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的意义——评孙惠芬长篇小说《寻找张展》

　　内容提要：孙惠芬201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是一部沉甸甸的关于“90后”青年的心灵史。作家对青少年心灵世界的寻绎、揭秘与发现，颇具文学本真与典型的意义，也准确切中了改革开放后人人追逐“权力”“成功”的“时代的病症”，其鲜明的时代性与启发性是无容置疑的。本文将从此入手来探究该小说作为新世纪以来的一个突出的文学事件所包容的文学与社会价值。

　　关键词：孙惠芬 《寻找张展》 成长 代际冲突 时代病

　　孙惠芬作为新世纪文坛上仍耕耘不休的“60后”女作家，一直在文学创作上做着有益的尝试，从她一向专注的乡土女性命运书写中，我们不难描绘出她多年努力攀升的文学足迹。可以看到，作家总是能及时感应到时代发展的脉搏，在创作中始终保持着对当下中国乡土社会与底层生存的悲悯同情，也从来都是以贴近人物心灵世界的方式观照人的主体存在的意义，构建文学人文的精神价值。近几年，孙惠芬执着于乡土写作的初心未变，但不意味着作家不想寻求创作的定向突破，2016年7月作家首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长篇《寻找张展》1就证明了她并未故步自封而是努力追求文学呈现的更大可能。与孙惠芬新世纪以来的多部“乡土”题材长篇相比，这明显是一部渗透了作家自身城市经验与倾注了当代人情感的作品，如人所赞誉的是非常“有温度的小说”，一部沉甸甸的关于“90后”青年人的心灵史，相信该作在新时期文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与美国作家塞林格《麦田的守望者》表现的内容十分相似，孙惠芬《寻找张展》这部以“90后”青少年成长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准确切中了当今时代的病症，其鲜明的时代性与对青少年教育的启发意义也是毋容置疑的。

　　孙惠芬在“序言”与小说发表后的几个创作谈里都曾就该小说的创作意图做过正面而清晰的回答，她自称在创作起始是无意间又是宿命般地聚焦了“90后”——一个“志愿者”作为小说表现对象，并把“救赎”着意建构为作品主题，这似乎向我们提供了解读小说的正确路引。但文学的魅力恰在于其内涵阐释的多元性与丰富性，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即使出于作者的自我确认，我们亦尽可以在其中索求其他无尽合理的解释。本文所关注的是，这部小说题为《寻找张展》，究竟作家执于“寻找”的目标和意义是什么?我将从此入手来探究该小说作为一个新世纪以来突出的文学事件所包容的文学与社会价值。

一、 一个生命的矛盾体

　　从结构上看，《寻找张展》包涵了上部《寻找》和下部《张展》，上下部接力完成了不同的故事叙述任务，上部细致描写作家“寻找张展”的来龙去脉，试图寻绎其儿子申一申和张展“这代人与他们父母、老师、同学、学业等关系的踪迹”2。正是对“无尽关系”多方位的寻找中让张展这个人物逐渐呈现了一体多面的立体印象，基本勾勒出张展这一位在叙述人“我”眼中“另类青年”的复杂形象。下部主要由书信体与叙述人穿插进的阅读感触组成，故事主人公以忏悔录的方式裸露剖白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及其从生命的“深渊”中自我救赎的过程，从而让读者更新了在上部对张展这一人物形成的片面认知，最终实现了故事与人物形象的大“逆转”。从这部小说反映的时代内容来看，这是新时期以来非常难得的一部反映改革开放后青少年成长题材的创作，张展这一“具有内在力量感的青年形象”3以他最终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无疑为“90后”青年作了新“正名”。从叙述脉络看，作家对青年人心灵世界的深入寻绎、揭秘与最终发现，颇具有文学本真与典型的意义，在主人公成长路上的荆棘与痛苦体验也无啻于像一把解剖刀般精确切中了“时代的病症”。

　　“文学文本试图现象学式地呈现它们的道德真理：这就意味着文学作品的洞察力与它们的形式以及言语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分割的。”4不能不说，张展这一人物和其成长过程的多面呈现始终是作家营构故事的推动力与关键，但小说的魅力明显与小说叙述采用的特别形式及富有情感张力的叙述语言有关，但让读者有强烈的“浸入式体验”的终究还是故事与人物本身。

