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发展目标论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欧阳志远
摘要：疫病一般意义说，是生态系统自我调节机制的表现，自然界报复随现代开发力度增强，一方面病毒形态不断突变，一方面免疫功能不断衰减。发达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潮流，既有文明进步，也有异化灾难，导致疫情成为常态，疫病危机的发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预言。为穿越“卡夫丁峡谷”，宜确立“健康发展”目标，排除生理障碍和心理障碍，从物质、行为、制度和精神层面促进人的创造力量通畅发挥。
“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前景蒙上前所未有的阴霾，目前对这场危机的探究，基本在疫病本身，前沿到国家关系，但在公众心理上，尚存不少困惑，主要在其源头及对策。这里拟从哲学高度做一探讨。
一、病源深究
一场大疫令全球色变，所有地域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在疫情面前都骤然凝敛。“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景象，实生展现。病毒攻击的目标直接到个人，攻击方式属于阴幽，而且病毒不断突变，疫爆的频率和强度都在提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局部战争从未间断，但由于经济对比的消长和核武技术的扩展，国际霸凌的更多表现是谋害。相比之下，病毒对社会的损毁已经超过兵器。关于病毒的来源，证据显指美欧。由于垄断资本的非常作用，一个原本属于公共卫生性质的问题，操弄成了政治手段。根据若干次事件的历史教训，要在西方话语体系下暴露真相，估计很难。
实际上如果要把疫情说透，完全可以避开具体事件，研究病毒演变的基础性问题。20世纪20年代初，维尔纳茨基（Вернадский В. И.）认为，地球经过亿万年进化，生命具有“合生形成”机制，人成为地质因素，生物圈变为智慧圈，并把生物圈内有机体的总和称为“活物质”。1972年，洛夫洛克（Lovelock J.）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地球系统的“盖亚假说”。盖亚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这个假说认为，地球在生命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已成为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活体，通过负反馈机制，能够对不利系统稳定的因子产生排异。笔者在《论“三个自然”与生态文明》一文中指出：原生自然的核心是“合生自组织”功能。[1]
生态学中有一个生物种群限制原理，它指出：任何种群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都会以指数规律增长，但原生自然中没有任何种群一家独大，这是受到物理因素和生物因素制约的结果。物理因素指气候、水体、地质等条件；生物因素指生物种群之间的干预，奥德姆（Odum E. P.）在《生态学基础》中，把生物种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分为正负两类利害相依的9种。[2]205-206在生物性因素相互作用中，病毒虽不算生物，但具有类生物活力。因素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正如中国西周末年史伯所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3]。地球生态系统的表观状况，是系统内各个子系统和各种因素在激烈作用下达到的动态平衡。
分子生物学揭示，在遗传信息的表达和传递中，病毒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说没有病毒就没有丰富多彩的世界。时至今日，在疾病治疗和生物工程中，某些病毒还是利器。但致疫病毒一旦进入机体细胞，就会利用其中的物料和能量以及复制、转录和转译能力，按照自己核酸所包含的遗传信息激殖新一代病毒，破坏宿主细胞的正常活动。面对病毒的攻击，机体会产生能专一对抗病原体反应并降低其感染能力的物质，以保护机体免遭侵害，这就是免疫。亨德莱（Handler P.）在《生物学与人类的未来》中指出：“免疫反应的能力，是由于几种不同器官之间和环境触发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4]34
病毒致疫和机体免疫是一对矛盾。生物群体达到一定密度，就会造成食物来源短缺，导致免疫力下降。奥德姆还指出：“拥挤对高等脊椎动物引起肾上腺增大；肾上腺增大是神经内分泌平衡改变的症状，它使行为、生殖潜力、抵抗疾病或其他胁迫的能力有所改变。”[2]189 这种状态会遭致病毒大规模攻击，使个体锐减。在自然条件下，瘟疫就成为除捕食以外的生物调节因素，特别是猛禽猛兽这类处于营养结构金字塔顶端的种群尤其如此。种群密度萎缩之后，病毒可以有选择地与生物共存。“兔瘟病毒在南美洲的土生兔中找到，但对这个种却不是致病的，而对欧洲兔它却引起迅速衰弱与致死的病疫。”[4]262
