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陈谦的新移民女性书写：烟花般绚烂

　  “烟花”是陈谦小说《无穷镜》里的重要意象，也是我们理解陈谦笔下新移民女性人生选择的一个基点。这些女性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的成功者，可她们都活得卓尔不群。她们内在的那种倔强使得她们的生命显得光彩夺目，苏菊(《爱在无爱的硅谷》)、依群(《覆水》)、南雁(《望断南飞雁》)、珊映(《无穷镜》)、玉叶(《虎妹猛加拉》)等无不如此。

　　陈谦在书写这些勇于寻梦的女性的故事时常常使用“出走”这一情节设置。《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的苏菊和利飞看起来事业有成、郎才女貌，是硅谷令人羡慕的一对年轻移民，但是苏菊却不快乐。当她见到流浪画家王夏，就以为和王夏在一起才是她想要的灵性生活，于是离开了利飞，随王夏出走去了荒凉的新墨西哥高原。然而，她和王夏在一起时却经历了身心双重的伤害，最后苏菊再次出走。珊映和苏菊一样是硅谷的技术精英，她渴望事业的成功，在一场商业危机中为了能力挽狂澜，完全不顾自己有孕在身，结果因劳累过度而流产，她也从她的婚姻中出走。与她们不同，南雁是一个不起眼的女子，她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资质普通。但她有自己执著的追求，她想成为一个艺术设计者。她在已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丈夫的事业走上正轨之后，毅然离家出走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这些女性的出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百年前中国社会的“娜拉出走”现象，其实两者不同，她们的出走不是“对现实生活不满后的意气之举”，而是“因为追求自我实现的梦想而选择出走的，是深思熟虑过的选择”。就此而言，陈谦看到了中国女性的进步，她们都是心揣梦想的跋涉者。苏菊因精神追求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地带，她“虽败犹荣”，因为她为自己的梦想切实努力过。

　　新世纪以来陈谦对女性离家出走的书写，某种程度上终结了“娜拉走后怎样”这一百年之问，她认为，“在这时代女人已经可以有这样的活法”。陈谦在接受江少川教授访谈时说：“如果直面内心，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现，在自己的生活里，都曾有过‘出走’的冲动。所谓‘生活在别处’，包含了这个意思。”

　　显然，陈谦无意于书写女性生存之艰这样的主题，生存困境是每个时代的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女性既没有权利要求豁免，也无需以弱者的姿态来支取同情与怜爱。两性的性别平等并不在于女性可以要求获得更多的体谅和关怀，而只可能开始于女性的自强自立。生存困境不是只有负面性，女性往往在经历寻求、磨难、忍耐、放弃的历练后才会有收放自如的成熟和柔韧。《覆水》中的依群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女子，她少年时父亲自杀身亡，自己又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初中毕业后就因身体原因在南疆小城的一家街道厂做绘图工。机缘巧合，她遇到了愿意娶她、带她回美国治病的老德。老德善待她，给她治病，让她读书。她在美国一方面学业和事业都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老德虽然人好但毕竟年长她30岁，两人的性生活一点都不和谐，她只是以婚姻的残缺替换了心脏的残缺。和咨询师艾伦的相遇，让她产生了背叛老德的冲动。我觉得《覆水》中艾伦对不如意的人生态度颇为成熟，“与其砸碎手里的，不如试一试，能不能换一种态度，路其实是人走出来的”。记得作家史铁生曾以残缺来比喻人生，这是有道理的，其实这不是真正的生活是否在别处的问题，在别处的生活即便是真实的，也未必就是圆满的。依群的智慧在于当她无力改变什么时她能够隐忍并等待，这似乎也是陈谦很认同的一种人生智慧，在《无穷镜》的最后，珊映在大危机中，她所能做的就是如同雪崩之时坐稳在山巅听那山崩海裂般轰鸣。

　　陈谦的女性书写，打破了那种对女性以婚恋的成败论英雄的陈腐观念。她的小说中许多女性的婚姻生活都是破碎的，但她们仍然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婚姻只是女性人生中的诸多人际关系之一种，何可人博士在评价她的《无穷镜》时所引威廉·马萨瑞拉的一句话很适合用来说明陈谦对包括婚姻在内的各种人际关系的态度：“不是我们要走向何方，而是我们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如何成为我们之所是。”无论是依群还是珊映，当她们回望那来路，曾经的婚姻只是她们翻越过的一道山水，重要的是她们成为了更坚强、明理的人。

　　陈谦新移民女性书写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她注重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探寻，探究她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创伤与医治。《虎妹孟加拉》以一种特殊缘由的“出走”，书写了女中国留学生玉叶和虎妹孟加拉之间的深厚情谊。“富二代”玉叶更喜欢置身在动物的世界中来逃避对人的恐惧和厌恶，这与她在成长过程中忍受了过多的孤独和压抑有关。玉叶的故事也提醒我们，虽然时代在进步，女性的精神在成长，但女性自身要面对的新的困境、新的问题和新的关系模式仍然层出不穷。

　　陈谦说：“那种不张牙舞爪，但是有韧性，聪明又智慧的女人，总是吸引我。”总体上看，她在“出走”的情节设置中书写了这些拥有烟花梦的女子在各种困境中的百折不挠，书写出了她们有韧性的生命力，肯定了她们自立自强的独立意识。虽然她们还有种种瑕疵，但是陈谦还是把敬意和爱意送给了这些愿意积极应对自己生命中的问题的姐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