　　小说中的张展无疑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矛盾体。在“交换妈妈”那里，张展“是个魔鬼”，而在特教学校老师那儿，“几乎就是天使”，一个人竟然有一体两面的对立评价，作家在上部要寻找的就是张展个人史的“事实真相”，但显然凭旁观者的说法很难抵达真相，张展究竟为什么从小成为一个叛逆父亲的孩子，为什么在父亲遭遇空难后又去画父亲不同年纪的画像，为何要将小鱼、水草画到父亲的眼睛中?这些都是作家急于要寻绎的答案。

　　张展成长经历的心路，身边的父母、亲人、同学与交换妈妈等全都无从知晓，他们只看到他从小到大的各种“出格”：二年级的他就从家里不断出走，在小学就成了家长眼里的“问题孩子”，初中时忤逆父母意愿学画，还私自“把流浪女领回家”，高中时放纵自己与发廊女厮混，如此种种，这在他的父母、亲属、交换妈妈等成年人眼里，张展就成了一个任性妄为、从小叛逆、甘于堕落、无可救药的孩子。张展妈妈认为他“一天到晚不正经学习就想画画，他们管不了了”，是自己教育不好，“出了这么个混账败类”;监护她的“交换妈妈”耿丽华指责张展在大连上高中期间，“乌了巴涂，一肚子熊水”，这就是“一个魔鬼”“一个社会渣滓”。但张展却是被中学同学“崇拜”的对象，申一申如此理解张展的叛逆，“自我、另类、不受任何人束缚和控制，也许并不是真实的他，是被迫成为的他”;在特教学校，王主任从张展对那些家长都置之不问的聋哑、智障孩子的爱护与培养，从张展对工作的敬业上，看到的是，“张展是个多么用心的教师”;在医院，癌症病人把这个每周三都去为他们按摩甚至目送他们逝去的“大学生志愿者”几乎当成天使，当成灵魂的倾听者。两种对立评价如此水火不容集于一个人，如作家所归纳的：

　　一个，叛逆、无情、滥情、不学无术，因为不善于表达而显得乌了巴涂，甚至有些冷漠;一个，体贴、温情、通情达理、有高超的绘画技艺，虽不善用语言表达，但他一直在寻求表达情感更宽敞的通道——学习教聋哑智障学生，请老师学生品尝他的厨艺，画他印象中的父亲。这个在耿丽华眼里无耻的混蛋，在烧伤女人嘴里，却是一个善良、正直、处处有亮点的正面形象。”5

　　但这正说明，“90后”的张展不是能够让人轻易看得明白的，这位青年人外表与心灵的悖反，及曾经叛逆的过去和努力向上的现在，使他成为一个对立而又统一的生命矛盾体。

　　如果说上部的“寻找”是从一种“外视角”来审视张展从小到大带给外人的深刻印象，那么在下部作家则通过“内视角”让张展来充分崭露自己的心声，借以呈现张展从小到大无比丰富的心灵世界，让我们尽可能看到张展性格立体的多侧面，由此完成对一个“有内在力量感的青年”的精神塑形。张展如何经历并走出了命运带给他的“生命的深渊”6，这是小说“下部”着力铺衍与叙述的内容。一个小小少年会是如何堕进“命运的深渊”?作家想要寻绎他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努力去还原人的心灵真实，而张展的少年成长史在小说中看起来也并不像是一个孤立的个例，他的性格形成指向的时代、环境因素其实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在他成长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不同的父母可能会做出不同的回答，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显然都是重要的，但很多父母可能意识不到，对孩子最关键的应是来自父母的爱与呵护，是父母至亲的尊重、信任与平等。但在小说中，张展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却是父母爱的缺失与心灵的负累、受挫。张展父母是地方上的官员，整天忙于行政工作而基本忽视了孩子成长中的情感需求，让张展从小寄居在姥姥家里成为一个孤独的“留守儿童”。渴求父母的爱与怀抱而不得，在刻板一律的童年生活中，唯一的温暖来自于与张展一起长大的表妹梦梅，她经常在表兄弟欺负他时站出来保护他，可是才刚上小学的梦梅有一天在二人一起放学时的一场车祸中被撞死，当官的肇事者却没有得到应该的追究。张展的父母趋炎附势，却罔顾少年张展失去同伴的痛苦，这件事显然让幼小张展堕入了“生命的深渊”，他当官的父母与姥姥从来没有试图了解孩子心里在想什么，不理解他为何为梦梅的逝去哭泣不已，在所有亲人对孩子的受创心灵不以为然的前提下，小小少年似乎不能在“深渊”里自己走出来。

