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诗： 幻想，从深沉的现实起飞

　　1956年，刘兴诗在北大

　　刘兴诗的科普读物、科幻小说和童话作品显示着一位地质学家广博的知识面、优美生动的文笔和立足于扎实细致的自然科学基础上盎然生动的浪漫主义情怀。这位已创作出数百万字科普科幻作品的老人接受采访时说，“九十不努力，百岁徒伤悲。步入望九之年了，时间已不容许我再浪费光阴。”面对即将到来的鲐背之年，他仍给自己许下新的目标：朝“动物小说”、“探险小说”和“文学童话”三座大山迈进。

“是时代造就了我，而不是别的什么”

　　1931年5月8日，刘兴诗出生在武汉汉口，幼年时代在南京生活。在他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童话《抗战难童流浪记》中，开篇就是“我”与家人亲历“南京大撤退”到达重庆的场景，上世纪40年代，刘兴诗在战乱之中的重庆完成了中学教育。

　　刘兴诗文思飞扬的热血性格在少年时代就已显现：幼年逃难时不会忘记带《木偶家庭旅行记》《小老鼠历险记》《颠颠倒倒》等心爱的童书，中学时代用宋词提交初中课堂作业、积极参加学生反战示威运动等。1950年，刘兴诗考入了北京大学地质系。刘兴诗称这并不仅仅基于个人兴趣，更是这一代人的主动选择——“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需要大量专业人才。祖国建设首选需要矿产，地质工作最艰苦、最危险，这样的工作我们不干谁干?”1952年院系调整中，他随之转入燕园北大的地质地理系。毕业留校任教后不久，在北大清华支援兄弟院校建设的时代潮流中，刘兴诗响应号召回到南方，先后在武汉、成都等地任教。在地质考察和科学研究一线，刘兴诗奉献了自己一生的力量。

　　“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选择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时时刻刻考虑国家的需要。”诚如是。当年的同学大多慷慨从军，走上烽火战场，投身于社会激流之中度过此生，刘兴诗总结此生，认为“我感念自己出生在充满战争苦难但又饱含自由开放气息的30年代。而使我走上自然地理研究与科普科幻创作道路的，是时代，是环境，而不是别的什么”。

　　他的身上不仅有时代赋予的民族感情与爱国情怀，也有着鲜明的五四精神与自由思想，这同样是时代的烙印。父亲刘静是中国第一代兵工专家、五叔刘丹梧是西南地区著名的地质学家，但从小思维活跃、酷爱写作的刘兴诗，不仅在高考中因突出的文科成绩被北大录取，在大学时代也不忘跨系向朱光潜教授请教作文方法、与西语系主任冯至讨教十四行诗的问题。回忆红楼往事，刘兴诗说，“在北大，我见过真正的大师，他们具有广博的知识面、深厚的家国情怀、浓厚的读书传统，而在待人处世上，依然谦逊，平易近人。”正是他们的熏陶，让刘兴诗在地质学研究以外，一生都未放下手中的笔杆子。

　　刘兴诗与他的作品，2019年摄

最好的科普是“研究”得来的原创作品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的《地理知识》征稿，刘兴诗由此走上了科普创作的道路。在业已出版的393本书中，科普作品有229本，其中不仅有《中国地理》《世界大自然》《中国上下五千年》等新中国科普经典之作，也有《中国历史故事》《中国的海洋》等人文科普读物。刘兴诗的科普作品多次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冰心儿童图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2011年《讲给孩子的中国大自然》系列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总之，他的科普作品涉猎广泛、种类丰富，反映出这位地质学家对自然、地理、科学和人文历史等诸多领域的浓厚兴趣。

　　刘兴诗在北大期间系统学习了地质地貌、气象水文、动植物和土壤学知识，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专业基础。在70余年的野外考察生涯里，他的足迹踏遍沙漠、戈壁、洞穴、岩溶、火山，也走过全球范围内冰川、海岸、森林、草原、河流、沼泽等多种复杂的自然环境。“走进自然和野生动物的天地，自己真正经历生活，写下来，就是最好的故事。所以我崇尚杰克·伦敦和海明威的写法。”他说。

　　野外地质地貌和动植物考察的经历，一方面养成其对于科学研究的实证态度和严谨精神，同时也激发着与科学有关的想象力——“我的灵感来自于各种自然环境，加上科学解释，也许再加上自己在野外的素描画。”在众多科普题材之中，刘兴诗偏爱海洋题材和动物小说，“一生都在户外跟野生动物打交道，我写的大部分动物小说都是有切身经历的，比如《蛇宝石》是当时在热带地区野外考察时碰到眼镜蛇的启发，《最后的北极熊》则是在北冰洋考察期间与北极熊打交道而写下的作品”。

