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长篇小说：动荡的历史，剧变的现实

　　对长篇小说进行年度盘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来自不同作家之手的长篇小说，在主题、人物、叙事手段上千差万别，它们唯一的共识是出版于“2019年”，但这种“共识”又极具偶然性，似乎不成为一个严密的讨论前提。我力图在这样一个范畴内，寻找更深层的共性，此时虽然研判的是2019年度进入读者视野的作品，但折射的则是近几年来长篇小说的创作态势。

　　2019年发表或出版的长篇小说中，出现了不少可读性较强的作品。可读性强，意味着小说内部的情节矛盾数量多、质量高。类型小说之外的文学创作少有架空式的虚构，矛盾的设置大多依赖真实历史或现实情境造成的心理、性格冲突。于是大量喜剧、悲剧、闹剧、正剧的出现证明在作家的理解和读者的阅读中，过去与当下都是少静态、多动态，且充满复杂性的。可读性强同时又不止步于此，意味作家注意到了如何在动荡的历史和剧变的现实中寻找更贴近读者的文学性。当文学“严肃”起来时，可读性似乎成了思想性或文学性的对立面，然而2019年众多优秀的作品，有理由让我们重新思索长篇小说应该向何处去。

01

硝烟弥漫的历史

　　2019年出现了大量以近现代历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战争”则是这些小说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词。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王松的《爷的荣誉》、麦家的《人生海海》、周建新的《锦西卫》、杨少衡的《新世界》、梁鸿的《四象》、徐皓峰的《大地双心》、周恺的《苔》等一大批作品都不约而同涉及到了甲午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节点。

　　如果说小说的可读性来自于现实世界中的矛盾，那么“战争”无疑是对这种矛盾的终极表述，文学如何呈现战争，关乎到一个民族如何理解历史。

　　《爷的荣誉》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他们都聚焦乡村世界的痴男怨女、江湖恩仇，以及荡气回肠的土匪抗日。小说着意营造战争的传奇性，这里固然有家庭的破碎、令人心惊胆战的暴力和血腥，但一将功成万骨枯后留下来的则是一个使人热血沸腾的强者形象。二爷旺福在治世中是个不务正业、好勇斗狠的混世魔王，在乱世中反而让人心安，挑起了家庭的责任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民族的骨气。与《红高粱家族》有所不同的是，《爷的荣誉》进一步模糊了善与恶、义与不义之间的界限。余占鳌与二爷旺福参与民族战争都缘于妻妾被日本人玷污，而旺福的报复行动竟然直奔日本军营的军妓——以牙还牙，这便是作者对战争的理解，一旦数不清的无辜生命在战争中逝去，就算有再多的理论分析，也难改变战争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事实。《爷的荣誉》“返璞归真”的处理方式也算更进一步，表达了对战争的独特理解。

　　麦家的《人生海海》描写特务、军医蒋正南，在抗日战争期间沦为汉奸川岛芳子“禁脔”，并被其在腹部刺字。战后，蒋正南归隐山村，为了隐藏这一耻辱经历，他甚至担上了太监乃至鸡奸犯的污名。小说用解谜的方式，慢慢揭露当年事情的真相。《人生海海》的情节也许不够严密，但无论身为外科医生、缝合过多少伤口又截断过多少在战场受伤肢体的蒋正南，是否真的对日本人刻在自己腹部的一行刺青束手无策以至于后来因此蹉跎半生，战争本身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是无需质疑的。

