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走中书写新时代“创业史”
在行走中书写新时代“创业史”
——2020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侧记
光明日报记者 刘江伟
7月15日，由中国作协举办的“2020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举行。北京主会场以线下形式召开，分会场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家协会，通过视频直播方式进行交流。与会作家、评论家围绕“脱贫攻坚主题创作”“新时代中国乡村的发展前景”“塑造新人，书写新史诗”等主题，不断地提出疑问，又不断地寻求答案。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表示，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作家是在场者、参与者，是满怀激情的书写者，秉承着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奔向小康的路上、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与人民同心同行，书写了一部部讴歌历史伟业、凝聚人民力量的优秀作品，为人民的奋斗、民族的奋进留下炽热而凝重的记录。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工程专门设立“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专项，实施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在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中大力支持脱贫攻坚题材、乡村题材创作。反映脱贫攻坚伟大斗争、反映新时代乡村面貌的文学作品正在形成创作潮流。
“当代乡村文学书写仍滞后于乡村发展变迁”
开会前几天，作家李春雷在太行山深处采访。走在公路上，看着两侧山间平地上排列整齐的楼房、鲜花盛开的院落。他的一位朋友叹息说，哪里还有农村的样子？
“农村应该是什么样子？”李春雷问。
朋友愣了一下。
李春雷暗想：“是啊，难道农村就应该是灰头土脸白头巾吗？就应该是残垣断壁空心村吗？就应该是平房枣树泥泞路吗？”
新时代乡村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刷新了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乡村形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伟大举措，让乡村也跟上了现代化。李春雷由此反思：“我们的一些作家，似乎成了‘套中人’，习惯了对农村的旧印象，习惯了这样的创作思维，习惯了这种语境。”
也许，在历史的纵深中，更能洞察乡村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作家陈毅达成为第一批扶贫工作队员，来到小山村待了近一年。当时农村的贫困，深深震撼了他。
本世纪初，陈毅达来到福建闽北的乡村。当时闽北山村正为破解“三农”问题，尝试新的农村工作机制的探索。乡村有了明显变化，陈毅达也开始重新思考乡村的变迁。
如今，为创作脱贫攻坚文学作品，他多次到农村采访。每次去，他都有新的感受：各种新兴业态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现代农业、观光农庄、美丽乡村、山乡民宿、农民电商等，便捷的交通网络和互联网悄然地进入，正在划时代地改变着当代乡村的一切。
不过，令他忧心的是，当代乡村的文学书写，明显滞后于乡村发展变迁，“当代乡村发展之快与当代乡村的文学书写之慢，当代乡村变迁之重与当代乡村的文学书写之轻，已成了新时代文学创作一个亟待突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农村题材的不少作品，还停留在对农村转型带来的问题，农民遇到的种种苦难，以及田园风光不再的忧思、困惑与哀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坦言，究其原因，是作者对于变革中的农村现实不熟悉，不了解，或者对于正在变化着的现实不理解，不喜欢，写作大致出于浓郁的乡愁情结，某种程度上是靠儿时的记忆写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在发言中说，当代乡村不再是静止、凝滞、有待发现与改造的空间，而是流动、敞开、主动变革与更新的关系性场域，无论从生活方式、认知感受还是精神结构上，都承载着中西古今一切文化与技术的成果，并且时刻不停、永无止息地在创造着自我与世界。
“扎根人民做知心人，先做亲人，再做文人”
“一直在路上。”作家蒋巍这样形容自己一年的状态。
自去年9月起，蒋巍辗转五省七地，行程几乎绕全国一圈。从雪域高原到大漠边疆，从崇山峻岭到边远山区，蒋巍深入乡村肌理，用文学寻访脱贫攻坚的密码。“两年没回北京的家了，八过家门而不入也有了。”蒋巍开玩笑说。
即使是视频发言，蒋巍的话仍然感动了所有与会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乡村景观。如何创作出新时代乡村史诗？成为本次会议的重要话题。
“走进人物内心、走进事件现场、走进真实的生活，是基本的写作态度。”这是作家纪红建在发言中谈及行走中的感悟。
为创作报告文学《乡村国是》，纪红建先在书本里行走。他通读了150多本扶贫理论书籍和文学作品，接着走入火热的扶贫一线。两年多的时间，他走过14个省39个县的202个村庄。
