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派批评”要“提纯”显露直通现实的精神气象

    “靠几个有影响力的批评家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品牌，如果‘闽派批评’是这样定义的，历史几浪过去以后，‘闽派’必定消失。”近日，在“2019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的研讨活动中，福建省三明市文联主席黄莱笙从自己的这种担忧出发，希望“闽派批评”能够突出自身的特色。时代语境变化是担忧生成的一个原因，福建省文学院副院长曾念长在《“闽派批评”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潮》一文中指出，今天所说的闽派批评更多以20世纪80年代的特定背景为依据。评论家张陵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的主流是批判现实、反思“文革”，当时受西方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评论思路还比较对路，但随着新时代到来，文学批评在认识社会现实，体现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思想的方面就显得有些薄弱了。围绕“闽派批评”品牌的建设，在学术活动周的讨论与思考中，福建的专家学者关注传统中的“闽派批评”是什么，以及未来的“闽派批评”该怎么做，很多人达成了共识：要建立理论特色鲜明的“闽派批评”，甚至能够让人一看就知道是“闽派批评”。

      闽史、闽地、闽人、闽事这些文化要素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存在于“闽派”的评论中，但这样一种定义方式不能匹配“闽派批评”的宏观视野和批评意识，这种视野需要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而地域特征联合体的理论说服力并不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余岱宗认为，“闽派批评”不断强化地域特征的同时，要不断脱离地域特征，将批评纳入一个可跨地域交流的圈子里，追求一种捕捉问题的准确度和有效度。这要求评论者思考的范围、借助的学科理论资源的范围越大越好，用类似大数据的方式来精准锁定具体的批评对象及其具体特征，找到相适的理论并且进行转化。这样的理论方法对福建以内、以外的某个局部问题思考的深度及其可相互比较的特性才有说服力。余岱宗把这种方法比喻为“研究福建的一个村庄，先要了解1500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庄”，否则批评意识会陷入“孤岛意识”，会变成为研究某个地方，而研究某个地方，其可信度和说服力都是不强的。另一方面，评论者也不用太担心地域性的问题，因为评论者的背景、身体与大脑不会脱离地域，评论者会始终关注着内在的地域精神。三明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卢辉认为，“闽派批评”之所以需要建立起特色，是因为如今许多评论被淹没在同质化的批评中。评论者要敢于在文章中做出理性判断，敢于把自己的精神显露出来。他说：“我们的批评文本缺乏批评现场，没有还原文本的场景。那些大量引经据典、使用技术含量很高的批评用语、说套话俗话的批评文章缺少理性的判断，反而造成了大量的‘遮蔽‘。‘闽派批评’要显露出直通现实的气场和精神气象。 ”

      评论家王炳根谈道，当下“闽派批评”对港台文学以及网络文学的研究还不够。王炳根提到的这两个方面无疑是“闽派批评”应该着力的方向，也关乎突破当前形成的格局。泉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郭培明认为，当下“闽派批评”中有不少关于港台文学的评论以及文学史研究，但集中在分析和研究资料的层面，缺乏一种对资源的主动调动、互补、互动以及相互提升，有关港台作家的大量资源还没有运用起来，他说道：“仅就泉州来说，港台作家余光中、陈映真、潘耀明、施叔青三姐妹等都是泉州籍的。我们要去联系、沟通、研究、辨别，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我们不能主动放弃这些资源。福建具备向海外延伸文化平台的资源，可以借船出海，最终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目标。”面对文学与影视的交叉、网络文学广阔的影响范围，《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苗健青认为，“闽派批评”目前的区隔性比较明显，过于局限在当代文学、当代文学批评家的批评，没有把视野扩展到其它艺术门类的批评、新的文学的批评。就文学而言，有一些明显的区隔需要打通，如传统的雅文学和俗文学概念的区隔、纸质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区隔、圈子内外的区隔、学术性批评和文学性批评的区隔。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戴冠青认为， 20世纪是西方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出现了很多流派，在21世纪应该建构起中国的文学理论。对一些新的体系或者新的理论观点，不应求全责备，应鼓励其原创性。她谈道，中国古代文论的“滋味学”和西方的象征主义诗学，中国的诗话、古代小说评论的方法和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法是可以互鉴的。如果能够深入挖掘中国的传统文艺理论，是可以建立起理论的新的逻辑起点的，也是可以产生和新时代接轨、和当代文学创作实际接轨的逻辑体系的。黄莱笙认为，对于“闽派批评”要“提纯”，要注重这个品牌标志性的内涵和精气神。此外还要有制度化的设计，如注重学术性、成果性的交流，而不能满足于讨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议题。他主张把“闽派批评”中有特色的成就推广出去、打响它们，使之在全国范围各文艺门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诗人蔡其矫提出“大时空、大心境、大技巧”的创作主张，“三明诗群”“闽东诗群”践行了这个创作原则，经过几代人的总结，目前至少有400位诗人在实践该理论。

      朱熹在福建讲学形成的“闽学”、严羽的《沧浪诗话》 、高棅为唐诗分四期并提出“诗必盛唐论”、李贽的“童心说”等等成就，形成了“闽派”历史上的几座高峰，但如果深入探究，“闽派”传统仍有很大阐释空间。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常彬认为，福建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中原文化，是文化的活化石，所以应向历史的纵深开掘“闽派批评”。苗健青认为，关于“闽派”传统的基础性、传承性的工作做得还不够，他指出，现在有很多人研究“三坊七巷”相关的内容，但是较少有把近代闽籍学人的文学批评看作整体的研究，例如对“同光体”学人诗派的整体研究是很鲜见的。再比如有很多人研究理学，但是对理学批评的研究尚不多。如果能够全面地梳理从古到今“闽派”的谱系和学缘关系，或许会发现规律性和典型性的内容，以确立“闽派”的特质。专家也对现在人们所了解的“闽派”传统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鹿苗苗谈道，选本批评是古代文学批评发展的重要方式，宋代闽人黄升编选的《花庵词选》的选目严谨，在选取作品时注重呈现词学发展的脉络，也很注重闽人词的选录。特别是当两宋之交涌现大量爱国作品，多数选家因为受到“要眇宜修”的传统词学观念影响，编选词选的时候对豪迈、慷慨、悲凉的作品视而不见，黄升却重视了那些在今天看来是辛弃疾、刘克庄、张元干等人具有爱国情怀、民族气节的典型作品，这种包容的词学史观影响了后人评价闽籍词人主要风格的倾向和对词人流派的归类。充沛的责任感是“闽派批评”一以贯之的传统，戴冠青认为，如今理论文章的写法要有针对性，要让作家喜欢看且他们看完以后能够有启发、有反思。她说： “有的专家只关注名作家的文本，但是在当今社会有大量的作家在写作，如果不让那些不知名的作家知道自己可以努力和发展的方向，他们只会自生自灭。评论成长中的文本是很辛苦也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们不能不做，这是我们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