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作家研究：质疑、出路与价值

摘要：

　　“80后”文学是新世纪以来重要的文学现象，但相关的研究还遭受着诸多质疑，这种代际划分方式的合理性亟待论证。有研究者提出“城市化时代的青年文学”等命题来回应质疑，但仍有未解的理论困境。应该看到，代际划分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失去交锋的时代，已很难用标志性的思想或历史事件等方式来划分代际，而回归自然年龄来区分代际，在具有转折性质的“80后”这代人身上是合理的，并在学术界实际上已广泛通行。代际研究需要警惕整体主义的迷误，在充分把握作家个体特征的基础上，讲述这代作家贡献的文学特质。“80后”作家研究将伴随年轻作家走出“密林中”的困境，融入到悠远的人文传统，以此参与到中国文学未来的构建，并担当起新的历史文化传承者的责任。

关键词：

　　中国文学;“80后”作家;代际划分;整体主义

　　作为新世纪以来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80后”作家进入学术视野，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对此给予高度重视者不乏其人，譬如有学者在回顾中国当代文学60年发展的著作中，对此有专章介绍，并称“‘80后’文学无疑成为21世纪以来文坛最受瞩目也是最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另有学者在谈“新文学终结”时，首先就是指“80后”作家的出现带来了文学基本观念的变化，使得文学从“精神和艺术上的事业”，被降格到“娱乐和消遣作用”来看待等等。但这些论述的出现已是若干年前，这些论者并没有在这方面持续研究下去。在另一些学者那里，“80后”作家研究则还遭遇着诸多尖锐的质疑，它是否成立或者具有学术价值，还并非不言自明。这些年来，“80后”作家队伍及其创作在持续发展，不断有旧的退场、新的涌现，却未见相关的研究携手并进，甚至每当谈起这个话题，很多研究者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韩寒、郭敬明等名字，那些真正进行着更为严肃的文学探索的作家，诸如苏瓷瓷、蔡东、孙频、郑小琼、双雪涛、胡迁等，反而并未被知晓。该如何打破这种局面，冲出这种困顿，回答这些质疑?“80后”作家研究已经有了哪些解决问题的尝试，它目前存在的主要困境是什么，解决之道又在哪里?这项研究可以或者应该回应哪些重要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话题，它的价值指向在何方?所有这些问题，都亟待一番清理，才能让这项研究茁壮成长，进而为当代甚至是未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贡献力量。

一、遭遇质疑：“80后”作家群体何以能够成立？

　　对“80后”作家研究的批评，首先是对以生理年龄作为命名方式的合理性的质疑。有研究者不无尖锐地指出，“整天把年龄胎记露在外面以寻找文坛定位，这恰恰是文学上不成熟的标志”，因为以往的文学史上通常多见的是文人群体之间的“忘年交”，“几世同堂”而无隔阂，即便是批评，也不一定要同龄人才更相知，“隔代亲”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文学史上熟知的‘代’的概念被猛然压缩为‘代际’，关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的谈论不绝于耳”，那就会出现很荒唐的局面，“好像以后研究文学史，非得先看作家身份证不可”。这就是说，单纯的以年龄划线并无道理。而且，这种命名方式会造成难以化解的尴尬局面，如1979年和1980年出生的作家，有可能出生时间只差了一秒钟，为什么却注定要成为两代人，隔着无法逾越的沟壑天堑，而不能平起平坐，放在一起研究呢?

　　第二种批评者与之相似，他们虽然没有对以出生年代来标示一个作家群体的做法那么反感，但他们指出，这样做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讲，因为完全看不到这个作家群体所借以成立的那独特的文学风格或审美特质是什么。换言之，除了因为年龄相近而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之外，这些作家在文学志趣和艺术追求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这实际上是在问，“80后作家”或“80后文学”，如果能成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究竟有什么独特的内涵?赵毅衡在一篇评论中就曾说过类似意思：“半个世纪后，当这一代接近了我的年龄，哪怕黄平那时雄辩能力比今日更上几个层楼，也难说清‘80后写作’是什么意思。”

