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对话：我的批评观

　　李松睿，1983年生于北京，200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6—201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博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视与文化研究。出版有《书写“我乡我土”》《文学的时代印痕》《时代的面影》等论著。

　　在当下的学院体制中，所谓文学研究与现状批评的学术分工，变得越来越明显。作为一个曾经接受过长达七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训练的研究者，当我渐渐把工作的重心从文学研究转向当代文学批评时，不时会遭遇同事、好友带有善意的调侃，在内心中也会承受一定的压力。因此，谈论我的批评观，更想说的倒不是我对文学的理解，而是研究路数转变背后的心路历程。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笃信博尔赫斯的名言：“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那时，所谓的研究工作，于我而言就是持续而长久的阅读。曾数年如一日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那张古旧笨重、漆面斑驳的书桌前，小心翼翼地翻阅着书页发黄变脆、充满霉变味道的民国期刊;也曾连续数天在国家图书馆柜式阅读机前查阅缩微胶片，眯着眼睛仔细辨认那些漫漶不清的字迹，或依靠上下文去“脑补”残缺的文句;还曾拿着介绍信，奔波在各地的档案馆去检索文献，在工作人员警惕、疑惑的注视下背生冷汗。这样的工作让我获得了某种充实感，虽然也并未取得什么成绩，但身体的劳累总会让人产生出为学术事业奉献的幻觉。

　　然而，有些困惑也会在心底慢慢萌芽。《米德尔马契》中的多萝西娅走进牧师卡苏朋堆满书籍的府邸，以为来到了辉煌灿烂的知识殿堂，但结婚后才失望地发现，没有生命的热情，落满灰尘的纸张不过是荒凉的废墟。将最好的年华奉献给那些散发着霉味的故纸堆，最终是否会像多萝西娅那样，得到的只是虚妄?那些报刊上长篇累牍的民国旧事，那些对鲜活的生命予以简单粗暴的勾勒和定性的档案材料，与我们的生命，与当下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如果文学研究只能进行学科内部的知识积累，不能有效地缓解现实生活带给我们的困惑，无法真正回应外部世界普遍关切的问题，那么，它是否只是研究界自娱自乐的游戏，唯一解决的，不过是学术从业人员的职称?

　　阿根廷作家卡洛斯·多明盖兹在小说中，曾描绘过一座由各类书籍，按照诸如“莎士比亚不能和马洛并列，因为两人曾互相控告对方抄袭”等原则建造的纸房子。在某种意义上，我自己在很长时间里，也正是把自己囚禁在那间纸房子里，把知识看成力量的源泉，把引用当作学术的传承，把阅读变成生活的意义，把资料视为炫耀的本钱，沉醉于鸿儒大师的思想与成就，以为书籍与书籍之间的勾连交叠，就足以涵盖整个世界，不愿意思考这样一种可能：纸房子之外的风景或许更加精彩。

　　此时，文化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编辑综合性文艺研究期刊的经历，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忽然意识到，还存在着“批评”这样一种独特的治学路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不一定非要通过钻入故纸堆来“回到历史现场”，批评这种探讨文学的方式，正可以在纸房子的墙壁上凿出一扇窗，成为身处学院的知识分子面对世界、介入现实、与时代对话的一种独特方式。那些来自现实生活，本身就在“现场”的当代作品，正携带着鲜活的当代经验，等待着关注与讨论。我们在日常生活遭遇的困惑和不安，都可以在那些优秀的当代文本中找到共鸣或答案。在我看来，如果说真正有意义的学术工作，都生发自研究者的生命经验和现实困惑，那么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来说，以批评为方法，以文学为中介，通过与时代对话，思考和回答一些让研究者本人感到困惑的切身问题，或许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