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文学：现代性的裂变
一
“知识分子”是一个引人瞩目同时又争议不断的社会群落。不论哪一批人被视为标准的“知识分子”，这个称谓至少包含了一种初始含义：“知识”构成了这个社会群落精神生活环绕的轴心。因此，一个事实多少有些意外：何谓“知识”尚未产生一个公认的、言简意赅的界定。根据通常的语义，“知识”是对于某种对象或者某个领域的知悉、了解和认识；“知识”既可能是处理日常生活的琐细技术，也可能显现为严谨的理论语言——后者时常分门别类地组成各种学科。现今的语言之中，如何驱赶蚊子是一种知识，生物基因工程也是一种知识；佛教是一种知识，相对论也是一种知识。据考，19世纪到五四前后的双语词典“起用汉语旧词‘知识’对译knowledge”；“明治早期，knowledge意义上的‘知识’一词由中国进入日本。由于古汉语中‘智’通‘知’，19世纪亦偶有‘智识’之说，19世纪末期开始增多，进入20世纪之后日渐频繁”。事实上，这时的“知识”概念正在经历“现代性”制造的裂变。
古往今来，人们围绕“知识”形成了种种复杂的、不无矛盾的观念，甚至派生出迥异的文学形象。“朝闻道，夕死可矣”，知识追求不仅是一种巨大的快乐，而且具有崇高的意义。见多识广、饱读诗书、知书达理赢得了文学的充分肯定。经典著作的教诲不仅灌输种种知识，同时有助于塑造一个人的品质。从古老的《论语》开始，众多书生多半作为正面角色出场。从弘毅笃实的品格到彬彬有礼的言行，这些形象甩开草莽、粗鄙和狡诈之气而表现出刚正诚信的性格。对于这些书生之中的佼佼者来说，知识可能与雄才大略联系起来。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广博的知识是驾驭历史形势的重要资本。《三国演义》之中的诸葛亮是一个始终不褪色的人物。相对于刘备、关羽、张飞的忠义武勇，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多半源于雄厚的知识积累。另一方面，文学同时对于那些皓首穷经、不谙世事的冬烘先生报以嘲笑，尤其是众多科举制度的精神奴隶。尽管熟读经史子集，可是，拾人牙慧无助于解决生活遭遇的种种实际问题，知识的无效堆砌仿佛压抑了他们的行动能力，以至于坊间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之讥。众多迂阔的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不识时务，他们扮演的生活角色往往是穷困潦倒的“书呆子”。从《儒林外史》之中的“范进中举”到鲁迅《孔乙己》之中那个写得出四种“回”字的主人公，诸如此类的文学形象络绎不绝。通俗的民间社会，“学而优则仕”的遗响与反智主义的舆论此起彼伏。许多贫寒子弟只能依赖教育改变命运，力图借助知识代表的智力资本补偿经济资本的匮乏；然而，相当一部分知识无法与尘土飞扬的现实相互衔接，强烈的挫败将再度诱发反智主义的泛滥。
尽管如此，正如“开卷有益”这个成语所表示的那样，人们对于知识的不懈追求具有持久的好感。长时段的历史分析表明，知识始终是社会进步的强大助力，“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家喻户晓的格言。相对于财富，知识仿佛存在公认的道德优越感。巨额的财富可以制造各种人间奇迹，然而，或显或隐的文化鄙视挥之不去。经济方面的成功——尤其是资产阶级暴发户——几乎无法避免文化诋毁的阴影。相对地说，知识乃是文化的标志。当然，过量的知识不可能兑换为实际利益，而且，维持知识的持续增长必须牺牲各种日常的乐趣，但是，为知识而忘我工作的形象显现出圣徒般的光辉。一些人献身知识的行为的确与宗教不计功利的虔诚具有几分相似。总之，不遗余力地追逐财富可以赢得周围的理解乃至仿效，但是无法赢得广泛的尊敬和景仰；不遗余力地追逐知识可以赢得周围的尊敬和景仰，但是无法赢得广泛的理解乃至仿效。多数时候，文学显然站到了知识这一边。孔子或者司马迁的名声显然远远超过了陶朱公，胡雪岩的位置不可能摆在康有为或者梁启超之前。康德、黑格尔或者牛顿这些哲学家、科学家由于醉心知识曾经制造出种种笑话，但是，多数人心怀敬佩，善意地叙述这些轶事：一个崇高的目标可以原谅刻板、遗忘、张冠李戴、废寝忘食这些日常生活的瑕疵。20世纪80年代以来，痴迷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家陈景润与渊博的陈寅恪、钱钟书已经被正式的文学作品或者非正式的文学传说编辑到这个偶像谱系。
跨入现代社会，知识的专业性质愈来愈明显。由于学科纵深形成的阻隔，许多知识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直接联系隐没于各种专业架构背后。公众无法知悉一个物理实验室为什么关注那些项目，也不明白哲学家阐述某一个佶屈聱牙的概念具有哪些意图。尽管大多数知识的起源均可追溯至某种功利的企图，但是，“为知识而知识”的呼声不绝于耳。好奇心——而不是某种获利的目的——驱动的研究似乎更具“纯粹”的意味。现代社会提供了知识获取和传授的保障机制，大学充当了这种机制之中最为重要的新型机构。许多人熟悉蔡元培的名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高深学问”往往远离公众视域，既不能改善饮食起居，也不能悉数转变为可观的利润，因此，“为知识而知识”的呼声时常徘徊于大学的学术空间，成为某种不成文的信条。
然而，蔡元培这一句名言出自1912年他主持制定的《大学令》。《大学令》第一条的原话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作为一个法律文件，这一句话同时表述了学术与国家的关系。事实上，大学是一种引进的文化机构，“教育救国”是促成这种引进的重要舆论背景。与传统的书院或者国子监不同，大学的课程设置显示了现代学术的基本范式。换言之，大学的“高深学术”已经隐含了从古典知识到现代知识的转移。这个转移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
佐藤慎一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曾经认为，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绝非“无知”“无能”。相当多官员的“学问水准远远地超出了单纯的教养领域”。经史子集构成了宏伟的古典知识体系，士大夫盘桓于这些“高深学术”，剔精抉微，“即使士大夫的态度有‘尊大’的倾向，对于其自身的学问能力而言，他们的骄傲从客观上看的确具有充分的根据”。19世纪后期，这些士大夫遇到的问题是，他们精通的古典知识无法有效地处理现代性制造的各种麻烦。“摸索危机对策的士大夫们无非是从古典或先例中寻求答案。这如同试图在没有出口的迷途中寻找出路。他们越是尽其所能、倾其所学地去摸索正确答案，就越是浪费时间、加深危机。如果他们不是那种有能力的人，倒可能会及时注意到中国文明的积蓄及自身能力的界限而试图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寻求出路。”这种观点表明，知识并非多多益善；知识的意义和价值必须纳入历史的坐标给予评判。士大夫的“高深学术”与历史脱钩了。