　　“主题可以幻想，但细节必须真实。”“科普工作首先需要脚踏实地，来不得半点虚假、半点虚幻。”“可以有幻想的窗户，却不能幻想到底。”这些都是刘兴诗在公共场合中多次重申的观点，这也可以视作其科普创作观的核心论点。刘兴诗认为，科普创作首先需要坚实的科学知识，最好是作者自己所从事的、有相关研究成果的领域——最好的科普作品是“研究”出来的原创作品。同时，在平衡科学性、文学性与教育性的基础上，科普创作要观照不同年龄段的中国孩子的阅读理解水平。其次，写出或清晰平实、或优美生动的文字，既能够驾驭科学，又能驾驭文学，甚至蕴含哲学思想，就达到了科普作品“美”的境界。“好的科普作品是催人上进的，是热爱科学和大自然的，是含有浓烈爱国主义和民族感情的。”刘兴诗说。

　　“美的童话”是刘兴诗提出的童话观，他认为长期以来，科普作品中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居多，少了“美育”这个重要维度——“人类下笔描述的对象，本身就很美。照实写出来，怎么就不美呢?”所以，将“真善美”的创作原则灌注其中，将真的情感和知识，美的意境和语言，善的性灵和追求统一于作品之中，才可能为中国儿童提供优质的阅读作品。

“我是科幻的雇佣兵”

　　如今89岁高龄的刘兴诗，不仅亲历了中国科普事业的阶段性发展，也是新中国科幻风雨70年征程的亲历者、见证者。他与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等同仁一道，让带有中国色彩的科幻文学发展与壮大，一道奠定新中国科幻文学的基础，见证了中国科幻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而特殊的时代遭际所赋予的珍贵人生经历，让刘兴诗对中国科幻有着独特的观察与清醒的认知。

　　新中国科幻的诞生与时代紧密相连。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刘兴诗与一批科学家“下海”从事少儿科普和科幻创作事业。郑文光《从地球到火星》(1954年)被视为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标志着新中国科幻第一次高潮的到来。1961年，在上海《少年文艺》编辑的邀请下，刘兴诗发表了科幻文学处女作《地下水电站》。60年代末到80年代是刘兴诗的创作井喷期，他写下了《美洲来的哥伦布》《死城的传说》《陨落的生命微尘》等诸多科幻小说。

　　《美洲来的哥伦布》被视为中国科幻小说重科学流派代表作，讲述了在英格兰北部一个湖泊的泥炭层中，发现8只独木舟——“大小和样式与美洲的没什么不同。”刘兴诗对“当时是否有美洲独木舟顺着墨西哥湾流漂到了英格兰”产生怀疑，这是写作这篇科幻小说的灵感来源。前期资料准备和考察花了约20年，在确证科学原理后，最终写作只花了十余天。“这篇小说的末尾，完全可以附上参考文献，所有场景都真实可考。”刘兴诗说。

　　刘兴诗谈到，“那个时代，我们每一篇科幻文学的创作，都源自于实实在在的科学问题。我在广西考察时看到由喀斯特地貌造成的地下瀑布，就突发奇想，思考能否用这些水动力资源发电，就写了《地下水电站》。”《北方的云》也源于他在浑善达克沙漠考察时，发现西北风将沙尘吹向北京造成沙尘天气，就假想能否有一个天气管理局改造天气;《乡村医生》诞生于在山区考察时发现基层缺医少药的现状，幻想有片“科幻药”来解决问题;《蓝色列车》是聚焦于铁路运输压力，而幻想出在天津与北京之间开凿海底隧道通车而行。诸如此类，从具体情境的现实与诉求出发，刘兴诗完成了他大部分的科幻代表作品，也正因如此，他的科幻作品及科幻观念，都带着中国科幻创始时代重“功能性”与“问题意识”的深深烙印。刘兴诗坚信“科学幻想是科学研究的直接继续”、“幻想从现实起飞”，要求从社会现实出发、以切实可靠的科学知识为基础展开幻想，折射现实生活，避免脱离现实生活的创作倾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刘兴诗在青藏高原东部二郎山进行地质普查

　　“我是科幻的雇佣兵”，“与科幻的缘分到此为止”等言论，让越发欣欣向荣的中国科幻界看来，有些“刺儿头”，不可理解。刘兴诗认为，近些年来中国科幻有很好的发展势头，但要警惕“幻而不科”的情况。“幻而不科”指的是缺乏严肃科学主题、社会意义。“胡编乱造个故事，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贴个标签。这种创作也没有什么不好，但不能被当成是科幻的主流。”刘兴诗说。

　　2019年国产电影《流浪地球》被认为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刘兴诗对此有不同的声音。他认为，中国科幻不是凭空产生的，《流浪地球》当然很好，但所谓“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肯定当下科幻电影的发展，不能无视、甚至否定前代人为之作出的贡献与努力。”他列举1980年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成为当时风靡全国的科幻电影，是后来一代科幻人的启蒙之作;他自己编剧的《我的朋友小海豚》(1982年)是新中国第一部科幻美术片，获得意大利第12届吉福尼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荣誉奖，从侧面印证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幻儿童电影的国际影响力，“所以‘《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这种说法，我是不同意的。”刘兴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