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叫红》：面纱之下，百孔千疮

       初知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是在一档脱口秀节目里。在那里，主持人和嘉宾们带我领略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历史重镇伊斯坦布尔绝美的人文风景，也让我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风度儒雅、学识渊博的奥尔罕·帕慕克一见倾心。

　　或许，一切艺术形式都是相通的，至少写作和绘画是如此。这一点在很多名作家身上都可以得到验证。比如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印度诗人泰戈尔、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而中国的丰子恺，更是兼散文家和漫画家于一身，两个领域的造诣都是极高的。不出意外，奥尔罕·帕慕克自幼学习绘画，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伴随着“伊斯坦布尔的忧伤”。他穿过拜占庭帝国崩溃后留下的城墙废墟、啜着冰镇果汁观看最后一批雅骊在大火中消失。创伤中的记忆到了22岁，他决定放弃绘画，改用文字记录伊斯坦布尔人的“呼愁”。所以有了《白色城堡》《黑书》《寂静的房子》《别样色彩》《雪》，还有《我的名字叫红》。你看，他的书名无一不透着强烈的色彩感和画面感。红，就是红色，那种天然植物中提取的，细密画中使用最频繁的浓烈色彩，而并非一个以红为名的女人。

　　翻开书页，第一章就惊艳到了我。帕慕克是以一个死人的自叙作为全篇的开头的。在他的小说里，一个人（甚至是死人）、一匹马、一棵树、一枚金币、一条狗、一种颜色（我的名字叫红），轮番登场，都以第一人称开口说话，从而完成整篇故事的宏大叙述。在我阅读过的所有小说当中，这种叙述方式是绝无仅有的。并且通过一步步的阅读来看，这种十分独特的视角，让空间扁平化，如同细密画的布局一般，对清晰地叙述故事进程十分有利。

　　皇家细密画家、镀金师“高雅”，被人谋杀，推到了一口枯井里。“高雅”同时为传统派细密画大师奥斯曼和希望细密画借鉴西方法兰克画派技法的改良派大师“姨夫”工作。姨夫“知道”凶手必定是“高雅”的三位同事“蝴蝶”“橄榄”和“鹳鸟”中的一个。姨夫决定召回学生“黑”完成他原本交给前四位画家完成的一本著作的编撰工作。然而凶手因为姨夫的遗弃和对未完工画作的好奇，杀了姨夫，盗走了那幅画——一幅细密画和法兰克画派风格交融的苏丹画像。

　　12年前，24岁的“黑”爱上了姨夫12岁的女儿斯库特，求婚失败后远走他乡。再度回到伊斯坦布尔时，斯库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寡妇，物是人非，不变的是情人依然美丽。因为父亲的死，斯库特答应了“黑”的求婚，条件是“黑”必须找到杀死父亲的凶手。苏丹国王命“黑”协助奥斯曼大师侦破此案。奥斯曼大师通过查找苏丹宝库里的藏书插画中马的鼻孔的画法，知道了凶手是他最钟爱的弟子“橄榄”，为了保护“橄榄”，他故意告诉“黑”凶手是“鹳鸟”。这位毕生致力于传统细密画传承的一代宗师，在饱览了苏丹宝库里所有画作之后，刺瞎了自己的眼睛，达到了内心的永恒。

　　“黑”找出了凶手，和斯库特终成眷属，并且践行着诺言，视斯库特的两个儿子为己出。然而“黑”再也没有从事过与绘画有关的任何工作。多年以后，小儿子奥尔罕根据母亲的回忆，写出了《我的名字叫红》。

　　土耳其的著名城市伊斯坦布尔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它横跨欧亚两大洲，东西方文化经济最先在这里相遇，并由此产生了辉煌瑰丽的伊斯兰文化，细密画就是伊斯兰文化的具体体现之一。《红》不是普通的爱情侦探小说，它是一部土耳其伊斯兰文化史。《红》的故事发生在16世纪中叶，彼时伊斯坦布尔正经受着各种冲击，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产生了绘画风格之争、宗教信仰之争，甚至领土之争。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

　　文化优势是展示国家优势的最为形象的方式。不幸的是，此时西方已经完成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而土耳其的细密画，还在固守和拓展中苦苦挣扎。使用散点透视法的土耳其细密画在和使用焦点透视的威尼斯绘画，两种不同绘画理念的剧烈交锋中，败下阵来。

　　我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避免挨打的方式有二，一是发奋图强，迎头赶上；二是闭关锁国，陶醉于过往曾经的辉煌。伊斯坦布尔选择了后者，从此，奥斯曼帝国日趋衰落，苏丹们将昔日的辉煌尘封起来，覆盖上一层厚厚的面纱。其实华美的面纱之下，早已百孔千疮。

　　奥尔罕·帕慕克深爱着他的祖国，他希望他的祖国能重新被人们了解。他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为世人掀开了伊斯坦布尔神秘的面纱，带我们走进伊斯兰世界，了解他们，感知他们。这就是这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的意义所在。（毛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