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女性写作的现状与局限

　　近年来，女性写作呈井喷之势，很多作家不约而同地来表现这一主题。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最近有数十部这样的作品。作家从女性角度出发，以细腻的情感和笔墨描述女性私密的世界，深刻演绎女性的生活和命运，在书写主题上，将女性主义奉为圭臬，但是一大批文本蜂拥过后，女性依然面临着一系列困境。除了主题表达的无力，在技法层面也值得反思。这些女性主题的文本书写同质化明显，人物形象脸谱化、性格极端化、生活悲情化、情节雷同化，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比阅读，就会发现很多极其相似的东西，比如他们往往具有不幸的童年，贫穷或者家庭残缺，缺少完整的教育;成年后为事业走捷径，将身体作为事业的跳板和筹码，也有一开始坚守自己的底线，但是最终抵挡不住世界的诱惑，最后堕落更为彻底;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一方，婚姻更是极其失败。阅读不同的文本，不仔细辨认，还以为是在阅读同一部小说，这是经验匮乏的表征，是对时代把握的无力。

　　付秀莹的《他乡》是一部关于女性成长主题的小说，小说书写了翟小梨从跳出农村到上广播学院求学、屡次更换工作，再到北京读研究生，最后成长为知名作家的成长经历，同时也书写了她的几段感情经历和她的婚姻家庭生活所面临的种种烦恼。小说带着很强的问题意识，将一个又一个现实问题抛了出来，通过家庭伦理与婚姻关系的描摹，书写城乡之间的差距、矛盾，进一步揭示人性的至昏至暗。

　　阴冷、灰暗、凄苦是小说的基调。小说着墨最多的是小梨自己的婚姻经历，回顾她十多年的婚姻生活成为小说主要的故事情节。在中国，婚姻是被很多外在因素主导的，如父母乃至整个家族，干涉与反对是常态。还有生存的压力，物质基础是婚姻重要的保障，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在《他乡》中，从上一代人开始，婚姻都是出了问题的，虽然在对子女冷漠的态度上保持了一致，但是幼通的经验直接揭示了，父母之间没有爱情，而且，他们的婚姻观直接影响了子女的婚姻，幼宜对婚姻的恐惧与排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己不想成为母亲那样的人。到了幼通和小梨这里，婚姻也有着很多外部缘由，譬如未婚先孕，为了一纸户口，即便与幼通一开始为了爱情的婚姻到最后也不理想，幼通和小梨因为工作的不顺开始矛盾重重。虽然最后兜兜转转两个人没有离婚，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孩子、为了完整的家庭，而非爱情了。付秀莹用女性的细腻文笔，将一位被婚姻家庭生活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女性呈现出来。女性面临的所有困惑几乎她都赶上了，未婚先孕、引产、婆媳不和、丈夫不上进、家庭破裂，为了事业上的成功或者说心灵的慰藉，走上了感情的歧途。生活的困顿让她常常以泪洗面，小说充满着愁绪，像是一位饱受婚姻家庭生活摧残的怨妇的回忆录。在她的婚姻中，没有丝毫的幸福可言。一开始似乎是冲破家庭的牢笼，愿意为了爱情奋不顾身，最终却主动提出离婚。在后来又经历了几段感情，但是都无疾而终，因为其中掺杂着不同的功利目的。

　　作者在文中直接提出了中国人特殊的伦理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是不清晰的，特别是亲人之间，正是这种包含着社会问题、伦理问题、人性问题的特殊伦理关系左右着婚姻。小梨的不幸婚姻正是一系列外部因素导致的，她所遭遇的是一个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家庭，家庭伦理在这里拐了弯，公婆不愿带孩子，不愿意资助子女购买住房，总之是不愿意为孩子提供一切优质的生存条件。父母如此的态度，似乎与儿子为了爱情冲进婚姻有关。《他乡》与之前小说相比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一种悲观低沉的笔调笼罩全篇，失败的婚姻是小说的主线，小说书写的不是个体的困境，而是整个群体的困境，是一群婚姻失败者。章幼宜因为家庭的关系，造就了她的性格，婚姻不幸，孤独终老，幼宜的婚姻是最典型的受父母干预而导致的悲剧，章幼通从小受尽家庭的冷落，中年时家庭的压力和事业的不顺让他颓废消沉，翟小梨带着乡村人的淳朴渴望收获一份简单的幸福却不得。其他的还有，小梨的女邻居产后抑郁，二姐的儿子旭旭结婚后也是被生活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搅进婚姻家庭的泥沼，老管的第一段婚姻不是出自自愿，就连幼通的表哥，也几乎在突然之间离了婚。通过一段段失败的婚姻，小说反映了中国特殊的人伦关系，书写了时代进程中人所面临的诱惑与困惑，也涉及到城乡差异和人性的复杂。

