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德之美：知识、权力和真实 ——《人，或所有的士兵》

　　波拉尼奥把图书馆和集中营作为人类两种极限的隐喻，“一座图书馆，就是人类的隐喻，或是人类最好面向的隐喻;同理，一座集中营，正是人类最坏面向的隐喻。”[1]邓一光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核心的部分是中日战争期间的香港D战俘营，它指向人在特殊环境中的精神状况，牵引出那个时代的核心命题：战争与正义，个人与家国，真实与幻象。

　　小说以审判开始，审判变成一个困境的隐喻，首先是在审判者与被审判者之间的关系上呈现出权力反转。站在审判台上的郁漱石，并不承认自己的“通敌叛国罪”，他以消极的方式面对审判，“我没什么可辩护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辩护，为什么站在这儿接受审判。”[2]郁漱石指出了强权者和审判者的荒谬，战胜方急于投入下一场战争(国共双方的内战)，轻易地打发了战争施加者和屠杀者(日本中国派遣军和美国陆军空军)，拒绝接受D战俘营毁于日方预谋屠杀的事实，把一个下级军官推上审判台，“你们说不清楚中日间战争自何时起，说不清楚近百年来中日间的冲突哪些算战争，哪些行为应该被计入战争罪，哪些罪行应该由国家承担，由担任政府决策者和最高领袖的人来负责，你们在这些事情上语焉不详，在国家责任上闪烁其词，又怎么能够合法地执行生杀予夺大权，指控我这个低级军官对中日间的战争负责?我若不明白这个，怎么交代‘罪行’?”[3]除了在大义问题上的反抗，小说中还有更细微层次上的权力反转，比如对于战俘营中的同性恋问题，“如果法庭要求人们走到被告位置上，对自己做出审判，他们吐出的唾沫会飞向谁的身上?”[4]

　　邓一光对作品开端的困境以讲故事的形式予以应对，他把整个故事转变成“活着”的游戏，给予了郁漱石山鲁佐德式求生存的方式，“我们来玩一个讲故事的游戏，看看我能在死神面前做些什么，熬过多长时间。”[5]然后又创造出叙事的花腔，让战争的多方“声音”朝向坚硬的被隐匿的战争真实和秘密档案发声。《人，或所有的士兵》以喧闹锣鼓开场，它微启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的命题，杂以战争的伦理和正义，以“让我们来谈谈什么是事实”为诉求，就像阿基米德撬动地球的实验，它开启了寻求“真实”的盛大仪式。

壹

　　封侯尉和尹云英在证词中勾勒了小说主角郁漱石的基本生命历程，他从小性格孤僻，喜欢置身于世人之外安静地待着，以缄默掩饰敏感和忧郁。他以预科生资格考进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攻读东亚文学专业，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数千种汉本书籍，他心不在焉地翻阅过数册后，将其抛开，整天躲在大学寮里读井原西鹤、近松门左卫门、《新古今和歌集》和《浮世草子》，一门心思钻研《新古今和歌集》的“余情幽玄”、《万叶集》的“质朴真挚”、《古今和歌集》的“优雅纤细”三大歌风，成为日本审美和文化的追随者。郁漱石沉溺于做学生的单纯美好，希望成为知识渊博的文学家。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郁漱石对张爱玲和萧红的追随，两位现代中国著名女作家的身影，辗转在日本与香港的空间之中，留给郁漱石来自文学的迷影和幕帘，接续和稳固了少年以来的美学意识和心灵构造。