　　相比前面几部作品，《大地双心》对于近现代历史的处理更具有“在场感”。作品中的很多人物看上去似曾相识，只要稍加“索隐”就会发现从李莲英、溥仪到袁世凯、徐世昌，从孙中山、蒋介石到张作霖、张学良，这些叱咤近现代历史的人物都是书中的主要角色。徐皓峰用他最擅长的“江湖叙事”，将清末与民国复杂的权力角逐纳入到了一个相对小的舞台之内。正面战场上的腥风血雨浓缩成了“大人物”之间的唇枪舌剑、笑里藏刀，时代的风云际会更显戏剧感，也更容易被普通读者接纳。同时当属于无数人的历史变成了寡头的历史，甚至李莲英等角色身上还出现了武功、催眠等元素，故事便有了“黑色幽默”的味道。相比大人物们的“智慧”，他们偶尔出现的愚钝、迷信、自以为是反而更直接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爷的荣誉》《人生海海》《大地双心》都从小的角度入手，涉及千万人的时代剧变被具化为人和人之间的恩怨情仇、还原至个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相比之下《人，或所有的士兵》又有所不同。这部作品援引、化用了大量的真实史料，以“正面强攻”的手段进入到我们所熟悉的那种战争之中——由现代的军事科技武装而成，有着庞大而复杂的军队建制，武力冲突的背后又是由政治博弈、商业贸易作为支撑的“总体性”战争。

　　同时这部作品体现出了一般抗日题材创作难得的“世界眼光”。故事的背景是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香港的殖民地身份同时牵扯着中、日、英多国利益，以此为导火索，二战期间的亚洲战场、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连接成了一个整体。小说侧重讲述主人公郁漱石成为战俘之后的故事，战俘营是一个特殊的空间，这里有美国、英国、加拿大、菲律宾等各个国家的士兵，但他们的国籍、军籍都成了“过去时”，“战俘”才是他们共同的身份。郁漱石同时掌握中、英、日三种语言，有过美国生活的经历、对日本文学和民族精神有深刻的了解，当他作为枢纽在战俘之间发挥作用时，狭义的“国界”被打破了。战争时期各国战俘与日本军官之间的冲突，战后所谓“战犯”与法庭的矛盾都超越了狭义的国家利益，展现了身为人的权力与战争代表的暴力、毁灭之间的对立。

　　邓一光在小说开篇就写道：“远离战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无论是从小角度见微知著，还是从大格局宏观书写，2019年历史与战争题材的小说作品都殊途同归地指向这句话。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情怀见证着一个时代对于历史、对于战争理解的深入，故事因为矛盾冲突具有可读性，但对动荡历史的书写本身也是一种反思。

02

乡村世界的挽歌与新生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提起中国当代文学，总是最先想起乡村叙事，城市叙事则更多以乡村的“他者”身份出现。对此文学研究界不乏担忧——城市化发展迅速、都市生活渐渐占据社会舆论的主流，为什么文学创作的脚步却迟迟无法跟上?

　　作家、研究者纷纷出谋划策，相关的创作尝试、理论成果层出不穷。然而这终究是个时间问题，文学有时是时代的先声，有时也滞后于时代。终于在2019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嗅到一些端倪，虽然乡村叙事仍使人印象深刻，但文学中乡村与城市的位置已经对调。以当下社会为创作背景时，小农生活的经验已经很难再独立支撑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乡村叙事逐渐变为城市叙事的“镜像”与“他者”。

　　马金莲的《孤独树》写的是农民工进城后，留守儿童的辛酸成长。相关的文学作品并不少，但是《孤独树》写出了相当的新意，饱含深情的同时揭示了比舆论层面的道德伦理更深入的问题。作者并没有用纯粹的笔触将可怜的留守儿童“无害化”，出身、父母缺席、与社会脱节带来的自卑与屈辱引起了强烈的心理反弹。题名《孤独树》指的是哲布种下了分别象征父母爷奶以及自己的五棵树，缓解家庭破碎造成的孤独。然而当外界带给他的压力来到顶点时，哲布竟然逐个“杀死”了象征家人的树，并且“虐待”着象征着自己、唯一活下来的那棵树。小说在哲布成年之前戛然而止，余音缭绕的真相则是留守儿童不会静等同情，童稚褪去，他们将成长为憎恨链条的一部分;当他们逐渐变成胸中充满“戾气”的人时，社会舆论是否仍会向他们倾斜?

