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前线的战士——王春林和他的文学批评

　　王春林，山西大汉。身体魁梧，须发浓密，面如重枣，豪情善饮。是一位看一眼就能记住的人物。近年来在文学批评领域一路风光所向披靡。这既得益于他的执着、勤奋和坚韧，也得益于他百战不殆的宏伟体魄。他海量般的文学批评文章，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没有过人的阅读、过人的机敏肯定不行，没有过人的精力和体力更是不行。业内同行感同身受，读小说写评论，还真是体力活。因此，贾平凹送给王春林写的条幅是：文学壮汉，能吞能吐。大作家阅人无数，寥寥几笔一语中的。王春林是一个文学批评前线的战士，他敢于也善于出击，那些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甫一发表，就可听到他来自第一时间的评论或报告。当代文学评论当然需要这样的战士。

　　王春林如此“狂热”地从事文学评论写作，说到底还是对文学的热爱。大学期间，他曾经有过对“小说创作的狂热向往和追求”。阴差阳错地做了文学批评，创作于批评虽然是两个行当，但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却也在某种程度上了却他的心愿——评论毕竟也是文学梦的一种形式。王春林是“60后”一代批评家，但他的文学批评谱系和思想来源，应该和“50后”、或者说八十年代成名的批评家没有区别。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自述中得到证实。他在《我的文学批评之旅》中讲述了他的思想来源与八十年代的关系：

　　回想自己当年的大学生活，至今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的，应该是两个方面的事情。其一，就是当时那样一种可谓是铺天盖地席卷一切的“文化热”。这种“文化热”的一大突出表征，就是几套丛书在当时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这几套丛书主要包括有北京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来”丛书，以及由李泽厚先生担纲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其他几家出版社联合推出的“美学译文”丛书，等等。自然，这里边也肯定少不了商务印书馆那套老牌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说来现在的很多朋友可能很难相信，在当时，就在如同临汾市这样一个极其寻常的三线小城市里，以上这些丛书居然都能够买得到。对于我来说，正是通过这些丛书而开始了自己对于西方的思想文化尤其是现代以来的西方思想文化的接触与了解。什么叔本华、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胡塞尔、弗洛伊德、荣格、萨特、马尔库塞、韦伯、本雅明、弗洛姆、福柯、汤因比、马斯洛、阿恩海姆、罗兰巴特等等，诸如这样一系列现代西方的思想名流的不少著作，我都是在大学期间读到的。尽管说当时的我对于这些著作根本就读不懂，大多都是一种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式的阅读，但很显然，正是这样一种具有强烈挑战性的硬性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现在推想一下，我之所以后来能够从事于文学批评事业，与这个时候所接受的这些现代西方思想的影响，其实是分不开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王春林实际上是与八十年代名声显赫的一代批评家一起成长的，他们的思想来源，除了本土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和带来的新气象外，与百年来再次西风东渐的洗礼也有直接关系。

　　我认为，王春林的批评成就，首先体现在对长篇小说的研究和批评上。他先后出版的关于长篇小说评论的著作就有：《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以及大量的收入其他文集中的关于长篇小说的论文或评论。因此可以说，王春林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长篇小说最勤勉、最敏捷的勘探师和研究者。他或者集中某一个案，某一作家进行微观细致的分析评价;或者将某一时段作为现象或思潮进行总体性或态势概括和提炼。因此，新世纪以来，王春林是长篇小说创作状况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他文章写得多，写得快，但没有妨碍他的评论质量。我们甚至通过一些画龙点睛的题目，就可以大致了解他的评论思路和与众不同之处。比如，他评论方方的《武昌城》，是一部“告别英雄主义的战争小说”，并对几种类型的战争小说作了梳理和分析。他的结论是，我们缺乏的是“反战小说”。而方方能够突破道德化倾向特别鲜明的叙事格局，能够超越简单的“敌”“我”对立，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完成自己的小说叙事，是应该得到肯定的。这样的评论，不仅切合作品内容，重要的是他发现了《武昌城》提供的新的思想、立场和价值观;这个价值观里，隐含着王春林理解文学的本质和重要尺度，这个本质和重要尺度就是与人有关的几个核心概念。