　　批评之三，则更接近诛心之论。批评者认为，这个话题无非是一种宣传和炒作，它并没有学术命题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而只是一个精心建构的符号化的消费品。而且这里面有着市场和学术的合谋，“学术权威联合曾被他们鄙视的传媒和商业的力量，推出各种‘80 后’作家、批评家”，“分期上被严格限定为上世纪80 年代出生，并且提出同代人批评同代人，打造一个完全属于‘80 后’的圈子”，“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子游戏，具有严格的准入机制和封闭成熟的循环机制。从人才的选拔、培养，到自我批评与肯定，以至于出版发行和媒体造势，甚至是评奖，环环相扣、天衣无缝”，“‘80 后文学’并不是一个开放性的见者有份的议题，而是少数具有最终解释权的小圈子的话语游戏”，“一个用来抢占话语高地的旗帜鲜明的符号，一个可操作被恣意赋予意义的符号。”

　　除了这几种最为典型的批评之外，其他的对“80后”作家研究的看轻、质疑和隔膜也不鲜见。早些年很多研究者认为，“‘80后’青春写手所表达的基本上都是封闭的‘代际经验’，缺乏丰富的社会内容和人生经验。……这类作品实在太单薄，甚至太粗糙”，“他们那堆里至今没有鲁迅(韩寒是有鲁迅风格的‘80后’，值得期待)，没有陈独秀，没有胡适也没有周作人”。这些基本上都是对“80后”文学的失望之词，也有研究者忧虑他们的某种写作倾向，“大量生产即便是最宽容的态度也无法接受的‘文学作品’。这种‘非文学性(写作)’很有可能使人对其文学品质难以保持充分坚定的信任感”。实际上，在这些论调的出现后的这些年里，“80后”文学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被认为缺乏的社会内容和人生经验也在生长，但很多研究者仍停留在过去的观感里。

　　这些批评角度各异，但实则根底里相通。总的来看，它们在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即这个作家群体或者说代际群体能够成立的依据是什么，换言之，它的独特内涵是什么?只要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无论是“年龄胎记”的讥讽，还是“圈子游戏”的大棒，自然都能够不攻自破。而研究者们已有的努力，事实上也正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

二、研究现状：边缘处境与充满歧义的应答

　　这些质疑，体现出这个领域的研究现状不容乐观。其中突出的问题，就是相关的研究缺乏持续性。当“80后”作家刚出现的时候，作为新生力量，其带来新鲜的命题，必然会促使知名批评家们起来应对，像雷达的《我看“80后”的精神追求——写给马亮和“80后”》，李敬泽的《一种毁坏文化的逻辑——关于“80后”》等，态度立场各异，但无论是曾寄予厚望，还是曾犀利解析，这些学者们都很快离开了这个话题，回到自己更为熟悉的领域，譬如吴俊，在写过几篇这方面的论文之后，就没有继续关注了。还有些学者，则是偶一为之，譬如郜元宝曾应《收获》杂志的邀请，为郭敬明的《爵迹》写过评论，陈思和在应甫跃辉邀请写序的时候也对他的写作有过评议。还有些作家、学者，则是以对年轻人“寄语”的姿态，虽然语含赞赏，但更多的属于礼貌性质。还有些人还是把它当做“赶时髦”的话题，而彻底束手不为。总的来说，这个领域热闹一时，而缺乏延续性，对最新现场，更是缺乏深入研究。