　　在讨论进城务工的父辈遭遇的人生悲剧时，作者也采用了相似的立场。祖辈老木匠“老婆孩子热炕头”“知足常乐”的训诫言犹在耳，父辈马向虎却选择以卵击石，用青春去搏渺茫的成功机会，最后妻离子散;但民工父辈虽在城市里是底层，吃穿用度毕竟已是令祖辈咂舌的程度——谁对谁错?按照哲布的家庭状况、接受的教育水平，他考上重点中学的希望渺茫，但是最后直接导致他失去升学机会的却是记错了考场——留守儿童即将延续父辈命运的悲剧是不是咎由自取?表面上作者将这些写成是个人的“选择”，这一切背后却又都有着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凋敝的乡土、破碎的家庭，来自道德审判的冲动让我们想找出负责一切的“罪魁祸首”，但现实却永远不是黑白分明的。

　　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也在城乡变奏中审视时代和人心。小说塑造了罗锦衣、甄宝珠这两个互为镜像的女性形象，一个靠八面玲珑走上仕途，在一段段男女关系中寻找出路;一个勤劳朴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靠出卖血汗赚最辛苦的钱。她们同样对乡村怀有天然的抗拒，苦、累、脏、乱……总之花样年华的少女拼了命也要逃出曾经生活的地方。乡村生活不仅造成她们“卑微”的过去，更推着她们走上靠出卖血汗甚至色相才能立足的金钱与权力之路。

　　当代文学的乡村叙事总离不开“饥饿”这个关键词。文学发展呼应着现实，从口腔到肠胃层面的“饥饿”渐成过去，对于金钱、权力的渴求或更难以名状的“饥饿”灼烧着可怜的人们。于是有了马向虎宁愿妻离子散也不回故乡生活，有了秦、甄二人虽一定程度上“得偿所愿”，却仍怅然若失。近些年的长篇小说创作里，“乡村——城市”的单向道上我们既看不到类似“上升时期资产阶级”贪婪与拼搏的相辅相成，也看不到八、九十年代文学中小镇青年的那种昂扬向上;某种程度上，长篇乡村叙事中有的只是迷茫的人们。

　　相比之下，《云中记》与《经山海》则极为“清醒”，一部指向消逝的过去、一部指向不远的未来。《云中记》的故事与汶川大地震密切相关，但作者阿来绕过了“心理创伤+感人事迹”的模式，看到了一场大地震的余波让一个村子彻底消失，与现代文明逐渐让乡村世界土崩瓦解之间的关联。祭司阿巴在地震发生四年后重回云中村，走访每一户村人遗留下来的家，在乡土世界的人际关系中与记忆对话，最后和云中村一起消失。某种程度上，《云中记》可能正是当下罕有的能在闭合的乡村空间中完成的优秀长篇小说——但值得注意的是，到了《云中记》，“挽歌”已经不仅是乡村叙事的美学特质了，它就是小说的情节本身。祭司阿巴的招魂仪式是一种送别，宣告这种罕有的乡村叙事即将变成历史。

　　赵德发的《经山海》则是一部色调相对明朗的作品。小说写的是新时代中国乡村的振兴，但故事则主要聚焦在乡镇级别的“官场”上，主人公吴小蒿是官场上的“青年人”，她个人的生活与工作融合了乡村振兴的图景。《经山海》可以归入从十七年文学开始，以《创业史》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中。主人公们力图解决的问题无疑来自某一时间节点——或是农业合作化、或是党的十八大——之前乡村世界与官场文化中的积弊，故事本身则处在充满问题的过去与无限可能的未来之间。

　　我们所习惯的乡村叙事结束了吗?从《云中记》等作品的角度看，相对闭合、以主体地位存在的长篇乡村叙事确实日薄西山;从《经山海》的角度看，新的生活还“在路上”。现实中的乡村当然永远不会消失，但在过去与未来的“短暂”间隙中，如何延续或重建乡村叙事的范式重新变成值得期待和深思的问题。