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分，不可能逃脱生态学所示的这种平衡规律制约。社会发生疫病，还有来自人际关系方面的原因。与动物界不同的是人类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来抗御。在欧洲，“古代人已经知道有传染病，《圣经》（尤其是《利未记》）里有一些关于诊断麻风病和隔离麻风病人的指示。”“自十四世纪以来，在隔离和预防方面采取了日益严格的步骤。”[5]中国则采取了用天然药物促进自组织的方法来治疗传染病，公元3世纪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提出至今有效的原则：扶正祛邪。16世纪中国发明了以人工感染来实现免疫的方法，1796年该思想被英国琴纳（Jenner E.）发展为牛痘接种法。
工业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以技术的他组织来替代自然的自组织。他组织取代自组织有相当必要性，因为惟其如此才能摆脱在自然界的匍匐，以消耗尽量少的劳力，创造尽量多的福利。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社会不平等问题依然严重存在，但由于全球经济连续增长，衣食和居所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改善，加上国际组织对医疗卫生的协调援助，各国民众的抗病能力获得了阶差递进，世界人口数量和人均寿命，因此大幅上升。然而其成就也隐含着对立面，这就是原生自然日益严重的毁损。既然冲击到合生自组织功能，就要考虑反弹。牛顿（Newton I.）定律是否变相延伸？不好排除。
病毒与机体组成矛盾共同体，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结果。生态系统特别是原生自然的合生自组织，对人类的免疫功能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这种自组织功能被规模性力量冲击后，自然宿主的栖息之地及病毒与宿主的共存关系就会撕裂，加上各种物理化学因素刺激，病毒为适应环境便要改变自身。大气、水体、土地和生命形态及其组合的变异，则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人体自组织功能，造成免疫力急剧衰减。全球气候和人体温度同时出现异常，应该不是偶然。伴随工业化的拓展，污染治理手段确实取得了长足进步，包括沙漠治理在内的自然修复也在延伸，但病毒与自然的微妙平衡，很难用人工构建。
病毒属于生命进化中的要素之一，是高级生命形态的基础。按照熵增原理，在自然条件下，系统熵有自动增加趋势。复杂系统容易瓦解为简单系统，而简单系统要重组为复杂系统，则须具备特殊条件，且原有系统不能还原，只能经历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形成新的系统。在外界压力下，生物种群可以消灭，而病毒却不能消灭但可能变种。在致疫与免疫的矛盾中，致疫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环境恶化使得主次力量对比进一步倾斜。如果加上野味食用甚至进行武器开发，便使矛盾直接走向对抗，导致形势急转直下。病毒一旦突变并蔓延，在与环境形成新的平衡过程中，人类必然会随演化付出沉重代价。
技术的辉煌使得人们难记：自己与自然只能保持敬畏惠利的辩证关系，因为我们自己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支配自然界。《自然辩证法》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6]559-560关于“自然界的报复”，我们应该耳熟能详，但似乎又是天方夜谭。好像开发自然带来的所有问题，都能进行技术解决。直到这次新冠疫情降临，才发现“难”真来了。
有史以来疾病与医疗一直竞长争高，人们总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志是“灵蛇绕权杖”，意即有恶疾必有良方。现代医学推崇用疫苗诱发抗体的合成来抵御专一病毒，潜力手段是施用干扰素以抑制病毒增殖，但其培养都落在病毒发现之后，通常只能勉借化学制剂应急。亥子疫病抗击中，后来主要采用“整体把握-辨证论治”的中医药，协调系统功能进行抗御，事态才迅速转化。没有理由怀疑抗疫新药会研发成功，但在病毒形态不断演化和免疫功能不断衰减的背景下，无论哪种医术都难保不会出现一时无方可济的惨烈局面。而且，随原生自然毁损，天然药材及其功效也在萎缩。
二、疫情入常
人类社会诞生后，经历了无数次危机。所谓危机是国家、群体和个人发展中难以把握和应对的根本性变化。当代社会中，经济运行、社会治理、国际关系、资源供给、生态平衡都会造成危机。物理性自然灾害会带来社会破坏，但现代一般有界可限，故暂不构成危机。从国家角度看，危机是波及全局的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矛盾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普通矛盾——随激矛盾——濒危矛盾。容易激化的矛盾，属于随激矛盾；随激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称为濒危矛盾。经济运行、社会治理、国际关系、资源供给、生态平衡包含的矛盾，属于随激矛盾。致疫与免疫的矛盾，本质上是生态失衡问题，动辄就到濒危。
全球化背景下的疫病，空间上碾压一切领域，时间上覆盖所有节点，而且形态变幻、行踪飘忽。任何危机都涉及价值观念，其中疫病危机直切每个人的生命价值。不管事涉哪个政区、哪种群体、哪样活动，但凡与病毒遭遇，只能一概退避，所以说，疫病危机带有整体制约性。但就在新冠疫情最严重、需要约束个人行为的时候，西方国家不少民众居然祭起“人权”法宝，以“不自由，毋宁死”口号对抗防疫。有人拿文化差异辩护，然而为何权贵阶层却要千方百计进行规避？实际上这是以“适者生存”进行误导，其说与法西斯“优胜劣汰”逻辑有何差异？为此有必要对西方话语中的“人权”进行清理。
