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青年创作：相遇在幻想与写实的两端

　　大约100年前，鲁迅回到家乡鲁镇，偶遇了多年不见的祥林嫂。此时，他已读过威尔斯出版于1895年的科幻小说《时光机器》，而他留英归来的老朋友吕纬甫，竟然把这个机器带到了鲁镇。祥林嫂的死震动了二人，他们决定用时光机回到过去，改变她的命运。以上情节来自宝树的小说《时光的祝福》。这既是一篇关于“时间”的科幻小说，也是一篇鲁迅的同人文。历史上，鲁迅曾翻译两部凡尔纳小说，也提出过科幻救国的假设。而在这篇小说里，科幻救国的问题具体化为一个科幻的问题：时光机能救国吗?

　　他们决定先救祥林嫂试试。小说里，吕纬甫负责回到过去帮助祥林嫂，鲁迅留在原地，等待记忆被修改。第一次，吕纬甫赶走狼，救了阿毛，可成长在大山深处的阿毛，一年后又被山洪冲走了。第二次，吕纬甫想办法让祥林嫂和丈夫贺老六搬出了贺家坳，但因为祥林嫂后来生了个女儿，贺老六就对她百般虐待，加上他嗜赌成性，竟然逼着祥林嫂去做皮肉生意，最终祥林嫂带着女儿自杀。第三次，吕纬甫赶在祥林嫂的婆婆之前带走了她，让她免于再嫁。可谁知在此过程中，祥林嫂委身于救命恩人吕纬甫，这让他在对祥林嫂的愧疚和厌恶之间挣扎，失手杀死了她。最后一次，吕纬甫从过去返回，世间已没有祥林嫂这个人了，那个一开始在鲁四老爷家做粗活的女佣人，偶然成为了鲁四老爷的妾，又因为生了儿子，扶了正。然而，成为女主人的祥林嫂，却又像从前别人咒骂她那样，咒骂一个刚死去的女佣。祥林嫂的命运虽然改变了，但还有别的人代替她，成为下一个“祥林嫂”。

　　今天看这篇小说，仍会发现一些触目惊心之处：儿童成长、家庭结构、女性权利……个个都是能在现实中掀起浪潮的议题，隔着100年的时间，还是阴魂不散。在这篇小说滑稽又离奇的故事里，我们大致能得到一个回答：时光机器连祥林嫂都救不了，更无论救国救民了。当然，鲁迅曾设想的科幻救国，指的是以科幻文学带动科学普及，从而达到广开民智的目的。倘若他能看到百年后的科幻文学，恐怕会惊异于这一类型所具有的审视现实的力量，不仅不限于科普，还有着比肩于现实主义文学的野心。

　　2019年，幻想仍然是青年作家介入现实的通道之一。不同于前辈的写作者，眼下的青年作家正遭遇着一个庞大而又破碎、切近却又含混的世界。一直以来，青年写作者能否跳脱个体经验，有力地回应来自外部的问题，成为一个普遍的忧虑。事实证明，无论是向外探寻人类的前途与命运，还是向内拷问心灵的复杂和困顿，幻想小说正站在最遥远的距离上捕捉我们的现实。

　　郝景芳的《积极砖块》构建了一个叫“积极小镇”的地方：这里所有的物体都由一种“积极砖块”制成，它能够感知人的情绪，并随着情绪的好坏变换颜色，因此，代表积极情绪的暖色在这里得到推崇，消极情绪带来的灰黑色则是一种恐怖和禁忌。小说主角周错是小镇上一个“心理按摩师”，负责给别人带来快乐的他，却渐渐掩饰不住失意和迷茫。随后，他发现身边很多人都有不为人知的黑暗角落，表面上的快乐只是一种必须的伪装。因为一个意外，周错又揭开了整个小镇的秘密：每一个能够感知情绪的积极砖块，都有一个灰黑色的内核。这个秘密引发了小镇的恐慌和骚乱，从前五彩斑斓的世界失去了颜色。小说最后，周错在混乱的人群中帮助了一个小女孩，这时，他们的脚下出现了灰黑色小镇上唯一一抹真正的亮色。这个画面颇具有视觉冲击力，也彰显了一个很简单，却常常被有意忽视的道理：无论积极或消极，真实才是首要的、不可撼动的前提。

　　借助强大的隐喻和象征，寓言往往能够出其不意地击中某些问题。《积极砖块》之外，林培源的《神童与录音机》、陈春成的《传彩笔》也都具有强烈的寓言性质。《神童与录音机》里有一个失去了天赋的天才小男孩，他的父亲无法接受这件事，坚持用录音机播放儿子从前背诵古文的录音，希望以此唤回他过目不忘的能力。《传彩笔》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博尔赫斯式的嵌套故事：“我”认识一个资质平平却笔耕不辍的老作家，有一天他突然停止了写作，直到去世也没继续，后来“我”偶然读到他的博客，里面记述了他如何在梦里得到一支笔，从此作文如有神助，但他写出来的每一个字只有自己能看见。两部小说都选择了以“空白”作为结束：小天才的父亲去音像店复刻磁带，以求永久保存，可那竟只是一盘盘空磁带;老作家的儿子告诉“我”，他找到父亲生前在写的那部“传世杰作”，发现里面所有的只是白纸。现代主义之后，“荒谬”成为一种美学，沿着既定的轨道，青年写作者很容易滑行至此，但是，只有指向更具体的现实，才能赋予一种美学坚实的底子。