03

城市叙事中的哀悼和忧郁

　　“在哀悼中，是世界变得贫困和空虚;在忧郁症中，变得贫困和空虚的则是自我本身。自我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无足轻重、一事无成而且德性卑劣之辈;他谴责自己，贬低自己，希望自己被抛弃、被惩罚。”[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马元龙译：《哀悼与忧郁症》，收录于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第8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弗洛伊德讨论的哀悼指向“失去”，是一种对象明确的情感;而忧郁指向内部，即便没有明确的来由，这种情绪也可能对人造成严重的困扰。一部分文学形象生在乡村，因为物质和精神的匮乏而苦恼;另一部分生在城市，甚至在城市中已经得到世俗层面成就的形象却仍然焦虑着、孤独着。城市叙事涉及的核心经验，或许正是弗洛伊德所讨论的这种“忧郁”。

　　格非的《月落荒寺》直接借人物之口讨论到这一问题(作者采用的翻译是“哀悼”和“抑郁”)。在故事性和人物形象塑造上，《月落荒寺》并不是一篇特别“出彩”的作品，但“忧郁”的问题关乎城市叙事的核心，也许《月落荒寺》正是因为有对这一问题的正面讨论，并带着比较明确的问题意识将这一问题“文学化”了，因而体现出重要的意义。

　　《月落荒寺》是一篇烙印着“格非标签”的作品。一如既往的男性知识分子主人公，想象力与焦虑感相互滋长，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从《欲望的旗帜》到《春尽江南》中塑造的一系列男性形象;从小有着两性方面“隐形创伤”的女主人公，不安于稳定的夫妻关系并随时酝酿着一次失踪或离家出走，这也让人联想起《人面桃花》中的陆秀米或《春尽江南》中的庞家玉。相比之前的作品，《月落荒寺》有着更浓郁的都市感与当下感。从咖啡厅到茶社再到日本料理店、从曼珠沙华到美国绣球、从太平猴魁到ESSE韩国女士烟，作者提供了一连串令人目眩的消费符号。这些空间或物品独立于小说的故事，印证着消费主义对现代或后现代社会的影响。然而在这个物质丰沛到乱人耳目的环境里，德彪西音乐作为题名暗示的却并不是幸福、快乐的生活。格非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忧郁”，应该说相比于格非既往的小说，例如《傻瓜的诗篇》《欲望的旗帜》以及《春尽江南》《望春风》等作品而言，这篇小说的忧郁已经渐渐淡化，甚至可以说“格非式”知识分子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和现实生活达成了和解——就像主人公那样，哲学或传统文化不能通过学术研究的形式得到认可、影响世人，便用通俗讲座的形式重新包装，讲课费水涨船高至少使主人公拥有体面的生活;两性方面出现不和谐、家庭破碎，便换一个配偶重新相处;相爱的人被黑社会残害得面目全非，只要时间够长，这些问题也能够一点点淡化。

　　张欣的《千万与春住》通过“换孩子”的故事模式，勾连起了两个家庭的恩怨情仇。作者熟稔误会与谎言在小说叙事中的作用，能恰到好处地设谜与解谜，让人物性格与社会关系发生冲突。但在小说极强的可读性背后，则是作者发现了埋藏在城市深处的“时代病”——包括但不限于人到中年的躁郁、两性关系的紧绷、身为父母对后代命运的担忧、中产阶级的物欲和孤独等等。作者塑造的几个主要形象都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男人和女人都有令人羡慕的成就和地位且年华不老，但这种表象之下却是不堪的过去。