然而，纳入历史坐标的评判以及古典到现代的转移充满了争论。罗志田曾经概括说：“从清季起，这一系列思想论争最显著的主线是（广义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在近三十年间大体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发展演化进程。”“国学”与西方文化之间反反复复的拉锯战不仅显明了双方的歧异，同时暗示了内心的巨大焦虑。从罗志田著作《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的引述之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数以百计的文章介入这个话题，然而，这些文章涉及的内容相当有限。许多观点再三重复，文章的作者借助不断的论说持续地巩固遭受严重挑战的自信。因此，这种状况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论证，不如说是焦虑情绪的表征。事实上，这种状况迄今没有多少改变。
二
古典知识到现代知识的转移，“国学”首当其冲。知识社会学的视域之中，“国学”注定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如何授权一种学术知识与国家形象相互指认？各种精致的学术考辨开始之前，罗志田著作反复指出一个简要的前提：“国学”诞生于本国的土地，并且世代相传。这时，学术的缜密、洞察力、深刻与否以及有效程度尚未获得足够的关注，重要的是“国学”隐含的象征意味。许多人认为，这种学术形式称之为“国粹”，代表了国家的传统和未来，保卫“国学”即是守护国家。“国学”的首要意义是维系人心，“以国粹激动种姓”，“国学”的兴衰存亡与国家的兴衰存亡联系在一起，“一国有一国之学”，“学亡则国亡，国亡而学亦难保”，二者犹如一个钱币的两面。因此，放任另一些异质的学术泛滥，“国学”将遭受严重的威胁。“师夷”可能导致“亡学”，灾难性的后果不言而喻。至少在当时，许多人还无法引用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经济总量、科技发展水平等指标体系描述国家形象。这时，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无形地遮蔽了另一些问题：即使某些传统文化束缚了新型社会制度或者经济、科技的发展空间，然而，由于冒领了国家的名义，所有对于“国学”的异议都可能被指控为不可饶恕的背叛。
可以发现，“科学”一词已经出现于上述争论，例如“科学的国学”。然而，另一种观点倾向于认为，“科学”是“国学”之中的弱项——这时的“科学”更多地指涉物质层面的研究：“正是‘科学’及其物质层面的效应改变了历史上‘质难胜文’的常态。”整理国故并非当务之急，必须将精力从故纸堆转向“船坚炮利”，国家的富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达的实业。因此，不少人将“科学”的物质研究称为“实学”，相对地说，“国学”由于人文性质而被称为“虚学”，二者的分歧在后来的“科玄论战”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洋务运动”的失败证明，只要士大夫的“虚学”仍然以抱残守缺的方式顽强地占据文化空间，所谓的“实学”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点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口号正式登场，从而摆脱“国学”的纠缠而显示为另一种文化范式。
或许由于论述的内涵相对复杂，另一些观点的音量相对微弱，例如“复古”与“复兴”的辩证关系。将“复古”视为民族认同的策略常常沦为笑柄，然而，激进地割断历史与传统的决绝姿态隐含了另一种理论的草率。事实证明，文化与学术时常返回传统获得开拓未来的资源，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复古”或者“复兴”一字之差，二者南辕北辙。“复古”旨在回溯，从而以某些古代的历史景象为圭臬；“复兴”指向未来，温故知新可能成为“复兴”的某种实践策略。相对地说，“复兴”的实践远比“复古”复杂，温故知新包含了传统、现实与未来的持久对话以及相互激发。传统仅仅是开始而非终点。何种程度地接受传统知识，改造传统知识的哪些内容，如何拒绝传统之中腐朽的主题借尸还魂，如何发现未来的方位，人们不可能依赖和等待任何现成的标准答案，必须置身于特殊的历史语境不懈地探索。譬如，某些人尝试划分“君学”与“国学”，并且扬此抑彼。朝廷与国家分而述之，这种观念业已展示出某种现代气息。沸沸扬扬的争辩之中，另一些论点吉光片羽，语焉不详，例如，既然无法“退虏”“送穷”，诗赋的意义是什么？汉语是否是一种没有历史内涵的传达工具因而可以任意更换？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能否兼容？可否从病理学的意义上整理国故？然而，由于论争语境的内在峻急，这些论点的丰富内涵未曾获得从容的阐发。
当然，可以在更大的范围言及“清季民初”的历史语境如何在国家与学术关系之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正如罗志田指出的那样，“国学”与西方文化之间不存在一个相互衡量的公正平台，后者事先拥有一个咄咄逼人的“入侵”形式，这仿佛已经暗示了“国学”的失利形势：
近代中西学术/文化的碰撞与竞争是与中外“国家”本身的冲突与竞争紧密相连的，西潮进入中国实际采取了入侵的方式，其中武力的作用尤大，而西人试图从思想观念到社会生活全面改变中国的愿望和努力也彰明较著，故无论西学给中国带来多少可借鉴的思想资源，其以入侵方式进入中国及其明确欲“以西变中”这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又阻碍着中国士人坦然接受这些新来的思想资源。许多国粹派士人在提倡向西学开放时不能不注意到近代新型国际关系与前不同的一大特点：过去国家之间的争夺主要是攻城略地，战胜者尚可接受被征服者的文化；近代则不然，国与国的竞争是从武力到文化的全面竞争，胜者不仅要略地，而且要“灭学”。怎样在面临“灭学”威胁时向竞争对手的思想资源开放，这的确是个令人困惑、踌躇而又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民族文化来自本土的历史与经验，文化的价值评判由民族内部自决。文化观念与既定的社会历史相互适应、共生共荣，它将被普遍接受并且构成悠久的传统，反之，文化观念无视社会历史的发展甚至成为沉重的枷锁，那么，传统遭到废除，改革即将发生。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形成了多元的文化生态，各种类型的文化观念不存在高低之别，犹如自然界品种繁多的植物各擅胜场。