　　目前这个领域，是年轻的研究者担纲主力，例如杨庆祥、金理、黄平、李德南、方岩、徐勇等等。他们大多有对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但出于证明研究合法性的焦虑，也有相当多的精力，在试图回应上述的质疑。他们的努力值得尊敬，然而却也在不自觉间又制造了新的问题。同时，因为学术现场的冷寂，年轻的研究者的思考和探讨，能够激起的回应毕竟有限，某种意义上他们也陷入了自说自话的困境——所谓的制造“圈子游戏”的指责，实在很冤枉，因为没有广泛的学术对话和交流，恰恰是他们也感到最悲哀和无奈，而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有些年轻的研究者，也看到以生理年龄划线可能的确是种硬伤，所以试图为这个概念注入实际的内涵，却并不成功。譬如有研究者将它理解为“城市化时代的青年文学”，但他们马上就意识到，这个定义还是歧义丛生，“中国城市化的初步启动其实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像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也是一个城市化时代的青年故事”。因此，所谓的“城市化时代的青年文学”的边际过于广大，而且即便勉强征用，它也还只是某种“自然史”的命名，暂时还看不出自觉的美学反应。这些是定义提出者一开始就有清醒自觉的，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勉为其难的状况。在我看来，这样的定义实际上让问题不减反增。譬如，如果强调“城市化”时代，那么像马金莲这样的倾情于乡土的“80后”作家如何安置?何谓“青年文学”，指青年写的，还是指写青年的?无论何种指向都有困难，因为“80后”一代也慢慢告别青年时期，而他们所书写的也不都是青年人的生活，如蔡东的表现老年人生活的《往生》，这样的作品是否就要剔除?这些问题都是这个权宜性的定义所难以解决的。此外，还有人试图用“青春”“网络”“非主流”这些词来概况80后文学的特征，其实揆诸当下“80后”作家的写作事实，这些标签都已经过时、无效。可以说，这些定义不仅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很好地回应以上的批评，某种程度上反而是落入了陷阱，给以上的某些批评以口实——所谓“炒作概念”“抢占话语权”这些诛心之论，或许就是由此找到了某些似是而非的把柄。

　　此外，年轻的研究者还提出“80后写作与中国梦”的论题，把“80后”写作阐释为一种“中国梦”的叙述，试图将这个群体的文学与某种宏大的时代命题关联起来。后来，又有人提出“80后，怎么办?”的讨论，从文学扩展到一代人如何安身立命的社会、文化命题，牵涉到诸如社会阶层的固化、历史虚无主义的反思等方面，有某种重返“五四”新文学或者是20世纪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带来的思想解放气象的抱负。这些都可以视作对“80后”作家群体作某种思想内涵的归纳，确立“80后”作家研究的存在合法性的努力的延伸，同时，也是对这个研究领域的价值指向的开拓性探索。然而，这些观点最终所能激起的影响非常有限，基本上还是局限在关心这个话题的小圈子里，因为没有持续的回应，它们也没有结出后续的理论成果，显得无疾而终。这或许是某种根本性的尴尬。就像有的研究者私下里说的，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一篇论文出来争相讨论的状态，已经难以再现。今天，有了各种名目繁多的“重大课题”，有了太多充满表面光环和利益驱动的研究项目，对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的探讨，还有多少人会关心呢?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即便是那些“重大课题”，又有多少人关心它的实际成果质量如何呢?这是今天的年轻学人面对的根本困境。他们本来就在学术圈的边缘，缺少话语权力，这种无人关心、自说自话的学术环境，对“80后”作家研究这个命题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回归自然时间：代际划分方式的变革

　　在梳理了学术界的质疑和已有研究的情况之后，我还是要就最基本的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80后”作家群体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而成立的理由是什么?这种代际划分是否合理?

　　无论是在思想界还是文学界，代际研究无疑都是重要的方法兼命题。远的不说，李泽厚就曾提出过中国近现代的六代知识分子划分的观点，鲁迅也曾有创作关于中国四代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长篇小说的念头。鲁迅的划分是章太炎那一代、鲁迅自己这一代、瞿秋白等人那一代、冯雪峰等革命青年一代;李泽厚的划分是“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三八式一代、解放一代、红卫兵一代”。他们划分代际的标尺，都不是固定的生理年龄，比如在鲁迅的划分里，章太炎比鲁迅年长十二岁，而瞿秋白比鲁迅年轻十八岁;在李泽厚的划分里，“辛亥”与“五四”之间，则相隔不过几年。他们如此划分的理由是什么呢?鲁迅并没有具体解释，而李泽厚则在著作中阐释了他们之间思想、气质上的差异。