“天赋人权”是文艺复兴以后，资产阶级对抗封建神权的思想武器。到18世纪，当它们羽翼丰满,要全面掌控社会时，这件思想武器便上升为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为自由竞争的合理性立论。《自然辩证法》说，“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6]409。没有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就没有近代文明的辉煌。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其强大的逻辑征服力量和物质征服力量，面对封建文化简直是摧枯拉朽。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在全球攻城略地，它们所依仗的，不仅是开发能力，还有价值观念，而且后者一再被归结为前者的核心。
“天赋人权”与“天赋特权”相比，确有倒海翻江之慨。前者鼓动竞争，后者推崇世袭。然而“人权”观念是有内在缺陷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们一方面以动物世界为参照系，用自然平等来论证社会平等；另一方面又极推人的自由和尊严，藐视经济服从自然法规。卢梭（Rousseau J. J.)当时就看到这种自由与生俱来的两面。他说：“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身戴枷锁。”[7]人们狂热追逐远超自己所需的财富，以赢得身份来支配他人，进而再追逐财富，最终以争斗和杀戮收场。到19世纪，自由竞争恶果不但在社会方面，而且在自然方面也日益暴露，此背景下诞生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人类摆脱危机的途径。
《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集中揭示了两种恶果的内在联系，《自然辩证法》指出：“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6]422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上升阶段，能够揭示出社会危机实质已经相当不易，还能揭示自然危机实质就更加不易，找到两种危机的内在联系是特别不易。最可贵的是，马克思（Marx K.）在提出社会整体发展“五阶段”论的同时，又提出了人类个体发展“三阶段”论，认为在“人对人的依赖”到“人的全面发展”之间，必须经过“人对物的依赖”阶段。
马克思当时就预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8]9-10两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它们展现了超越动物性的残忍。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反映了对真正人权的呼唤，但尔后动物性又以另类形式得到延伸。“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9]20世纪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生命科学革命的成果，在战后的相对和平时期，孕育出了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生物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代表的技术革命。
人的需要可以大体分为“基本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三个阶段，所谓民生主要指前两个阶段。从基本需要到享受需要的满足，是冲决一切藩篱的潮流，但前者的满足有据可依，后者的满足却因人而异。新技术革命的成果，使合理需要有了满足可能，然发达国家引领的消费潮流，是充满病态的，其要害是推崇极度享受。享受需要可以分为精致和奢靡，前者的基点是感官舒适，追求生理和心理愉悦；而后者的基点是欲望放纵，追求生理和心理刺激。前者的价格与价值大体相当，而后者的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前者有利体魄康健，而后者有损形骸善全。惟有不断挖掘刺激，暴利方可持续实现。
为了极度享乐，就要进行掠夺式开发。由发达国家挑起的GDP竞争，是代价高昂的游戏。GDP属于一把双刃剑，它能反映货币绩效，同时也会掩盖所有社会问题，虽然多年来批判它的声音不断，联合国一直用人类发展指数（HDI）来取代它，然而始终成效不大。一则是主张经济至上的势力太强；二则是GDP与国计民生并不无关联；三则是在社会统计中可删繁就简。对于后发国家，GDP的压力除来自国内民众的需要之外，还来自国际列强的颠覆。按现存经济秩序，唯有牺牲资源环境，才能自保，而发达国家则趁机把公害向海外转移。于是便造成全球生态急剧破坏，而它们却成为少量“绿洲”，并以此驾驭世界。
1972年在生态危机日亟的背景下，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其中心思想是：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争取和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人类环境宣言》史上称“人权宣言-2”，第一个人权宣言处理的是人际关系，第二个人权宣言处理的是人地关系，这两个宣言都属国际社会的理性声音。对于第一个人权宣言，发达国家从来采用的都是双重标准。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为了保持支配世界的霸权地位，便尽量把内部矛盾外化，一方面肆意发动战争致生灵涂炭，另一方面又借“人权”煽动内乱，文武手段交互配合。