　　通过张展的自诉，我们可以看到少年时代缺失爱与父母呵护的张展，实际上和今天城市打工者留在农村交给爷爷奶奶的孩子们一样，他是另一个意义上的“留守儿童”。

　　失去梦梅让张展从天真无邪的孩童时代一下子堕入“生命的深渊”，没有哪个身边的亲人试图走近小孩子的内心，理解他失去梦梅后变得迷茫无助的心灵痛苦，“没有人在乎一个成天哭哭啼啼的孩子在想什么”，而能打捞他上岸的人又都被他父母强行从他生活中驱赶走，流浪女月月、小吃部做土豆丝饼的黑脸男孩、中学里理解爱护他的女同学吕梁无不如是。为了排遣找不到月月的思念，他开始迷恋上绘画，但初中时父母不允许他学美术，转到大连上中学的他更为叛逆任性，直到他遇到同样热爱绘画的发廊女蒙古族姑娘斯琴，斯琴支持他坚持学画梦想，并主动给他当人体模特提高画艺。在斯琴的鼓励与抚慰下，他的人生目标才逐渐清晰，并在父亲遭遇空难的打击下坚持参加高考。他能实现自己绘画的梦想，没有在父母管理失位的情况下真地堕入深渊，既是得力于底层人物对他孤独心灵的抚慰，也源于他父亲遇难这一事件带给他的震撼及他由此开始的精神觉醒。失去父亲才让他开始思考与父亲的关系，才想寻回真实的父亲。为了复原心中的父亲，他主动回到了农村大槐树下的老家，在父亲亲手做的家具上想象触摸父亲的体温，在柜门背面“展翅”“麻雀”的细致纹理中他理解了父亲的无奈与曾经的初心，接续上父亲不曾放弃的根植于乡土的血缘亲情。在毕业后他坚定选择分到特教学校去帮助那些残疾孩子，每周三上午去市内义务为医院濒临垂死的癌症病人做按摩，在他触摸病人枯瘦身体与死亡的面对面中，深悟到了生命的真谛并且实现了自我的精神救赎。

　　一个本是心灵正直、高贵，有自己坚持和追求的好孩子，因为叛逆父母行为“出格”，就成了几乎所有成年人眼里冥顽不灵的坏孩子，这样一个矛盾是怎么产生的呢?

二、代际冲突下的成长之痛

　　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过逆境甚至遭遇“命运的深渊”，但人如何从劫难、逆境中走出，如何自我救赎，这是书本不能提供的答案，只有亲身经历“深渊”的人方可得知。在这个意义上，张展的经历不再仅仅具有个案的价值，也能够启发我们对与“90后”成长的相关问题的思考。

　　在张展的成长经历中，可以发现，他最深刻的痛苦不是《人生》《平凡的世界》中主人公高加林、孙少平似的因贫困所带来的自卑与自强的巨大心灵矛盾，而更多来自于家庭与社会两代人的价值观差异，是他与父母代表的成年社会因价值观不同而发生的代际冲突。

　　张展上中学时，张展父母为了自己当领导干部在人前的“脸面”，粗暴地限制他学画，把他送到外地上学，这不能不说是导致他青春期叛逆的最重要的原因。为阻止他学画，他母亲错误地把自己当作孩子生命的主宰者，强势地把张展的画笔颜料统统都给毁弃，并以成人扭曲的价值观念来规范孩子。张展妈妈的理论是，“这年头，只有学好数理化才能走遍全天下”，“那些画画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早画人是照着照片画，现在都把人关在屋里脱光了画……要是干了画画这职业，就是臭流氓!就彻底废了!”7