　　然而到了今天，思想文化界的状况已经大不相同，代际划分的方式也相应地会出现重大变革，但人们却停留在过去的思维习惯里，还没有足够的敏锐来接受这种代际划分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我们略析鲁迅的代际划分，从章太炎到鲁迅，是有思想上的师承关系的。然而现代社会里，不同时空的文化资源蜂拥而至，在当下发达的媒介与教育体制中同时呈现，导致思想资源的接受路径与时间维度趋同或混杂。从师承关系的角度去划分作家代际，越来越难以实现。而时代思潮的分化、自媒体等表达渠道的出现，使得有研究者提出的时代“共名”越来越不可能，在“无名”的时代、碎片化的历史中，像李泽厚提出的“辛亥一代”“五四一代”等那样，用某个事件来将同时空中的人包涵为一代，也已经非常困难。于是，那个看似偶尔出现的“80后”的提法不胫而走，实际上已广为接受，非但衍生出“90后”“00后”的提法，并且还往前给那些不曾如此自称的前辈追加出“50后”“60后”等称谓。不管是认真还是调侃，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命名已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群中都难以避免地被提及。只不过，习惯了过去的思维方式、坚持着保守的“精英”立场者，总习惯性地固守陈规，哪怕不得已要采用这个表述，也仍然在内心里下意识地有所抗拒。他们还没有足够洞察力，发现这种代际划分方式，已经产生出新的文学社会学概念，背后已经有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在将来，以自然年龄划分代际的方式也许不会一直有效、无限延续下去，但至少对于具有转折性意义的“80后”这代人，它是适用并合理的。

　　也有研究者认为这种方式并不是从“80后”这代人开始的，而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作者的出生年龄为文学代际划分依据的做法已经是代代相传，演变为文坛和媒体的一种成规”。他说，“将文学与年龄联系起来的媒体策划，可以追溯到《青年文学》1994至1997年开设的‘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栏目”，此后，“‘70后作家’与‘美女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末成为热门话题”，先后有1996年《小说界》开设的“70年代以后”，1997年《芙蓉》开设的“70年代人”，1998年《山花》推出“70年代出生作家”等栏目，《作家》《人民文学》以及一些出版社的丛书，都有类似策划。由此，对这种代际划分方式的实际普及率也可见一斑。在学术界，“70后”作家的提法及相关研究，略加检索，也已经说得上蔚为大观。所以，我们又如何还能完全回避这种代际划分方式呢?

　　如果能更理性地思考，其实我们会承认，以年龄来划分代际也并非完全不合理。以生理年龄划线诚然有生硬之嫌，的确没人能说清楚1979年12月31号出生，与1980年1月1日出生，这之间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但是这样提问题的人本身，其实同样犯了单纯纠缠生理年龄的毛病。如果不过于钻牛角尖，不单纯从生理的角度去“一刀切”地看待这个提法，而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去看待它，你不得不同意，198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在历史坐标系上的确具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它与1970年代人、1960年代人，在大体上(但并非“一刀切”的)还是有显著的区别。譬如很多人意识到，他们很多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独生子女，因而有比较孤独的童年经验;还比如，因为成长于全面改革开放时期而形成了较为疏离宏大意识形态的心理特点，以及为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所形塑成的热衷于消费文化的特点等等，都较前面几代人更为突出。可以说，这些特点提供了“80后”一代这个提法的某种合法性，所以在社会学领域，作为一个人群，它已然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并没有特别的尴尬。如果暂且抛开文学不谈，只就社会学这个话题讨论，生理年龄可以用来作为划分一代人的标志了，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首先意味着某种自然回归，就像我们在一个家庭里区分代际的时候，本来就是用生理年龄;其次，这意味着历史再也不会将生理年龄上的好几代人无差别对待了，历史上那种不同年龄段的人浑然一体同做狂热的事情，或者大学同一个班级里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居然处于同一个低微的起跑线的状况，何尝不是巨大的悲剧?某种程度上，这也可以用来回应前面对“80后文学”研究的第一种批评，即用出生年代来标识这个作家群其实是有一定理由的。

四、走出整体主义：代际研究路径的选择

　　在论证了“80后”作家作为代际群体的合理性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这种代际研究的正当路径与方法该是如何?

