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文学的相互造就，需要作家们更热切而敏感地投入

　　■嘉宾：杨扬(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采访：汪荔诚(本报记者)

　　金宇澄的《繁花》《回望》、王安忆的《匿名》《长恨歌》……一座城市与它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文学，以一种文化标记，把一个城市的品格凸显和凝聚起来;同时，一座城市的人文建设，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的思考和创作，也有着绵绵不绝的浸润式影响。

　　“在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单单将注意力集中在城市的生态指标、经济指标和环境指标等硬性指标上，还应该关注人文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没有安全、健康、优美的城市人文，这样的城市建设多多少少是有缺陷的。文学艺术在人文城市建设中具有积极的建设性作用。”著名文艺评论家、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杨扬在接受本报记者访谈时这样说。

　　文汇报：您是国内较早思考城市化与审美关联问题的学者，您曾经在《城市化进程和文学审美方式的变化》一文中提及，上海这座城市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近百年来,风格多样的杂志、大大小小的出版物、各类文化艺术机构云集上海，孕育了很多文学人才。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对于作家创作有了哪些新的影响?您所关注的城市化与文学审美问题，有了哪些新的看法?

杨扬：

　　我最初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慢慢涉及到当代文学问题。对于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有很多说法，我觉得最简洁的表述应该是上海的文学崛起。因为在中国文学史的漫漫长河中，上海一地几乎没有标识度，只有从近现代开始才成为关注的对象。而上海这一现代都市辐射之下的文学，有一种独特性，形成了城市与文学这样的研究课题。

　　相比之下，“城市文学”这个概念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中提出的，这可能与当时中国的城市化再度起步有关，但当时的情况是城乡对立，差异巨大。作家、批评家尽管都想往大城市跑，但主要兴趣不在城市化问题上，而在文学形式问题、方法论问题，不像今天，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大大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有一大半的人住在城里，城乡一体。我们看今天的年轻作家，农村生活基本不熟悉了，写农村生活写得好的，非常之少。相反，城市生活是熟悉的，从打工仔到大学生，从白领精英到漂洋过海的留学生活，从官场沉浮到商海竞技，大量呈现于文学作品中，这是前所未有的当代文化现象。这说明文学的表现中心在转移。从文学史角度来看待当代文学这些变化，我的感觉是，城市造就文学的时代到来了。

　　在当代文学发展阶段，上海文学尽管有显示度，但有一个阶段不是作为城市文学，而是作为地域文学存在着，也就是说，上海文学与河南文学、浙江文学、东北文学没有根本的差异，类型上是相似的，都在述说着相同的社会问题，口径几乎一致，审美上体现不出鲜明的城乡对照。

　　但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灯红酒绿、物质生活以及怀旧情调等，突然在以上海为题材的作品中集中呈现，带动了审美观念的改变。敏感的评论家和研究者感觉到其中的一些特点和气质，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某些文学书写有异曲同工之妙。理论研究上，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以及本雅明的一些论著对这一时期也做了研究。

　　文汇报：您曾经指出，近20年来，“新成长起来的作家大多是都市生活的产物”，城市对于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明显。那您认为，城市人文建设对于文学品格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杨扬：

　　我们今天来谈城市文学，尤其是在一个疫情围逼城市的严峻时刻，关注城市的人文建设，不是要转移严肃的话题，或风雅一番，实在是城市人文建设非常重要。现代城市，有人文与没人文，就像有灵魂与没灵魂的差异一样巨大。人文就相当于一种文化标记，能够把一个城市的品格凝聚和凸显出来，成为行事规则和价值行为的共同标准。这不是单靠拼经济指标就能解决的，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社会认同基础。我们今天的城市化进程是不是到了这一阶段，这是城市文化理念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强调城市文学对作家创作的塑造作用，但不要陷入城市主义的决定论陷阱中去。城市文化是多元多样的，具有巨大的包容性。我们去虹口的景云里，看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冯雪峰等文化名人的故居，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为什么这么多文化人会云集到上海来。这当然是上海的人文环境，能够容纳他们。上海的文化底蕴，至少在文学上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人物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一种历史文脉，谈城市文化一定要关注这种文脉，这对于我们理解城市文化，包括城市文学，是有参考价值的。换言之，城市化进程不仅仅要推高经济指标，而且在文化、文学上，也需要有相匹配的创造力。

　　文汇报：随着城市的更新发展，城市作家在文学表达上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阶段，对此，您觉得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呢?

杨扬：

　　从理论上说，越来越多作家意识到不能复制和停留在原有的现代水平，应该有属于新世纪的变化和现实感。单从小说创作看，王安忆的《长恨歌》和金宇澄的《繁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其他像陈村的长篇小说《鲜花和》、王小鹰的《长街行》、孙颙的《风眼》、王周生的《生死遗忘》、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唐颖的《阿飞街女生》等，都是从各自的角度，表现着上海这座城市的生活。

　　谈城市文学一般都会注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其实，城市化过程覆盖整个中国，各地都有体现，作家的反应是千姿百态的。有时候，文学给人以梦幻与想象，但有时文学也是破除梦幻的清醒剂。好的城市文学，让我们触及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尖锐而敏感的东西。破除了一些人将城市化简单理解为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物质生活梦境。城市化是一种历史过程，历史发展到这个阶段，就有这个阶段的问题和特征，尤其不能靠粉饰和虚幻来维持城市文学。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靠血缘和家族制度维持;而城市社会是陌生人的世界，靠社会契约和法律来规范。五湖四海的陌生人来到大都市寻求生存和发展，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些天南地北不同文化背景的东西，如何在城市文学中得以呈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北京有过这样的体现，鲁迅、茅盾等都曾满怀热情地予以关注和评价，甚至强调所谓的乡土文学，也是离开故土，移居城市之后的某种乡愁记忆。相比之下，今天一些作家、批评家对城市文学的关切和热情程度，是有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