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榜单的自主建构及其困境

      从本质上，文学榜单与文学奖项一样，都是文学现代评选体制的一部分，它们以某种事件性的传播效应，以文学成就的名义，成为现代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联结点，呈现了现代文学场域围绕着文学的自主性与他律性之间复杂的结构性关系。对中国当代文学而言，纯文学榜单在2000年之后才出现。它既是对1990年代以来文学社会效应失去之后，以大众文化的运行逻辑试图重建文学效应，实现包含图书销售的经济利益和文学影响的文化效益的一种努力，也是面对文学奖因为种种复杂的利益关系而日益呈现出公信力减弱之后，重建文学自主性场域及其发展逻辑的一种探索。因此，文学榜单的出现，就是在经济与政治的双重结构中呈现出其特征。

      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年度小说榜、《收获》杂志主办的“收获文学榜”和《扬子江评论》主办的文学榜、花地文学榜等，以学会、文学刊物、评论杂志和媒体副刊为代表的不同文学界主体主办的榜单，构成近年来影响力较大，有代表性的几个纯文学榜单。纯文学榜单的出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降，面对城市文化的兴起、市场经济的推行和大众文化的勃兴，社会文化氛围和思想场域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与断裂的语境下，纯文学遭遇内外双重围困的语境下力图突围而产生并形成的一种现代文学制度。

      从纯文学内部而言，随着1990年代社会思想的分化，1980年代纯文学与社会文化中心那种紧密的关系逐渐松懈。一方面，文学具有突破单一创作的要求，多元化创作及其文学丰富性追求使1980年代那种与现实紧密结合的创作趋向呈现出新的面貌。正如陈思和所概括的那样，文学从“共名”时代进入“无名”时代，而肇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创作，其强烈的形式化追求更进一步削弱文学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中国文人那种“文以载道”的强烈的意识，使其无法从1980年代其实并不正常的文学思想氛围中抽身，仍然幻想着文学的轰动效应与人文景观，因此对文学边缘化的焦虑感极为强烈。而从纯文学外部而言，大众通俗文学、影视文化的发展，不断挤压着纯文学生存发展的空间，导致纯文学读者数量的下降，以及文学在文化格局中的边缘化境况日益明显，进一步加剧了文学批评家的焦虑。当时从上海发起的人文主义大讨论，其矛头所指，正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影视文化、以王朔为代表的市民文学。文学如何重新获得社会效应，成为纯文学界内心极为强烈的无意识。

      在大众媒介时代，各式各样的文化榜单的建立，是以“事件性”的方式实现文化的媒介效应，其目的在于促进文化产品的商业营销。由于商业流行文化的“成功”标准较为单一，往往以票房、销量等市场指标作为衡量的尺度，因而，榜单是流行文化行之有效的运作机制。从流行音乐的打榜到作家富豪榜的排列，再到热门图书销售榜的推出，往往以特定的周期和频率来发布榜单，制造事件，引发议题，从而引发影响。而纯文学榜单的出现，正是在文学丧失了社会效应之后，力图借用流行文化的运行逻辑，在媒介环境中再造文学影响的一种突围和努力。早在2000年，当“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正在筹办的时候，冯骥才就敏锐地意识到，“‘排行榜’的确是一种市场手段，但它对读者却有强大的导向的作用”。它依靠市场效应的标准，容易获得普通读者的认同，从而能够左右甚至决定书的命运，因而在市场在阅读中的作用逐渐凸显、文学逐渐与评论与研究脱节的背景下，树立评论家“自己的排行榜”，利用榜单的商业形式和市场效应张扬专业的声音，是一种可行的方式。[1]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榜的出台，“坚持艺术性、学术性、专业性、民间性的原则与立场”，正是试图以一种“学术”的视野和“学者”的视角，“以使读者眼中不仅仅是光怪陆离的商业化的宽银幕”[2]。也就是说，中国小说排行榜的设立，正是要在当代文化市场中，以商业和市场的形式来实现对大众读者的“调焦”意图，是因文学外部语境的变化和文学固有体制的僵化而重建当代文学社会效应的一次尝试。

      另一方面，纯文学榜单的更大规模的出现，可以视为当代文学体制的一种内在调整，它是对文学奖（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存在的公信力危机的回应，是文学场域诸力量力图以某种更为自律性的文学标准重建文学评价体系，重构文学自主场域，重建文学公信力的一次集体协作。

      前些年鲁迅文学奖所出现的种种乱象和争议，包括评价标准频繁修改、评委回避制度形同虚设、为获奖而导出“跑奖”事件以及各种“梨花体”“羊羔体”等争议，都使文学奖的公信力受到严重的损害。此外，各种级别、各式各样的文学奖项多如牛毛，成为各种文学圈子的内部利益交换，文学评价机制沦为利益分羹盛宴。

