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洒在“民谣”中的那些往事

　　面对王尧这部以碎片加重构为主要叙事特点的长篇小说新作《民谣》，本人的这则评论小文干脆也不妨兴之所至地碎片一番。

　　1 在去年9月举行的“第六届郁达夫小说奖”审读委员会会议上，评论家王尧直言：当前小说总体上并不让他感到满意，因此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革命”。正当这“革命”的呼号尚在天空飘游时，他自己便在《收获》第六期上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要由此而联想：这《民谣》莫非就是王尧为自己主张的“小说革命”而打造的一个实验样本？

　　2 抱着这样的期待我进入了对《民谣》的阅读。“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一句足以让人留下印象并颇有味道的开头的确能拽上读者伴随着主人公——14岁的少年“我”忽而在村庄中奔跑、忽而坐在码头等候。然而，东奔西走，所到之处诚如王尧的夫子自道：“他们都是碎片化的存在。这里有故事，但波澜不惊，故事中的每一个情节和细节我都有可能把它戏剧化，但我最终放弃了这样的写作。我想做的是，尽可能完整甚至是完美地呈现这些碎片和它的整体性。这样一种安排情节和细节的方式，无疑给阅读带来了难处。”这样的“难处”我的确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这是一种需要记忆与注意力集中的阅读，否则一下子还真难以还原或重新拼接成一个整体。

　　3 说实话，在阅读《民谣》的过程中，我的确出现过疲惫之时，于是就开始了跳跃式的翻阅，是作品“杂篇”中那11则“我”写于1973-1976年间的作文与各类代写稿，它们将我从疲惫中给拉了出来。不是因为别的，只是这些文字唤醒了我自己的青春记忆，与主人公王厚平初中生身份不同的是我那时已是一名高中生了。正是这段荒诞的历史造就了共和国历史上一代人的特别经历。比如，当年作为高中生的我曾经也一本正经地学习小学生黄帅；可当时又谁曾想到30余年后，作为出版人的我竟然又一本正经地与当年的风云人物黄帅讨论她自己散文集的出版事宜。要感谢王尧和他的《民谣》唤醒了我青年时期的部分记忆，作为回报，即便有点“难”读，我也还是要将《民谣》读下去。

　　4 继续说实话，而且这实话我对王尧也当面讲过。我当然不会简单反对“小说革命”这样的主张，只是放开眼来看，这样的“革命”其实一直就没有终结过，无非时而静悄悄地进行，时而显得激进与暴力一点。但我的确也不认为《民谣》就是一个“小说革命”后的文本，我对王尧说：《民谣》这样一种叙事方式、这样一种少年视角、这样一种碎片和重构的叠加在今天其实未必讨巧，某种意义上反倒是在为自己的写作增加难度，毕竟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程已见过不少。所幸你这部作品的内容还比较厚实，结构也讲究，特别是语言的精致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叙事上人为设置的一些障碍。当然我的这种判断未必就对，但讲真话是朋友间应遵循的起码准则。

　　5 我现在之所以对这样一种叙事方式、这样一种少年视角和这样一种碎片和重构的叠加评价不是甚高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对此我们早已屡见不鲜。前有以西方现代叙事学引为范例的那批现代派文学中的部分作品，后有上世纪80年代后半段在国内兴起的莫言及一批被冠之以“先锋文学”的文本。当然，这前后之间更多的只是一种形似，骨子里的不同才是本质。西方现代叙事学中引为范例的那批现代派文学中的部分作品之所以出现和发展开来，与当时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现实及人文思潮骨子里就是浑然一体的，包括艺术上那种极端叛逆的形式本身也都是当时人文思潮的组成部分之一，在那些作品中，形式本身就是内容的构成之一，从内容到形式的主题词无非“叛逆”二字。而我们上世纪80年代后半叶出现的那批“先锋文学”也罢、实验作品也好，它们显然就不像西方现代派文学内容与形式那样的“浑然天成”，更多的只是指向形式上的求变求新，加之又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蜂拥而至，因而模仿的、生硬的痕迹在所难免。今天回过头来看，作为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先锋”与“实验”的出现自有功不可没的一面，但也确实不乏生涩和僵硬的不足。这也恰为当年那批“先锋”或“实验”作家进入新世纪后的写作不再那么“先锋”与“实验”的调整提供了一个注解。对此，尽管有人发出了“昔日顽童今何在”的感慨，然究其实，顽童依存，只是额头依稀有了几条淡淡的皱褶。比如王尧、比如《民谣》。

　　6 前面我已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看法：《民谣》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在今天已未必讨巧，所幸其内容还比较厚实，结构语言也讲究。开头那句“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就有足够的味道。而王尧也自觉地在“尝试‘形式’如何在《民谣》中成为‘内容’”，这就有了从“卷一”到“卷四”的作品本体加“杂篇”加“外篇”这样的复合式结构。三个文本互为彼此，相互照应、相互勾连，从而使得作品的内涵得以大大的丰满与厚实。其中前四卷既然身为作品本体，其内容自然也就必须格外厚实才能够撑起整部作品。尽管《民谣》的叙事基调是碎片、碎片、再碎片，但烧点脑子还是能够重新拼接起一幅完整的从历史到现实的进化图册，清晰地还原两条叙事的线路：一条是我们追随着叙事者“我”，也就是作品的主人公王厚平从小学到初中奔跑于这个村庄的足迹，他的家族史，他所在的江南大队的发展史，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芸芸众生命运的跌宕与起伏、生存与死亡……这一切虽犹如万花筒一般令人眼花缭乱，但这就是一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波谲云诡；另一条则是我们陪着“我”坐在那个码头上，和他一起闻着麦田的清香，等待外公的归来，看看老人家究竟会为自己的历史带回一个怎样的结论；当然，还有“我”如何参与队史的撰写？还有王二队长、李先生、胡鹤义……这就是历史。整部作品，读者就沉浸在“民谣”的缓缓调性中读到了记忆，读到了历史，读到了时代，读到了故乡、读到了乡愁、读到了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读到了过去与时代的连接。如果说这样的解读还算靠谱的话，那王尧“放弃对大的历史场景的叙述，希望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读到大历史，延伸出某种无限的东西，由小见大”这样的创作设想可以说是得到了有效的体现。

　　7 最后还要絮叨几句的又是所谓“批评家小说”这个本不该成为话题的话题了。所谓本不该成为话题的意思是指谁又能够规定批评家就一定只能从事批评而不能创作小说呢？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一手做学问、一手写小说者绝非凤毛麟角。因此，批评家之于小说创作从根本上说不是能不能写而是写得如何的问题，一旦创作了小说，衡量其作品的标尺（尽管没有绝对的标尺）就只能是小说的而非批评的，尤其不能因为其批评家的既有身份而豁免其小说创作中的某些瑕疵，比如批评家因其长期的职业习惯而容易在小说创作时出现的小说语言有失文学化、理念与形象的匹配是否恰当等问题。所幸的是《民谣》在这些问题上，我的评价至少是与小说的身份相匹配，在语言上则还不时有亮点和精彩出现。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