　　小说以半虚构半写实的方式去追随两位现代作家的生活。在现代文学史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中，两位作家都有一种孤独与清冷感，她们以个人生命和生活的独特感发力游离于核心主题之外。萧红幽怨地谈及自己的创作和生活，“走走停停，写了三年，河水淌开，记不得有悲伤了。别人都写国家命运，只我不合时宜，写个人苦痛，越活越不经事。”[6]萧红在《九一八致弟弟书》中提及弟弟写信给她说，生活在家乡，前途是没有的。萧红会疑问，“这是什么人给我的信，我看了非常的生疏，又非常的新鲜，但心里边都不表示什么同情，因为我总有一个印象，你晓得什么，你是小孩子，所以我回信的时候，总是愿意说一些空话，问一问家里的樱桃树这几年结樱桃多少?红玫瑰依旧开花否?或者是看门的大白狗怎样了?弟弟的回信中说，祖父的坟头上长了一棵小树。”[7]萧红只有在这样的话里，才体味到这信是弟弟写给她的。在中日国土之间的游历和经受教育成长，郁漱石所获得的是一种类似的思念和心碎，他所留意的是萧红写下的那些家乡花园和老祖父的故事、德沃夏克写下的音乐、奥特威写下的《梦见家河母亲》，犬童球溪写下的《旅愁》、李叔同写下的《送别》，他认同的是同样的思念内容和那些不肯让思念之情断掉的人、心碎的人。郁漱石所皈依和认同的是弱德之美，叶嘉莹曾就词之特美和美感本质提出过的弱德之美的概念：“这种美感具含的乃是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如此我们再反观前代词人之作，就会发现凡被词评家们所称述为‘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之品质原来都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8]。同样是写抗战中的香港，张爱玲在《烬余录》中说：“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9]艺术和弱德之美在强势的战争和国家大义面前都是不相干的话，但它们的确蕴藉着一种不同的美学，在战争和时代轰烈过后，拉开距离才有被呈现出来的可能，“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10]《人，或所有的士兵》在郁漱石的部分沿袭了张爱玲的世界观，不相信整体性的历史和系统性的现实，采取了已经失去实验价值的不同声部和碎片化叙事，是对个人更多“真实性”的执念。《人，或所有的士兵》在战争叙事和战俘营故事之外，还有郁漱石的个人小史，一个超越了战争、国族、阶级拥有弱德之美的人，就像证人梅长治所说的：“他其实并不成熟，对人有一种近似幼稚的好感好像很害怕失去人们。我在想，如果没有战争，他甚至可以和维海里的鱼成为朋友。”[11]

　　我们在众多宏大叙事中可以看到观念和信仰撕裂了家庭和世界，郁家的子女分为国民党、共产党、无党派人士，作为一个女性和母亲尹云英是反对这种状态的，她专注于自己的孤独和疼痛，郁家的子女每一次基于大义的出走都会给她带来创伤。郁漱石违背了家族的血统，要留在日本女友加代子身边，至死不想和她分离：“我不想回国。我不知道自己能去什么地方，对一切都很茫然。”“他们是国家的栋梁，我不是，我的一腔热血只对我自己有用。”[12]在对大历史和父亲的家国观念的怀疑之外，文学与艺术之美在郁漱石心中占据更突出的位置。在郁漱石自述中，日本长官饭岛与他在战俘营兴趣盎然地聊超现实主义绘画，他认为“理性与逻辑并不表现真实，只有梦境的参与，现实才有可能更加真实。”[13]他们甚至在不对等的严酷生活中讨论人的终极命题，“生和死如此奥妙，如果加入神秘、怪异、荒诞和恐惧的梦境，死亡和生存的意义才是真实的。”[14]

　　审美和情感的真实，是心碎、艺术、美、梦境、神秘、怪异、荒诞和恐惧的真实，是法庭和审判所不能判断的真实。《人，或所有的士兵》从真相和真实的诉求出发，抵达的是另一种真实的目的地。战争大势中一个有具体来历和创伤的人无以排解的荒谬感，生父往一脑门东亚文学和欧美文学的小儿子脑袋里灌输民族国家的观念，指责他作为军人家族的一员，在战争爆发时缺席战场，是家族史上洗刷不掉的耻辱。而这个人顽强地沉溺在自己的问题里，“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如果说不清楚我是什么人，我又怎么可以煽动起报国的激情?我该报生父的国，还是生母的国?我能为它，为它们做什么?或者相反，它和它们能为我做什么?或者我和它本来应该做，但我们都没有做，没有做到，不肯做?”[15]而在个人生理和精神上，郁漱石更是强调一种私人性，即使在爱情中，他依然是自我的，“对强大的环境产生敌意，对加代子和其他女人的情感完全采取压抑态度”[16]他一再强调，“我认为性是我一个人的事，它就是我一个人的事。”[17]《人，或所有的士兵》强势地突出了一个独特个人的现实真实性，抵触一切加诸个人的外在要求，在时势面前更突显了人的内部困境和私人的真实感受，是一个具有合理性的无限膨大了的个人主义者内在世界：迷茫、荒诞、逃避和自我救助。这是一个在当代文学中被有意识压抑，在新时期以后又获得彰显的叙述路径，《人，或所有的士兵》充分开掘了此一情感岩层。