      纯文学榜单的竞相出现，正是在由文学奖所主导的文学评价体制出现了公信力危机的情况下，文学场域中诸参与主体协同重建文学公信力的行动。因此对纯文学榜单所体现出来的特征，正是在回应文学奖所长期存在的某些痼疾中形成的。无论是中国小说学会已经接近20年的“中国年度小说榜单”着力提倡艺术性、学术性、专业性、民间性的原则与立场，并透过相对滞后的出版和评论重建小说评价的策略；还是从2017年开始，在中国当代文坛中以某种实验性的“收获气质”发表大量在当代文学史中具有重要分量的权威文学期刊《收获》所主办的“收获文学榜”，力图“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文学标准”，以呈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抑或新起的文学批评刊物《扬子江评论》主办的文学榜单，目的在于通过“评论家的共识视野去发现大时代里具有大格局、大气象的作品，推动当代文学健康繁荣发展”，我们都不难发现：

      第一，文学学会、文学期刊和评论刊物作为纯文学场域中最重要的主体，成为推动纯文学榜单形成的主导力量。正是以学会、期刊和评论杂志等为中心，将当下中国纯文学的相关刊物主编、评论队伍和高校研究者进行了集结，与文联、作协为主导的官方评奖体制相比，纯文学榜单呈现出鲜明的专业性、学术性和民间性。这也正是上述文学榜单所共同彰显的立场和原则，显示出其既不同于商业营销，也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学自主性色彩。 

      第二，文学榜单的评选力图凸显出某种程序的公共性和合法性。在文学榜单的发布过程中，不同主办机构都尽力彰显文学评价程序的公共参与性，试图彰显某种公共参与与多元性对话共建共识的努力。因而毫无例外地，不同榜单标榜的标准虽然不同，但是其所自我陈述的内容却极为相似：对作品筛选机制程序的公平性、筛选标准的专业性、筛选范围的覆盖性以及评选作品的代际性、评委的多层次等的凸显，是相关评选机构对文学榜单的“合法性声明”最重要的构成。

      第三，从纯文学榜单的价值导向而言，不同榜单的评选，具有一种强烈的以评价推动文学创作繁荣的目标。与官方在文学评价尺度上的某种单一性不同，几大代表性榜单力图对当下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某种整体性的视野，并意图在其入围的榜单中，呈现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多元构成。比如在代际上，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小说排行榜就具有鲜明的扶持新人的特点，雷达就曾指出：“事实证明，我们的读书界和文学界需要这样的排行榜，以推介佳作，引导阅读，推举新人，推重创新精神，推动整个文学创作的更大繁荣。”[3]而在2018年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将“80后”作家班宇的《逍遥游》列在短篇小说第一名，力压莫言、阎连科等名家，其多元代际创作成就呈现的意味非常明显。又如《扬子江评论》2018年度榜单评选的自我描述中，就突出了评委的多元结构：“我们邀请了19位全国知名的批评家、学者、权威评论刊物主编担任终评评委，力求融合、体现职业背景、文学观点、地域、性别、年龄的多元性，保障排行榜的视野足够开阔、全面。”而“收获文学排行榜”在彰显其多元的评委组合的同时，也专门强调了其文学作品来源的多元性：“这次最终入选作品，有很多来自非传统期刊平台，名列非虚构榜单第六的‘英国当代观察系列’来自青年杂志书《单读》，候选提名的《失落的天文台》来自人文社科杂志《读库》，而短篇小说《北方狩猎》来自‘豆瓣阅读’。这张榜单，可视为一份跨越代际与经验的、对于文学的当前与未来的共见。”

      如此，既彰显“多元”，又突出“共识”“共见”，正是几大文学榜单的共同之处。文学榜单正是以其民间的、专业的、学术的、艺术的立场和原则，力求在我们这个审美分化、文学评价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情况下，透过文学场域的某种自主性建构，来重新确立文学的价值和标准，并经由自主性场域的运作推动当代中国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纯文学榜单正是处于商业与文学、政治与文学的双重结构之中所进行的一种自主性建构。它试图以某种商业的、媒介的运作逻辑来实现文学社会效应的目的。但由于欠缺价值层面上的共识与自主，因而从其产生伊始就存在各种争议，包括文学榜单是否应该存在的质疑等等。事实上，当下存在着两类文学榜单，一类是商业性榜单，另一类是纯文学榜单。商业性榜单包括网络文学排行榜（网络文学大神榜）、作家富豪榜、畅销书榜等等。正如前面我们所提到，这是一种按照市场指标所设置的榜单，因其标准的一致和客观使其更少争议。纯文学榜单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借用商业化形式为媒介来完成文学的自主性建构。为规避商业榜单和文学奖的功利性和商业性，纯文学榜单的评选者都在强调其筛选评价的机制，突出其匿名、公正的运作过程。但从实质上，这只不过是一种程序的合法性，但却欠缺价值维度的自主性标准。很显然，文学评选机制的“公平”与“民主”，难以避免文学评价标准缺位与混乱，其引发的诸多争议正是由此造成。

