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新农：东西方文学中追寻主题比较
编者按语：
2021年1月8日，是易新农教授90寿诞。1月6日，易教授做客中山大学中文系“致敬荣休讲坛”，发表题为《东西方文学追寻主题比较》的演讲，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风采不逊当年。
易新农教授1932年1月8日出生于湖南湘乡，196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之后留校任教，迄今已逾60载。其学术专长为外国文学、比较文学。著有《外国文学（西方部分）》、《东方文学史》（合著）、《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合著）、《容庚传》、《叶启芳传》、《近代藏书家王礼培》等。
易教授此次演讲，探寻东西方文学追寻主题，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范畴，也是对以往学术成果的总结与延续。他希望使听众领略古代英雄史诗的悲壮色彩，感受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荒诞不经，体会东西方文学作品中不一样的表述手法，从而增加对文学的兴趣，甚至激发文学研究的热情。
现将《东西方文学追寻主题比较》演讲提纲刊发于此，以飨读者，并为易教授90华诞志贺。
追寻，人类文化中的重要底蕴，是人的一种精神需要。追寻精神是一种创造性力量，是推动社会生活发展、推动历史进步和人之上升的动力（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人之上升》）。人在现实中追求丰功伟绩的精神活动，包括科学实验、探险、文学艺术创作乃至宗教探索都来自追寻意识。
追寻，指人对理想、对某一神圣目的或崇高价值观的追寻。人们不畏人生征途的艰难险阻，一心朝着那神圣目的，那不可取代的价值观苦苦追寻，奋力进取。或跨越滔滔海洋远寻，或踏遍茫茫大地追求，或在心路上经历艰难曲折的历程，贯穿着对理想、神圣目的、崇高价值观的追寻。古希腊神庙中铭文“认识自我”，表达了人与生俱来的内在需求和至高无上的思考命题，即隐含着潜在的追寻意识。宇宙永恒，人生短暂，但人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怀着主观精神去寻求自我价值，在有限生命中实现有价值的现实人生。
《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又言：“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英国诗人雪莱：“哦，世界！哦，生命！哦，时间！”（《哀歌》）。艾略特：“所有时光皆为永恒之现在，所有时光亦弃我不可追。”（《焚毁的诺顿》之《四个四重奏》）。法国宗教改革家加尔文：“我看着自身不断的流走，没有一刻我不看着自己时时刻刻被吞没。”但他们都怀着强烈的自强不息精神去寻求人生的价值。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孔子周游列国，寻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唐玄奘孤身西行五万里，去印度取真经；达尔文乘“贝格尔”号远航，周游世界五年，收集生物标本，创立“进化论”学说。美国先民乘“五月花”号跨越大洋抵达北美，创立一个暂新的国家，这是集体的追寻。以上所述，处处显示了人与生俱来的强烈追寻精神。
人类追寻精神深刻地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人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从事创造性劳动。人们感到需要英雄人物，要创造丰功伟绩。但在客观世界中，这种创造性活动常常受客观条件限制而无法达到理想目的，何况生命有限，人自身又有其局限性，客观世界非自身所能左右，于是人类转向精神寻求，形成以追寻为主题的文学创作。古今中外，体现追寻主题的作品数不胜数，在此列举几部东西方名著略作述说。
上古时代，许多民族都有英雄史诗。这些史诗大都抒写英雄诞生、爱恋、历险、受难、死亡、复活，其追寻主题主要以追寻个人荣名为主调。追寻者多是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他们追寻征途的艰难险阻主要来自险恶的自然环境，或是敌对的妖魔之类。
目前已知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诗是古巴比伦《吉尔伽美什》（前16世纪—前10世纪，四千多年前已在苏美尔人中流传，至巴比伦王国时期用文字记录下来）。诗中主人公吉尔伽美什是一个非凡的英雄，他同挚友恩启都诛杀雪杉之妖芬巴比，铲除了为害人民的天牛；他拒绝轻薄女神伊什妲尔的诱惑，又历尽艰辛，长途跋涉去探求死和永生的奥秘，最后得到永生之草却被蛇偷吃。他的探寻虽未成功，但他那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具有强烈的激励作用。
