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话”的名与实

　　近年，传统的文话著述得到学界重视，相关典籍陆续被整理出版。但在文话的名称、边界等基本问题上，尚存争议。与诗话、词话相比，文话是较为特殊的一类批评文体，这主要体现在它的名、实问题上。

重启“话”名 报刊助力推广

　　“文话”一词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使用的频次并不高。自北宋末年王铚首提“文话”之名，迄于明代，以“文话”为名的著述也只有寥寥数种而已，与“诗话”“词话”之名的普及不可同日而语。清中叶以降，学者发现历来多“诗话”“词话”之名而罕有“文话”之书，本着“弥补”艺林缺憾的初衷，有意识地以“文话”名书。此种情况同样出现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学界，《拙堂文话》《渔村文话》也是以“补缺”的名义而相继问世。其实，回到古代诗文评的现场，便可发现古代研讨文章的著述不可谓不多，只是极少以“文话”为名而已，可谓有“实”而无“名”。清人十数种《文话》及日人《拙堂文话》《渔村文话》，在内容和文体形式、文风上与古典论文之书并无本质差异，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对“文话”之名的重启。

　　“文话”一词得到较为普遍的接受是在民国时期，主要途径是借助当时报刊的推动。1914年出版的《江东杂志》第一期广告自称其为“研究文学之好范本”，小字云：“正论诗话、词话、文话。”“文话”已可与“诗话”“词话”并称了。“文话”与“诗话”“词话”一般刊登在报刊的文苑版，如1916年10月26日天津出版的《益世报》，文苑版即刊有署名“超尘”的《亦园文话》。此版风格以轻松、活泼为主。对于文学作品“月旦评”式的赏鉴，是编辑与读者乐见的，故而报纸上的“文话”“诗话”“词话”，往往是评论作品的居多。在民国报刊上，“话”体批评已扩展到一切文体。1914年6月17日上海《申报》刊登的《文苑滑稽谈出版广告》称：“是书分联话、诗话、词话、赋话、文话、谜话、译话、制义话、公牍话、诗钟话等十余类，每类多则六七百条，少亦百余条。”以一“话”字而笼盖诸体，无体不可“话”，其清谈、休闲的性质显而易见。

　　民国报刊对“文话”之名的推动，既体现在以“文话”一词与“诗话”“词话”并称，刊登《亦园文话》这样的以“文话”为名的连载文章，也表现在将古来有之的有“实”无“名”的论文之体纳入“文话”这一概念之中，突破了清人对“文话”之名的拘泥。以1915年出版的上海《双星杂志》(第四期以后改组为《文星杂志》)第四期为例，该期杂志有“文话”“诗话”“词话”栏目，“诗话”栏刊登张峰石《一蝨室诗话》，“词话”一栏刊登的是署名“鹊脑”的《梅魂菊影室词话》，两栏的作品与栏目名皆一致。唯独“文话”栏刊登的则是章绂云《论文琐言》，题名并非《文话琐言》，可见杂志编辑已将传统的“论文”之名等同于“文话”了。该栏不称“论文”而称“文话”，与“诗话”“词话”相对应，可能是出于保持刊物版面整齐划一的考虑，但在客观上的确促成了“文话”“名”与“实”的统一。此后，在对现代文的文体特性、写作要点的讲述中，“文话”一词也被借用过来，典型者如20世纪30年代夏丏尊、叶圣陶编《国文百八课》每课设有“文话”，后结集为《文话七十二讲》，“文话”之名遂由古而贯通于今。

　　与此相牵连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古代题名“文话”者不多，后世何以不沿袭古代既有的叫法?从古代相关著述的实际名称来看，称“论文”“文法”等名为多，尤以“论文”之名最为常见，这可能与该词语义的模糊性有关。不管是论文体、论文法、论文风，还是其他内容，对文章的任何角度的探讨皆可由“论文”来涵盖。不过，在现代汉语中，“论文”一词已有了专门含义。借鉴“诗话”“词话”而使用在古代已出现但使用不多的“文话”之名是较为合适的选择。