贰

　　皮埃尔·阿多追寻和研究了歌德与精神修炼的传统，他总结出两个层次。第一层是人们密切关注自己的当下时刻，不被过去的沉重或者未来的幻影所诱惑，而第二个层面则是与万事万物拉开距离，努力用一种全局性视野去看待它们，摆脱个体偏狭或者局限的视角。歌德在《诗与真》中说，“上帝的意愿一方面是我们构建自我，我们每个个体都变得个体化;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摆脱自我，并去除各自的个体化。”[18]《人，或者所有的士兵》在个体和艺术至上的角度之外，还有一种整体性视野来中和弱者之德的重要性，以情感之外的理智去考验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修炼传统。

　　郁漱石在忧郁的诗人之外，还是一个智者形象。《人，或者所有的士兵》具备了抗战小说的基本配置，国民党、共产党与日本的三角对立模式，而立足于香港这个独特空间，又引入了俄国、美国、印缅、日本、越南等与中国的局势关系，作者以个人之力进入了二战的复杂语境。这又涉及一个小说与知识的问题，而知识引导认知上的自由和真实，对一个事物的更多知识和更高视野，有时候会改写对事物既有的情感类型和认知模型。从在国际贸易公司就职开始，郁漱石就表现出孤独、忧郁之外的清醒和理智。他不止一次发出对战争真相的讽刺性认知，“美国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合作者，你们希望中国人在被揍倒之后抱紧日本人的腿，别让他们跑快了，不然你们会失去菲律宾殖民地，这就是所谓对华军事援助的真相。”“我们这些人工作的难题不在于从哪儿弄到大吨位货船，而是我们是一群贼，怎么从更大的贼手里索取赃物。”[19]郁漱石跟亚伦分析战争形势，美国遭到日本人攻击，中国的达官显贵一点也不伤心，而是比过旧历年还高兴。当日本人把他们的航空鱼雷丢在美国人头上时，重庆国防委员会大楼里一片欢呼雀跃，政府和军队魁首们纷纷发电互相庆贺。他始终是一个揭橥者的形象，捅破大众的幻觉，对于复杂的战争和香港的位置，郁漱石获得了一种世界时局的“上帝”视角。香港作为亚洲最活跃的贸易港，巨大的交易额关系到各国的经济，全国抗战爆发后，上海陷落，香港成为国民政府输入军火的中心和战争物资中心，港九一带分布着大量秘密仓库，物资囤积如山，每天都有航班将战争物资空运回大陆，海上更是建立了航运发达的走水网。香港还成为各种势力的盘根错节之地，除了国民党和其他各种分支机构，中国南方工作委员会派廖承志到香港开设据点。在香港的失去与坚守之间，各种势力展开了复杂的斗争和有条件的妥协。

　　在香港问题上郁漱石批评了国民政府目光如豆，只关心面子，极少系统地研究战后香港的重建和长远管治问题，没有成立任何专事香港问题的机构和广泛咨询各界人士意见，“军统香港站遭到‘复兴机关’毁灭性打击后，顽强地复活了组织，很快经营出一张相当有成效的情报网络，中共方面也在港九建立了武装抵抗组织，但他们从未向在港华人征求过战后香港收回和治理的问题。说到香港的未来，岁月蹉跎，无人问津，前途未卜。”[20]战俘营中英国的摩尔男爵目睹了战争期间总督府和驻军的作为，在给殖民政府的“D报告”中，男爵列举了大量事实，批港府官员昏聩无能，傲慢不逊，贪污成风，重此抑彼，排斥华民和女性，其统治长期与英国新社会发展思潮脱节，多有不公和黑暗面。“香港的战争应该让英国政府注意到它的政策和态度的深远影响，华人和英人同处香港，却生活在两个世界中，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下一次我们还会输掉战争，并且永远不可能真正统治这座美丽的岛屿。”[21]从中国和英美视角，我们可以看到香港陷落不仅仅由于军事实力之悬殊，而是各种权力集团之间有意无意地妥协。《人，或所有的士兵》为香港提供了一副立体背景图，提示着各种问题的盘根错节和来源，郁漱石就是一个进入香港社会的中介和跳板，而关于郁漱石有没有叛国的真相追寻，最后抵达对人类战争和权力集团之间关系真相的揭示。

