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创造力打开诗意的辽阔世界——关于韩子勇诗集《博格达》及其他

　　作者：沈 苇（浙江传媒学院教授、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

　　韩子勇的写作，可分为“新疆时期”和“北京时期”。前一个时期，他完成了文学批评家和文化学者的双重身份建构。2012年离疆赴京，标志着“北京时期”的开始，这抑或是某种程度上的“后新疆时期”。一个显著标志是他重返诗歌，承接并延续20世纪80年代诗歌创作的爱好和热忱。于是，就有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博格达》（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思”与“诗”有机融合

　　韩子勇称这些作品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一些个人心绪的浮点”。《博格达》意味着他写作身份的又一次刷新。相比于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这些作品更具个人化色彩和个性化风格——一个批评家、一位学者，其实骨子里是诗人。从“思”到“诗”，《博格达》的综合抒情，是一位批评家诗人或诗人批评家的长调和咏叹。

　　1998年，36岁的韩子勇出版文学批评专著《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对“西部文学”的深刻洞察、对地域性的独特思考，是这部专著的核心和基石。之后，韩子勇转向文化研究，关注的母题仍是“西部”和“新疆”，内容包括那里的历史、传统、艺术、史诗、民歌等。

　　纵观韩子勇“新疆时期”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思”与“诗”的有机融合是最大的风格特征。这使他的文字和表达获得了温度，远离了学术研究的枯燥与干涩。叙事、抒情和思辨，在他那里常常是合一的整体性存在，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体。他的思考方式和语言风格，呈现出更多浓郁的诗性色彩。

　　因此，这本诗集《博格达》并不意味着一位没有根基和来由的新诗人的脱颖而出，而是持久“潜伏”于批评家和文化学者身份之下的一位资深诗人的显影和重临。

天上的云呀/勾起我绵绵乡愁 韩子勇诗并绘

　　对“云时代”的凝视

　　“北京时期”是韩子勇诗歌写作的持续爆发期。工作的变化和生活的变迁，成为改变语言方式和书写方式的契机。这是一个重新发现和自我唤醒的时刻，也是如他所说的“意义的光，划过一道抛物线，过早坠下，快要落到地面、落到虚无了。但也似乎解除了局限，豁然间开阔起来”的时刻。《博格达》是语言减法、思想提纯和抒情莅临的结果，也是“云时代”云下凝神和虚静的产物。

　　组诗《大有》是“北京时期”的代表之作，同时关注现实和内心，思想性和抒情性并重，兼具审慎的独白和锐利的哲思，并且不乏自我考问。一种内省的、辩证的诗学，在他的字里行间游走、驻留：“没有对错和意义/没有捷径和惊喜/命运的锋刃/剥开一切虚情假意/……所有的美/都带一点丑/如同没有完美/如同隐隐的羞愧”（《所有的美》）。这使我想起同一时期诗作中“很多坏/如同好”的辩证和悖论，“世界相安无事/令人心碎/语言很难说清/那种坏”（《很多坏》），这是诗人惆怅与忧虑之所在。

　　诗的辩证法，打破了二元论和二元对立，是一种百感交集状态，但不是一种无谓的自我纠缠，它同样体现对世界的无限理解、体谅和尊重，因而恍然有悟：“是谁观棋不语真君子/是谁对弈如神着先机”（《黑天鹅》）。唯有“辽阔的孤独，领我到心里”（《光芒万丈的理想》），这才是一种新的理想、新的光。

　　从另一视角来说，“辽阔的孤独”呈现出一幅奇异的现代性图景：“浩浩荡荡的人类/从眼前通过/善心和恶意/大白话和潜意识/史诗和呓语/超我、自我和本我一起登场……”（《互联网》）。这是一个切身的、富有洞见的观察，体现了诗人的史诗视野和现实关怀。“云时代”是地域、历史、现实和虚拟世界并置的时代。“云时代”似乎天涯咫尺了，似乎打破了种种界限和壁垒，似乎充满了没有交流障碍的“群岛上的对话”。但是，新的疏离、冷漠和虚无，正在形成一座座新的“孤岛”。自我，亦以分裂而合一的“超我、自我和本我一起登场”。诗人充满狐疑和警觉，“从流言到嘀咕/从八卦到阴谋/消息的大洪水/铺天盖地/淹没人寰”（《消息》）。在“消息的大洪水”中，靠岸、登陆和救赎，似乎需要依靠“怀念”来实现：“我很怀念/没有消息/缓慢平静/阳光灿烂如七星瓢虫/一动不动的日子”（《消息》）。