然而，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到来不仅制造了不同民族国家相互交集的众多机会，同时瓦解了古典式的和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残酷的丛林法则开始重构世界秩序。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军事、科技的竞争关系投射于文化层面，民族文化之间的紧张乃至冲突愈演愈烈。这个意义上，一种民族文化的评价往往首先考虑一个特殊的主题：是否有助于民族国家的强盛。文化观念愈是明显地汇入这个主题，赢得的肯定愈是广泛，反之亦然。这时，文化价值的评判开始超出民族内部自决，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强盛程度及其相互征服作为另一个衡量标准强势介入。如果这个衡量标准与民族文化的传统主题及其形式产生矛盾，民族文化的自律与他律之间将会出现复杂的纠缠。尤其是民族国家遭遇危机的历史关头，民族文化与民族国家强盛之间的关系几乎成为唯一的焦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许多人认为，“国学”不仅无助于经济、军事、科技的壮大，甚至必须很大程度地为腐朽溃败负责，以至于汉语不得不充当替罪羊——这个语种的繁难程度与大众蒙昧之间的连带关系成为兴盛一时的文化舆论。
强盛作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资本晋升为首屈一指的目的之后，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迅速衰减。无论是子曰诗云还是汉学或者宋学，“国学”不再是金科玉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策略将制胜视为唯一的目的。仿效西方文化击败西方国家并非耻辱。事实上，从自然科学、军事对抗到体育竞技，那些仅仅注重“对”或者“错”、“胜”或者“负”的领域不再刻意维护民族文化形式。忧心忡忡的文化气氛之中，“国学”自称“国粹”并且代表国家，这种不合时宜的自负无法收获期待之中的响应。
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与其陶醉于“国学”认同民族国家，不如投身于民族国家强盛的新型实践——启蒙工作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传播各种新型的知识开启民智，这是一批知识分子的共同志向。鲁迅无疑是众所周知的典范。《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表明，童年鲁迅的教材仍然是“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然而，《藤野先生》之中的鲁迅已经在日本的仙台研习医学。医学是一种务实的知识，鲁迅的心愿是拯救如同父亲那种被庸医耽误的病人，或者踏上战场担任军医。医学课堂上的“幻灯片”事件再度改变了鲁迅：如果国民的灵魂羸弱而麻木，健壮的体格又有什么意义？这时，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发出尖利的“呐喊”惊醒昏睡的大众。启蒙工作立足人文领域，廓清“吃人”的传统礼教及其意识形态。这种轨迹显示了隐藏于“知识”名义背后的一个文化转折。
三
“国家与学术”关系的论争之中，知识分子与民族国家充当了理论图景的主人公。然而，当一批知识分子脱离士大夫和“国学”的旧辙而开始担任启蒙者之后，另一个社会群体进入视野——被启蒙的大众。如何区分知识分子与大众？这时，“阶级”概念成为愈来愈强大的社会学标志。显然，阶级是异于民族国家的另一种社会分类体系，知识与阶级的关系终于浮出水面。
知识能否如同财富作为阶级划分的重要参考？卡尔·曼海姆显然表示异议。他之所以将知识分子描述为阶级之间“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群体，恰恰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曼海姆看来，“利益动机并非社会群体与其知性立场之间惟一的关系”。“社会经验以许多可能的形式影响了心灵（psyche）对某种态度的采用，而利益动机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因此，曼海姆更愿意将知识分子称之为“阶层”：“显而易见的是，知识阶层并非一个阶级，也无法组成一个政党，其行动也不会步调一致。……没有哪个阶层比知识阶层更缺少目的专一和团结一致。”知识阶层处于阶级之间的空隙，知识分子可能分散到不同的阶级，加入各种政治联盟：“它是存在于阶级之间、而不是阶级之上的集合体。”尽管如此，知识的宽阔视野使他们可能从多种视角考察问题，知识分子“不那么始终如一地从属于争论中的某一方，因为他能够同时经验关于同一事物的几种相互冲突的观点”；“他能够接触到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也更易接触到对于环境的不同评价，这就使得他在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的较大范围内感到自得其所，但相比那些只在某个较小的现实范围内进行选择的人们而言，他又是一个不太可靠的盟友”。
可是，这种观念并未在中文语境普及。根据方维规的考证，中文的“知识分子”与英文的intellectual不相匹配，而是近于俄语的“知识阶层”——鲁迅那一代人曾译为“印贴利更追亚”：“‘知识阶级’在中国产生的时候，似乎和‘智识者’或曰左拉式的法国传统没有多大关系，却与俄国的‘知识阶层’（知识群体）有着血缘关系”；“中国的‘知识阶级’与俄罗斯相同，是一个集体概念；然而，把中国的‘知识阶级’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共同观念或社会理想，只是‘受过教育的人’，当然也不是精英的”。尽管如此，当“受过教育的人”被命名为“知识阶级”的时候，他们更多地领略的是政治的贬义。方维规指出，“知识阶级”概念遭受了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
首先是民粹主义，它是“知识阶级”概念登场时的“伴娘”，一开始就使这个概念失去了精英色彩。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联手，造就了中国化的、民间俗称的“受过教育的人”的“知识分子”概念。第二是左派路线，视“知识分子”为“社会赘疣”，不但“没有真实的智识”，而且成了打击对象。第三是自由派观点，多少给中国的“知识阶级”增添一点光彩。然就总体而论，自由派“知识阶级”概念的精英色彩不涵盖整个知识阶级。