叁

　　战俘营有两种生存状态，除了对世界局势的猜测和真实的逼近，还有日常的恐惧，如何在战俘营生存和熬过日夜，是郁漱石的另一种修炼和“成长”。在这里，生命形态和规则都发生了改变，“战俘营不是之前的世界，而是新的世界，之前所有的人生经验在这里都失效了，说话、走路、做事、吃饭、睡觉、与人交往、思考、哭和笑，甚至呼吸，一切都需要重新学习。”[22]这个世界不同于宏大的世界，也不同于唯美、弱德之美的世界，它的基本特征是恐惧和绝望。D营有一种迥异于人世的怪异，这里的每个人都不是正常人，他们当中不少人丧失了信心和希望，甚至丧失了生活能力和记忆力，患上了口吃，不愿意聚群，远离同伴，说话做事慌乱无章，行为夸张，他们疯狂、自杀，自我毁灭和任意毁灭他人。人们在黑夜中以极其凶残的手段互相谋杀，没有人能在阳光下指认出黑暗中行动的凶手，军官们出面弹压，抓犯罪嫌疑人、粗暴审讯、实施严厉处罚，士兵们受到压力，退无可退，集体自杀现象就会像雪崩似的出现。另一方面，又转移了世界原本秩序的形式，比如成立了战俘联合自治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几乎再现了原来世界的一切权力形式，除了团结争取权益，还有压榨、提防、钩心斗角、拉帮结派，当然还有统治所需的一切繁文缛节和治理形式。

　　郁漱石担任传译员，处理不同阵营的文书工作，比如参加新人营战俘的审讯，对转移出营战俘进行登记，把记录誊抄成正式文件，战俘收到的分配物资、菜园生产的农产品，由主管军官统计数字并宣誓无误，签写收据，把清单和回执分别翻译成中、英、日文，分别交日方和联合战俘自治委员会存档备查。在日常运营之外，郁漱石是一个介于濒死者和死神之间的角色，战争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搅杀，所有人都痛恨这样一个中介者又离不开他。肖子武对他处境的概括是——“你比其他人幸运，还没有下油锅。不同的是，在这里，没有人信任你，也没有人喜欢你，你没有战友，也没有朋友。你只有依靠你自己做点什么，自己鼓励自己，不然，你最好死掉。”[23]

　　也正是在这个非常环境中，郁漱石实现了个人的转变，一个软弱和怯懦的人在绝境中背叛了自己的“审美意识形态”，律师陈述道：“战争改变了他，他开始变得自私，不再愿意和任何人分享任何东西。”同时，他对日本的美丽与哀愁也产生了怀疑：“我曾经认为我认识他们，在京都皇宫的甬道上、东京浅草的樱花下，帝国大学的课堂里;在阿国加代子兄妹、浅草早河先生身上，我认识他们!现在我知道，我错了，那不是他们，这个创作出人类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民族，这个拥有多情俳句、缠绵和歌和悱恻能乐的民族，怎么会有这么至深的憎恶和残忍?我不相信这是人的世界，但它的确是，韦黾灶是人，D营的战俘们是人，八朗太郎也是人，可是，人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做到?”[24]郁漱石对人性本能的巨大疑问，上升到对暴力和艺术、民族的疑问，“艺术和暴力互为母亲，正因为战争残酷无情，使得战争中的勇士变成了关闭掉人性的人猿，返祖兽性的回归使他们远离了艺术，如果由这些勇士组成帝国，让人们毫无尊严地为它去死，不如让它灭亡。”[25]而学术研究视角的介入，又打开了另一个视角，殖民与学术、美学之间可疑的关系在战争和暴力面前撕下神秘的面纱，日本学者冈崎小姬曾经研究过数以百计的战俘，研究他们被战争胁迫而变形的心灵，以郁漱石为标本的学术研究，掺杂了太多的权力和被遮蔽的真相，这种学术研究注定无法达致真实，“学者们应该研究恐惧、窒息感、遮蔽的勇气、自欺欺人的正义和神经质呕吐。”[26]在这个思路中，小说实现了对美、爱和真实的层层剥离和不断地自我否定和翻转。