古希腊荷马史诗（公元前9世纪—前8世纪）《伊利昂纪》、《奥德修纪》同样抒写了两史诗主人公阿戏留、奥德修建功立业的艰险征战历程。不论是阿戏留的勇猛参战，还是奥德修不屈不挠的海上历险，都是为了赢得生前死后名。《伊利昂纪》深情地赞叹人的生存如西风落叶与春风新绿相交替，生命短暂，战争无情，人不能与天地同存，人应当做的就是勇敢进取，使有限的人生焕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或者过和平生活而长寿，或者上战场赢得光荣则早死，阿戏留面临两种命运的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一种。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伊利昂纪》结尾至为感人：阿戏留和特洛伊老王本为宿敌，他们都痛哭彼此所遭惨事，一个痛哭儿子，一个哀悼亡父和亡友。阿戏留握着老王的手，把他扶起来，看着他灰白的头发，心中引起怜悯之情。此前，赫克托耳与妻子安德洛玛开凄楚别离一段同样深刻感人，《伊利昂纪》因此超出一般英雄史诗，显示出深刻的人情味，达到一种崇高的悲剧性的美，一种深刻的人性美。奥德修参加了长达十年的特洛伊战争，归途中在海上飘流十年，他克服重重险阻，决心舍弃仙女吕普索的爱恋，终于回到家乡，重登王位。
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为诗人维吉尔所作，抒写罗马祖先埃涅阿斯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特洛伊城破后，王子埃涅阿斯在神的指示下，率从人逃离故园，在海上飘流七年，又舍弃迦太基女王狄多的爱恋，到意大利重建邦国，亦是一部以追寻为主题的史诗。
这些史诗都侧重英雄的“历险”和强调个人荣名或现世功利追求。另一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同样叙写英雄人物罗摩诞生、爱恋、历险、受难、死亡、复活过程，但侧重抒写其“受难”的一生。他先是无辜地遭受流放之苦，由一个安享荣华的王子，一变而成为着树皮衣采野果为生的野人。接着父亲十车王遽然去世，父子生离竟成永别。后来妻子悉多被罗刹王罗波那劫去，长久地忍受夫妻分离之苦。在攻打楞伽城的战斗中，他又身负重伤，一度僵卧沙场，幸得神猴哈努曼采回仙草才被救活。最后依靠梵天法宝才得以战胜罗波那。史诗以罗摩升入天国结束。
《罗摩衍那》之所以侧重抒写罗摩“受难”的一生，与它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
荷马史诗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P22），从它们反映的社会生活看，古代氏族制度还很活跃，虽然史诗从流传到定型的过程中已渗进符合贵族口味的思想意识，但主要精神面貌仍呈现出人类童年时代的天真和乐观气氛。《罗摩衍那》也曾经长期口头流传，带有神话时代的历史痕迹，但它定型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左右，其主要思想意识与远古社会已有不同。“吠陀早期那种无忧无虑、喧闹快活的乐观主义正让位给悲观主义，意气消沉，听从摆布的时代，社会已经没有灵活变通、无拘无束的性质，而且愈来愈严格地按职能特权区分成不同阶层。”（《世界文明史》，【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著，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一卷P155）。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给文学以深刻影响。“吠陀文学，至少就它的早期来说，还具有乐观的精神，而梵语诗歌却充满了厌世情绪，这是由于在这个时候人们普遍接受了轮回学说。”（《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P522）。《罗摩衍那》自始至终反复强调尊奉达磨、躬行达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印度的精神文化观念中，“达磨”是行为最高准则，是社会责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达磨”的主要含义是法律、伦理道德，“法”作为国家社会的结构秩序，也是每个人所应遵守的行为准则，是区别崇高与卑劣、伟大与渺小、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英雄与魔鬼的标准。史诗侧重写罗摩的“受难”正是他维护达磨、躬行达磨的最好考验。罗摩“受难”愈深，尊行达磨就愈彻底，维护愈坚诀，就愈见其人格的光辉。他的“受难”正是带有这样一种殉道者的精神。正史诗产生的民族文化土壤有异，因而导致其主人公追寻的意向有别。