　　其次，王春林虽然写了大量的文学批评、特别是长篇小说评论，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他只是一个身临现场的批评家。他同时也是一位当代文学的研究家。他有两本专论：一是《王蒙论》，一是《贾平凹〈古炉〉论》。我们知道，与评论比较起来，专论的难度要更大一些。论者对材料的把握，对论述对象的把握等，必须有“专家”的眼光。专论虽然不是“盖棺论定”，但只有“通古今之变”才能成“一家之言”。据我所知，贺兴安、曾镇南、於可训、郭宝亮等，都曾写过“王蒙论”、“王蒙评传”或“王蒙传论”等著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写一本《王蒙论》，如果没有新的体式和想法，是很难有新意的。在众多的研究王蒙的专著中，和春林的《王蒙论》最有可能接近的，是郭宝亮的《王蒙小说文体研究》。童庆炳先生为郭宝亮的这部专著写了序言，专门讨论它与“文化诗学”的关系。郭著从“王蒙小说的语言及其功能”“叙述个性”“体式特征”“文体语境”等方面讨论了王蒙小说的文体。不同的是，春林的《王蒙论》除了第一章《童年记忆与王蒙的文学发生学》和最后一章《王蒙晚年文化心态分析》外，他是以时间顺序，用王蒙小说的具体篇目来结构他的专论的。第一章提纲挈领，通过王蒙的童年记忆或曰文化记忆，讨论了王蒙的“文学发生学”，也就是王蒙的童年记忆与他文学创作的关系。然后，他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详尽评述了王蒙主要的文学作品。从《青春万岁》一直到2014年的长篇小说《闷与狂》。我认为，文本分析最能考验一个批评家的功力。他不仅需要理论的穿透性，更需要艺术的敏锐性。只有具备这两种能力，批评文章才能写得透彻，道人所未道，让作家和读者都有启发。在这些文本细读中，我认为他对《活动变人形》《青狐》等的分析最为地道和精彩。而最后对“王蒙晚年文化心态分析”，有理有据材料翔实。至于他的“与其说晚年的王蒙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莫如说他是一位传统的文人要更确切一些”的结论，我们无论同意与否，都为我们研究王蒙提供了另一个参照。

　　《贾平凹〈古炉〉论》，是体现春林研究功力的又一佐证。《古炉》是贾平凹创作历程中的重要作品，这是一部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小说。这一内容是当下小说稀缺的内容，但又是作家有难言之隐的题材。贾平凹写了，这就是作家的有胆有识。王春林看到小说包括题材内容的不同凡响，一篇文章已不足以表达他的敬意。于是便写成了十三万余言的专论。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短距离地为一部长篇小说写成专论不能说空前绝后，起码是凤毛麟角。春林从《古炉》的“文革”书写与乡村常态世界、日常叙事与悲悯情怀以及人物形象和叙事艺术、象征手法等，深入分析了《古炉》。然后通过“伟大小说”的辩难认为“贾平凹这部《古炉》，实际上就可以被看作是当下时代一部极为罕见的‘伟大的中国小说’。虽然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此种看法肯定会招致一些人的坚决反对，甚至会被这些人视为无知的虚妄之言，但我却还是要遵从于自己的审美感觉，还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做出自己的一种真实的判断来。”春林确实是一位敢于断言的批评家，他的率直是出了名的。我们知道，伟大的小说都要经过历史化和经典化，而且成为经典作品和作家的因素也非常复杂。但是，一如他对王蒙的断言一样，至于《古炉》是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他还是提前给了我们一个参照。