　　周瑄璞的近作《日近长安远》也是一部聚焦女性主题、书写女性命运的作品。小说通过两位女性从农村走向城市寻求事业发展的书写，来展现时代的进程、改革的阵痛，特别凸显从农村到城市寻梦这一主题。小说中两位女性在城市立足的资本都是自己的身体，虽然都是透支自己的身体，但是在大众的道德天平那里，基本都会站在甄宝珠的一边，因为她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幸福生活，而对罗锦衣则会不屑甚至抨击，因为她采取的是出卖自己身体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但随着故事的发展，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的褒贬色彩渐渐淡去。因为从两个女人的身上感受到了一样的性别不公正。其实，她们两人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她们虽然进城了，但她们并没有感受到城市带来的幸福。其次，她们都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甄宝珠没日没夜地干活，为的是抓住机会多挣几个钱，她的身体也在长时间的超负荷劳动下迅速地衰老。而罗锦衣为了成功几乎付出了所有，爱情、婚姻、身体，甚至是后代。

　　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所走过的人生历程来反映现代化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她们的人生既是自我的独奏，也是紧追着时代节拍而实现的合奏，同时也反映了女性所面临的共同境遇。现代化的发展给罗锦衣和甄宝珠这类普通的农村女子带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是光有这些机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这些机会里还没有包含女人的幸福，只有拼命付出，却无法收获幸福，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她们的成长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不仅仅是改革的阵痛，而是一种代价。女性成长作为一个问题被再次提了出来。女性依靠什么在社会上立足，抑或说走向成功?社会究竟有没有提供一个男女真正平等的平台或者说机会。两位主人公都没有泯灭人性，相反有很多闪光点，罗锦衣愿意帮助一个门卫，愿意帮助乡里乡亲完成一个个目标。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了成功却付出了所有。到最后，罗锦衣因为一件小事与秘书大动干戈，这其实是一种懊恼，对自己所付出的并不甘心，尤其是随着年纪的增大，逝去青春的不可追回，这种懊悔心理就更加明显。而甄宝珠则拼命消耗自己的身体，最终丈夫积劳成疾去世，她也不得不再次返乡。

　　小说主要书写了女性如何在城市立足这一命题，如果说最开始是利用身体为了生存，那么到最后就成为一种惯常了，这是都市带给女性的诱惑，现代化带给人们的欲望冲击，这在罗锦衣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城市寻梦这一主题下，作家将当代女性面临的一系列困境表达出来。作者笔下描绘的形象具有普遍性，成千上万的农村女子奔向城市，她们没有太多的人脉，没有过硬的背景，绝大多数只能像小说中的人物那样透支自己的身体。女性职场打拼和事业追求通常需要付出更多，很多时候女性身体成为了筹码，外部的艰辛已然这样，回到家庭还要遭受更多的辛酸。而幸福在她们那里，似乎很难得。《日近长安远》的书写几乎是近期同类型写作的范本，作为一部独立的作品，似乎有些深意，但将一批文本放在一起阅读的话，反而会读出一种苍白和无力，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深思了。