　　前面谈到有些研究者试图定义这个群体的文学的特性，但这种努力明显失败了。这里体现了文学与社会学不同的特质，文学是如此排斥同质性，而以个体独立为生命。朋友之间可以成为圈子，友辈之间的文学却不能等量齐观，很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松散群体而非文学社团、流派，“80后”作家的写作并不一定表现出某种固定的美学风格，所以试图用“反讽”之类的美学词汇来概括会显得牵强。这些探索昭示出某种代际研究的方法论的偏差，概而言之，可以说是犯了一种死板的整体主义的错误。

　　整体主义并非完全不可行，否则所有的宏观研究就无立足之地。前面说到80后作为一个群体，具有某些显著的文化特征，就是例证。但是整体主义是有限度的，社会学比较适宜成为它的应用范围，当遭遇文学的时候，它却可以说遇到了天敌。文学是最强调个体性和独创性的文化门类，正如康德所说，审美作为一种反思性判断力，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行为，它首先要解决的是面对特殊的个体的问题。在具体创作中，“80后”作家并非固定的整体，所以很难给他们的文学去下一个普遍有效的定义，尤其是在他们并没有主动和自发地提出文学主张的时候。所以我认为，只有从最原始的字面意义上去理解时，“80后文学”才能成立，即它只是“80后作家所创作的文学”，这种中性的理解才是客观而无可指摘的。它是个权宜性的说法，在某种更具体的美学或思想的特质浮现或分化出来之后，这个名词及这种理解自然会被取代。但在目前，它却是诚实可靠的。

　　所以，在具体的研究中，我只愿意承认，我是在对“80后”作家所创造的文学进行研究，而不是有一个特殊的“80后文学”。或许这才是所谓“80后文学”研究的真正出路，那就是冲出整体主义的迷雾，真正落脚到个体，从作家论的路径出发，由对一个个作家细致真实的体察，最终讲述出这一代人的文学有哪些独特的魅力与贡献。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中曾经说过：“探讨文学的普遍法则的努力终归要失败。……没有任何的普遍法则可以用来达到文学研究的目的：越是普遍的就越抽象，也就越显得大而无当、空空如也;那不为我们所理解的具体艺术作品也就越多。”这也给我们对整体主义的迷恋提了个醒。事实上所有的作家都不喜欢被扣上某个大帽子，被生拉硬拽地成为团体之一分子，他们都希望自己的独特性能强烈彰显，作为个体充分被欣赏。所以虽然我们要研究这代作家，总结他们的文学贡献，为他们将来在文学史上的留存勾勒形象，但是我们却不是直接地刻画群像，而是先进行单个的白描，充分做好微观研究，让代际研究建立在坚实的个体研究的基础上，先有微观的精准，而后才能把握住宏观的精髓。

　　有研究者认为，“70后”“80后”这些概念的产生，是具有症候性的文学事件，它表明了“文学革命终结”，“其实质在于以年龄的因素取代了文艺思潮的因素。随着这一命名方式的普泛化，一种‘稳定’的文学秩序便取代了一种可以在思想艺术层面进行交流、交融、交锋的文学场域”。或许真的是这样，在没有交锋的文学场里，我们只有更耐心地去细察每一个个体的特质，在整体主义之外，来进行这个群体的研究。

五、走出“密林中”，融入“大传统”：

　　“80后”作家研究的价值 尽管备受冷落，但并不代表“80后”作家研究没有意义。这意义，首先来自于文学传承的需要，当人们说当代文学存在“低谷的一代”时，他们指的是“70后”一代作家，而似乎还来不及意识到“80后”可能是问题更为严重的一代，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代人的文学话题还不急于提上议程。