20世纪之初的历史文化之中，民粹主义与左翼观念彼此呼应。“劳工神圣”，来自大学课堂上那些理论魔术一般的深奥概念能否拯救劳工于水火？如果知识分子所谓的“知识”无法反哺大众，使之丰衣足食，那么，神圣的光环褪去之后，知识分子往往如同江湖术士一般遭受嘲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许多知识分子由于缺乏田间的体力劳动而心存愧疚——复述各种书本知识的日子仿佛不劳而获。如果知识丧失了崇高的威望，知识分子的经济来源就会成为一个刺眼的问题——这个问题必然与阶级分析联系起来。首先，他们的知识获取不得不依赖特定经济实力的保障。显然，贫困的工人、农民家庭无力负担不菲的学费，他们的子弟时常由于经济困窘而中断了持续深造的人生设想。所以，瞿秋白指出，社会制度尚未提供平等的教育环境时，知识分子不存在自傲的理由，他们不过是幸运地享受了剩余价值，享受了“劳动平民的汗血，方能有此‘智识’来代表文化。他应当对于劳动平民负何等重大的责任！”换言之，当知识分子将阶级的窃取归功于个人才能的时候，阶级分析不得不出面澄清事实，甚至当头棒喝。
其次，知识分子完成了知识的自我塑造进入社会，曼海姆所说的“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不得不依赖经济独立的基础。如果知识分子就职的部门机构要求与知识良知提供的判断产生分歧，他的立场就会面临严峻的考验——为了后者放弃职业的庇荫，知识分子如何维持体面的日常生活？在这种追问之中，知识分子暴露出中产阶级的身份。他们通常以中产阶级的经济收入维持日常生活；取缔这一份收入，知识不可能自动转化为面包和牛奶。当然，所谓的“阶级身份”不仅表现为职位、收入、开销等各种经济数据，同时还表现为一套文化趣味。理查德·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之中描述了“奖学金男孩”的形象：工人阶级的子弟由于优秀的学业而获得奖学金，这不仅意味着他有望延续学术生活并且成为未来的知识分子，而且，他必须从工人阶级子弟的“粗鄙”之中“剥离”出来，离群索居，脱胎换骨，晚上不再簇拥在路灯杆周围参加街头游戏，改变自己的口音，不得无礼而放肆地开怀大笑，如此等等。部门机构的职业要求、文化趣味、交往圈子和生活情调共同编织出一个无形而坚固的躯壳，人们是否还能坦然地认为，知识分子的“知识”能够将阶级的偏见完整地过滤出去？
很大程度上，这些观点来自政治家或者革命家。他们注视的是政治运动、革命以及历史演变或者某种社会制度的盛衰、国家政权的兴亡，阶级在这些主题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专业壁垒和兴趣的隔膜，他们不关心知识分子的工作风格、学科的前沿课题或者一场学术论争的意义。当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这个社会群体的政治位置在哪里？——知识分子从属于哪一个阶级范畴，产生哪一种社会作用，这是政治家与革命家不可忽略的问题。如果说，众多芜杂的知识体系无法圈定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那么，相似的家庭出身以及相似的经济地位有助于锁定知识分子的阶级位置。20世纪20年代，这种观念愈来愈清晰：“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其所属的阶级决定”，“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富农”。另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是：“知识阶级历来是资产阶级的附庸。”当然，真正确认知识分子阶级身份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出身以及经济地位与他们拥有的知识同时产生了作用。根据家庭出身与经济地位，知识分子从属中产阶级；根据知识赋予这个共同体的文化性格，知识分子从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基本重叠，但是，二者的文化观念迥然相异。家族出身以及经济地位与文化性格之间的距离乃至矛盾构成了知识分子形象的复杂与深度。
文学和历史话语如何叙述革命队伍之中的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群体显现出多面的特征。知识分子擅长接受新思想，富于激情，憧憬革命，执念于社会的公正道义，热衷于种种社会分析，包括知识分子的阶级身份分析——“小资产阶级”称谓的理论内涵多半诉诸知识分子本身。多少有些矛盾的是，许多风格激进的理论家具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特征，这些特征甚至在“小资产阶级”的批判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必须承认，严厉的批判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效，“小资产阶级”特征的相当一部分源于“知识”的增长和积累——围绕“知识”形成的理论辞令、言行举止、思维方式、价值认同以及刺眼的“个性”。换言之，知识分子身份的完成隐含了与工农大众距离，甚至隐含了格格不入的“鄙视”，尽管革命知识分子由衷地接受这个理论观念：工农大众才是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人公。如果说，五四期间那一批启蒙知识分子的自信恰恰来自知识，那么，嗣后的数十年时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舆论此起彼伏，知识分子不断地陷入愧疚、自责、嘲笑、世界观改造和疾言厉色的批判。即使许多作家提供的文学形象是猥琐的知识分子，他们本身仍然无法避免现实的厄运。
相对于拥有的“知识”，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以及经济地位显现出衡量意义之际，往往意味着阶级搏斗进入更为严酷的时刻。贫农丧失了最后的立锥之地，无产阶级一无所有，他们的揭竿而起以及革命的彻底性是一种必然；只有知识分子由于某种信念的启迪而抛开温饱的日子参加革命。革命进入纵深之后，所有的浪漫诗意消失殆尽，生死攸关的考验突然临近，这时，往昔温饱的日子会不会重新开始招手？对于知识分子说来，“中产阶级”埋藏着背叛革命的无意识。法捷耶夫的《毁灭》——鲁迅翻译了这一部苏联的长篇小说——生动地再现了密契克的叛变，这个出身于知识分子的游击队终于逃离战场，返回安逸的城市；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之中，不堪严刑拷打仅仅是甫志高叛变的一个原因，中产阶级衣食无虞的生活显然是另一个潜在的诱惑。这种情况下，曼海姆所形容的多种视角已经不可能获得完全正面的解释。
四