　　姚鄂梅的《衣物语》也是如此，小说写到，威廉离开之后，晏秋几近崩溃，试图联系好友春曦，也未能从她那里获得安慰。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要生存就得努力工作，她一再小心地努力工作，企图保住饭碗，却因学历户籍等原因被迫更换工作岗位，最后又因工作事故而被开除，不得不做家政、打零工。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说遭受到各种无理对待，忍受了各种屈辱，特别是小说中关于照顾老人时遇到的各种要求，更是将这种艰辛表现到极致。总之，这一形象深度演绎了单亲妈妈的辛酸生存史。关于女性的生存隐忍与艰辛,小说有不少细节描写，譬如晏秋为了经营婚姻，甚至不愿意在丈夫面前吃得更多，可即便是如此小心地经营，到最后丈夫威廉却以特别的方式选择离开。虽然最后她又遇到了另一半曹开心，但是新的婚姻也并不完满，且不说丈夫生理缺陷不能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仅从丈夫曹开心对孩子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仍然没有走出丧子的苦痛，而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补偿，甚至可以说这是晏秋为了孩子和生存而选择的婚姻。《衣物语》整体上还是在演绎女性的悲剧命运。

　　再来看看其他作家的相关书写。虹影的《罗马》书写了一名女性童年与成年两条线的叙事，勾勒出了她昏暗的童年，因为童年的遭遇，恐怖感一直弥漫在她的生活中，特别是不少梦境书写对此表现得更深入，小说还是秉持女性关怀的主题。张欣的《千万与春住》也是关于女性命运的书写，塑造了滕纳蜜这一形象，她精于各种算计，却将生活导演得十分糟糕，最后只能在忏悔中度过余生。庆山的《夏摩山谷》书写三位女性的爱情经历以及对生活的逃亡。盛可以的《女工家记》聚焦保姆这一女性群体，通过她们的经历来书写女性的命运。糖匪的《无名盛宴》表达女性性别就是“命运深渊”的主题。池莉的《大树小虫》透过不能自主掌握生育权这一现象，对女性的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薛燕平的《宽街》也是讲述“生不出男孩儿”的女性悲惨命运。君婷的《某女朝阳》关注的是女性成长，书写女性在职场的生存，通过再现她们从求学到工作、再到人生的种种困境，书写了女北漂族的生存经历。六六、九枚玉的《少年派》讲述了在高考和离婚双重倒计时的重压之下，考生母亲的尴尬遭遇。须一瓜的《五月与阿德》依旧关注女性，书写了女孩五月凄苦的一生。林棹的《流溪》讲述了小城女性张枣儿的成长史，她努力寻找心灵的慰藉，却遭遇一片狼藉的生活。郭楠的《花团锦簇》也涉及了一系列女性的悲剧命运。

　　在这些作品中，女性书写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首先，作家笔下的女性仍是极度依附的。其次，作家笔下的社会似乎没有为女性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再次，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容易极端化。特别是，近期有关女性主题的书写似乎在进行一场场痛苦比赛，作家们在笔下较劲，比谁描写的人物更惨，通过“比惨”，他们都在努力谱写一曲女性命运的哀歌。将女性的社会境遇作为一个问题摆出来，引起警觉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一味比惨，能够进一步触动人心吗?能够建立起女性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吗?会不会适得其反，混肴视听，成为反面鸡汤文，麻醉读者甚至女性本身?社会不公、职场不易、婚姻不幸、堕落沉沦、性别深渊……这就是女性面临的现状?对女性命运的哀歌化书写，会不会引起女性的警觉甚至扭转她们的命运?

　　近几年来，长篇小说书写对女性的关注达到一个新的程度，大量的作品以女性为中心人物，以思考女性命运为主题。塑造了诸多鲜活的女性形象，同时也难免陷入千人一面的脸谱化书写境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2019年是茅盾文学奖颁奖年，5位获奖者都是男性;再往上推两届，三届作家共15人，均为男性。一方面是女性作家创作十分高产，另一方面则是这些作品似乎并没有质的突破，局限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呢喃自语，仅从主题来看，大多围绕女性自身命运进行书写，特别是女性命运的悲凉表达，这种重复单调的书写需要反思。特别是在这么多的书写之后，女性现状似乎没有多大改观，她们依旧扮演着旧有的角色。正如《衣物语》的结尾，晏秋依然漂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道下一步该迈向何方，“这以后，她该怎么办呢?”女性主义和女性写作轰轰烈烈，而女性还是作为一个问题摆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