　　春林在文学评论和研究的努力，得到了同行很高也是应有的评价。

　　贺绍俊说王春林是“一头认真的批评大象”——但这头大象又是一头不那么驯服的大象。而且这也是一头“讲义气”大象：王春林的批评还是一种讲义气的批评。他讲义气的对象不是某个人，而是文学这个神圣的事业。所以在他批评的视野里有很多正在成长中的作家或被边缘化的作家，因为从他们的作品里他发现了可贵的文学新质。他的讲义气体现在他对文学标准的严格要求上。他说：“小说是一种关乎人性的艺术。一部小说中，作家对于人性世界的挖掘与勘探能够抵达何种程度，或者说，小说是否具备了足称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乃是我们勘定评价小说作品优劣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以这样的标准进行批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坦坦荡荡。比如他评论作家严歌苓的小说《护士万红》，这部作品当时反响比较大，王春林并没有受到干扰，而是有自己的主见。他既认为作者是在为“英雄”招魂正名，肯定其对“英雄”内涵与外延的拓展，但又直率地批评作者在情理设计上的粗疏，认为让一个鲜活的人不离不弃地“爱”上一个素未谋面的植物人，“是极其不合乎人性逻辑的一件事情”。

　　蒋韵在《对批评的敬畏》一文中曾评论王春林的《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时说：“我以为，这本《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是本厚重的书。几年来，春林专注地、锲而不舍地坚持做这样一件事，同步追踪中国当代作家最新长篇小说，致力于长篇小说的研究，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这研究的成果。当它们集合在这里时，我忽然明白了一点：春林不仅仅只是在追踪这些作家，也不仅仅是在研究这一个个具体的文本，他是想为中国新世纪长篇小说作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参考了《史记》本纪、世家、列传这样的体例，总之，他将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以‘知识分子精神的勘探与透视’‘乡村世界的描摹与展示’‘历史景观的再现与重构’为题做了这样的归纳与划分。我并没有能力来评价这归纳是否正确，然而，‘为长篇小说作史’这想法就足够让我激动，我想，我终于为春林多年来兢兢业业的工作找到了一个我以为正确的命名。”但在众多评论王春林的文章中，我觉得李国平的文章最为精彩。李国平说，王春林的文学评论，是“写给当代文学的情书”，这个比喻真是恰切无比。王春林之所以长期坚持对当下文学的追踪和发言，说来说去归根结底，还是对当代文学有情有爱。这一封封不绝如缕的致当代文学的情书，一如贝多芬写给他的女学生特蕾泽·玛尔法蒂的《a小调巴加泰勒》，也就是《致特蕾莎》——《致爱丽丝》。不同的是，贝多芬只致给了一个女学生，而王春林有无数个男的女的年老的年轻的“爱丽丝”。

　　现在，王春林即将出版他的又一本新书——《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7-2018》。这是对这两年小说创作评述和研究性的著作，同他此前出版的同类著作是一种连续性的工作。不同的是，2017和2018这两年，几乎是长篇小说发生事变的两年。这期间，先后出版的孙惠芬的《寻找张展》、张忌的《出家》、范稳的《重庆之眼》、张翎的《劳燕》、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鲁敏的《奔月》、陶纯的《浪漫沧桑》、陈仓的《后土寺》一直到陈河的《外苏河之战》、贾平凹的《山本》、范迁的《锦瑟》、张炜的《艾约堡秘史》、周大新《天黑的很慢》、陈彦的《主角》、陈继明的《七步镇》、张平的《重新生活》、葛水平的《活水》、肖亦农的《穹庐》等长篇小说，这是两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主力阵容，它们都在王春林的视野之内，而且书中还兼及了众多的中短篇小说以及更年轻的作家。这两本著作虽然是他评论文章的结集，但他做了新的处理——将两年来的小说创作系统化，并提出一些颇有新意的关键词。这样的工作不仅阅读量巨大，而且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概括能力。在这方面，王春林的工作应该是最出色的。

