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贵祥长篇小说《伏击》：仰望星空时，我们会看到什么？

　　通过徐贵祥所建构的“英雄附体”意象，我们所感知到的，其实是文学化了的世纪难题：启蒙与现代性问题，或者说民族的自强与解放主题，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必须面对。所谓的体和用，所谓从理论到实践，家国与革命、道路和方向，还有中国心、中华魂，这些东西一点儿也不抽象，有时候就是一些骨头和血，就是一点精神和气脉，《伏击》的意义，恐怕正在于此。

　　红军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部分幸存官兵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陆续返回延安。国民党情报机构“西北特别行动站”少将站长陈达，策动“借尸还魂”计划，派遣特务渗透陕北红军。行动成员、国军上尉易水寒，受命借“已故”红军团长凌云峰身份“归队”，并成功接受甄别考验，在红军部队中担任了新的职务。他的使命是刺探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秘密联络的情报，并在察觉到红军明修栈道，东北军、西北军暗度陈仓，意图建立三位一体抗战联盟而对抗中央之时，不惜采取暗杀红军将领等行动，间离各方关系，从而使“三位一体”落空，时在1936年秋末冬初。

　　长篇小说《伏击》中，徐贵祥以国军人物易水寒，即一个潜伏特务的感同身受，去体会共产党军队的真实样貌，去认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深刻本质，去辨别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基因密码。政治与军事、战争与人性等宏大的文学叙事也必将在此“正统”的基础上建立。即便视角有所转换，人物更具传奇色彩，但在我们已知的史实和文学表达之外，作家艺术实践的空间究竟还有几何?写作的自由和局限安在?徐贵祥既非先锋试验者，亦非类型制作人，更不是颠覆性的惊世文体家，驱使他挑战自己技艺和胆识的创作引力何在?

　　事实上，为了写完这部《伏击》，徐贵祥不得不停笔先写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穿插》，两部作品结构互嵌，也可以看做是姊妹篇、上下部。《伏击》的主线在《穿插》中是副线，而《穿插》在《伏击》中则虚化为背景，两部作品中的人物也大部分相同，可以说，彼此之间有高度依存的关系。这种情况通常比较少见。作者何以如此营构，甘苦与匠心不可妄测，但我们通过作品本身还是能够发现一些创作的秘密，甚至是深层的叙述动力。主人公易水寒怀揣“攘外必先安内”“不成功，便成仁”之类誓言孤注一掷，最后却假戏真做，灵魂飞升，涅槃为八路军战神的过程，从情理、逻辑、乃至生活常识看，都绝非顺理成章，甚至可以说时时惊悚、噩梦连绵。但这一切说到底都不过是外在的障碍，徐贵祥执著并令人信服地解决了的，是一个人内在自我的转化，是一个人生命意识的更新。一个人想要成为另一个人，原本是要取代并消灭那个人;一个人在成为另一个人的过程中，扬弃了原来的自己;一个人最终发现，自己正是一生孜孜以求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如此，偶然就成了对必然的一种注释，而限制正意味着对自由的深情召唤，如果历史恰好提供了相应的条件，所谓天造地设，所谓灵魂出窍，所谓思想之蛹的蝶化，所谓理想信念蜕变，就一切皆有可能，且自然而然。

　　进入红军部队之前，易水寒所做的“功课”，主要是去熟悉凌云峰的个人资料，包括凌云峰在红军时期指挥过的山涧峰、幻龙崖战斗，特别是古莲城外三条山战斗等，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在陈达的预演中，他给假想中的红军首长汇报三条山战斗，头头是道，滴水不漏。进入红军部队，他发觉了自己从出身、教养、文化程度到军事才能诸方面与凌云峰的巨大差距，几乎陷入了恐惧。其时，他还只是在完成抑或放弃任务之间徘徊，而当跟其他的归队红军们经历了一段与从前迥然不同的“学习”生活之后，红军的生活制度、官兵关系，特别是战斗作风、战争目的和社会理想，以及这个武装集团与中国土地、民众的血肉联系，都构成了对他的致命的吸引。