      从哲学的根源上说，这是由于文学审美经验的主观性所致。从康德的意义上说，对文学的判断力是一种“主观的合目的性”，它只能假定不同阅读者在面对同一阅读对象时都感受其为美，而不能进行客观的证明，这种主观性正是文学共识难以形成的原因。这就导致纯文学榜单从其提名到最终评出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争议。文学榜单最终都只能是一种妥协的产物，是一种大打折扣的“共识”。在2018年《扬子江评论》文学榜的评选中，就出现大部分提名作品都只有一票的情况。这不仅体现了当下文学公共记忆的匮乏，更显示了文学发展所带来的多元与混乱的辩证。文学批评家在文学评价尺度上的差异与分歧，以及面对相同文学作品所得出的截然相反的评价，正是当下文学经验与审美严重分化的表征。

      而在不同榜单之间，其过于差异或过于雷同都可能带来对评价标准的质疑：“三个榜摆在那里，如果入榜的作品没有重复，说明没什么评判标准，各自在玩各自的，没什么说服力；如果入榜的作品太多重复，说明彼此抄袭，没有三个榜都存在的必要。”[4]这个问题一方面正是不同榜单自身评价标准和榜单个性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所致，一方面却可能由于当下文学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异质性或者可能是因为批评家对文学现场欠缺回应的能力造成的。何平就曾尖锐地指出：“不同文学榜单少重复不交叉并不意味着参与榜单的个体之间文学观的差异，相反，建立在不同文学观的个体之间的交锋和对话恰恰能够在动态中生成我们时代文学的‘共识视野’。现在不同榜单入榜‘人’的差异性可能掩盖我们文学观的守旧和固化，入榜作家的鲜少重复交叉固然是事实，但入榜的不同作家之间几如一面，这要么是我们时代的文学匮乏创造力，要么是我们的研究和批评匮乏对文学现场的回应能力。”[5]

      由此，作为事件的文学榜单表征了我们时代文学评价标准的内在困境，而这也就意味着一种具有当代性的文学评价标准的建立的迫切性。只有一种能够发现并鉴识新的文学经验极其价值的文学评价尺度，才能彰显文学榜单作为文学场域自主性建构的机制的价值。吴义勤就曾从当代文学的经典化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小说学会的小说排行榜的作用，并认为其目标在于“建立一个既立足文学史又与时俱进并与当代文学发展同步的认识评价体系和筛选体系”[6]。在这里，文学榜单以“年”为单位，对当下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快速反应。这种对文学的“当代性”及其新质的遴选与价值评价，正是对文学场域中编辑、批评家和学者的共同考验。批评作为“运动的美学”，不只是运用固有的评价尺度来评价新的创作，更是需要在新的创作中去发现固有文学定义的不完善之处，并透过批评的发现与创造推动文学评价标准的迭代与更新。纯文学榜单因其艺术性、民间性、专业性的定位，及其作为当下文学场域自主性机制运作的载体，只有通过其事件性效应构建多元对话的机制，持续性地为文学的当代性进行沟通、碰撞，以自主性审美价值的建构为目标，并坚持作为每一年度评选的方向，一种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标准及其自主性价值依据才能获得基奠。

      根据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在文学自主性的力量过程中，任何外部的影响都需要经由文学内在的自主性机制而产生影响，政治、经济等外部力量唯有经由文学自主性的机制才能实现其目标。在这一意义上，文学自主性场域的建立，是文学发挥其力量的坚实依凭。纯文学榜单，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中，作为在商业与政治双重结构中的自主性建构机制的真正形成，不能只依赖于程序的合法性本身，而需要自主性的价值系统的支撑。否则，作为自主性场域建构的文学榜单，终将难以摆脱其受到政治和商业主宰的他律命运，沦为文学圈子内部利益交换的文化资本游戏的闹剧下场。

 

      参考文献：

      [1]冯骥才：《学者视野中的年度小说—关于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200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页。

      [2]冯骥才：《学者视野中的年度小说—关于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200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第5页。

      [3]雷达：《看呵，这些青春的面孔—写在2003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之前》，《2003中国小说排行榜》，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页。

      [4]石华鹏：《意犹未尽的质疑》，《文学自由谈》2013年第3期。

      [5]何平：《“排榜”时代，假装被注意到的文学》，《南方周末》2018年3月31日。

      [6]吴义勤：《当代文学“经典化”：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面向》，《光明日报》2015年2月12日。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