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孩子》：看似不经意的抚慰，触及情感深处

   　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牛羊成群，骏马驰骋，在电视剧《国家孩子》里，如此带有浓厚塞上风情的图景，不断被呈现、被“复述”，伴随着主题曲《永生难忘》的旋律，将一种宏阔的大爱烙印在观者心中，唤起纯净的情感与深切的共鸣。

　　《国家孩子》以20世纪60年代“三千孤儿入内蒙（古）”的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了一群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草原阿爸、额吉收养后的成长故事。该剧2019年9月在央视八套首播，曾蝉联收视冠军；近日又在东方卫视重播。不少观众在网上留言：“看哭了”“每集都会流泪” ……催泪几乎成为这部剧的显性标签。

　　与电视剧《山海情》一样，《国家孩子》也是主旋律电视剧，而《山海情》的“大火”、《国家孩子》的“出圈”，不仅印证了社会期盼，也展现了国产影视创作水平的提升。当前，“主旋律”业已成“新主流”。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丁亚平说：“（新主流电影）以平等姿态建构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家国叙事一体化将观众情感升华到国家层面的价值认同。”全新的建构视角、深沉的大格局叙事，正是“新主流”的魅力所在，也是《国家孩子》的泪点源泉。

　　“三千孤儿入内蒙（古）”的故事该如何讲述？《国家孩子》采取了一种“背面敷粉”的方法，以生命来书写爱、以小人物来串联大历史。不同于正面歌颂草原爸妈的无私奉献，电视剧“反其道而行”，以四个孩子作为主角。洒脱好义的朝鲁，纯洁善良的通嘎拉嘎，正直柔弱的谢若水，现实直爽的阿藤花，这四位性格各异的孩子，从登上驶向草原的列车那一刻起，命运便交织在一处。这场为了“求生”的迁徙，不仅将上海、内蒙古两地刻进了他们的命格，也让国家命运与他们水乳交融，他们因此成为国家的孩子。

　　孩子们的成长，凝结着草原阿爸、额吉的爱。当通嘎拉嘎清脆的童音叫响第一声“额吉”，当朝鲁像雄鹰般策马驰骋，当谢若水挺起瘦弱胸膛、为保护草原奋力一战，当阿藤花渐渐学会爱别人胜过自己……透过晶莹的泪花，我们看到了“草原上最美的姑娘”乌兰额吉，看到了心胸如草原般广阔的哈图大叔，看到了将生命扎根草原的谢老师，看到了笑容如阳光般和煦的苏书记。大爱无声，也无须过多书写。孩子们璀璨的人生就是最美的赞歌，宛如苍穹下那曲马头琴长调如泣如诉，“天之苍，地之茫，天地苍茫有爹娘”……

　　而这一幅幅充满爱和温情的图画，是以家国为背景的，在几位主人公身上，《国家孩子》的主创们寄托着厚重的历史情怀。在孩子们的成长轨迹上，印刻着草原五十年的变迁，也一一嵌入了那个年代的严重自然灾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包产到户”改革、牧区经济市场化等大事件。国家发展的每一步，都影响着主人公的命运与生活。小人物不“小”，他们是时代的“神经末梢”，透过他们，观众更真切地碰触到时代脉搏，感受到家国一体的生动内涵。

　　主人公们从都市到了草原，是因为自然灾害让他们的家乡遭受食物危机，或者“饿死”或者“离乡”，那是时代的无奈选择；通嘎拉嘎和知青王朝阳的爱结束于王朝阳的家破人亡，阿藤花与亲人的团聚中断于一封以蒙语写成的信，特殊时代留下了一声叹息；勤奋好学的谢若水考上大学、成为当地第一位大学生，变革的号角从思想领域吹响，改革东风带来了塞北的春天……小人物身上没有大历史的壮阔波澜，却有着更为清晰的锐度，透过他们，冷硬的历史似有了温度；从他们身上，观众领略到历史的悲喜。当然，从小人物角度叙事，有时难免琐碎和儿女情长，《国家孩子》剧情略显拖沓、迁延亦源于此。

　　在“重述”这段往事的过程中，当草原的风一次次扬起绿色和希望，当列车驶过大半个中国，一种看似不经意的抚慰，已无声地触及我们心灵和情感的深处，这是一种弥合时代“裂缝”与现实遗憾的抚慰。从影视作品的社会功能和心理机制上讲，“抚慰”正是其应有之义，影像与生活的相逢，恰如梦与现实，它并不是一种简单复述，还包含思考、提炼和修正。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国家孩子》于国家发展转型的关键期制作和播出，恰到好处地发挥了这样的功能。

　　三千多名国家的孩子，隆隆驶过的列车，弥合的是东部与西部、发达与相对落后的“裂缝”，通过电视语言，它们成为平行的两端、两个意义同等的故乡。四位主人公走过五十年人生旅程，生活从贫乏转向富足，一条条历史伤痕也在他们身上得以修复：被撕裂的家庭终得团圆，一声声“爸”“妈”消散了五十年的风雨；知青的梦，通过载人飞船安全着陆变成现实，埋骨之处芳草青青。

　　当白发苍苍的国家孩子在黄浦江畔举起酒杯，我们似能看到：在因发展带来的“大迁徙”中，被模糊了的“故乡”“他乡”合而为一，故乡的根化为浓稠的血，故乡的情渗透在每一处扎根的地方，向前走的路上，故乡已被他们带在身上。（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