中国最早以追寻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应是屈原的《离骚》。此诗用他的理想、受难、激情以至整个生命铸成，表达了他推行美政的理想和坚定信念，同样是一曲充满追寻精神的颂歌。屈原以雷神为使者，凤凰驮其飞翔周游太空，上天下地寻求，向着理想的美与善追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满腔悲愤地表述了矢志不渝的精神和九死未悔态度。因反复追寻不成，理想失落，决心“从彭咸之所居”，用死来殉其“美政”理想。一般说来，中国文化属“政治—伦理型”，其主体内容和核心哲学都受制于政治。中国政治文化中“忠”的政治原则具有深远心理影响，屈原始终心系楚怀王，不忘楚国，真挚地表达了忠诚的思想观念，他的追寻带有鲜明的政治文化烙印。
从中世纪起，基督教作为一种全民信仰主宰了欧洲，垄断了整个欧洲的精神文化。欧洲人不再像古希腊人一样，迷醉于神人同乐之中，而是有了赎罪意识，追求来世与天国，探讨人的灵魂归宿。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人文主义思潮勃发，带来了人对理性的肯定和提倡，对人生真谛的探索与思考。基督教指引人追求天国，人文主义鼓励人追求现世生活，不过两者在强调人的心灵探索上似乎对立又统一。特别是宗教改革运动打碎了天主教的桎梏，人的个性获得肯定和解放。从中世纪起到现代，西方文学中追寻主题以追求真理、追寻人生真谛、追寻灵魂的归宿为主旨。追寻者是普通的人，英雄色彩淡薄了，他们在追寻征途上的阻力主要来自人间，来自社会，还来自自身。
但丁作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其诗作《神曲》通过幻游表达了追寻主题，即新旧交替的时代，个人和人类怎样克服自身的迷惘和错误，经过苦难和考验达到真理和至善的境地。《神曲》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文化色彩，它以基智教神学为最高指导思想，去寻找意大利政治上、道德上复兴之路，去寻找个人灵魂的归宿地。但同时，《神曲》已有人文主义思想萌芽，向天堂的追寻不需要通过天主教的指引，而是以象征哲学和理性的维吉尔为导师和引路人。诗中保罗和弗兰采斯加自述恋爱情景时，但丁深表同情并因而晕倒，表达了反对禁欲的人文主义思想。诗中并借奥德修斯之口发出“人不能像走兽一般活着，应当追求知识和美德”的呼声，标志着从中世纪神学禁锢下人的觉醒，反映了作为觉醒了人的追寻。
法国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以人文主义思想处理了追寻主题。作品通过卡冈都亚父子的生活经历，尽情地揭露和嘲笑了反动封建统治和黑暗的天主教会，以及它的意识形态——宗教迷信、经院哲学等，同时表达了作者反对掠夺战争，反对禁欲主义，渴望知识、追求知识的人文主义思想。又以庞大固埃在巴汝奇和约翰修士的陪同下，远渡重洋，寻找“神瓶”，表达了追寻主旨。他们漂洋过海，一路上阅尽人间罪恶，终于找到象征智慧源泉的神瓶，得到这样的启示：“喝呀！”据法国作家法朗士的解释：“请你们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巨人传》译者序，成钰亭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同样是一部隐含追寻主题的杰作。作品通过堂吉诃德的游历，广泛反映了16、17世纪之交西班牙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但在此表层结构下，表达了堂吉诃德对理想的追求及其坚持不懈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此即隐藏在作品深处的追寻主题。堂吉诃德高度的道德原则，无畏的精神，英雄的行为，对正义的坚信，对弱小者的同情，对爱情的坚贞，都令人钦佩。表面看来他是个疯子，实际上是智者和勇士。他越疯癫，越遭大难，优秀品德越鲜明，不屈不挠的追寻精神越具有强烈激励作用。俄国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评论：“在一切著名的欧洲文学中，像这样把严肃与滑稽、悲剧与喜剧、生活中的庸俗糟粕与伟大美丽交融在一起的例子……只能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里找到。”又特别评说：“堂吉诃德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
到19世纪，我们看到了最为深刻体现追寻主题的作品，就是歌德的《浮士德》。浮士德一生不断行动，不断追求，总是不满足已达到的成就，一个追寻刚完成又开始新的追寻。从追求知识到追求爱，追求美，追求事业，孜孜不倦，不屈不挠，苦苦探索人生真谛，因而得以突破个人小天地，走向全人类大世界，终于找到“智慧”的最后结论：“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与自由，然后才能够作自由的生活的享受。”在创造新乐土的事业中他得到满足而死去，天使把他带归天国，至尊的“光明圣母”和恋人甘泪卿出来迎接他。全诗以“永恒的女性，我们跟你走”作结。顺便说一句，西方文学中男主人公经历一生追求到达天国或者回归，都有圣母或者女性恋人来迎接他。《神曲》中引导但丁到达天堂的是贝雅特丽齐，《浮士德》中的光明圣母和甘泪卿，甚至易卜生《彼尔•英特》中浪子彼尔最后回家，等待他的是索尔维格。这应与基督教文化中“圣母崇拜”有关。
