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当铭记 警钟当长鸣 ——从报告文学的灾难叙事谈起

　　2020新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集聚了绝大多数人的目光和注意力。当我们在感恩着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白衣战士的时候，当我们在责怨、恐慌、愤怒，乃至于孤立无援的时候，我们是否会痛心疾首地反思：为追求新鲜奇特的美味而罔顾一切、为追求现实经济利益而大肆捕杀各种自然生物、为一味追求现世回报而漠视自然生存法则……

　　灾难文学的创作和书写是文学大家族中重要的母题，是人类反思灾难、与灾难抗争的重要方式之一。早在2003年北京非典时期，何建明就曾积极投身于抗击非典第一线，独家采访了非典的亲历者，并以全景式的视角再现了北京“抗非”的原生态画面，以报告文学《北京保卫战》争分夺秒地记录了北京的“抗非”现场。2013年4月，作者又把这些深入抗击非典第一线的一手采访资料和亲身经历，结集出书《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以反思性的笔触提醒着世人：“一个不能将苦难和灾难作为教训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它是很容易被另一场苦难和灾难摧毁的。”2016年4月，作者根据天津港“8·12”大爆炸事故为题材创作了纪实文学《爆炸现场》。作者深入2015年发生的天津“8·12”大爆炸第一线进行调查采访，将灾难中的诸多真相呈现给读者，并对此重大事故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诘问。2017年10月，作者再次以一种灾难忧患意识，把目光聚焦到中国医疗队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的感人故事，全景再现了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对外医疗援助行动，并书写成纪实报告文学《死亡征战》。在这3部真实反映重大灾难的作品中，作者通过深入的事实调查和独立思考，对这些重大灾难性历史事件进行了负责任的真实记述，并对这些天灾人祸进行了深度反思和冷静思考，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重大灾难题材的叙事选择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也是一段人类始终遭受自然和人为灾难的历史。灾难以其强大的毁灭性在对人的外界生存环境产生毁坏的同时，也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着强烈的冲击，人类在与灾难搏斗的过程中对自然平衡和生命伦理产生了深刻的认识，并时刻关注着人类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灾难往往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大到国际关系、生态建设、社会事业等领域，小到生活习惯、处事观念，根据成因大致上可分为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因此，在人们出于对各自灾难的理解与记忆中，对叙事方式和切入点是有一定选择性的。不同灾难事件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不同的文体对于灾难题材的书写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灾难的成因上也存在差异性。

　　面对灾难，文学自觉地承担起了记录书写、反思的义务。进入新世纪以来，作家们在记录、反思灾难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灾难的多维化叙述，文学再度成为作家真实再现、反思灾难的重要途径。

　　然而相对于诗歌、散文、小说等文体，报告文学以其求真务实的文体特征，呈现着其他文体所无法取代的文本意义和审美功能。灾难报告文学便成为了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一种记录、再现重大灾难性事件，并以记录人类灾后生存状况为己任的重要作品类型。何建明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优势，在记录书写灾难的基础上，既能还原灾难现场的真实场面，又能联系生命伦理，反映时代精神面貌，形成广阔的创作视野、独特的思想魅力和史诗品格。在思考灾难题材现实性意义的同时，体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以及对现实和灾难的强大的忧患意识。

多元化的灾难叙事策略

　　报告文学反映社会生活，重现客观现实的发展，作家采用不同的聚焦点了解和分析事件的发展脉络，所叙事件也反映了作家对社会的一定认识，以此表现报告文学对于灾难叙事的策略化和伦理性。