20世纪70年代末，知识分子的启蒙者身份开始恢复。“伤痕文学”的洪流之中，刘心武的《班主任》名动一时。“小流氓”宋宝琦的到来在班级里引起一阵骚动，他身上的发达肌肉和空洞的眼神令人联想到鲁迅《呐喊》自序之中灵魂与体格的表述。然而，《班主任》同时提供了一个新型的人物：团支书谢惠敏。她的无知隐藏于一系列革命辞藻背后，甚至从未听说过《牛虻》这种文学名著。对于“班主任”张俊石说来，知识分子的再启蒙任重道远。“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口号再度成为一代人的志向，民族国家的整体形象重新浮现，阶级的坐标渐行渐远。
尽管如此，知识与阶级之间互动并未消失，只不过二者的复杂关系隐藏到幕后，寄托于教育机构、学科体系、专业设置、训练方式等一系列机制背后。福柯对于知识与权力关系显示出特殊的兴趣，权力之中的相当一部分涉及阶级。尽管没有人重提知识与阶级性这种“粗陋”的问题，知识通常以普遍公理的形式面世；然而，各方面的考察表明，阶级的幽灵仍然可能潜伏于各种学术制度的缝隙，无声地左右知识的生产与消费。
学科不仅提供了知识分类的基本架构，集合专业相同的研究人员相互协作，同时分别制定了工作方式、实验标准以及评价体系。大多数情况下，诸多学科不可通约，地质学、理论物理与历史学或者统计学依据的各种指标远为不同。因此，一项具体研究的意义、价值乃至突破与独创必须在学科的专业架构内部描述和评判。诸多学科分别拥有自己的初始意图与发展路径，历史各异，规范不一，社会文化如何提供一个公认的鉴别准则？某些知识的意义似乎不言而喻，例如医学研究、汽车发动机制造或者城市规划等，另一些知识正在撤出历史舞台，至少大学不再为之设立专门的学科，例如谶纬或者相面。事实上，二者之间存在许多模糊的领域。人们往往抽象地肯定科技的惊人发展，对于种种具体科目——例如，若干奇妙的数学猜想、蝴蝶种类的统计、史前文明的考据乃至猜测或者研制真空管道高速交通体系——的社会效用不甚了然。众多人文学科历史悠久，但是，它们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不得不成为一个反复论证的题目。尽管这些学科的辩护士不断地重申古老的使命，但是，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大学生员的锐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文、史、哲。作为一种普泛的衡量，一种知识的社会效用及其报酬决定了一个学科可能赢得的重视程度。
学科内部的学术逻辑与学科外部的社会响应存在复杂的张力。多数时候，学科的内部结构由学术逻辑控制，外部的社会响应针对学科整体。尽管社会需求的迫切程度可能干预学科内部不同研究项目的轻重缓急，但是，学术逻辑的核准不可或缺。总之，大众的期许、政府计划、财政预算、投资、利润、媒体的关注、科学家的声望与荣誉这些因素通常隔离于学科架构之外，填充学科内部空间的是各种实验数据、专业命题、资料档案以及紧张的争辩、晦涩的概念术语、调查资料或者严谨的理论概括。不同的研究分支、方向、领域交叉叠加，彼此配合，逐渐形成知识的有机体系。然而，学科内部兢兢业业的积累并非均匀地持续增长。某些特殊时刻，破壁而出的机遇突然降临——学术逻辑集聚和整合的内容突然遭遇一个恰如其分的出口，从而与强大的社会需求一拍即合。由于社会机制的承接，学科包含的能量获得了千百倍的放大，大规模经济革命、文化革命或者社会革命的导火索点燃了。这时，学科内部漫长链条的每一个环节无不赢得丰盛的回报。
然而，这些描述仅仅勾勒出某种简化的理论图景；事实上，许多学科内部存在大量游移的成分。人们无法确认这些成分镶嵌于上述图景的哪一个位置。对于文学研究说来，李白或者鲁迅的里程碑意义赢得了公认，然而，李白的酒量或者鲁迅牙齿的损坏程度是否是合适的学术课题？五四运动彪炳史册，有否必要耗费精力考证北京大学参加游行的准确人数？人们可能听到这种争辩：没有理由轻视任何知识。一条默默无闻的史料可能在某一个早上突然醒来，准确地插入一个特殊的论题，担任一块关键的拱石。狭隘的功利目的往往限制了学术的视野，没有理由顾虑一项研究可否成为另一项研究的台阶，更没有必要计算一个学术结论可以获利几许，或者解决多少实际的社会问题。托尔斯泰小说的历史主题是一种知识，诗经之中的“鸟兽草木”也是一种知识，现实主义文学主张的起源是一种知识，《红楼梦》之中的行酒令、谜语和中药、烹调术也是一种知识。学科内部的学术逻辑享有绝对的优先权，知识的社会效用更像是学术逻辑的副产品。从卢卡奇、阿多诺到詹姆逊、齐泽克，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体制，力图唤醒大众的反抗意识，然而，他们那些晦涩的哲学语言往往不知所云。尽管卢卡奇们肯定知道，一套拗口的概念术语只能阻止他们的学说走得更远，但是，学术逻辑的要求享有不可动摇的威望。没有人考虑放弃哲学家形象而设计一套通俗的论述，即使损害革命的动员效果也不愿意违背学科传统指定的表述方式。不论观点如何激进，他们心目中的哲学家身份远比革命家坚固。学术逻辑如此强大的时候，学科内部大量的游移成分往往由“学术自律”的不成文规定宽容地给予肯定。按照一些人心目中的学术等级，出土竹简的解读与工商管理案例的解读不可相提并论。前者拥有学术传统筑造的巨大权威，后者毫不掩饰获利的企图。知识分子认可的观念是，知识的回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术求知本身。就职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教席时，罗兰·巴特在讲演的开始就公然表示，知识分子有权摆脱世俗的功利计较——在学术机构高谈研究梦想而不必判断、选择、推进，“这在目前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几乎是不甚公平的特权了”。
然而，某些奇特的历史时刻，巴特的梦想遭到了鄙视。1968年的法国学潮之中，优雅的巴特拒绝参加游行——结构主义的理论提供了一个专业化的推辞：“结构不上街。”舆论哗然表明，阶级的幽灵可能在这种时刻出面质疑——知识分子沉湎于单纯的知识乐趣时，研究的成本从未停止开支。耗费纳税人提供的资金纵容一己的学术乐趣乃至贵族式的狎玩，这种对比在阶级的图谱之中显出不公的一面：劳苦大众胼手胝足地忙碌于田野、矿井和厂房，他们的劳动所得相当一部分惠及知识分子；然而，后者的专业研究却坦然地与他们的生活错开了。20世纪70年代拍摄的一部电影《决裂》曾经夸张地提出这个问题。“马尾巴的功能”是电影之中的一个著名片断：大学教授在课堂上津津乐道“马尾巴的功能”，然而，他对生产队耕牛的疾病无动于衷。春耕农忙季节的耕牛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工具，这种现实紧迫性丝毫不能修改按部就班的知识传授。因此，革命领袖提出的对策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必须将知识从那些知识分子手中解放出来，敦促他们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甚至不惜关闭大学。