歌德曾经指出：“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帝永恒之爱的拯救。”浮土德追寻的前提是与魔鬼靡非斯特订约，这一方面表明人有自我完成的自信心，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不应该回避“恶”，而应主动接受挑战，不断与之斗争，从而战胜它。浮士德的追寻体现了最为积极的人生观和深刻的辩证思想，从而深刻地发展了追寻主题的哲理内涵。
神与魔乃至人与魔是神话中的原型形象，体现了光明与黑暗是世界不可分离、相互补充的组成部分。这一世界性宗教主题，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学中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美与丑的古老母题。浮士德经历靡非斯特的诱惑，与吉尔伽美什与芬巴比、天牛的斗争，罗摩与罗波那的斗争，都同样促成了人的奋斗进取精神。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也正是通过唐僧四众特别是孙悟空西天取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与各种妖魔不断斗争，经历长期的心灵修练，终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自身得以成佛，亦是一部体现追寻主旨的名著。只不过中国文化中强烈的政治内涵，使本书脱离不了政治化影响。作品中佛、道、神仙均服务于玉皇大帝，即政治化的鲜明表现。
在北美，马克•吐温的《哈利贝克•费恩历险记》以主人公哈克的河上飘流表达了追寻主题。在广阔的密西西比河上，飘流着一只木筏，上面坐着两个逃亡者——离家出走的白人孩子哈克和从主人家逃出来的黑人吉姆。他们是逃亡者，又是追寻者。他们顺流而下去追寻自由。他们在飘流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作者以此展开对19世纪美国现实生活的揭露与批判。但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是哈克帮助吉姆挣脱奴隶锁链，也使自己摆脱令人厌烦的“文明”生活，追求自由生活。这共同的信念，把不同肤色的一大一小紧紧结合在一起，作为内在追求自由的思想统摄全书，使作品呈现出鲜明的追寻主旨。
现当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应运而起。这一文学思潮尽管以反传统为宗旨，但追寻主题并未被抛弃。只是由于现代工业文明使人受到物质的统治和压力，及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传统价值观念从根本上动摇了，旧的上帝灭亡了，理性崇拜动摇了，幻灭感和悲观情绪笼罩现代西方人的心灵。文学追寻主题变形了，表现为对失落的自我追寻以及这种追寻的失败。卡夫卡《城堡》中主人公K要进城堡，虽然近在咫尺，却怎么也进不去。它反映了人的困境，及这种困境的无法摆脱。作品并无追寻的情节线索，只是以主人公K的困惑情境曲折地体现出某种追寻。英国诗人奥登说，卡夫卡的大部分作品写出“现代人的困感”（《审判》译序，钱满素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以两个流浪汉无奈地等待戈多，始终不见，而仍等待的情境，表达现代西方人虽是明知无望而仍坚持不懈的寻求，虽无望而仍希望的困惑情境，也就是追寻不得而仍坚持追寻。但仍有表现积极追寻的作品。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在茫茫大海中捕鱼，最后虽然失败了，肉体被打垮了，但在精神上取得了伟大胜利。“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追寻主题文学作品都具有悲剧审美深度，即崇高感，这是它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角度看，凡具有崇高特性的对象，一般总具有艰苦斗争的烙印，伴随着追寻的总是艰苦的斗争，总带有一种悲剧色彩。追寻主题文学所表达的正是对生命和人生意义的尊重，此类文学作品因此别具一种崇高感。这种崇高感来自追寻者的奋力进取精神与强大道德力量。无论是东西方古代史诗，还是中世纪以至近现代以追寻为主题的作品，书中主人公都具有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强大精神力量，都令人油然而生敬仰之心。他们的追寻多以悲剧告终，但在精神上胜利了。席勒说过：“崇高感是一种混杂的情感，是由痛苦与快活混合而成的。”（席勒《审美书简》，冯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P159）古罗马郎加纳斯在《论崇高》中更指出“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西方文论选》上卷，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P125）都足证追寻主题文学所具有的崇高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