角度多元 展示理论批评

　　对于古典文话著作，当下日本有人称之为“作文法”。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大修馆书店1984年修订版)立“作文法”条目，将其解释为“文章的作法”，认为汉语谈“作文法”之书，以《典论·论文》为嚆矢，继之以《文心雕龙》《文章缘起》《文则》《文章精义》等。在清代部分，开列了魏禧《日录论文》、唐彪《读书作文谱》、方以智《文章薪火》、薛福成《论文集要》四种“作文法”。在日本本国部分，则开列出藤原肃《文章达德录纲领》、荻生徂徕《文变》、太宰春台《文论》、山县孝儒《作文初问》、伊藤长胤《作文真诀》、山本信有《作文志彀》《作文率》、皆川淇园《淇园文诀》、斋藤拙堂《拙堂文话》《续文话》、海保渔村《渔村文话》、石川鸿斋《文法详论》、土屋凤洲《文家金丹》十三种。从其列举的中、日书目来看，日人所谓的“作文法”之书，实不限于文章作法，也包含文章评论、文体、文风等内容，是广义的“论文”，以“作文法”称之亦不确切。

　　以上是对文话之“名”的述论，按之以“实”，则涉及两个基本问题：其一，文话研讨文章的主要角度为何?其二，文话与其他文章学批评文体如选本、总集的区别何在?关于文话的主要研讨角度亦即主要内容，刘师培《〈文说〉序》总结说：“所论之旨，厥有二端：一曰文体，二曰文法。”文体、文法固然是古代文话的重要研讨内容，但以之概括全部文话，亦有失偏颇。文格、文体、文法、文道、文术、文风等内容，均是文话的常见话题，而在特殊学术背景或学术理念下，文话还可能出现新的内容。比如，清代朴学兴盛，则谈论训诂小学的内容在文话中便时常出现;金石学繁荣，则导致清代出现了大量探讨碑志义例的“金石例”类文话;批评文体的编纂郁勃，有人为了“补缺”而撰写“文话”，则可能刻意摹拟诗话的文体特点。如“因仿前人诗话之例，名之曰《文话》”的孙万春《缙山书院文话》，模仿《随园诗话》，加入了不少本事，使得该文话有“闲书”的性质，“可以消遣”。可见，文话内容的多元与不确定性使得难以为其作具体内容上的限定。“名”与“实”是紧密关联的问题，反观文话之“名”，既然“论文”之名在古代采用最多，则亦可用“论文”一词来确定其“实”。对文话内容最简单的定义，正是“论文”一词，其实这也是最准确的概括。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三)》中设立有“诗话、词话、文话、诗文评点”一章，同样接受了“文话”概念并将其与“诗话”“词话”并列，称：“今存宋人谈文专书，当以陈骙《文则》为最早。”罗根泽将标题中的“文话”解说为“谈文专书”，“谈文”正是源于“论文”之名。

　　关于文话与文章总集、选本的区别问题，其实也是作为批评文体的文话的边界问题。在文章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时，其相关概念、范畴的界定不妨参考已高度成熟的诗学、词学领域。在学界的研究中，诗话、词话与诗选(诗歌总集、选本)、词选(词总集、选本)是泾渭分明的。前者为理论批评著述，虽然其中会出现诗句、词句甚至整首作品，但作品是为批评、理论服务的，或是出于鉴赏的需要，或是论述相关诗词理论的例证;后者虽然可能含有对作品的评点，但却是建立在对作品的遴选基础之上的，先“选”后“评”，“评”是依附于“选”的。简言之，诗话、词话是以展现理论与批评为宗旨，诗选、词选是以展现经过“选”“评”后的作品为宗旨，二者在编纂旨趣上判若鸿沟。文话与文章总集、文章选本的关系同样如此。虽然并不排除有将二者混合的个例，如1914年《江东杂志》第1—4期刊登的张破浪《惟精惟一室文话》，便是论文与选文的结合体。但清人已能将“论文”和“选文”区别开来，清初的王之绩《铁立文起》在凡例中作了这样的界定：“是编论文，非选文也，故名作如林，皆所弗录。”作为两种不同的批评文体，文话(“论文”)与文章选本(总集、评点等)的区别一如诗话、词话与诗词选本的区别。

　　综上，对于古代研讨文章的理论、批评著作，使用“论文”一词指代最为准确。“论文”一词达到了名与实的高度统一，但因其在现代汉语中易引起歧义，故可使用借鉴“诗话”而造出的民国以来逐渐推广的“文话”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