　　家长们总是惯用爱的名义来强制孩子，禁止成长中的孩子的某些“过界”行为。为了让张展能长成她希望的样子，张展的母亲不仅有意将张展与大槐树的联系切断，回老家时不让他吃老家的饭，也想隔绝他与底层社会的接触。怕他迷恋上“穷滋味”而停止追求“进步”“文明”， 或者被“流浪女”教坏了，母亲借用权力拆掉给过张展慰藉与温暖的小吃部，砸烂卖土豆丝饼的黑脸男孩的饭碗。让张展十分痛苦的是，父母不仅干预自己可怜的生活趣味，还以成年人的世俗偏见曲解张展与女同学吕梁的纯洁友谊。在亲人眼里，不按他们意志行事的张展就是甘于堕落，不求上进，因为“将流浪女领回家”让他做领导干部的父母“丢尽脸面”，父母将他强行送到大连由“交换妈妈”替代监管，由此逃避家长教育失败的责任。

　　从张展和其他青年人的经历看，两代人的代际冲突往往都是成年世界人为制造的，是成年人的社会道德观、价值观扭曲孩子纯洁心灵的结果。为何张展在他的父母、亲属、老师，包括“交换妈妈”眼里，就成了难以救药的“没有道德感的孩子”“魔鬼”“乌拉巴涂的人”，恰恰在于成年人只看到了行为的表面，并未走近孩子纯真的心灵。在小说中，张展的成长痛苦大半来自于他一路与父母在观念世界的冲撞与对抗，来自于他的纯真本性与世俗意识严重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对立。张展父母的官本位思想与望子成龙的期望，不意之间成为横亘在张展与他们之间不可跨越通融的精神鸿沟。只有进入大连上高中让他逃脱了亲生父母掌控，尽管也有同样是行政官员的“交换妈妈”的监护，但张展毕竟能获得一方可以伸展自我追求的空间，由此他才有走上艺术之路的机会。进入青春期，张展内心更加抵制父母，抗拒父母对他未来道路的任何规划与设计。他的反抗、叛逆，对自由、自我的坚定与坚持让他成为同学眼里欣赏崇拜的对象，“自由、自我、另类的张展，那是他的另一面，他渴望成为的一面”。

　　通过张展的故事，孙惠芬似乎写出了“90后”具有普遍性的“成长”过程，他们作为独生子女一代生活在改革开放后物质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后新时期”，但社会崇尚、时代风气、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追求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青少年与上代人之间的“代沟”不见缩小而是更见深邃，这使张展们不免要经历更多的成长阵痛。作家书写张展的故事，其实意在借张展的成长将年青一代人成长的普遍性揭示出来。

　　也许按照人的个性发展的自然逻辑，从小逃学、出走、与流浪儿厮混，叛逆父母的张展很难不堕入命运的深渊，但可贵的是他没有按照惯性滑向不可救药的人生境地，而是凭借底层社会善良人的帮助终究获得了自我救赎。孙惠芬在进行严肃的社会批判的同时，却极力在底层边缘人群中发掘人性的温暖，发现并肯定促使少年人灵魂蜕变的社会正能量。

　　当幼小的张展长时间沉浸在失去梦梅的忧伤中时，却发现了另一个可以替代梦梅的温暖的怀抱，这是他小学二年级时偶然遭遇的与梦梅有着同样“肉乎乎的小手”的甘肃流浪女童月月，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跟随月月在外面流浪，宁愿夜宿街头也不归家，被舅舅带回家后又几次出走再去寻找月月，直到初中时候发现月月已经真的堕落，他才警醒停止出走的脚步。当他在家长的强制监控下不能不表面上妥协回到给他划定的轨道时，看似“变好”的心里又生出新的反叛种子。当他学画被父母禁止，张展在英语补习班的后边却发现了一个小吃部，会做土豆丝饼长着大板牙的黑脸男孩让张展感受到美好生活的滋味。在黑脸男孩忧伤的二胡琴声里，他受创的心灵得到抚慰，并且在黑脸男孩渴望上学而不得的经验里找到了自己向上的动力。