　　两位女主人公纳蜜和语冰就像丑小鸭与白天鹅，虽然年轻时就是闺中密友，但身为女人的对比与竞争也使彼此心存芥蒂。纳蜜为了后代能告别丑小鸭的命运，偷将自己的儿子和语冰的儿子“调包”;语冰虽然家境优渥、条件优秀，但为了追求外国生活的机会离开襁褓之中的儿子，给了纳蜜可乘之机。包括《千万与春住》、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以及周恺的《苔》等，2019年的几部重要长篇小说都不约而同涉及到了换子或领养的情节，这当然又难免使人想起几年前东西的那部《篡改的命》——似乎只有“重新投胎”，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这种情节并不具备现实的说服力，一定程度上是极端个案结合作家个人想象力的产物，但它能够牵动读者的思绪并产生社会影响，则说明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的社会现实确实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影响深远。温饱不再能让人满足，相貌、财富、地位……一切都在“比较”中变成填不满的黑洞，终于人们坠入了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忧郁”之中。

　　并不是每个作家都安于呈现这种“忧郁”，包括上文提到的《月落荒寺》《千万与春住》，以及张柠的《三城记》、付秀莹的《他乡》、二湘的《暗涌》等2019年具有代表性的长篇城市叙事，都在努力寻求对这种境况的解决之道。

04

海水与火焰：人物形象的新变化

　　“过去那种心理结构在新的历史时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心理经验，而且心灵本身有了新的形态，也就是说，人类主观性的结构、精神本质的结构，或者说心理主体的结构，得到了彻底地调整。这种精神结构的改变产生出了新的人，就像在苏联有所谓‘苏维埃新人’的说法一样。”[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讲演，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教授讲演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47页。]

　　乡村与城市都处在剧烈的变革中，无论是物理学、化学还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都努力从自身角度解释着时代，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小说作为一门叙事艺术，讲述的是“人”或“拟人化”的故事，因此人物形象至关重要。小说能否提供入情入理的“新人”形象，供读者安放当下性体验，关系到文学是否理解时代，也决定着读者阅读“当下文学”的动力与意义。

　　当代文学中最著名的“新人”形象就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但关于梁生宝的争论则说明“新人”形象不会只是“正能量”的集合体，也不可能与“旧人”完全决裂。在这一前提下，2019年的长篇小说中出现了一些值得讨论的“新人”形象。

　　张柠在《三城记》中塑造的青年顾明笛应该属于这一范畴。作者以出人意料的“年轻化”笔触，塑造了一个既没有物质上的匮乏，也不存在“阶层”或“地域”上的焦虑，亦较少“性焦虑”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成长小说的叙事动力一般产生于主人公的外在追求或内部矛盾，《三城记》虽然涉及升学、求职等情节，但主人公在三座城市的游历完全是由人物的内部矛盾决定的。

　　从《围城》中的方鸿渐、《绿化树》中的章永璘，到《废都》中的庄之蝶、《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等形象，共同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这些人物身上具有强烈的“思想性”，甚至思想时常替代行动，进而造成人物犹疑和抑郁的性格特点。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在这些形象身上找到现实层面的缺口，因而故事延展的动力就是主人公如何填补缺口，或如何因缺口崩溃。而从2019年《三城记》中的顾明笛和《月落荒寺》中的林宜生，也包括更早的李洱《应物兄》中的主人公等，我们隐隐可以感觉到，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形象而言，匮乏的时代似乎结束，虽然肉身仍有些“沉重”，但现实层面的缺口渐渐消失，属于他们的“自由”时代来临了。顾明笛就像一个当代“贾宝玉”，失去家道中落的现实束缚后，他的人生若想继续拥有完整的故事性，作家必须进入精神与思想的层面，探讨物质需求被满足之后，小说应该如何延展、生活应该如何继续。

　　类似张柠或格非这样的写作者，都兼有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在各自领域的专长以及由知识积淀成的判断力，会帮助小说逐渐贴近理想效果。绝非偶然，类似《三城记》《月落荒寺》等作品都是夹叙夹议的，作者有时甚至不借人物之口，直接对事件、现象表达评述——也许像但丁《神曲》提供的文本空间，是摆脱了物质的束缚，漫游精神世界并寻找答案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理想境地。