　　大头马的《全语言透镜》、王侃瑜的《语膜》都着眼于科幻小说里一个历久弥新的“巴别塔”问题，小说中的“透镜”或“语膜”是那个理想的翻译装置。不同的是，《全语言透镜》向上飞行，最终来到人类对“万物至理”的追寻，《语膜》则降落人间，让我们看到母语如何在现实和隐喻的双重意义上成为一对母子情感上的隔膜。这样的命题之下，人类共通的困境消弭了种族与国界之别，但是对于年轻的科幻小说家来说，如何在其中寻找本土科幻的独特位置，如何能在“伊莎”、“雅克”的世界里安放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是更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与《时光的祝福》类似，陈楸帆的《人生算法》也有关“时间”这一科幻母题。小说把目光落在了一个未来的潮汕农民身上，为了弥补那些关于家族、家庭和自我的缺憾，他一次次进入“轮回舱”，尝试去过不同的人生。可是，再精确的算法也无法将人生导向一个完美的结果，个人心智总是能够在其中产生干扰，让每一次的结局走向不可收拾。宝树的《退行者》则以一个“退因缘行咒”来逆转时间，在一次殃及全家的空难之后，“退行者”频频使用咒语返回过去，但命运的随机性让他永远无法回到原来的人生轨迹上。线性的时间往往关于记忆和历史，关于某些难以拆解的心结，幻想为我们提供了违抗时间的可能，却并不保证最终的和解和救赎。不过，也许正是在与过去和未来的对照中，当下的意义得到了更深刻的省思。

　　周恺的长篇小说《苔》生长在波光诡谲的晚清四川，为我们撬开了时代和地域的缝隙，亮出里面压抑着的不可思议的情欲、暴力和生命力，而后，又放任时代的洪流将他们一一冲散。作者所依托的历史语境和地方色彩无疑是小说的现实逻辑所在，但人物的个性面貌却在强大的情节中稍显模糊，抽象为一个个行动的符号。与科幻小说的漫无天际的想象力相比，历史小说的幻想更像是贴地飞行，需要作者更谨慎地寻找平衡。

　　如果幻想是对现实的某种抽象和折射，那么“非虚构”的终极旨趣显然是宣称自己为现实本身。至少，写作者在努力向它无限趋近。2019年，“非虚构”已然进入了青年写作者的视野，并为他们的写作撑起了一方天地。袁凌的《寂静的孩子》是历时4年探访而来的儿童档案，记录了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及偏远山区的孩子们，他们有的是留守或随迁儿童，有的生活在单亲家庭，有的失去了父母，有的正在承受着病痛的折磨……对于孩子来说，这些经历是无可逃避的，甚至是不堪回忆和无法言说的，是“寂静的”。可正如袁凌在此书序言中所说的，“一旦我们打开眼睛和耳朵，会发现世界不再寂静，布满了条条奔腾的瀑布，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滴泼溅的水珠。”其中的一章《没有故事的地方》记述了吉林省长春市郊区一所孤儿学校的日常，一个个或开朗或安静的孩子背后，都藏着各自惊心动魄的往事。而这些还要听睡前故事的孩子们，甚至还未有意识去审判和衡量发生过的一切。在他们所遭遇的真实面前，任何“故事”都是单薄的、残忍的、不堪一击的，这个时候，“非虚构”的能量超越一切可能的虚构，让修辞和抒情、分析和诠释全都黯然失色。

　　这一年，几位来自东北的青年作家仍然是关注的焦点，作为方法的“东北”也引发了持续的讨论。双雪涛最新小说集《猎人》开始挣脱从前所深植的东北土壤，逐渐转向了零星分散的城市空间，其中《火星》《女儿》等篇目都遥遥接续了作者第一部小说《翅鬼》既有的奇幻线索，也可视为作者面临新问题所寻求的方法之变。相比之下，班宇的小说着重于营造一种“失意中的诗意”，小说语言也能够在洗练与繁复、冷峻与幽默的边界上来去自如，极具辨识度。郑执的《蒙地卡罗食人记》还带着《仙症》里神秘而不失滑稽的气息，但整体而言不及后者的饱满和连贯。三位作家都来自沈阳市铁西区，不过细看他们各自的着力点，能发现三人已经在互不相交的路线上飞驰，“东北”可能只是一个渐趋模糊的大背景。

　　关于青年作家的地域书写，另一个常被提及的名字是王占黑。近两年，她的《空响炮》《街道英雄》两部小说集连续勾画出一部“民间爷叔生活史”，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上海”都在其中保有一席之地。发表于2018年的《小花旦的故事》富有更鲜明的“上海”意味，小说结尾，离开上海去了广州的“小花旦”有了一个新艺名“上海宝贝”，简称“海宝”。而由《小花旦的故事》牵连出“全球寻找海宝大赛”，也许能显露出青年创作正在溢出文学边界的趋势。这并不是由小说到剧本再到影视的单向链条，而是文学正与某些更新的文化形式发生合纵连横，可能是我们所知的建筑、摇滚乐、装置艺术，也可能是脱口秀、辩论会，甚至是某些未成规模、未得到命名、但也的的确确能抓住青年的形式。

　　董夏青青笔下的“新疆”从未真正限定她的写作。读她的小说，最终能看到的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和我们任何人一样，面临着无可逃避的抉择和变故，只不过，在没有掩体的戈壁和雪原上，这种碰撞尤为激烈，又尤为的稀松平常。《在阿吾斯奇》触碰的是军人之间、兄弟之间沉默、悠长却又转瞬即逝的情感。在硬碰硬的世界里，反而会有最柔软的东西激荡出来，久久令人感动。

　　整体而言，2019年青年创作所呈现出的广阔而丰饶的面貌，除了有着明显类型标记的幻想文学和非虚构作品，还有更多的青年创作在以现实为原点的坐标系上游移，从各个维度上展现出青年创作者观察世界的方法。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偏于幻想，还是近于写实，他们总会因为对现实的殷切关怀，相遇在某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