对于第二个人权宣言，发达国家更是各取所需。一系列举措好不容易达成协议，却又被一个个断送。后发国家面对的，首先不是发达国家的危机，而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差距首先表现在民生。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起着强大的示范作用，其中合理与不合理需要鱼龙混杂。所谓不合理需要，就是为了满足奢靡虚荣心理的需要。市场经济使各种欲望暴胀，要进行理性的环境保护和主权维护，后发国家选择余地很小。基于环境破坏普遍及贫富作用交织，除非作为武器开发，病毒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都有随机性。责任追究，首看起源和传播是否出自主观故意，次看是否即时向国际通报。
从深层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8]10。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异化”问题，从发达国家开始成为世界通病。所谓异化，是指人的劳动及其结果，反过来成为人的对立面，使人走向畸变：一方面表现为劳动意义被直接挤空，另一方面表现为消费需要被诱导扭曲。两者相互补充，结果人的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成了生活要素。[10]文艺复兴时期对抗神权的享乐观念被引向极端，意在鼓动国民超前消费以攫取最高利润。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存权被藐视后，疫情必然入常。
三、 健康发展
COVID-19暴露，所谓“人权”，实际上就是“钱权”。大难一到，“平等”“博爱”等面具就被撕得干干净净，就连多年引以为傲的“平均寿命”，也被彻底抛弃。“冷战”结束、一极独大之后，社会主义原则曾经遭到西方阵营的无尽羞辱。它们根据“丛林法则”，认定历史已经由其终结，断言如果没有观念清洗，任何吸收都是皮毛。但始料未及的是，国际天平却在不断倾斜。当马克思关于人的个体发展“三阶段论”被认识、特别是市场经济法则与社会主义原则成功结合之后，关于社会和自然的两个转折，终于在中国开启。屡试不爽的“人权”武器，在大疫之下则失去伪装，眼下只能采取“指鹿为马”。
毫无疑问，后发国家还有很长道路要走，就是在发展最快的中国，大面积人口还刚走出贫困，即使在全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还处在粗糙满足阶段，所以必须尽力推进经济建设。对发达国家的优秀成果，应当认真分析吸收。要清醒看到，实际上发达国家基础教育早已虚脱，对其盲目崇拜不啻为“皇帝新衣”。人的成器与否，主要取决品质。不管身处何方，缺乏勤奋便一事无成。中西高教各有千秋，奢望交易变身必然南辕北辙，结果是不伦不类，子女甚至异化。经济与技术是否可以无限冲击自然，这可能是西方与东方的重大区别。刺激与生存孰轻孰重，恐怕只有等疫病来作答了。
后发国家如不摆脱发达国家发展模式，只能是玉石俱焚。虽然全球大潮冲击无可避免，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可率先穿越这段“卡夫丁峡谷”。20年前，笔者在莫斯科大学做高级学术访问时，与俄罗斯同行就“健康”的哲学意义进行过讨论，当时已涉及生态与社会，但限于危机还未如此严重，所以未将其进一步深化。《礼记·中庸》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此，笔者提出健康发展理念，把“健康”作为社会发展目标。强调目标，不只过程。“健康发展”与“健康中国”有一定联系，然而后者主要侧重公众体质，而前者则涵盖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的整个社会。后者是战术，前者是战略。
健康是相对疾患而言的，人类罹病原因有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传统社会中，贫穷是罹病的主要社会原因，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情况逐渐倒置。为了奢靡，不知酿成多少人间苦难，健康就是奢靡的对立面。现代社会高度融合，如果风气不正，便很难抵制国内外精神污染，体质健康也无法保证。改革开放后蔓延的艾滋病等许多恶疾，如果主要归结于贫穷，是完全说不过去的。相反，普遍高发的心脑瘀塞、恶性肿瘤等致命疾患，不少就被称为“富贵病”。青少年的衰弱，与呵护过头紧关。1985年波兹曼（Postman N.）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揭露了游戏泛滥所带来的人生痴迷和沉沦，该病已经浸染到穷乡僻壤。
为了澄清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造成的迷茫，1992年国际社会曾在“可持续发展”上达成共识，核心是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这是发展观的重大进步，但资源价值体现要受到种种社会因素限制，只有当公众切身感受到物质生活全面恶化之后，才有可能产生变革的动力。笔者在2014年撰文，提出社会根本矛盾正在由生产效率与经济公平的矛盾，变为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矛盾；主张用“绿色发展”替代“可持续发展”，意在将关注焦点由“资源存量”转移到“生存质量”。[11]COVID-19的全球爆发，使上述观点得到检验。尽管认识可能会有反复，但从长远看毕竟是大势所趋，所以把“健康”作为社会发展目标正当其时。
