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新媒体语境下文学批评的重构
进入新媒体时代以来，文学批评遭遇了一系列挑战。首先，作为批评对象的文本呈现出一种驳杂性，以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普及为基本特征的新媒体语境，催生了新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构成。在经历了对“80后”青春文学的集体失语之后，面对后来居上且受众更广、声势更大的网络文学，批评界并未建立起一套对新的文学生态的完整的、与批评对象体量相当的阐释。与此同时，新的文学批评样态，即媒体批评和网络批评，以通俗易懂的批评视点、高效辐射的传播方式，对传统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冲击，传统文学批评对文学价值判断、文坛风潮引领、文学史建构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传统文学史的书写方式正在发生着一次重大断裂。这不仅是批评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人文科学领域的问题。一个新的知识型亟待建立，只有依靠这种新的构型，人类才能够在新的知识空间内“产生经验认识之各种形式”[1]，文学批评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批评家将批评的视域扩展到了新的文学样态，尝试与新的写作群体和新的文学范式对话。然而，对于新的文学批评样态，尤其是网络批评，批评界的回应却稍显薄弱。一方面是由于此类批评往往紧随文化热点，见诸网络媒体和娱乐报端，呈现出强烈的商业化和个人化倾向，并跟随其载体迅速更生的运作方式而旋生旋灭，不易做出系统化的梳理和整合，因此极难做出有效回应。不少批评家只是粗暴地将此类批评置于学院派的反面，将其作为传统文学批评的对读物，只取其大概印象，而不注重具体的现象分析。
事实上，随着网络媒体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以移动终端为依托的应用程序的蓬勃生长，功能愈发细化、分工愈发明确的社交媒体已为不同兴趣群落提供了相当稳定的聚居地。最初的社交媒体主要强调时效性和交互性，如百度贴吧，用户虽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创立不同的贴吧，并在其中发帖讨论，但平台默认依照最新回复时间显示帖子，因此，用户针对某一话题的讨论往往呈现出碎片化和短效性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内容不断覆盖旧内容，处于大众视野之内的文本始终处于流动之中。然而，随着后现代社会和全球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整体性的大众的概念逐渐丧失其所指，并被文化分众这一能指所取代，网络创造出了大量的趣缘社群。当代人已经学会并且习惯了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采取不同的面目、谈论不同的话题、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思维逻辑发出行动，并在其间切换自如。人们在微博上关注娱乐八卦，在虎扑上谈论体育明星，熟练地游走在不同的社群秩序之中。对于文学阅读者而言，豆瓣成为他们的聚集之所。
豆瓣创立于2005年，到2012年，注册用户突破一亿。豆瓣专注于电影、图书、音乐等文艺领域，显示出一种大众中的小众性。自创立以来，其受众群体并未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态势，而是以极强的用户黏性保持着稳定发展的势头。豆瓣不以时间轴为内容构成的唯一逻辑，而是同时采取了口碑积累的模式：针对不同的书籍和电影作品，用户可以在一到五星之间打分，豆瓣不断更新作品分数，作品得分高低和打分用户数量，构成了豆瓣评价系统的基础。
通过这套体系，豆瓣完成了一个赋权的过程，数量庞大且清晰可见的读者评分构成了一套新的文学体系。这一体系在由政治权威、文化机构、学院体制三者联合实现的自上而下、从精英到大众的经典文学批评秩序之外，建立起另一种权威性，一种与新媒体语境紧密相关的、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权威性。动辄上万甚至数十万、上百万的评分人数，不言自明地向大众展现了这一体系的参考价值。据此产生的“豆瓣TOP250图书”作为一个新的经典文学序列，成为大众选择阅读文本时的重要参考。对于这套评价体系而言，新媒体的时效性在最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大众的评论不再是旋生旋灭的，而是获得了逐渐沉积和自我筛选的土壤，被认为有价值的网络文学批评被大众合力托举至网页顶端，彰显出不容小觑的批评权力。在此背景下，我们无法也不应忽视这一评价系统的价值，而是需要与其建立一种有效沟通，并在此中寻找传统文学批评在新媒体时代更新自我的可能。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批评界所能体认到的读者的文化选择，几乎仅仅来自传统纸媒发布的年度畅销书排行榜，读者有购买行为却无文化表达。在今天的新媒体语境下，原本人数众多却几乎处在失语状态的文学阅读者，获得了通过移动终端做出自己文化表达的可能。既然新媒体赋予了大众书写另一部文学史的权力，作为传统文学史构建者的我们当然不免追问：这部文学史是不是对经典文学的彻底颠覆?是否将摧毁我们已有的文学评价标准?是不是一次带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审美降级?而作为这一新的文学体系的先声的豆瓣，是我们可以进入考察并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的重要资源。
