要在新时代有所超越。新时代的军旅作家置身强军兴军的现场，以文学的方式深入体察与思考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职业理想与人生追求，张扬军人最为闪光的精神品质，也展现出强军文化的强大感召力。不同类别的军旅题材文学创作各具特色，创作观念不断更新，题材内容不断拓展，思想底蕴不断丰富，共同昭示出现实题材军旅文学创作强大的时代概括力和生活穿透力。

季亚娅：

　　说到文学的时代感和现实性，我想前辈军旅作家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当下文学界很热衷于重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确，那是社会转型的时代，也是优秀文学作品涌流的时期。以1982年第6期的《十月》杂志为例，这一期的头条是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次条是张承志的《黑骏马》，这是文学史绕不开的一期。

　　我们并不知道期待中的文学的黄金时刻何时出现，但庆幸还能从不断回望历史的过程中，指认出曾抵达过的文学和精神的高度。李存葆在《高山下的花环》中选择了直面问题与矛盾。作者也借赵蒙生之口说：“当前读者对军事题材的作品不甚感兴趣。我看其原因是某些描写战争的作品却没有战争的真情实感，把本来极其尖锐的矛盾冲突磨平，从而失去了震撼读者心灵的艺术力量。”

　　《高山下的花环》是典型的时代文本，它所蕴含的时代情绪和提出的时代之问，对应着1980年代初期文学的集体思索，也揭示了时代的某种症候。相比传统的战争文本、革命历史小说或者抗战题材小说，《高山下的花环》的叙事难度在于，它所描绘的“敌人”面貌是模糊不清的，“躲在碉堡里的敌人”概念而抽象，因而无法在民族危亡与同仇敌忾上凝聚读者的泪点。相反，《高山下的花环》的泪点在战后，在军营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之中。

　　当我们受惠和习惯了在前辈军旅作家所打开的精神穹顶下写作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前辈作家开疆拓土所构筑的叙事空间里，多少人仍在此处踟蹰不前……我们此刻所置身的伟大时代，呼唤与之相匹配的伟大作品。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上，军旅文学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董夏青青：

　　我心目中的军旅文学有三点特质，第一点是史诗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用辉煌的雄辩文风记述了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时期的历史;《静静的顿河》作者肖洛霍夫耐心地用文字唱诵一个民族在血与火中至深的痛楚。这两部作品深入涉及了人类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而潜藏在文字背后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像一束穿透暗夜的光，照亮遭遇厄运的人们。这两位作家所指认的军旅文学的“史诗性”，应当是为所有这些生命担起诚实表述的责任。

　　军旅文学的第二点特质是英雄性。文学创作都是在创造真实的幻觉，文字和作者对英雄的向往是真实的，英雄就是真实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英雄，有曹植《白马篇》中那个武艺超群、捐躯赴难的边塞游侠儿形象，有孙犁《荷花淀》等多部作品中所描写的冀中平原上英勇抗战的人民群像，还有《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司马迁塑造的西楚霸王项羽的形象，重新定义了“英雄”。

　　军旅文学的第三点特质是对文明的观照性。战争和戍边的军队生活给了不同文明之间相互打量、彼此观照的机会。千百年来，对一个民族聚居区、一种文明所在地的各种“讲述”重叠、混杂在一起，那些看似简单的事件、人物也闪烁着复杂性的光辉。每个时代都必须有人讲述这种特殊的生活，作家要谨慎而精心地选择讲述故事的口吻，构建所属文明的姿态与立场，使用清晰、诚恳、有意义的语言，力求给出生动有力的表述。

　　很多军旅文学作品对“介入现实”“改变观念”有着强烈诉求，也许战争的极限情境逼人思考。像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用极简的文字逼近战争的酷虐，作者的立场既是“隐藏的”，也是“显现的”，表达了作者哲学层面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在抵御虚无时所做的“存在”层面的努力。尽管人类的矛盾与冲突总是极端化的，但军旅文学永远不是直奔极端而去，对极端的修改才是真正的艺术。

王凯：

　　我初学写作时，真不知道该写点什么。如今我多少知道了一些。比如我知道，生活的丰富和复杂决定了文学的丰富和复杂，每个作者都面临着巨大的现实。只不过作为军人，我们身处在一种相对特殊的生活环境中罢了。这种特殊性类似穿在身上的军装，它让你精神抖擞的同时也会让你小心翼翼。即使你换上了休闲的便装，这种感觉也依然如影随形。军旅生活的烙印比我想象的更深刻，军人生活也比我想象的更难写。因为军人生活的丰富与复杂，并不等同于军人职业的艰险与挑战。相反，我们的生活往往被平淡和单调所掩盖，仿佛迷彩伪装下的血肉之躯。除非你是或者曾是他们中的一员，你才可能听到那奔涌的热血和如鼓的心跳声。