要使“健康”成为发展目标，就有必要从哲学高度把这个概念讨论清楚，否则一到实践就会歧义丛生。马克思把创造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人要通过创造性活动才能体现人生价值，正常劳动都多少有所创造。凡创造力量能通畅发挥，即不但表示生理障碍排除，而且表示心理障碍排除。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两者有机结合，可在完整意义上反映属人的健康。所以健康作为哲学概念，笔者认为其内涵是：人的创造力量通畅发挥。健康不仅是个体状态，更重要的是社会状态，没有社会健康，个体健康就没有依托和意义。“健康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在新形势下的升华。
促进社会健康发展，首先要保证物质文化的健康性质。目前显性的生态破坏在道义上已无容身之地，而建设项目对原生自然的冲击却在上扬。为了改善民生和增强国防，必须要力推技术开发，但即使是重大项目，也应当尽量减小代价。坚决制止对城市规模的盲目追求，留下足够的自然空间。高技术应按风险的可测、可控、可逆原则做应用选择，高风险技术以国家掌握为限。应当警惕：在社会大面上过分采用智能技术，会导致体力脑力倒退！食物安全、能源优选、材料精加、计算独立、废物再生、疫病防治等领域，技术开发还有广阔天地。疫病使各国经济向相对独立复归，为此产业结构要进行调整。
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其次要保证行为文化的健康性质。实体消费兼具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双重意义，《本草纲目》早有野生动物毒性的记载，现代野味食用不能归咎传统文化，而是与猎奇炫富心理被商家利用相关。生态文明已成国本，用它可以规范全部消费行为。文艺、体育、旅游等服务消费，既利好生态也有益健康，关键是要行为检点。“文明”的本质是与动物界剥离，有开创也有收敛，可以说文明是从知耻开始的。如果为寻求刺激而不懂收敛，是向动物倒退。倒退的危害可能超过动物，致山河暴殓与灾祸横生。既然采用市场经济，人的异化就有一定难免性，只能对正反行为后果进行不懈比较。
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再次要保证制度文化的健康性质。疫病作为自然界对人类报复的常态现实，使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预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确得到印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疫病抗击中已得到再次显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凡人只要经过这场瘟疫都会明白：一个凝心聚力的中央政权，对全体国民的安危存亡是何等关键！毕竟是发展中国家，体制只能在前进中完善。马克思有一名言：“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2]完善制度文化，需要重视系统的负反馈机制，建设性意见属于负反馈信息，它有助消减信息输出偏差，促使系统稳定。
促进社会健康发展，最后要保证精神文化的健康性质。健康精神文化的核心是人的本质力量价值，本质力量的价值在自觉掌握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为所当为而不是为所欲为。西方先进科学和技术需要继续吸收，但也到自主开拓的时候了。依托自然科学的优势，西方在相当层面上，实现了病态观念灌输，力图从内部开始瓦解系统。现代国家的魅力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大学灵魂在于一个朝气蓬勃的学术氛围。历史经验证明，缺乏内生动力，制度约束只能化为创新思想的桎梏。史上“科学救国”主张虽有局限，但的确造就了几代品学兼优的学术脊梁。笔者再次倡议，把“科学自信”[13]作为国家精神。
衡量健康发展，可以考虑使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人类发展指数是1990年联合国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为基础变量，按照一定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综合指标。以后虽经多次修改，但三项指标的基础地位都从未动摇，预期寿命始终位居第一。人类发展指数之所以只在发展中国家认同，是因为它负载着挑战国际霸权的价值观，发展中国家在宏观层面也底气不足。气候在恶化，体温在下降，病毒在演变，要按最困难前景谋划。“健康”发展目标，可能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后分野。以健康发展引领经济社会生活，能得到公众主流的认同，从而在全球阴霾下趟出一条全新发展道路。
四、结论
本文首先把疫病视为生态系统自我调节机制的表现，继而从人的异化角度揭示出疫病常态化的深层原因，最后提出“健康”哲学界定及“健康”发展目标。它们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均有开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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