　　我开始做“80后”作家研究，受陈思和的影响很大。他的《从“少年情怀”到“中年危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谈到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在文学史上属于罕见地持续引领风骚30年，当下的文学似乎进入了成熟辉煌的中年期。但他转而提出一个感到忧心的问题——未来会怎么样呢?有没有可能像有的民族国家，“文学在某个机遇中突然爆发灿烂光华，一时间名家辈出，犹如流星划过，过后就恢复了冷寂和沉默”?无独有偶，后来又在朱大可先生的文章中看到了相近的忧患意识，他在谈论诺贝尔文学奖受到的“逐渐沦为二流”的指责，彰显了文学的“全球性衰退”之后，不可避免地要“反观中国文学的狼藉现场”，思考“汉语文学的衰退”，认为“80年代以来活跃的前线作家，大多进入了衰退周期，而新生代作家还没有成熟，断裂变得不可避免”。此外，他认为更大的可能是，作为一种精神的“文学”很可能正在“化蝶”，从纸质文学这个寄生的“蛹”中脱身出来，进入了某种新媒体之中，“文学理论家应当修正所有的美学偏见，为进入新媒体的文学做出全新的定义，否则，我们就只能跟旧文学一起走向衰败的结局”。尽管我并不认同纸质文学已经一无所为的观点，但此文中那种对文学的未来及后继者的忧虑，却同样激励了我对“80后”作家投以关注的热情。

　　陈思和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指出，文学是需要阐释的，而1990年代的几拨新兴反叛势力都被排斥在了主流文学之外，更新起的“80后”作家，则还完全在传统规范外求生存。已经成名的批评家们主要精力都放在成名作家身上，而新培养的年轻硕士、博士，往往也跟着导师拥挤在更能为既定的学术范畴所接纳的课题上面，同样遗忘了这些与自己同代的作家。所以陈思和在跟年轻学生的对话中提出，“做同代人的批评家”。这是文学史家的卓识，却同时也是“80后”作家的心声，告别光环和书商包围的年轻作家，更渴望能有文学内部的专业探讨。据说在一次新书推介会上，颜歌和周嘉宁就曾发出疑惑，为什么同龄的年轻批评家们不关注自己的创作。某种意义上，这种渴望也折射出处境的艰难。鲁迅当年感受的那种“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呐喊·自序》)的大悲哀，不意竟在他们身上重演。周嘉宁在作品中也借人物之口说过自己类似的苦恼，《密林中》有段话说：“就像是在玩那种大型的网络游戏，……始终感觉这个游戏里只有自己一个人，茫然游荡，却坚持着在游戏中不存在的规则，不怀奢望地漫游。大部分时候，你无法在这个游戏中碰到一个真正的人，能够对话的，同时代的，和你在玩一个游戏的人。写作的人很多，但是很可惜，他们大多游荡在别的游戏里，而不是你的这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措辞，却是相似的孤独。与鲁迅不同的是，鲁迅的孤独是来自于他太超前，在一个沉睡的国度里，先驱者的呐喊难以激起回音，而“80后”作家的孤独却是相反，他们来得太晚。鲁迅的困境是“铁屋子”，或者说是乱坟堆中的荒野，而“80后”作家的困境，则如周嘉宁这本小说已经形象地揭示的那样，是“密林中”般被遮蔽的困境。文学史家的忧思，与“80后”作家的心声，不约而同地聚合成共同的呼求——对“80后”作家的批评和研究亟待振作，以帮助这代作家走出“密林中”。

　　可以用1980年代的先锋小说家来跟“80后”作家做个对比。先锋作家出场的时候，面对的是已经被意识形态束缚了很久的文坛，他们面对的阻力可能更多是来自社会环境和体制的压抑，而不是文学本身。在文学层面的交锋上，他们很容易就获得了对传统文学形式的明显超越，以及新锐批评家群体的激赏与支持，所以后来都说先锋文学的成长离不开先锋批评家的扶持。先锋作家出道时所面对的，是在桎梏之下已经陈旧和单调至极的现状，是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有个性的作家如张爱玲、穆时英都已经差点被尘封和遗忘的状况，那时的文坛与西方最新的文学思潮不通风气也久，所以在一片荒芜之中，他们和稍早的寻根文学的作家们一起，几乎是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就将新的风尚刮彻了整个文坛，让自己站到了文坛的最前端。然而，今天的“80后”作家们出道时面对的状况完全不同了。他们面对的是已经经过了30年茁壮成长的文坛，精心耕耘了30年的文坛已经长成了许多棵大树，这里面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有获得卡夫卡奖的阎连科，有代表着不同风格获得过各种嘉许的优秀作家如残雪、韩少功、刘震云、王安忆、余华、张炜等等。这就是“80后”作家所面临的“密林中”的处境。他们要在这样的遮蔽之下成长，要吸收到批评界的阳光和雨露，并且脱颖而出，是很不容易的。正如陈思和在那篇文章中说：“中年期的文学规范讲究宽容和理性的竞争，讲究实力的比较，但是初出茅庐的青年是很难在中年的成熟规范下轻易取胜的。”实力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最可惜的是，在养成的过程中，很多人得不到关注，得不到共鸣和砥砺，在孤寂当中就放弃了，远离了文学。