　　当然，春林嘱我为他这部新书写序，并希望写得“长一些，最好带有盖棺论定性质”。他这两点“吓人”的嘱托我都很难做到。我的序本来就有狗尾续貂的嫌疑，长了就更难看;春林正值盛年，未来前程无量，我几句话怎能“盖棺论定”。但既然写了，我还是开诚布公，除了肯定和表扬外，我也谈一下除了评论文章存在的问题。在我看来，春林评论文章的主要问题还是理论积累的问题。他的理论基本还是人道主义、人学的理论。比如在《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这本书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与批评书系”选择的是有一定影响和成就的文学批评家)，应该是他的代表作。书中我们常见的题目是：《人道主义情怀映照下的苦难命运展示》《人性的透视表现与现代国家民族想象》《在波诡云谲的历史中叩问人性》《人性的透视与历史的深度反思》《那沉甸甸的人性重量》《现实关切、人性冲突与存在悖谬》《透彻的现实批判与深入的人性挖掘》《极端化书写的人性寓言》《资本权力与人性的三重审视与批判》《对于人性与社会的尖锐追问》《“被变形”中的人性幽微》等。因此，人性是王春林从文学评论的核心词语和基本思想。按说，这没有什么问题。八十年代与文学有关的大讨论中，人性、人道主义一直是首当其冲的核心观念。我们说王春林是受到八十年代哺育的文学批评家，从他的文学思想和关键词中仍然可以得到确证，文学是人学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但时至今日，我们深信不疑的“文学是人学”，这个断语可能只说了文学本质的前半句。那些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拒之门外的人文学科如哲学、历史以及心理学、宗教学、医学等，都是关于人的学科，研究人的价值、人的历史、人的心理、人的魂灵、人的身体等，当然都是人学。但作为人学的文学之所以有特殊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文学是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和反映人的生存和精神状况的一种活动。而文学的方式，主要是诉诸于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这是文学区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的重要特征和规定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文学就是人类主情的活动方式。这里说的主情，不是指浪漫主义对主观情感作用的重视，也不是指诗歌、中国古典戏曲对“情”、特别是对爱情的向往和描摹。这个主情，主要是指人际关系中的情义、情感，是对他人与世界的价值尺度和情感态度。另一方面，集中阅读春林的文章，也因他对人性理论认识的坚定影响了他评论的多样化。八十年代盛极一时的理论在今天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或者说更加复杂和多样。如果我们仍然用一成不变的理论面对文学这个庞然大物，有时可能不免捉襟见肘词不达意。而且在2019年第3期的《山西文学》上发表的评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捎话》时，题目还是《试论刘亮程的语言观与人道主义思想》。春林不能这样坚定地守着人道主义不放，还是应该再向前走几步。

　　从春林的文章中，我觉得确实需要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讨论小说，甚至也可以从作家讨论小说那里汲取有价值的想法和视角。我曾看过80后作家蔡东的一篇文章——《短小说的技艺——从〈河的第三条岸〉谈起》，她说：

　　那天,父亲订的船到了,他对世界没有任何解释,他上了船,从此,漫无目的地漂荡在河流上。他始终不再上岸。这就是《河的第三条岸》的故事,没有小径分叉,没有多视角叙事,骨感,近于嶙峋,周身无赘肉,通篇无闲笔,每个词语都卡好了位置,每个细节都淋漓地发挥作用,抵达了预定的艺术效果。我钟爱《河的第三条岸》,它是梦想中的短篇小说,空灵又厚重,凝练而繁复,线条极简的高贵感，切近生命终极问题的大格局，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超越性和穿透力。

　　《河的第三条岸》是巴西作家罗萨写的短篇小说。蔡东对小说的艺术分析，具体而透彻。这是当下批评家很少注意的视角。当然，春林也有很多注意小说艺术分析的文章。我是希望春林可以在这方面以及理论深度上再多下些功夫。另外一点，我希望春林能够写得再慢一些。文学应该是一种慢生活，起码应该是一种倡导慢生活的方式。即便是职业批评家，欣赏式的阅读和批评性的阅读是非常不同的。那些值得我们批评的作品，也应该保持一定的时间距离，这样会看得更清楚些，而留些时间多读一些理论著作。其实，每个批评家读了哪些书，在文章中几乎一览无余。素养和训练需要不断学习。当然，在批评春林的同时，也隐含我的自我批评。或者说，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同行，大多都有这样的问题吧。

　　但是，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春林的不足一定会在日后逐渐得以补充。许多年来，春林勇敢地站在当代文学批评的最前沿，他在获得勇武和战士褒奖的同时，受到几句批评也并不足为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