现今看来，这种对策并未成功。电影《决裂》并未意识到学术逻辑的相对独立意义：学科并非亦步亦趋地尾随五花八门的实用目的展开，相反，知识体系按照自己的内在规律建构。学科隐含的承诺是，课堂传授的是某个领域的基本原理，完整的知识体系有助于在更高的水平上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尽管许多人不相信学院构造的知识理想国——如同不相信富人的财产聚敛终将造福整个社会，然而，知识社会学愿意预支这种承诺。从政府固定拨款到私人捐赠，知识体系、学科、大学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已经基本稳定；一些微弱的异议不可能撼动专业的配置及其知识传授方式。相对地说，置身于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察觉这种矛盾：一方面，他们的革命理念很大一部分来自理论知识；另一方面，理论知识的学术形式又是他们疏离革命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时常成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的紧张。
迄今为止，阶级幽灵的质疑或显或隐地穿行于知识社会学内部，显现为种种文化症候——尤其是文学症候。例如，张承志名噪一时的小说《北方的河》。这一部小说隐藏着特殊的魅力。一个人文地理研究生不顾一切地扑向他的学术目标，但是，这儿不存在小心翼翼地知识膜拜。知识的渴望注入蓬勃的生命，与北方的大地、河流、灼热而又混浊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人们至少可以发现，知识并非无时无刻地压缩在学院制作的学科方格里，中规中矩，斤斤计较，而是兑换为汹涌的人生激情。这是对于知识分子形象的另类书写。《老桥》《大坂》《绿夜》《辉煌的波马》《凝固火焰》《九座宫殿》《静时》《黄泥小屋》等一批小说之中，质朴而又浓烈的北方景象缓缓升起，一种浑厚同时又单纯的人生不事张扬地展开。这些小说的叙述者仍然隐约地流露出知识分子的身影。许多时候，叙述者的描述表明了局外人的位置，美、斑斓的色彩、劳动的诗意、炽烈地燃烧的落日或者夜空清冷的残月有意无意地显示出知识分子的感知区域。然而，张承志的后续作品表明，他愈来愈远离学院知识分子，放弃精英的姿态开启另一种实践方式。由于大量置身贫穷底层与偏僻乡村的感性经验，文学、艺术——而不是理论语言——始终是张承志实践表述的重要形式。不论张承志的种种观点可能带来多少争议，他的实践力图洞穿知识形成的文化隔阂，摆脱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前缀。
五
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异类，张承志时常风尘仆仆地融入北方大地和穷人的社会，充当其中的一员。相对地说，大部分知识分子安居于中产阶级的经济躯壳。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构成了社会的两大阵营之后，中产阶级是一个不无尴尬的位置。尽管如此，知识分子并未进退失据，无所归属。相反，他们带有充分的自信，他们的“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状态内含稳定的重心。很大程度上，这种自信可以追溯到知识分子的“个性”或者“自我”。“个性”或者“自我”是小资产阶级不可放弃的概念。知识分子提出独特的观点，标新立异，并且从待人接物、言辞服饰、美学趣味等方面显示与众不同的生活姿态。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个性”或者“自我”的意义并非依赖阶级共同体，而是依赖知识与理性的建构。启蒙的主题之中，知识、理性与个体的觉醒联系在一起。知识和理性赋予一个人的成熟状态，正如康德所言：“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从鲁迅的《狂人日记》《伤逝》、巴金的《家》《春》《秋》、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记》到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那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无不表现出强烈的“个性”，不论他们承担的使命是启蒙还是革命。觉醒的个体迅速地察觉到压迫和压抑，并且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理直气壮地反抗。这时常成为他们卷入革命的初始动机。但是，加入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之后，这些不合时宜的“个性”仍然得到了顽强的维护，无论是文学之中的主人公还是作家本人。这逐渐形成了恼人的“小资产阶级气息”。通常，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未提出独特的政治主张，相反，他们更多地以不无浪漫的姿态拥抱革命理想；令人难堪的是，这些“小资产阶级气息”与无产阶级劳苦大众貌合神离，甚至带来各种冲突和摩擦。无论是言辞、形象风度、服饰、发型还是强烈的自尊、对于公正的苛求、独立理性以及恃才傲物、享乐主义或者缺乏操作意义的书生之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骄傲、倔强和尖锐犀利的风格构成了一个频繁发炎的伤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猛烈地反抗封建主义专制体系，同时尖锐地嘲弄资产阶级贪婪的财富掠夺，但是，建筑在知识和理性基础上的反抗仅仅催生觉醒的个体，他们并未自然而然地嵌入无产阶级大众，个体精神的过度活跃甚至成为许多人投身阶级共同体的无形障碍。当一系列差异被赋予阶级根源的时候，无产阶级大众与小资产阶级文化之间的鸿沟清晰地出现了。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任即是铲除各种文学形象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气息”，从文学人物的肖像、灯红酒绿的城市景观、靡靡之音的暧昧情调到狂热的个人表现、自以为是的清高、夸夸其谈的“思想深度”以及复杂而晦涩的文学艺术形式。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知识重新赢得了荣誉：知识不仅寄托了民族国家的期望，同时是摆脱浑浑噩噩庸俗生活的精神动力。张抗抗的《北极光》之中，陆苓苓即将陷入婚姻所代表的小市民沼泽地，知识拯救了她。尽管她不知道日语的学习又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知识引导她结识了另一批人。相对于未婚夫及其同伙关注的家具和副食品，这一批人显示出开阔的精神世界。他们身无分文，谈论的却是宏大的社会问题乃至人类命运。陆苓苓终于一跃而出，踏上了另一块人生的高地。从张抗抗的《夏》、王蒙的《春之声》到谌容的《人到中年》、铁凝的《哦，香雪》，当时的文学想象通常将知识设置为人物命运之中一个令人期待的驿站。然而，这种文学想象很快暴露出一厢情愿的一面。陈建功《飘逝的花头巾》或者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同时表明，知识也可能掩护虚伪、怯懦、争名夺利和各种可耻的交易。《飘逝的花头巾》之中，发愤苦读赢得纯洁爱情的传统模式失效了，种种物质待遇轻易地击败了知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之中，主人公的父母是一对老知识分子，可是，他们的猥琐和自私突破了徒有其表的知识愈演愈烈。除了充当真理的镜像，知识同时还作为一个特殊的筹码进入社会关系网络流通，知识可以换取学术之外的众多内容。