　　当代文学尤其新时期以来，人们已经树立了描写不同时代特征或者具体事物的观念，我们借用近现代中国史的外壳和历代战争叙事给我们的情感公式，不断以盖棺论定的方式回溯那个离我们并不太遥远的时代。《人，或所有的士兵》也是在此基础上的一次努力，它与早已存在的格式对话，但又满溢出这些格式，它罔顾政治正确和情感公式，顽强地也可以说是无可奈何地回到预设和起点：文学和自我。在集中营中，人们使用日本传统的百物语，每个人讲述自己被捕的故事，以故事接龙的方式讲述自己，抵抗恐惧和空虚的折磨。人们喜欢津津有味地谈论美食，差不多有两年时间，这是人们一直保留的节目，如果有人把那些谈话记录下来，将是人类最受尊重的书籍。一个伤感忧郁的个人主义者，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最终没有站在任何集团一边，只是站在自我的一边，“我在尽力争取多做一些事情，用我可以用的方法，说服日本人为战俘们提供一些方便。我在这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除了这个，我没有什么可做。不管人们怎么看我，我在尽力帮助他们活下来。我从不向任何人解释，只和自己讨论。我从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要求人们理解。我不是人们的背叛者，我只是自己的背叛者。”[27]知识引导了无数的真相，可是你所能够把握的也只有“个人”这一个维度，这是写作者的“弱德之美”，虚弱和保守让所有的进展可控和安全。

　　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中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没有太多新异之处，它令人敬佩的地方在于，固执地在各种立场观点和权力阵营的复杂交汇中提供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生命样本，像一束孱弱和煦的光线，打在所有人类的城池羁绊之上，彼此互照。尽管，作家的主旨依然归于无力而乏味的“个人”之情感、趣味、伦理、自我，但提供了一种极致的生命状态和写作方式，与作品内外的其他立场、叙事构成了对话。另外，这部作品为小说的“知识性”重新赢得了尊严，借助知识的力量去论证历史、想象生活、探索真相，以卷帙浩繁的鲜明特征，打开了当下历史复活的可能性。我们看到作家在这个波谲云诡的战局中勉力为一个复杂的生命驻营扎寨的过程，也看到其中的困蹇和寒怆，过分的弱德之美几乎让这个人物力不能支，满溢的悲伤怨愤又毁损了人物思想、行动的能量。但总体来讲，小说涤除了很多近年来写作中的一些显而易见的程式，提示着长篇写作的知识性、历史维度和现实关联，让我们感受到长篇小说写作中作家积极能动思考的可能性。

【注释】

　　[1][智利]罗贝托·波拉尼奥：《波拉尼奥：最后的访谈》，普照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36页。

　　[2][3][4][5][6][11][12][13][14][15][16][17]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第4页、第562页、第4页、106页、第57页、第23页、第138页、第139页、第18页、第563页、第563页。

　　[7]萧红：《九一八致弟弟书》，《大公报》，1941年9月20日。

　　[8]叶嘉莹：《弱德之美》，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1页。

　　[9]张爱玲：《烬余录》，《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10]张爱玲：《烬余录》，《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18][法]皮埃尔·阿多，孙圣英译《别忘记生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19][20][21][22][23][24][25][26][27]邓一光：《人或者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0页、第568页、第569页、第136页、第327页、第181页、第653页、第649页、第3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