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血色莫扎特》：重启当代“批判现实主义”
近年我十分关注“现实主义当代化”。现实主义并非凝固的标准，而是由诸多不同理论方案构成，又不断处于变动中的理论体系。近年现实主义又有勃兴之势，这是多方面合力的结果。主流提倡重大现实题材和史诗化风格固然助推了现实主义热潮，但驳杂幽深而又波澜壮阔的当代历史和现实，也在召唤着新现实主义，这是维系现实主义真正艺术有效性的现实土壤。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在新一轮欧风美雨中吸纳现代主义艺术资源并完成“怎么写”的形式启蒙，作家再次意识到写作依然必须是一个与历史、时代和现实密切相关的“写什么”的问题。大量作家以不同方式探索“现实主义当代化”命题。房伟的新作《血色莫扎特》因其对当代“批判现实主义”的探索，成为“现实主义当代化”谱系中有趣的一环。
《血色莫扎特》通过省报记者葛春风的一次还乡，串起了十几年前的命案及背后的“案中案”。1995年，葛春风是大学中文系备受瞩目的才子，他和艺术系专攻钢琴的夏冰，精于舞蹈的韩苗苗既是朋友，又构成微妙的三角恋。毕业前夕，因替被辅导员骚扰的韩苗苗出气，葛春风毕业后被发配到国营化工厂。身处90年代国企改革风潮，葛春风和他的同学们有了各自的命运。葛春风在化工厂大爆炸之后，步步受排挤最后成了工厂保安。神仙眷侣一般的夏冰、韩苗苗同样步履维艰，清高孤傲的夏冰被排挤成了清洁工，美若天仙的韩苗苗为了病重的父亲，成了权贵的高级应召。《血色莫扎特》昭示了90年代从象牙塔走出的天之骄子不可避免被社会异化的过程。而颇显庸碌的薛畅步步为营，背倚副市长陈中华，成了市委办主任;中专警校毕业生吕鹏凭着谨慎深沉成了该市刑警队队长。此次回乡，2003年的血色往事，萦绕在葛春风和吕鹏心头。当年韩苗苗与振华中学校长冯国良有染，被夏冰击杀在冯家里，随后夏冰远走，考上研究生的葛春风同样离开家乡。随着冯国良的“意外”死亡，韩苗苗凶杀案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陈中华、王大庆、冯国良、薛畅、邹玉红等混合“红黑黄”的恶势力集团不断暴露，扣人心弦的故事也次第拉开……
《血色莫扎特》最重要的看点在于，这部小说使当代文学重续了“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批判现实主义”概念来自高尔基。他强调现实主义具有批判性。高尔基认为这是“十九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固然，并非所有现实主义都是批判现实主义，但19世纪以法俄为代表的欧洲文学，却贡献了至今不无启发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批判现实主义”非常重要的特征，便是通过个体命运进行社会观察和批判。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秉持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不爱帝王将相，关怀弱小苍生。“批判现实主义”秉持坚定的可知论，相信个人命运植根于历史背景和社会制度，通过对弱者命运的表现剖析社会、批判社会。《血色莫扎特》接通了“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资源。这部作品虽然精心地经营了一个悬疑重重、高潮迭起的通俗叙事外壳，但它又坚持将小说的人事置于具有历史确定性的社会背景，从而坚持了批判现实主义通过书写人而剖析社会、认识历史的立场。夏冰、韩苗苗、夏雨一家的悲剧，无疑是中国90年代国企改制大潮中的一朵小浪花。小说掬沧浪之水之一杯，念兹在兹，曲笔深心，实在于对巨大历史车轮的碾压发出小说家的一声浩叹。
进入20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受到了现代主义很大的冲击，甚至被认为已经过时，很大的原因在于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们认识世界的信心已大不如前。批判现实主义坚信，通过个别可以通往一般，通过现象可以抵达本质。在典型人物塑造方面，批判现实主义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文学典型论在认识论上就是相信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之间具有值得信任的可交往性，因此典型人物才被视为超越一般人物的更具本质性的人物。现代主义兴起之后，文学典型论随之式微。但是，《血色莫扎特》这部有着见证时代雄心的作品中，典型论又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出场。悲剧人物夏冰、韩苗苗的命运或许是特殊的，但他们作为高洁的象牙塔之子被商业化社会排挤或异化的命运却具有典型性。至于葛春风、薛畅、陈中华、王大庆、邹玉红，都具有相当典型性。稍微放眼向近二十年的当代生活望去，我们到处都能看见这些人物各自代表的那类人的身影。不过，从现实主义标准看，让一个文学人物立起来，除了典型性，还必须有足够的丰富性和个人性，由于《血色莫扎特》有着多方面的目标，所以不能全力经营人物，典型性有余而个性稍为不足，这或许是求全责备之论。
