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寄居蟹》与文珍的另一面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文珍是一个擅长写作恋爱、婚姻题材的作家，在她的小说集《十一味爱》《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柒》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细腻幽婉的情致，以及对男女主人公内心世界与情感纠结深入细致的刻画，其中既有文艺青年式的直率大胆，也有张爱玲式的对人性与情感的透视，这让她的小说在青年作家中别具一格，有着独特的色彩、语调与语感，吸引了不少读者喜爱。但另一方面，文珍又不仅关注情感领域，她对社会性议题尤其是底层青年的生活状态的关注是持久的，在现实生活中，她去深圳富士康、三和人才市场做过田野调查，到北京皮村文学小组讲过课，参加过新工人艺术团的活动，也多次与我交流过底层文学的相关话题。在小说创作上，她2011年发表了《安翔路情事》(《当代》2011年第5期)，写的是卖麻辣烫的姑娘和卖灌饼小伙子的爱情，2015年发表《乌鸦》(《青年文学》2015年第7期)，写的是一个北漂女孩在唐家岭当“蚁族”的困境，2016年发表《张南山》(《十月》2016年第1期)，写的是一个快递员的故事，而在2020年，她则发表了《寄居蟹》(《十月》2020年第2期)，写的是网上一度热议的“三和大神”的故事。纵观文珍创作的这一序列，可以看出文珍一直在关注社会底层——从身边的摆摊的青年男友和快递员，再到日常生活之外的北漂女孩与深圳的“三和大神”，文珍都以自己的笔触深入他们的生活，讲述他们的故事，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侧影，与此同时，文珍也竭力拓展自己的题材范围，突破他人印象中的那个形象——擅长情感领域的，浪漫主义的，或小资产阶级(软弱、脆弱或讲究某种趣味)的作家，或者说文珍以她的现实主义发现了其他作家尚未发现的领域，为我们描绘出大时代之下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态，展示了她作为知识分子直面现实的态度。

　　但是另一方面，文珍讲述的底层生活故事，也大多从她熟悉的情感领域入手，从《安翔路情事》到《寄居蟹》都是如此，在这里既有文珍的风格特色，也涉及到对人的尊严与本质的理解。在一些作家的笔下，底层人都是一样的麻木面孔，似乎没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但这显然不是底层人的真正生活，而是来自于作家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以及所谓客观、冷静、零度的叙述方法，而在另外一些作家笔下，底层人遇到的似乎只是生存问题、生计问题与社会问题，一旦这些问题解决就万事大吉了。但文珍并不这样看，她关注的是他们的情感状态，以及更深一层的内心世界与精神生活，在她的视野中，经济与社会问题固然是根本，但它们所造成的人与人情感的隔膜才更关乎人的尊严与本质。在小说中，文珍不是从外在的视角去观察底层，而是与她的主人公一起去经历生活的磨难，她也没有将底层作为“他者”加以表现，而是融入他们之中，将他们的伤痛与焦虑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她的小说让我们看到，底层青年也有真挚的爱情，但他们的情感却在时代的重压下扭曲、变形乃至畸形了，这又何尝不是对时代与社会更深入的透视与批判呢?文珍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她提出问题的方式，都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

　　“三和大神”的故事我们大多听说过，我最初知道时也颇感惊讶，还有“日结”的工资?还有做一天玩三天的工作节奏?这与我们印象中吃苦耐劳的打工者差异太大了，但在当时我也只想到，这是新一代打工者对资本的消极抵抗与娱乐至死文化影响的结果，而并不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在《寄居蟹》中，文珍将他们真实的生活境况与精神状态展现出来，让我们看到那些无力改变生存状况的青年人是怎么对待自己的生活与情感的，他们在社会的重压下除了青春一无所有，放弃了改变命运的努力，只能混一日是一日，活得毫无人格尊严，但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他们看不到任何出路与希望，也无力改变什么。小说从离家出走的苏北乡村少女林雅的视角展开，她在开往S市(也即深圳)的火车上邂逅了军军，也邂逅了爱情，军军带她走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在短暂的甜蜜生活之后，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那就是两人要分别居住在15块一晚的男女宿舍以及不得不去打工，作者细致地描写了两人从最初的柔情蜜意到林雅从军军身边再度出走的过程，逼仄的生存空间，如动物一样的生活方式，身边熟人的死亡，以及毫无进取与负责态度的军军，让林雅最终不得不选择逃离，在整个过程的描述中，作者的笔触像萧红的《生死场》一样，为我们有力地呈现了一个真实而又残酷，似乎可以触摸到的生存世界。作者笔下的林雅并不是三和大神，她逃离后选择了去玩具厂的流水线，在生下女儿饼干之后，又来到富士康的生活区，在这里她遭遇到了另一个大神——一个喝醉了酒挥舞着刀的男孩，在恍惚中她以为这就是军军，凑到身边跟他说话，但却被他失手杀死了。而这时，军军在哪里呢?作者在小说中没有交待，军军消失在林雅离开他的那一刻，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也消失在读者的视线之外，他或许已经死去，或许还在活着，但活着与死去又有差别呢，除了在林雅的心中，除了他们的女儿饼干，他没有在人世间留下任何痕迹。

　　在一篇文章中，我讨论过“失败青年”的话题，意在以此揭示社会阶层固化以及所谓成功学对当代青年的影响，也有文章回应称我们的社会与文学中也有成功的青年。但在文珍的《寄居蟹》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和大神的生活世界中，并没有所谓的成功与失败，也没有世人视为珍宝的爱情，他们所有的只是活着，他们的生活中有一种平静的绝望，有一种佛系的安然与一种尽情享乐的末日感，如果说“失败青年”还存在奋斗的动力与成功的可能性，那么“平静青年”则让我们看到这种动力与可能性的消失，如果我们将军军纳入从梁生宝、高加林到涂自强、陈金芳这一当代青年的流变谱系来看，那么我们的感受会是触目惊心的，在以往的任何时期，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青年都还是想要奋斗进取的，为什么到了军军和三和大神，却失去了奋斗的动力?当然他们并不能代表青年的全部，但即使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也值得我们关注并思考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在《寄居蟹》中，文珍以她独有的风格与角度切入了对这个问题的揭示与讨论，这也是当代文学界对这一现象的首次发声，文珍的独特性在于她没有为关注社会问题而放弃了自己的风格，而是将自己的风格带入到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中，从而赋予社会问题以一定的艺术形式，同时她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拓展自我与写作题材的边界，将新的时代经验与现象纳入关注的范围，这既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的追求，也是一种崭新的自我与新的文学正在生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