事实上，众多经典当代文学作品，在豆瓣上依然保持了较高的评价，尤其是一二十年前的一些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读者的积累，已经获得了相当稳定的大众评价。以余华为例，在豆瓣上，超过34万人对《活着》一书做出评价，评分达到9.4分，无论是就评价人数还是评分而言，都超过了绝大多数经典文学作品和网络文学作品。也许《活着》是一个幸运的个例，因为该书的写作方式和内容对于各种层次的读者来说都是好读的、可以共情的，那么对于莫言作品的豆瓣评价就更有代表性一些。尽管在短评区，不少读者表达了“故事狗血”“叙事好乱”“太乡土”等种种负面评价，但是由于评分人数的叠加，莫言的几部重要作品，如《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还是获得了8分甚至8.5分以上的评价。而对阎连科、刘震云、王安忆、贾平凹等其他当代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评分，也大致保持在这一区间之内。而大部分畅销书却无法获得8分以上的评价，基本在7分左右徘徊。在豆瓣发布的“豆瓣TPO250”图书榜单中，就中国当代文学而言，经典文学和网络文学各自占据了一部分比重，单从评分上来看，经典文学作品并未在新媒体引发的文化权力的转移中丧失其位置，而是成为新的文学体系的坚实组成部分，借用吴俊的说法：“传统经典的地位不是被完全地取代，而是发生了位移。”[2]
对读豆瓣中针对不同作品的高赞长评，可以发现，读者采取了两套差异极大的评价标准。一部分评论倾向于从读者自身的阅读感受出发，以随笔或者漫谈式的笔调，讲述文学与自身建立的情感联结，表达文学所触及的自我生命体验，这些评论是极其个人化的。虽然文学仍处于评论的初始位置，但评论者的个人表达却在不断膨胀，并最终喧宾夺主。在这类评论中，文学更多地发挥着一种抚慰性功能，读者对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并不苛求，高分可以轻易地被给出。这些评论采取了一种极为宽容的态度。以青春文学为例，在《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一书的长评中，几乎所有评论者都提到了“陪伴”一词，他们纷纷对作者表示感谢，感谢这些简单文字曾带给他们青春岁月的一点温暖。而以传统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这本在豆瓣上超过5万人评价、评分达到8.2分的畅销书，不过是一篇行文不着边际、甚至没有一个标点的个人日记。
另一部分评论则更接近于传统文学批评，评论者专注于文学本身，指出作品在内容、语言和技巧上的优点或不足。虽然其中不乏借着一点才情、三分笔力就漫天铺陈、毫无节制的感性评论，但颇具学理性的批评也不在少数。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不少出自专业人士之手的文学批评，在豆瓣长评区同样可以获得高赞置顶。在莫言的长篇《蛙》的评论区，获赞最多的是一篇名为《历史如何反思，谈莫言的蛙》的长评，这篇批评出自学者李松睿之手，是一篇标准的学院派批评。然而，在这篇长评下的互动区，许多读者纷纷留言表示，第一次从这篇批评里得知“生命政治”的概念，作者的分析对自己重新思考这部作品很有帮助。这一现象向我们显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绝不是与大众天然隔绝的，两者之间的壁垒事实上来自对话方式的匮乏，而新媒体将为其提供一个纾解的机会。
这两套并行不悖的文学评价标准无疑是极具启发性的，它们昭示了新媒体时代的重要精神，即一种多元并行的逻辑。那些完全个人化的、不能成为批评的批评，不过是后现代社会文化逻辑的一个面向。这套逻辑“强调花销和占有物质”[3]，而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和其他消费品一样，始终处于生产和消费的永恒链条之中，对文学的批评不再是对文本的评价，而是对这一消费过程的评价，更接近于一种用户体验。当一部作品填补了读者的情感需求，以某种方式完成了对读者的抚慰之后，它的使命就到此结束了。这是一个“每个人都面临个人决定的社会”[4]，每个人都有权对文学做出与文学无关的评价，这一权力不受任何权威的约束，是新媒体时代赋予大众的诸多民主权力之一。
而另一方面，新的文化逻辑的建立不意味着传统文化逻辑的崩塌，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真正的文学、真正的批评的坚守。事实上，新媒体时代的民主性在于，并非只有一种文化逻辑可以存在，也并非只有一种文化逻辑可以成为主流，主流与支流、明渠与暗河之间的界限早已被时代消解了。豆瓣上的学理性批评对我们讲述的是另一个故事，大众与传统文学批评并不是隔绝的，也许曾经因为权力关系的对比、知识谱系的差异，大众很难进入到专业的文学批评语境中，但是在今天，新媒体以势不可挡的姿态对此完成了“破壁”。互联网和数据库的发展几乎赋予了每个人平等获取知识的权力。当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知识屏障被打破，有意愿的读者就获得了进入真正的文学批评的机会，批评想要走出“小圈子”的诉求也获得了绝佳的实践场域。批评的未来也许就存在于这种新媒体的民主中，这既是大众的民主，也是每个主体，包括传统文学批评家在内的民主。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8页。
[2]吴俊：《新媒体语境与“文学史的终结”——兼谈文学批评的现实困难》，《文艺研究》2016年第6期。
[3][法]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12页。
[4][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25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