　　如果套用狄更斯“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的说法，对“80后”作家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是因为写作再也不是随时充满严酷的政治风险的事情，而最坏的时代，则在于面临着“如一箭之入大海”的尴尬。当然，后面这种情况不能完全推诿给时代来负责，如果自己实力超群，自然还是能够如同锥处囊中、脱颖而出，获得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可。这需要作家的努力，也需要优秀的批评家做他们的同路人。同时，目前这种相对冷清的局面，对于年轻的作家和研究者来说，都同样既是考验，也是机遇。在孤立无援的环境里，正是释放自己放手一搏的机会。研究者能够对文学思潮的萌芽、发展和确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在中外文学史上已有例证，1980年代先锋小说的出现与发展，就离不开当时的新潮批评家的呵护与砥砺。假如年轻的研究者能伴随这批80后作家的成长，参与到中国文学的未来的构建，无疑是种荣耀。正如杨巨源的诗所说：“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研究者的使命与荣耀之一，就在于发现那些尚处于初始阶段的文学力量，而“80后”作家研究无疑是这样的课题。

　　如何走出“密林中”，以及走出“密林中”后，又将去向何方呢?我的回答是：这项研究应该驱动作家和研究者同时融入到悠久的人文传统当中，只有抱着这样的意识，才有最终的价值。卡尔维诺曾经说过：“当代世界也许是平庸和愚蠢的，但它永远是一个脉络，我们必须置身其中，才能够顾后或瞻前。阅读经典作品，你就得确定自己是从哪一个‘位置’阅读的，否则无论是读者或文本都会很容易漂进无始无终的迷雾里。因此，我们可以说，从阅读经典中获取最大益处的人，往往是那种善于交替阅读经典和大量标准化的当代材料的人。”在研究这些或许还稍显稚嫩的“80后”作家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应该将他们的文本，与那个悠久的经典系列融合起来，借助当下触摸传统，融入那个古今中外先贤巨擘们开创的人文精神传统。

　　传统对“80后”作家来说非常重要。要回应那种普遍的对这代人还没有写出大作品的指责，解除整个群体对此问题的焦虑，避免成为文学低谷、平庸的一代，同时，跳出文学之外，要避免成为无法担负起历史文化传承、缺乏坚强主体性的一代，首先需要摒除浮躁、破除虚妄、潜心进入悠久的传统，那个可能是荷马、柏拉图、但丁构成的传统，也可能是顾炎武、黄宗羲们构成的传统，还可能是鲁迅、胡适、周作人开创的传统，进入到他们提供的精神营养之中，再长成自己的肌肉与筋骨，去开创属于自己的世界。对于研究者来说，同样如此。只有这样，“80后”这代人才能不仅在文学内部，而且同时作为历史文化传承的桥梁，担负起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郜元宝曾经说过：“对于人文和精神学科来说，熟悉传统，并不仅仅是为了向当下的研究活动提供某种‘在手边’的工具性准备，从根本上讲，所谓熟悉传统，亲近传统，这本身就是一切研究工作终极性价值取向，就是一切研究的目的。……人文科学精神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和写作者，从来不是处在传统之外再试图靠近和熟悉传统，他一生的努力，就是要使其整个生命存在都要融入某种传统之中，……你进入这个传统愈深，传统对你的支撑就愈有力，你的说和写就愈是生产性的，创造性的，肯定性的。”任何写作和研究，只有融入传统并发展传统，才能获得留存的意义。因为融入传统的过程，不仅仅是让你的写作变得有力量的过程，而很可能更是接近真理的过程，灵魂得救的过程，而后者或许才是文学和学术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