　　幸运的是张展的成长过程中每当他碰到人生低谷时，总是在底层社会找到他渴求的爱与温暖，并提供给他能够扬弃不致堕落的动力。

　　让一个叛逆的少年没有堕落而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这都是得益于“发廊女”斯琴给他做模特与对他学画的鼓励。在大连上高中时，离开家的他学画之路仍不顺利。受他母亲之托，“交换妈妈”严厉监管他画画，几次突然袭击毁掉他的画具，并驱逐照顾他的生活为他画画打掩护的保姆，这让他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但他偶然结识了没有实现绘画梦想的发廊女斯琴，在她既女性又充满母性的鼓励与抚慰下，张展才没有成为“混混”，才不致堕入“深渊”，才能坚持学画的信念，从父亲死亡带给他的迷茫混沌的打击中挺过来参加高考，并得以上大学实现画画的梦想。在人生的迷茫中，正是大槐树乡下父亲老家的血缘与温情，填补了他因为父亲空难离去而空落落的心，并唤起了他对父亲强烈的感念，这是张展人生走向“成熟”的起点。偎依在大槐树下奶奶、爷爷、姑姑的身边，他试图寻找父亲的来路与初心，当触摸到父亲亲手做的家具时，他的亲情终于开始复苏。上大学期间，他就想着手借助绘画还原陌生的父亲，也最终通过“画父亲”挽救了自己痛苦的心灵，他将水草、小鱼和小虾这些生命意象画到父亲眼睛的瞳孔中，是希求让因空难死去的父亲的灵魂有所依托，可以从水底回到大槐树乡下的根。在特教学校，他努力帮助那些身体残障的孩子克服生命的黑暗，感受生活的美好，每周三他都去医院为濒临死亡的癌症患者义务按摩，这些坚持都来自于他在命运的逆境中、在底层与社会的边缘人身上追寻到了生命的积极意义。

三、切脉“时代的病症”

　　在小说中看似聚焦张展一个人的故事，其实是为了探讨“90 后”这一代人的成长之痛，着力揭示并反思了她所瞩目到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后一种普遍的“时代的病症”。按照她在创作谈中所描述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两代人都被追求进步、“成功”的“时代之船”所裹挟，“两代人都需要对抗考试、分数、攀比、升学、成功等时代风暴”，但“做父母的往往容易畏惧，因为望子成龙的心愿往往会成为我们随波逐流的借口”8，处在时代风暴眼中受害的却是这些正在成长的孩子们。小说就是这样从寻找张展开始，直面当代社会广泛存在的与青少年成长有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作家抓取了“身边”各种案例，生动再现了这种“时代病”的典型症候。

　　首先，小说揭示了当今社会官本位意识的普遍存在。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崇尚的价值，一个社会无论是尊崇英雄、军人还是科学家、知识分子，都合乎社会发展正常的逻辑，但有意味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行了公务员制，考公务员竟成了全社会最热门的考试，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这证明官本位思想在人们观念中越来越有了市场。孙惠芬显然借这部小说深入揭露了这一不正常的社会生态，作家深刻认识到“崇尚权力，是不可超越的人性，就像望子成龙也是不可超越的人性”，并且对自己误中此流毒也进行了痛苦反省：儿子没出生，不是寄望于他成为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而是在日记里称他“市长大人”，“不知为什么，我们居然就把市长看成不平凡的人”;为了小学一年级的儿子能当上班干部，“居然送过老师一条纱巾”，“可儿子当不了这一事实带给我们的打击，远远大于我升不到‘副县级’的打击”。作家抉心自食，痛苦地反思自己曾经也在“巨大的喜悦”中醉心于做上副县级干部，在她晋升为文化局副局长之后，其实生活中的一切都“和张展母亲一样”，可怕的是明明走在“异化”的道路上而不自知，于是顿悟并猛醒：“没有成为张展母亲，是上天的帮助而不是我自己的选择”。

　　在小说中，作家着力于对官本位思想的揭露，借助张展的父母与他的原生家庭如何处理社会关系，以及为张展前途上下张罗的“交换妈妈”的所作所为，给中国的地方官员做了十分精准的画像，揭露当今到处存在的以权谋私、以权寻租的官场生态，刻画官员们注重经营官场关系忽视亲情的可悲可叹，从而批判了权力对人性的异化。