说《血色莫扎特》重启“批判现实主义”，既强调它启用和接续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和思想资源，也强调它事实上构成了一种“重构”。换言之，在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作家那里已成为成熟的“批判现实主义”，并非一种可完全袭用的套路。必须说，房伟也思考着如何给“批判现实主义”以新的注入和激活。作者如下的尝试不应被忽略：首先是多种现代主义叙述技法的融入。稍有经验的读者会发现《血色莫扎特》采用很多现代主义小说常用的“分角色叙述”，经过现代主义洗礼之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式分角色限制叙事已不再新鲜，但这种叙述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却不曾出现。这种叙事方式无疑为小说悬念的创造提供诸多便利，而且限知叙事瓦解了批判现实主义在认识论上的过度乐观(这种乐观的极致自然导致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显然，悬疑性、不确定感才更符合身处90年代国企改制风潮中如一叶飘萍的普通人的命运感。通过小说人物第一人称叙述，一种深具时代性症候的不确定感获得了呈现，这相当典型地体现在小说中化工厂爆炸后的一段叙述：
多年后，我也没有想明白，是否这场大爆炸，成全了春风和韩苗苗，也化解了春风和夏冰之间的芥蒂，让他们一起为世人演出了惊世骇俗的故事脚本。很多人惊骇莫名，很多人被炸成碎肉齑粉，很多人的手和脚飞到了不知何处的树梢，而这一切，在个人而言，全都如此遥远，似乎都只是为了成为背景，成全三个男女“炸裂”般的无处安放的情爱……
苗苗慢慢地走出汇演大厅。周围四散奔逃的人群，她仿佛都视而不见，脸上也不见惊慌，而是满足的幸福。她左手牵着夏冰，右手攥着春风，好似一只高贵天鹅，伴着麋鹿和野猫，去找寻神秘的森林……
树上的野猫啊，你的苦难何时是尽头?
这是第四章结尾，此章以薛畅为叙事人。薛畅作为一个因谨慎稳重而获得最好社会化回报者，在此叙述中依然充满对命运的不确定和悲剧感。这种处理一方面使薛畅获得发声的机会，性格层次更饱满，避免单视角叙述中刻板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则说明，时代的苦难事实上以不同的形式加诸于所有人，破除善恶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
《血色莫扎特》这个题目具有相当的现代主义调性。请想想巴尔扎克、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如何为小说取名字。《高老头》《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这些名著代表某种以人为中心的写实性命名法则。相比之下，司汤达的《红与黑》的隐喻性甚至使其不像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血色莫扎特》这个命名，毋宁说是一种调性或象征装置。“血色”代表血案和悲剧;“莫扎特”由夏冰的钢琴教师身份引出。“莫扎特”成为多重含义和功能的意义装置。吕鹏调查“还原”夏冰杀妻细节时,写道：“夏冰是艺术家，杀人也希望不同凡响。夏冰进屋，先走向录音机，播放了G大调钢琴协奏曲。那是首欢快的曲子。刑侦队的人分析，从犯罪心理学说，隐隐反映了夏的复仇快感。”《G大调钢琴协奏曲》是莫扎特著名曲目，音乐跟叙事内容形成巨大张力，呼应美好事物异化的主题。夏冰成了清洁工后，被迫用“用那双弹着莫扎特，贝多芬的手，那双教女孩弹琴的手，一点点伸到满是屎尿的‘黑洞洞’”，同样使“莫扎特”意义获得了张力性拓展。不难发现，“莫扎特”已是象征意义上发挥作用，这更接近于现代主义修辞语法，被房伟娴熟地运用于具有鲜明“批判现实主义”特征的小说中。
在我看来，《血色莫扎特》还包含房伟探索严肃主题与通俗叙事融合方式的意图。这部小说就其时代和历史意识，对精神异化的思考，秉持的社会批判和反思立场，都属于不折不扣的严肃文学。但作者显然自觉将通俗类型小说叙事经验结合进来，通过悬疑、侦探等叙事模型，使小说跌宕起伏，具有很强可读性。这背后有着房伟自觉的思考：严肃文学不是“不好看”的代名词。在他看来，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存在一个可融合的结合点。因此，说他重启当代文学“批判现实主义”，可能包含三个意思：一是他重启在社会历史背景中讲述个人命运的传统;二是他在“批判现实主义”中融合了现代主义技巧;三是他探求着严肃文学与通俗叙事融合的可能。在此意义上，《血色莫扎特》是“现实主义当代化”有趣一环。“现实主义”叙事资源不能拿来就用，只有在当代化的开创中才能获得持久的有效性。
陈培浩，青年评论家，文学博士，韩山师范学院新诗研究所所长、副教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八届客座研究员。已出版《互文与魔镜》《穿越词语的丛林》《歌谣与中国新诗》等著作，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几十篇，曾获奖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