　　另一方面，作为时隐时现的复线，真实的凌云峰的存在，尤其他们在不同战场上的同时存在，冥冥中对易水寒起着神奇的催化和培育作用。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借尸还魂”的故事需要完美的情节安排，真实的凌云峰虽然活着，但必须在形式上销声匿迹，这也是徐贵祥不得不另行展开一部长篇小说的原因。在《穿插》中，真实的凌云峰在河西古莲战役中身负重伤，被下属张有田从死人堆里救出，他们前往陕北的归队之途一再延宕，待化装乞讨绕行至山西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再度开始合作，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真假凌云峰甚至并肩作战，间或相互配合，同日伪军部队周旋、斗智斗勇。这也是《伏击》中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复杂局面得以华彩般呈现的地方。统一战线之形成，民族利益之凸显，国家观念、家国意识之纠结，以及战争中战略问题与战术思想的“剖面”式展开等等，徐贵祥都处理得优游自如，读来引人入胜。

　　易水寒在成为凌云峰之前，一直是在向一个传说中的英雄致敬，随着他对这位前红军团长无限的想象、崇敬与膜拜，他身上的指挥员才能、战术专家气质、战斗英雄精神，渐渐被唤醒了。这几乎是一个全新的自我：胆怯、优柔寡断不见了，代之以自信、无所畏惧;乖戾、首鼠两端不见了，代之以从容不迫、思路清晰。而当面临身份可能暴露，女特工蔺紫雨将用于自绝的小药瓶交给他时，他开始意识到这一自杀行为的两难：杀死自己，就是杀死一个已经觉醒的抗日战士，“我不能犯两次罪”。最终，在一个最佳的刺杀时机，他该开枪而没有开枪， 反而击毙陈达派去接应他的特务，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红军高级领导人文中戈，从精神到肉体，他的“身份”转换彻底完成。

　　在徐贵祥笔下，出自不同阵营的两个军人，“凌云峰”自被任命为八路军灵峰支队的营长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沧山战役一直打到抗战结束，成长为团长，在前线愈战愈勇，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楚大楚”则一直潜隐沉默，彻底抛弃名利，最后以国民党少将旅长身份殉国。二人皆被战火熔铸而进入了自由境界，成为神一般的存在。从身份的互换到灵魂的贴近，不仅关乎小说的技术问题，更关乎中国近现代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系列重要的政治议题。如“革命”一词，郭涵、陈达教官这些国民党人士经常讲，意思“好像就是听蒋委员长的命令，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红军部队里也讲，但更多是讲老百姓，讲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时刻念叨争取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句话让易水寒有醍醐灌顶之感，因为他早已见识到，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部队、军阀各派系之间山头林立，到处充斥着赤裸裸的利益争夺，大量党国军人不过沽名钓誉。所以，战争题材小说就不仅仅是个战争问题，战争中的阶级性、战争的功利性以及这种功利的大小，价值判断尤为重要。同样，历史题材小说也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历史中的晦暗残酷、历史所呈现出的复杂性，还有对历史进路的卓越想象力，实际上构成了小说永远的艺术难题，而徐贵祥看上去乐在其中。

　　成为“凌云峰团长”以后的易水寒，有一次曾经在星空下对自己的参谋长张秋生告白：人就像浩瀚宇宙中的那些星星，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知道自己活着，但活着，就要活得像个人样。那么什么是人样?在易水寒看来：“人总是要死的，重要的是，为谁死，怎么死，死在哪里。”在小说中，对凌云峰的身份、角色，易水寒经历了“化入”而后“化出”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超越。在灿烂星河下他自忖：“奇怪的是，打了那么多仗，杀了那么多鬼子，老天爷还是没有让我死，只是把我的身上弄得乱七八糟，我都觉得我不像个人了，像个精怪，我的身体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经常被弹头弹片穿来穿去，源源不断地补充别人的血液，这个身体，还是我自己的吗?”这就是说，在身体意义、个人意义之上，始终都有一个超人的世界，亦即英雄的世界，并且是值得去追求的，只有在仰望星空时，星空会告诉我们这些。最后，透过徐贵祥所建构的“英雄附体”意象，我们所感知到的，其实是文学化了的世纪难题：启蒙与现代性问题，或者说民族的自强与解放主题，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必须面对。所谓的体和用，所谓从理论到实践，家国与革命、道路和方向，还有中国心、中华魂，这些东西一点儿也不抽象，有时候就是一些骨头和血，就是一点精神和气脉，《伏击》的意义，恐怕正在于此。

徐贵祥创作谈：

致负重前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