　　叙事者可以从任意角度来观察所叙事物，无所不知又无所不晓，掌握文本的一切情况，并且可以深切体会人物的内心状态，这是一种全知的叙事模式。何建明在其报告文学中围绕着灾难叙事的观察点、立足点，以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的多样方式再现灾难现场，展现了全景式呈现的叙事能力，也体现了作家丰富的思想阅历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在《北京保卫战》中，何建明以全知视角清楚地告诉读者非典袭击北京的事件背景，在灾难发生前期国人对“非典”的忽视与大意，以及广东、香港两地疫情的严重形势。《爆炸现场》开头即讲述了一个三口之家因为大爆炸而彻底破碎的故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灾难事件的悲剧效果，也为下文灾难现场的悲惨呈现起到了铺垫作用。《征战埃博拉》中，作者开篇就以全知者的叙事视角分别展示了中国政府、中国驻几内亚医务人员、几内亚政府及人民面对疫情的心理和行动，讲述了非洲暴发疫情的背景，进而深入到援非抗击埃博拉的相关事件中，客观展示了灾难的全面发展。

　　全知视角着重于灾难的发展过程，而限知视角则侧重于灾难中人物的思想意识活动。何建明为了将灾难现场真实呈现给读者，大多将自己的叙事视角聚焦于特定人物身上，以该人物的意识活动为边界进行叙述。在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叙述中，又分为三类。一种是通过某个特定人物的聚焦点观察灾难现场。《爆炸现场》通过对叙事者的聚焦观察，可以看到距爆炸现场约3里路的消防中队营房内，被掀翻的天花板、变形的钢窗框、满床的玻璃渣和碎石块、断裂的钢窗条。作者通过一系列的采访，从受访者的叙述中了解到与消防队相邻的瑞海公司的信息、爆炸核心区的跃进派出所、爆炸期间的具体出警命令单、爆炸现场的“珍贵对话”等。第二种是根据不同人物的叙述呈现文本人物的多面性。例如在写到天津大爆炸中重度烧伤的消防员张超方时，通过多个叙述者分别呈现了朋友眼中坚强乐观、积极向上的张超方，母亲眼中孝顺优秀的张超方，战友眼中危急时刻敢于冲锋陷阵的张超方。还有一种是以不同人物的聚焦点来叙述同一件事。以叙述爆炸事件为例，何建明通过幸存消防队员、居民、司机等的讲述，以多样视角呈现爆炸事故中的灾难现场、消防人员的救援情况、遇难者的悲惨状况。通过这样多元化的叙事策略，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展示出了灾难故事的戏剧张力，给未曾遭遇灾难的读者带来了真实感知和多维感受。

多维灾难叙事的警示意义

　　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离开现实社会生活，文学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灾难作为人类社会频发的现象，以其偶发性和巨大的毁灭性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作家在进行灾难题材的创作时，不仅要记录人们在灾难中的悲惨境遇，关注灾难之后人们的精神创伤，更要深刻反思灾难成因和灾难所应带给人们的自省与警示。何建明的灾难主题报告文学真实记录了当代社会的3次重大灾难，揭露了其爆发的真实原因，挖掘了灾难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是立足于真实客观的现实文学，也是面向未来的反思文学。

　　生活在信息化社会中的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大量繁杂琐碎的信息。在浏览这些海量的新闻标题时，即使是社会重大灾难事件，人们有时难免也会麻木无感、不以为然。然而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读者更容易进入作家的写作世界，通过其作品对现实的再现来与自身的经历和情感产生共鸣。何建明通过对3次灾难的叙述，使读者深刻理解了灾难，并真切感受到了生活之美、人性之美，进而增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珍惜。在灾难作品中，何建明习惯以问题的形式开头，紧接着以问题为线索展开文本创作。这些问题不仅起到开篇点题的作用，更具体表现了作家的问题意识。何建明以这些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深度挖掘灾难事件的发展历程，凸显人们对灾后的关注及反思，呈现出一定的现实价值意义。通过书写和分析这些失衡现象，作者警醒人们展开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审视，对灾难教训的深刻反思。因此，读者通过阅读其灾难报告文学，不仅可以真实客观地认识灾难，增强应对灾难的科学知识，还能了解到灾难爆发的真实成因，增强防范意识，并对灾难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警醒。正如作者在《北京保卫战》中所呼吁的那样：“人类所经历的任何苦难是最宝贵的，把它记忆住，本身就是财富，而忘却了它才是真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