　　张展的父母一心追求仕途进步，为此在梦梅出车祸死亡后，不肯追究那个肇事者，要求大家统一口径，对外必须说“是梦梅走错了路自己撞的车”，隐瞒真相的原因却是“出事的车上拉的是咱县最大的官儿，他直接管着你的爸妈，你爸妈都是政府干部”。张展的姥爷当过县委的组织部长，而在他死后，“长期被权力庇护，一朝失去便没有安全感的姥姥”，因为张展父母当官，在几个表兄弟当中就特别宠爱张展;张展的舅舅为了当领导的姐姐姐夫也得撂下自己的工作去接送张展上下学，这也连累小小的张展被受大人冷落的表兄弟欺负，被怨怒的舅舅拿来撒气，这让他的童年痛苦无比。因为梦梅的死，张展极为反感当官父母的行为做派，反抗家族的权贵依附意识，对当官父母的权威和意志不以为然，这是他从小叛逆的最初起因。他随后的逃学、出走，青春期的反抗、叛逆，全是因为从情感上对为官父母的排斥、抵触。张展的父母与“交换妈妈”因为掌握着一定的权力似乎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因为张展父母当官有车可以给老师送礼，张展在初中时开始“变好”，于是张展父母以他的名义进行各种聚会，公款吃喝，肆意铺张浪费。张展与烙土豆丝饼的黑脸男孩交好，但他妈妈依仗权力随便找借口就关停了小吃部，砸了黑脸男孩的饭碗，后来又利用职权关系，联系同为地方官员的交换妈妈让张展去大连上学。交换妈妈耿丽华是大连下面一个区里的局长，也显示了超大的“运动”“关系”的能量，不仅可以跨地区给张展办妥中学转学手续，在高考后还为阻止张展学美术专业而联系转学专业。当张展坚持学美术大学毕业后，交换妈妈又动用关系想把他分到只有硕士博士才能去的建筑设计院工作。在社会上，似乎有了官职就有了行使特权的“通行证”，也可让家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于是全民追逐权力并趋之若鹜就毫不奇怪了，这不啻是当下中国之一大“现状”。

　　孙惠芬对社会流行的“官本位”与“无尽关系”有深刻的体会与洞察，她细心勾画了一幅社会上人人拜官逐官的病态世相图。张展的大学同学于永博热爱动漫，他的父亲却一心希望“他的儿子能考上清华北大将来进高层机关”，“他觉得儿子没有为他争气”，反对儿子“赚钱”，原因是他认为“念那种大学，不靠关系怎么可能?”最终也是在父亲癌症去世后，儿子才明白“父亲的心思，不过是经商太累了，天天都得想着打点关系，一个小处长你都得点头哈腰，没有尊严，他希望儿子活得有尊严”9。这些青年为成长为一个主体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每一个人都深受“时代的病症”之害，即张展所觉悟到的：“权力和利益如何绑架了我们的父母，在他们欲望的羽翼下我们如何畸形成长。”“人们崇尚权力，是因为有多大权力就有多大自由、有多少金钱……这是望子成龙的父母希望我们成为权力体系里那条龙的根源所在。”西安的药家鑫、北大弑母案嫌疑人吴谢宇等等，他们心理的畸形与行为的扭曲正是这个时代病症延续到下一代身上的极端个例。我们的时代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显然是作家在作品中通过寻找张展和对世态现象的发掘而提出的终极之问。亦正如张展的信中所言：“我们和他们的相同之处是，我们的父亲都算事业有成，我们都在小时候被一心奔事业的父母关进过小黑屋，我们都在享受父母给予的物质和权力的同时，精神上承受着父母关爱的缺失。”这也许正是“90后”这代青年所经历的共同之处，也证明我们这时代的确“病”得不轻，值得全社会反思。

　　其次，对当下社会望子成龙父母的反思。

　　“不去叩问人类生活价值和意义的文学真的存在吗?”10孙惠芬这部小说是一部写给天下父母的书，“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是最本真的人性，但何谓正确的爱孩子，父母应给予子女什么样的爱才算合格的父母?孙惠芬在小说中对父母养护孩子的观念和人生活的本真意义作了认真深入的探讨与反思。

　　母爱是伟大的，但小说里作家的一个朋友因为太爱孩子，于是选择不要孩子，为什么?因为在这个人人追求成功的“时代之船”上，孩子的成长、教育对为人父母的他而言的确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作家是人类灵魂的洞察者与塑造者，也最明白正确处理亲子关系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虽然孙惠芬与大家身处同一“时代之船”上，也不能不随风起舞，但作家在对待自己成长中的儿子问题上显然保持着十足的清醒与理性。与所有的父母一样，她在儿子申一申身上也投注了很深厚的母爱，她时刻紧张着孩子的一举一动，即使儿子已经在国外直博以后，也密切关心儿子的一切，甚至选课这样的事情，她都为之焦虑不已。但作家更能作换位思考，“我也就是神经兮兮而已，并没搬动儿子前行道路上的一砖一瓦”11。在她儿子奔赴高考的中学时代，同样如临大敌的她从未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孩子的兴趣之上，并非常尊重信任孩子的个性与专业的选择，以平等的姿态与儿子沟通解决其青春期遇到的一些成长难题。对儿子不愿说的私密的早恋，她虽有所了解也从未干预与介入，由孩子自己去面对。