　　上文之所以用“一部分”来确定对象的范畴，是因为“新人”形象的方向并不唯一。“新人”形象理应作为社会问题的交汇点，因此那些仍受困于现实生活的人物形象尤其值得关注。前文谈到了马金莲的《孤独树》，以乡村作为城市的镜像，留守儿童的形象是进入城市化问题的绝佳入口。在小说情节终点的背后，引人思考的是客观上没有被社会善待的弱势群体，或自我认知出现偏差的社会边缘人，会反过来对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会不会进一步成长为憎恨链条上的一环。

　　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到来，越来越多作家关注到了中基层干部在时代进步中的付出。《经山海》中的吴小蒿似乎是一个可以和梁生宝进行对读的形象，他们都处在蓬勃上升的时代，都试图统一个人意志与集体利益。但应该注意，吴小蒿作为乡镇干部形象的“新意”，实际体现在她的生活轨迹与时代步伐并非一致。吴小蒿是受到家庭暴力的妻子、无法陪伴孩子成长的母亲;她官至镇长、楷坡镇的经济提振，都无法帮助她解决个人生活中的问题，甚至身边的人会偷用她的权力，带来更大的危险。吴小蒿是更矛盾的“新人”形象，触碰到了在新的上行时代里，个体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当大多数人期待另一个梁生宝形象出现时，《经山海》却出现了两个层次——它既是一个关于大时代的、振奋人心的故事，也是关于一个女人的悲伤故事。

05

叙事形式的辩证法

　　小说的叙事形式是否需要无止境的更新?在求新求异和读者接受之间如何寻找平衡?这是在受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之后，当代文学界一直争论的老问题。如今，文学某种程度上不再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存在所谓的“中心”与“主潮”，相关的争论也就渐渐淡化了。

　　以2019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为例，其中既有在叙事上出新出奇的尝试，例如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梁鸿的《四象》、陈应松的《森林沉默》、付秀莹的《他乡》、黄孝阳的《人间值得》等;也有继承了古老叙事传统，力求用精彩故事征服读者的作品，例如上文分析过的《爷的荣誉》《千万与春住》《日近长安远》《孤独树》等。当有难度的叙事为文学设立门槛，而这个时代又是个注意力相对“涣散”且“厌恶”门槛的时代，我们应该鼓励那些能让读者沉浸的精彩创作，但与此同时也应该保持一丝清醒，从自说自话、自我沉溺的杂芜之中，发现有意义的叙事尝试。

　　准确地说《人，或所有的士兵》在叙事形式上属于“新瓶装旧酒”。表面上数十万字的小说竟全部由法庭上的“呈堂证供”组成，这种形式相当罕有;实际上，每个章节除了开篇处类似“(GYB006-01-191)被告郁漱石法庭自辩记录”的抬头外，本质上仍是多个内视角叙事的集合，即所谓“视点人物写作手法”。借此故事在被告、律师、证人等多个视野中呈现，从中、日、美多个国族的角度展开，小说的世界视野与历史感，都离不开这样的叙述视角。有可能产生争议的是，小说字数将近80万——对于这个时代的读者而言未免太“长”了;且由于这种叙事形式，小说掺入了大量与主线情节无关的“闲笔”，这也对读者进入故事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在“挑选读者”甚至“挑战读者”的重要作品，“闲笔”也常被视为经典长篇叙事胸有成竹、游刃有余的表现，但若不能为更多读者接受，则难免成为一种遗憾。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人，或所有的士兵》与《大地双心》都一定程度对历史风云人物作出了“近距离处理”，与之前的历史演义或“新历史小说”不同的是，虚构角色或叙述者的“介入意识”使读者产生了一种近似“穿越”之感，这见证着文学中历史意识的变化。

