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册》是戏剧人想用一辈子撬开的宝箱

  陕西人艺的院长李宣第一次和导演宫晓东聊起小说《生命册》时，她问他：“这小说能不能改成话剧？”宫晓东回答：“难，但值得一试。”作家李佩甫写《生命册》用了5年，宫晓东和李宣的“值得一试”也用了5年。宫晓东感慨，《生命册》是李佩甫以50年的生命积累写成的“一生一本书”，在此之前，他没有遇到过同行剧作者有谁用一生写一部戏，他读到《生命册》，就像是戏剧人遇到了一辈子想撬开的宝箱。回望创作《生命册》的5年，他称之为“在文学的地基上，构建更有含金量的戏剧”。

  明天，陕西人艺“茅盾文学奖”系列第四部《生命册》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这部近5小时的话剧全景式地再现了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原大地上的芸芸众生，每一段小人物的人生有各自的独特、复杂和精彩，宫晓东希望观众能因为台上的人们而回想起遗忘的人生密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拥有怎样的人生？“我们来到剧场，是为了站在一起，共同回望来时的路，也共同遥望未来的方向。”

   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李宣回忆她第一次读完《生命册》，当时正是深夜，她从书房走到阳台上，看着无边夜色，忍不住朗诵起熟悉的诗句：“我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艾青的《我爱这土地》，这首1938年的诗和2015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生命册》形成隔着时空呼应的双声部——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几天后，第二次读完《生命册》的李宣把这本小说带给了她的“师傅”宫晓东，他们之间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段对话。在听到宫晓东回答“难，但值得一试”的那一刻，李宣下定了改编的决心。

  李宣此前并不认识李佩甫，她风风火火地赶去郑州，在河南省作协楼下拨通李佩甫的电话，不巧，他当时在台湾讲学，要几天后回。李宣在郑州等着对方回来，她生怕“一错过，李老师就把改编版权给了别人。”他们第一次见面时，李宣把陕西人艺改编的《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话剧剧照在李佩甫面前排开，同时表达了自己对《生命册》的强烈共情，她说自己虽然没有中原农村的生活经验，但是《生命册》写到的乡土家园的失落，个体在城市中的挣扎奋斗和迷惘失落，让她产生了文化的、身份的认同感，所以她迫切地渴望在舞台上分享这些。李宣承认，当时她在李佩甫面前是惶恐的：“我希望李老师能感受到我们主创团队的诚意，因为剧团没有能力提出高价的购买版权费用，我心里没底。”她至今感激李佩甫的厚道，他当时说了句：“不管合作成不成，我先请你们吃顿饭。”席间谈及改编版权费用，他只笑笑，用河南话说：“不要为难。”如今在上海谈起这些，她百感交集：“能想象吗，我们付给李老师的版权费，不够买上海一平方米的房子。”

  确定改编意向的这年冬天，李佩甫带着陕西人艺的主创团队走访了黄河边的七个村庄。凛冬的黄河两岸，天地苍茫，朔风萧瑟，他们走过皲裂的黄土地，李佩甫亲自教他们编席子，挨家挨户地访问村民，给他们讲中原农村房子为什么要这样造，这里的生活和土地牢牢地维系在一起，连呼吸里都有黄土的味道。这些从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生活的细节、生命的细节，后来都以写实的风格再现在话剧《生命册》中。

   嘴里尝不到土味，搞不了创作

  宫晓东一头白发，他和李佩甫、和《生命册》的主角“丢”是同辈人，主演“丢”的蔺凯是90后，他和剧团里的年轻人们称呼宫晓东“姥爷”。蔺凯说，“姥爷”身体不好，带着药来排练厅，他边吃药，边给他们说戏，可是当他跳上舞台，他的激昂劲头干翻全场的小伙子。宫晓东呵呵一笑：“排这个戏，就是我这个白发老头儿带一群孩子回首我们还没有走远的历史。”

  剧组屡赴河南农村体验生活，年轻演员最初连从井里打水都不会，轱辘转了半天，拉上来一看，桶是空的。这群城里孩子被“姥爷”逼着逐一学会了挑水、烧火、拉风箱、打冬枣、修河坝。他们没见过黄河边的黄泥塘，人在泥塘里扎个猛子，上岸后，用宫晓东的话说，“身上每个洞眼里都灌满黄沙”，用十盆水都洗不干净。宫晓东见蔺凯和一群年轻演员在塘边扭扭捏捏、犹犹豫豫，他抬脚把这些大小伙子给踹了下去。“你们躲什么呢？你们想想，父辈祖辈是从这样的烂泥塘里蹚过来的，这是祖辈走过的路，我们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他反复强调，不趴到泥泞的道路上，无法真正理解《生命册》，嘴里没有尝过泥土的味道，搞不了创作——“什么是不忘初心，先抓一把黄土放到嘴里咀嚼咀嚼。”

  《生命册》在剧本创作阶段遭遇疫情，主创们不能正常去剧团，于是在宫晓东的家里，剧作家李宝群老师完成了长达十万字的剧本第一稿。都知道一部话剧剧本应在三万字以内，都知道距离演出还需要太多努力，可那天主创们兴奋得互扮角色大声朗读，因为知道“艰难的第一步迈出去了”！身为总导演，宫晓东参与了对小说和剧本的几轮“裁剪”，他对每一个出场的角色有很深的感情，当他谈起剧中人，就像谈论牵动他襟怀的家人。他从主角“丢”的经历中看到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他们曾被乡土哺育，又在特殊的年代把自己当作种子一般从农村移植到城市，他们曾搭上时代的高速列车，成为改革中处在风口浪尖的人物，但也耗尽一生在寻找自我，寻找肉身和内心的双重归宿。他对主角的挚友“骆驼”有着复杂的情感，既认同又批判，这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冒险家，过河的勇气是时代需要的，但“摸着石头”意味着没有正轨，没有法度，他对演员说：“你要演一个英雄，也要演一个恶棍。他既是勤恳的老黄牛，也是残忍的狼。”他难忘外号“八步断肠散”的小人物，这个诨名是耗子药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和这个角色的命运，他感怀小人物不死不休的顽强生命力。他对年轻演员推心置腹：“没有非黑即白的好人和坏人，你们要演出形形色色、各抒己见的人，你们是有冲突的人，是感受着心脏在胸腔里跳动的人，这才是活着，是人生，是《生命册》。”他从《生命册》里看到的不仅是河南的故事，中原的故事，他认为，李佩甫写下的这群人的故事是共和国半个世纪的缩影，这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也是造就了“我们是我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