在湘西采访时，吉首市扶贫办茶叶办主任彭明安的一句话，令他至今难忘——“现在扶贫不是任务式、表格式的了，扶贫人都带着感情来思考谋划，带着温度来深入推进”。
“如果不走进真实的生活现场，不贴近扶贫工作者的内心，如何写出有感情、有温度的作品？”纪红建感慨。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在发言中说，文学之所以在日日更新的时间中魅力不朽，就在于永无止休地辨析并呈示情境、话语、世道、人心的“常与变”。创作者面对新时代乡村和人民，也许只能做好这样的调整：深入生活做知情者，扎根人民做知心人，先做亲人，再做文人。
长篇小说《带灯》就是从生活中捕捉来的。在创作时，作家贾平凹连跑了很多村庄。而一个乡镇女干部，进入他的视野，成为《带灯》的生活原型。他们一直保持联系。近几年，乡镇女干部每天都发一至两条短信，讲述她从早到晚的工作状况和精神状况。
“我本来对乡村生活熟悉，她一说到什么，我就立即明白怎么回事。所以脱贫攻坚的每一步，我都了如指掌。我们现在是朋友，甚至成了亲戚，而她和她的短信就是我在乡村的线人和认识新乡村的窗口。”贾平凹在发言中深有感触地说，乡村题材写作，一定要走出书斋，走出城市，去乡村走走。旧的乡村概念早已过时，新的变化新的生活必须了解。
阿来也有多年的行走经验。他在四川分会场的发言中指出，我们很多写作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看几件材料，找一两件先进事例，下去走马观花一番，与预定主题相关的就看见，不相关者就看不见。“这种现象，表面看，是写作层面的问题，往深里看，其实是我们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平时习惯在文学圈里打转。”
他建议广大作家，“学习一点经济学，学习一点乡村治理之道，学习一点产业知识，学一点当地历史与文化，学一点当地的自然乡土志。以这样的方式体察中国所以为中国，一个曾经衰老的中国，如何一点点改变，从物质到精神，再度走向强盛的内在秘密”。
“为无数‘新人’的人生寻找‘适配’的表达”
从《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到《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从《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到《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经典的新人形象已成为文学史上符号般的存在，他们跟作品一起闪耀在中国文学的历史苍穹。
“‘新人物’，是那些能够表达时代要求、与时代能够构成同构关系的青年人物形象。”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孟繁华说。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文学作品中也创造了大量的青年文学形象，但是，这些青年文学人物还只存在于作家创作的文本里，存在于青年批评家的话语阐释中，他们还没有走进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心中，还没有形成普遍的认知。
文学创作归根结底落实在人。新时代如何塑造文学“新人”？
“今天写‘新人’，不能简单地写他们如何在乡村中带头致富，与命运抗争，而要写出他们的新观念、新实践，让新人具有新的内涵，成为时代的突出表征。”赵德发深有感触。
他创作的《经山海》，就塑造了“新人”吴小蒿的形象。一个出身寒微的农家女，毕业于大学历史系，先在城市里工作多年，后来当了副镇长，在困难磨砺中迅速成长。图书出版后，就有评论家指出，“吴小蒿身上现实感与理想性的结合、个人命运与时代精神的交织，让一个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时代新人形象呼之欲出”。
作家关仁山多年来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尤其关注当下变革的乡村现实，塑造了诸多新的农民形象。如《天高地厚》里的鲍真、《麦河》里的曹双羊、《日头》里的金沐灶，《金谷银山》里的范少山等。
“在塑造新时代农民形象时，既不失审美理想，又具备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即便对丑恶的批判，也要有强烈的人性发现和终极关怀的光芒。精神性，这恰恰是民族精神能力的支撑点，也是史诗性创造的精神之源。”关仁山说。
发言中，孟繁华提到了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宗璞的《红豆》两部作品，“王蒙和宗璞作为那个时代的作家，他们真诚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跟上时代的潮流，能够真诚地表达自己对新时代的拥抱和追随；另一方面，他们也真诚地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表达他们对文学与生活的理解”。
“当下要塑造文学‘新人’，创作出新时代的新人物，也要坚持一些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就是面对生活的诚恳和诚实。”孟繁华说。
铁凝表示，塑造典型，书写“新人”，就是要在人物身上挖掘出历史前进的总体脉络与内在必然，呈现出新时代的精神特质与精神高度。如何为新时代的乡村现实、为无数“新人”的人生寻找“适配”的表达，是每一位乡村题材作品的写作者都应当认真思考、不懈探索的课题。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16日 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