AlphaGo来了 韩子勇绘

　　对新疆充满拳拳深情

　　当然，“北京时期”并没有与“新疆时期”割裂，诗歌中内在的血缘和经脉没有断裂，就像“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是一条大水下来的。“北京时期”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后新疆时期”。是的，“新疆”是《博格达》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新疆是韩子勇的追忆与回望、渴慕与眷念，充满了拳拳深情。在组诗《一半欢喜 一半忧愁》《完美的旅途》中，他写出了这种赤子般的深情，这种百感交集。“如同你的最甜和最苦/……也如你辽阔的面庞/一半欢喜 一半忧愁”（《致新疆》）。这些作品，如同蒙古长调，如同刀郎木卡姆，一种草原咏叹，一种旷野摇滚，“随风过山岗/绵绵青草地/欢乐复忧伤”（《长调》）。

　　展读《博格达》，韩子勇离开新疆前夕写下的作品，尤其使我感同身受，产生强烈共鸣和惺惺相惜之感。“离开”意味着“忧伤的潮水漫过额头”，而且“这忧伤像沙枣树流出的胶液/……每一场秋雨就更多一些/刚结痂凝固又开裂迸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住”（《一想到就要离开你》）。对已过中年的人来说，离开一个久居之地，是在场后的不在场，是挪移、隐迹、撕裂，也可能是“克服命运”。他把自己的“离开”比作一块戈壁石的“出走”，“我走后空下的那个小窝/只有拳头那么大/但给我留着/别长草也别让沙子埋住”。无论大还是小、粗糙还是温润、美玉还是僵石，都是戈壁滩上的“命运共同体”。“现在我就要走了/带着洗不掉的大戈壁气息/带着石头铺出来的记忆/我到哪里/都只能带着你们的模样/我到哪里/灵魂都会悄悄回到原处。”（《我这块石头》）

　　韩子勇有很深很浓的戈壁情结、旷野情结和绿洲情结，这与他出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这里是他的“原处”和“原点”。作为一部诗画集，《博格达》中，诗与画相得益彰，互为镜像和鉴证。数十幅绘画作品，显示出他的另一种被唤醒和激发的才华。荒原、戈壁、林带、小路、胡杨、红柳……是图像的追忆和回溯，也是另一种诗。诗里、画中，他的记忆之乡总有一条空荡荡的黑带子般的戈壁路，从冷冷清清的早晨到彤云低垂的黄昏，走着以荒原为家的跋涉者。“在路上”“跋涉”“漂泊”“游走”等，是典型的西部意象，是一个渺小的个体对西部广袤空间和无尽戈壁最深刻的体验与记忆。他说“我喜欢在戈壁长旅”，事实上就是对自由、远方和无限的体验和追寻。

　　智性而浪漫、抒情而内省、简约而奔放，是《博格达》的总体风格。其中有些作品，具有西部民歌率直而诚挚、炽烈而酣畅的特点，记录了诗人的人生体悟和心路历程。诗集取名为《博格达》，富有象征性，意味深长。博格达是东天山最高峰。“三峰并起插云寒”，如同三位一体的悬空寺。它远离尘嚣，超然物外，仿佛在召唤游子，召唤流离失散的人再度回返：“博格达呀/趋炎附势的人消遁了/空空如也的戈壁滩真好/万里骄阳/一亩阴凉//您凌乱的额顶和眉骨/白银闪烁/结满冰霜/眼睛眯成一线/巡睃远方”（《博格达》）。博格达既是精神海拔，也可视为精神自喻。“我到哪里/灵魂都会悄悄回到原处”。博格达就是一个原处，是戈壁情结和新乡愁的落脚点、归宿点。

　　诗，是美善、求真和希望的保险柜。韩子勇在本质上远离优柔寡断的思乡病，而是坚定果敢的行动派，是一位用创造力打开辽阔世界的人。他用诗抵抗和转化自己的新乡愁。如此，诗在对虚无的反抗中，终于真真切切地抓住了那么一点点光。

　　如同诗人昌耀的“前方灶头/有我的黄铜茶炊”，我深深记取和反复吟咏《博格达》中这两句诗，“茫茫的沙尘和冷雪间/有一畦青翠闪动”。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0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