　　付秀莹的《他乡》中，女主人公徘徊在三个男人之间，其中的两个又另有自己的生活，小说关乎忠诚与背叛，每个角色的自我认知与实际情况都深刻地矛盾着。为了表现这种状态，作者设置了两个文本系统。主文本以“我”的视角呈现女主人公观察、感受到的生活，副文本则是从“他者”眼中看到的女主人公每一段恋爱关系的真实状况。小说的两个文本系统，用“整合”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全知视角，但这种叙事形式强调的却是现代人在面对身份、阶层、欲望时的“分裂”。

　　梁鸿的《四象》和陈应松的《森林沉默》，都因将叙述视点超脱到了狭义的“人”之外，而在叙事形式上体现出了新意。所谓“四象”，指的是小说的四个主人公分别代表历史、现实、精神、自然;《森林沉默》的部分篇幅，作者尝试借用动物、植物的感官呈现世界。“非人”或“非现实”的叙述逻辑使小说产生了一些“陌生化”效果，但也集中体现了文学的“人文情怀”——不仅将思考的立场放大至全人类的范畴，更进入到整个自然生态的角度。将客观环境“拟人化”，或是尝试通过想象打破现实的壁垒，文学用与科学相反的方式解释着世界。

　　黄孝阳的《人间值得》从书名就让人联想到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或网络流行语“人间不值得”，这注定是一本会引起争议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所谓“恶人”张三的生活以及他与几个女人之间的故事，背景则是“弱肉强食”化的社会。如果这部小说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更早，很可能因为对所谓“人性”的揭露、多重文本以及有“狂欢”倾向的叙事特点成为轰动一时甚至进入文学史序列的作品。但在今天看来，这部作品则引人再次思索“后先锋叙事”的意义与问题。

　　从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开始，当代文学中的一部分创作将“真实”理解为揭示或暴露，认为文学应该将所有人性和社会的“黑暗面”用艺术化的形式公之于众。例如《人间值得》中，在略带夸张的叙事腔调和不稳定的时间顺序中，暴力和色相的无常解构一切道义与伦理，对物质的欲望和对失去的恐惧才是道义和伦理背后的真相。然而“黑暗面”的本质之一就是“黑暗”，当作家选择将其大白于天下，试图用大量反常、荒诞的情节去架构“真实”时，“真实”反而烟消云散。黄孝阳在后记里写到他赞同“人子的光，可能就在于这声长嗥中，与善恶无关”[黄孝阳：《人间值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569页。]，也就是说叙述行为本身可能比情节传达出来的意义更加重要，但需要辨析的是，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文学必须用“过正”的方式才能“矫枉”，在语境已经变更的今天，“后先锋叙事”的意义需要被重新衡量。

　　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考虑到文学生产方面的规律，很多人认为这一年理应是长篇小说的“小年”。但经过五个角度的梳理已可发现这一年长篇小说的收获相当可观，既有多部作品对近现代历史作出了精到的文学化阐释，也有大量作品用精彩的故事和鲜明的问题意识回应着剧变的现实;多部长篇小说贡献出了在精神史与社会层面具有新意的人物形象，作品在叙事层面的百花齐放也重新吸引我们探讨经典的文学问题。从最“朴素”的角度看，2019年出现了很多颇具“可读性”的长篇小说，这种“可读性”不仅意味着文学为读者带来的阅读快感与感官享受，更意味着这个时代的作家深谙文字与叙述的魔力与奥秘，能够在动荡的历史与剧变的现实中，找到供读者安放精神的处所，意味着作家能够将思想与感受转化成可亲可感的情节与形象，与读者进行有效的交流。

　　若干年来文学界存在着一种“英雄主义”的遐想，渴望文学出现“破局者”去冲击最高的荣誉，被历史铭记，为民族文化正名。然而社会或读者真正需要的，可能还是逻辑严密、循序渐进、情感真切的故事，以及能够寄托情感、反观自身的人物形象。这些都要求文学回到最平凡、本质、朴素的层面上，2019年的长篇小说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的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