　　我总觉得，这是特别需要我们去探索的那一片军旅文学的领地。作为军旅作家，要想做到为官兵抒怀，为强军服务，不努力穿越荒漠，就无法抵达故事的丛林。

李潇潇：

　　军旅文学如果只写鸡零狗碎的批判和小敲小打的抱怨，也许就不是什么胆量和勇气的问题，而是缺乏智慧。

　　现实题材军旅文学创作确实面对着更为严厉的追问。可如果它仅仅是穿着军装的人的烟火故事，如果当代士兵仍旧要扮演成挥舞大刀的武林高手，这个时代数百万人的卓越协作，将被无意义的碎片湮没。我们必须正视那些无尽的寂寞、漫长的航行、烈日严霜、草行露宿;那些比情侣更悸动人心的同袍之谊，那些融化自我而合力铸造的人类奇观;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那些仍旧无法永别的武器……否则，在未来某个硝烟下的真实里，军旅文学的尊严将无处安放。顽皮的个人主义或许可以在市场的“自由”中肆意嬉戏，按快感原则野蛮生长，但军旅文学创作必须建构起让人敬畏和信任的精神质素，才能给人更深沉内在的感动。

　　军旅文学创作理应保持一种肃穆的美学追求。这种肃穆兴许带着些诡谲哀伤和惶惶不安，但重要的是屹立的状态和光明的泽润。这是军旅题材的天命。总有作家要当仁不让，让那深植于战争与和平里的本属于人类的伟大和高贵，仍能留存痕迹。优秀的军旅题材创作，或许还应该能让女读者爱上军人。在某些独特的时间和场域里，生出一股“不合时宜”却如此纯正的浪漫主义。

西元：

　　在我看来，战争小说肯定不仅仅是在写历史，它的存在价值在于与当下人们的精神生活形成一种对话关系。战争小说直面问题，也触动着读者，让人们深思，让人们感受到精神的力量，并且得到启示和升华。

　　首先，战争小说叩问着一个民族的性格是否健全。战争小说对民族性格的叩问其实基于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有更多的现实考量和历史教训在其中。能够在决定命运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民族一定是有某种深沉有力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不浮躁、不气馁、不妥协，而且有血性、有韧性。仔细观察那些经历过战火硝烟的老兵，他们并不都是高大全式的人物，也有各自的缺陷和问题。但他们抱成一团，形成了惊人的战斗力，并最终夺取了胜利。他们的内心有一线火光，无比珍贵，我期待今人也能体会到那种力量。

　　其次，战争小说叩问着一个国家的肌体是否强健。在某种程度上说，战争是一个国家肌体是否健康的试金石。如果一个国家国力衰弱，民众离心离德，那么，具体到每个士兵，他们都不会真心诚意地去打仗，更不会有视死如归的决心。这一点，古今中外鲜有例外。

　　第三，战争小说叩问着一个民族是否有抵抗虚无、争取新生的勇气。战争意味着要有人去牺牲，面对死亡，军人能领悟到什么呢?这是战争小说需要反复去追问的问题。直面死亡意味着直面生命的虚无。虚无是一个巨大的深渊，想走出来不容易。需要从血水里、从爆炸里、从硝烟里走一遭才知道从虚无之中得到一点意义的艰难。但是，只要还有意义，就会有新生，一个民族就有希望。这是战争小说给予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财富。

许诺：

　　进入新时代，军旅诗歌的写实能力和传播的有效性问题变得越发重要。一段时间以来，受到地方诗歌思潮的影响，军旅诗歌也陷入了“向内坍缩”的怪圈，在写作和阅读层面也存在“边缘化”“圈子化”的现象。回望来路，强大的现实表现力、艺术感染力和精神感召力构成了军旅诗歌的优良传统，其内在生命力来自于火热的军旅生活，来自于青春本身，来自于对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的终极哲思。

　　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中，军旅生活、军人形象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等都出现了新的变化，现实经验的快速变化令人目不暇接。伟大时代呼唤伟大诗歌，文学的焦虑和现实的焦灼同时考验着军旅诗人的敏感与定力。创作主体对于生活的新变和时代的新潮，要进行持续跟踪与及时刻录;对诗歌语言、形式、技巧要勇于进行开放性的探索;与此同时，更要有坚守“不变”的定力。军旅诗人在将触角不断延伸至更为广阔的现实空间、捕捉具有新意的现实图景的同时，仍须牢筑军旅诗歌的审美内核与精神实质，那些恒常、不变的生活与精神质素始终是需要深入挖掘的文学富矿;只有充分平衡内化的精神探索与外向的历史责任——即“精神向度”和“公众关怀”——才能更加有力地概括、描摹时代主潮与军旅现实。

邵部：

　　英雄实则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表意形式，是一个向时代敞开的意义空间，反映出不同思想观念和知识话语的此消彼长。而军旅题材文学的重要性正在于向我们提供关于英雄形象永不枯竭的想象。

　　小说虽然是虚构的艺术，但虚构之中却可见出作者对于“真”和“史”的严肃态度。当我们去回溯民族的战争历史时，我们会发现，那些被遗忘的民族英雄就在历史的尘埃里熠熠生辉，令人肃然起敬。“寻找”可以被视为军旅题材创作的一种象征。在这个文学天地里，作家寻找英雄，同时也是在寻找一种超越现实的高贵灵魂和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