然而，“开卷有益”也罢，“知识就是力量”也罢，忘我地追求知识而表现出圣徒般的光辉也罢，摆脱庸俗生活的精神动力也罢，这些描述无不来自知识体系外部。相对地说，知识体系内部远非荣耀和赞誉，而是包含种种严格的学科规训，并且构成残酷的竞争机制。作为内部与外部的能量交换，学科规训与竞争机制纳入一个社会的人格塑造：遵循学科规训并且在竞争之中胜出，这种人格通常被认定为“成功者”，同时享有“成功者”的应有待遇。这一切是否构成了另一个隐蔽的压抑结构——如同神学体系、封建宗族或者资本、物质财富曾经制造的压抑体系？这个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的两部小说引起广泛的关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之中出现了一批疯疯癫癫的音乐学院学生，他们在学院的空间与深奥繁杂的音乐知识相遇了。某些知识与他们气息相通，另一些知识犹如额外的巨大负担，包括押解这些知识的教授。这些学生不愿意囫囵吞枣地接纳知识，而是根据生命的形式取舍——疯疯癫癫毋宁是他们率性而为的表现形式。由于率性而为曾经属于小资产阶级作风而禁绝多时，这一代人的坦然竟然奇怪地带有几丝矫揉造作的意味。《无主题变奏》对于矫揉造作的知识分子表示出不加掩饰的憎恶。对于他们说来，知识无非是装饰上等人生活的花纹，主人公自信地以厨师的身份进行冷嘲热讽，尽管这个厨师的口吻之中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某些西方现代哲学的修养。这时，张抗抗《北极光》那种知识的乐观和景仰已经消失，《无主题变奏》显然具有若干颓废意味。
音乐、哲学、反主流，对于中产阶级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嗤之以鼻，这一切无不令人联想到20世纪6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嬉皮士。尽管遭遇的历史情境远为不同，但是，他们撤出历史主流的姿态不无相似。知识的启蒙肯定了“自我”，然而，理性的“自我”背后尾随一个非理性的“自我”。作为完整的个体，力比多具有突破理性表露自己的权利。力比多对于历史经验、社会制度、阶级或者阶层以及经济与科技的意义缺乏兴趣，种种限制生命本能的规训都将遭受亵渎和诅咒。力比多的冲击往往谋求生命冲动的短暂完成，无暇谋划可持续的社会形式，这一切远在凝结为清晰的理论语言或者社会关系之前已经消散。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相当一部分嬉皮士很快厌倦了反主流的边缘位置而返回学校完成学业，从而作为“雅皮士”投身社会，风度优雅，经济宽裕，从容地享用种种不无奢华的物质财富。对于嬉皮士以及准嬉皮士式的叛逆说来，一切无非过剩的力比多对于青春的滥用，时过境迁就不再有效。力比多的冲动不会在经济、科技或者社会制度方面留下哪些固定的遗产，而是作为一种美学造型耀眼地闪亮片刻，然后迅速衰竭。这个意义上，《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并没有走多远。
六
研究表明，20世纪下半叶的知识领域出现一种意味深长的裂变：商品供求关系开始有力地介入知识的生产与消费。知识、学术与社会之间按照市场形势衔接起来。知识的“应用研究”不仅获得了舆论的广泛支持，而且形成了可观的定价。正如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所言：“技术科学使科学和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发现和革新的分离成为可能。技术科学既是科学又是产品。它瓦解了知识和商品的区别，知识成为商品。”这种倾向带来了知识分子角色的微妙变化：他们在公共领域的影响逐渐减弱，经济贡献的一系列数据成为评判的依据。知识进入市场成为商品，作为市场主体的知识分子成为增加收益的受惠者。对于他们说来，现在是中产阶级的稳重务实替代小资产阶级的浪漫憧憬与激情飞扬的时候了。
知识、学术由市场负责经营，大学愈来愈接近知识生产的企业。这时，大学顺利地在经济链条之中谋求到一个理想的位置。由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某些高科技知识的专卖赢得了巨大利润，知识的营业额有效地弥补了教育资金和拨款的不足，所谓的“造血”功能相当程度地改变了办学模式。这显然与后工业时代的特征密切相关。“工业政治经济由新的能源和发明引起，使生产从农业地区移向城市；后工业政治经济由立足科学的知识的新进步引起，并由计算机和电信推动。……产品革新几乎总是依赖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员，通常是有高级学位的人员。管理职位也几乎总是由受过学院教育的人担当，他们许多人现在拥有高级学位。”这种状况开始深刻地改造教学体系。如果说，传统教育注重的是知识的真理性质以及知识体系的完整，那么，现今大学开始强调知识的经济价值以及构造的产业链。由于市场的冷遇，基础理论研究和人文学科的经费屡遭压缩，职业教育和具有“实用”意义的学科获得愈来愈多的青睐。至少在目前，知识的商业价值急剧增加，甚至如同特殊的资本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以至于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将这种状况形容为“学术资本主义”。这种状况已经遭到人文知识的反击，譬如哈贝马斯对于互联网的批评。互联网无疑是当代技术的一个伟大杰作。它不仅成功地重构了工业生产与经济领域繁杂的信息传送模式，并且提供了一个新型的文化传播体系。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印刷的出现使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读者，互联网的出现使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潜在的作者。这是文化民主跨出的历史性一步，无数亚文化的出口突如其来地打开了。尽管如此，种种无孔不入的商业企图还是带来了巨大的干扰。寄生于互联网的众多传播媒介公然以赢利为目的，传播的内容不得不接受“眼球经济”的潜在编辑。惊悚、夸张、传奇性或者欲望再现成为吸引观众、制造点击率、信息流量的常规手段，而点击率与信息流量可以从广告商那儿兑换为相应数量的货币。始于技术知识的贡献，终于市场经济的慷慨回报，一个闭合的循环如愿完成。然而，这些传播内容显然与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想相距甚远。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似乎丧失了传统的话语空间，商业企图可能隐藏了另一种操控。这个左翼理论家毫不掩饰他的不满：“让我感到愤怒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主要为经济目的而非文化目的服务的媒介革命。”
那些未曾加入知识领域裂变的知识分子的确正在面临尴尬。他们只能徘徊于循环回流的边缘，无法真正介入。哲学的形而上学观念或者诗人、艺术家制造的审美无法插入技术与市场之间业已完成的商业逻辑。很大程度上，这是众多人文知识的共同境遇，文学当然深有感触，例如李陀的长篇小说《无名指》。《无名指》耐人寻味地将主人公——也是叙述者——设置为一个留学美国的心理学博士，他独自在北京经营一家心理诊所。这个人物的言行似乎与心理学医生存在不少距离——这个职业毋宁说是情节的要求。首先，他获得了稳定的中产阶级收入，再也不必为经济来源而苦恼。精神分析学是最为时髦的知识，他的心理学诊所并未遇到竞争对手。换言之，心理学医生不必像企业家、官员或者小商贩那样疲于奔命，紧张地投身于职场的种种严酷争夺。相同的理由，围绕心理学医生展开的情节相对松弛，他从未遭遇涉及个人安身立命的利益纠纷，某种程度上更像一个悠闲的局外旁观者。当然，心理医生的一个职业特征是，倾听纷杂的外部世界如何在人物内心留下种种声响。《无名指》不断地出现大都市车水马龙的豪华景观，但是，主人公的真正兴趣是分析这个历史时期精神世界的种种症候，甚至流露出追问这些精神症候来龙去脉的企图——这时，一个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再度复活了。
事实上，《无名指》刻意强调了主人公的小资产阶级文化习性：英文歌曲、酒吧、咖啡、就读于美国，并且在世界各地的漫游之中形成某种“男子汉”气质。当然，“男子汉”气质的标志即是对某些知识女性产生特殊的魅力，这如同“革命加恋爱”的另一种不无矫情的版本。意味深长的是，《无名指》赋予主人公的种种文化装备已然基本失效。无论是劝慰一个出家的红粉知己、辩论何谓好作家还是与企业家的弟弟论证谁是“好人”、与年轻的女性钦慕者交流社会观感，主人公多半束手无策，不欢而散。他屡屡出现的感觉是“问题复杂”，三言两语无法阐述，《无名指》不断重复的修辞句式是：以反问的方式复述对方提出的问题及论点。这种修辞暗示了主人公遭受的意外挑战。反问既包含了不无犹豫的反驳，又包含了不无犹豫的反躬自问。也许，主人公所谓的“复杂”恰恰是后现代深为鄙视的品质——那一位年轻的女性钦慕者终于以后现代式的简明对于主人公那种冒着“酸味”的知识傲慢表示不屑。
那么，那些更为传统的知识呢？人们很快想到了一批号称信奉儒家学说的现代知识分子。格非《欲望的旗帜》与阎连科《风雅颂》之后，李洱的《应物兄》再度将目光聚集到学院。一批知识分子兴致勃勃地围绕在复兴儒学的主题周围，表演各自的人生故事。如果说，那些文绉绉的儒学命题犹如前台大戏，那么，《应物兄》关注的毋宁是后台化妆室里种种眼花缭乱的情节。主人公应物兄遵循导师的训诫“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待人接物温和谦恭，几句激愤之辞只能盘旋在自己的脑子里，无声地自言自语。这是否隐喻了表里不一甚至口是心非的文化风格？
应物兄受命筹建“太和研究院”，引进哈佛大学的新儒家程济世教授是筹建研究院的一个特殊节目。程济世的国际背景制造出微妙而持续的骚动：只有少数几个学者安之若素，潜心治学；更多的人闻风而动，试图分一杯羹。企业家、政府要员、演艺明星、传媒记者、科研人员以及江湖术士次第登场，各显神通。他们或者忙于考证程济世老宅的旧址，或者动用生物技术克隆程济世童年时代的蟋蟀，官员借助这个事件显示政绩，商人借助这个事件圈地获利，若干女研究生借助这个事件制造跨国爱情，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怀孕。教授们重新开始一轮知识分子式的勾心斗角，或者讥诮对手才疏学浅，冒充泰斗；或者跃跃欲试地自我表彰，期望谋求研究院的一官半职。应物兄四面作揖，疲于应付，直至丧生于一场既偶然又必然的车祸。
作为筹建“太和研究院”的前提，复兴儒学是《应物兄》召集诸多人马的旗帜，又是没有人真正过问的事情。儒学是一门充满历史争议的学说，曾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遭受重创。相当长的时期，儒学被视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分子看来，无论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积贫积弱还是普遍的虚伪人格，儒学都难辞其咎。时过境迁，一些人开始质疑五四时期的评价，但是，现在是重返儒学的时候吗？这仍是一个悬案。人们已经指出，引经据典是《应物兄》的一个特色，许多偏僻的典籍出现于那些儒学传人的口中，密集的知识组成了一个文化甲胄。然而，这些典籍大部分与现今的生活中断了联系，出口成章毋宁说显示的是教授们的博雅风度。这几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默契：没有哪一个教授打算严格地实践他们引述的名言，知行不一从未引起他们的不安；另一方面，复兴儒学的支持系统与儒学的宗旨形同陌路：副省长、校长以及一批企业家的“运作”显然将儒家的仁义道德视为一种累赘，新儒家程济世美国的得意门生——仿孔门弟子号为“子贡”——靠的是资本运作和卖避孕套发财。在这些人物那里，儒学犹如供起来的一个文化仪式，焚香祭拜之后可以各行其是。他们很少严肃地考虑儒学在现代社会可能遭遇的挑战，相反，所有的人都明白，儒学在各种“产业链”上的位置——一种新兴的文化资本已经正式登场。“文化资本”的内涵表明，人文学科终于找到了连接财富的通道。对于许多人来说，儒学的“义利之辩”已经是古老的迂腐之见，“儒学与资本主义”这些命题才是顺时应势之论。有趣的是，人们甚至无法判断这种状况是正解还是反讽。
无论是“学术资本主义”还是复兴儒学，知识的积累、淘汰以及回旋式的更迭始终处于历史坐标的监管之下。现代性提供的历史坐标包括民族国家、启蒙与理性、阶级、个人、市场经济以及拒绝种种规训的力比多，而且这些坐标形成一个共时的网络，干预乃至决定知识的生产与消费——当然同时塑造知识生产者。由于诸多观念的交织、竞争、博弈、对话，现代性以多种形式烙印在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之中，形成了他们既相似又分歧的精神风貌。
（本文注释从略，详见《南方文坛》201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