　　但张展的母亲就不一样了，她自己迷恋权力，在家庭关系中强势又虚荣，一心要把丈夫推上更高职位，把儿子培养得出人头地。为了不让大槐树下穷亲戚拖累张展父亲的前程，张展母亲一心要切断张展父子与大槐树乡下之根的联系。小说里描写了这样一次家庭冲突：因为张展在家里学着烙了土豆饼，他父亲也爱吃，却被妈妈指责为乡村人留恋穷日子、穷滋味。张展母亲操纵丈夫远离亲情走上飞黄腾达的仕途之路，强制儿子学“数理化”而不是“不三不四”的美术。她带张展到处吃西餐，参加各种聚会，目的就是让儿子知道“学习文明”“体面”，而不能“魂被地摊上的小混混勾引去了”。张展母亲告诫小小的张展：“妈妈嫁一个乡村穷大学生，就是看到他成功的潜能，你不能辜负妈妈的选择，你得好好学习，将来当更大的官。”这就是张展对当官父母形成的印象。张展父亲这样提点他：

　　你爸妈是政府官员，紧跟改革开放步伐，我们的孩子不能落后，我们得跟上时代!这是个什么时代，这是一个以人脉为中心的时代，接触什么样的人，意味着你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和大款富翁的孩子在一起，你将来就会成为大款和富翁。爸爸不指望你成为大款富翁，但你总得有出息，你总得成功，不能拉倒车，去干烙土豆饼这种事儿。12

　　这也可以说是道出了当今社会为人父母者相同的愿望与心声，望子成龙的世俗观念在改革开放之后更见其滋长，但这是以牺牲了亲情、孩子的天性为沉重代价的。所以，拼命追求成功的张展妈妈在张展看来已经是“病入膏肓”，在他爸爸空难死去后，虽然妈妈不再反对他画画，“一反常态支持”，但仍然反复叮嘱他“务必要成功”，“成功才是对她和爸爸最大安慰”。在追求“成功”的前提下，很多父母以爱的名义不惜扭曲、扼杀孩子的天性，曲解孩子纯洁的心灵，让两代人为登上上升的阶梯无时不活在人生的枷锁中：大学教授祝简看起来虽有点“看破”社会，颇有点玩物丧志，但有了孩子也免不了身陷“现实的泥淖”，因为“孩子上小学，套上了望子成龙的夹板”。祥云在孩子眼中就是一个疯子，上了中学的女儿朵朵被社会上的男孩追求，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也不敢给母亲说，因为怕被“撕了”。还有让家长无比焦虑、学生紧张得喘不上气来的小升初，中、高考，在孩子们成长的各个年龄段，家长都不能不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这都是当下社会所有当父母的人回避不了的。而阻碍孩子健康成长的因素，无疑，家庭环境是首要的，父母对进步、成功的追求把每一个孩子都推上不无痛苦的人生轨道。张展之所以对他的父母那样叛逆，一方面是因为缺少父母的疼爱与理解，但他的为官的父母完全不尊重他的兴趣，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完全剥夺他按照个人爱好选择未来的权利，这才是最大的问题。祥云因自身婚姻不幸遂把怨气转嫁到女儿朵朵身上，从来不试图理解女儿的行为，不进行正常的沟通，用所谓“打是亲骂是爱”的错误观念粗暴对待正处在青春期的女儿。身为大学教授的祝简，对在校大学生有着极其负面的看法，却从不肯对自身反思……横亘在两代人之间的代沟、隔阂是那么深，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上触目皆是难以治愈的“时代病” 。

　　再次，追问人生的本真意义。

　　无论古今社会，追求成功，追逐权力都符合基本的人性，但作家在小说中却对此追求的现代合法性提出了质疑，问题虽然提出了，但显然并没能力提供普适性的解决方案。在与儿子申一申就张展叛逆问题进行交流的时候，作家假定了一种支撑人生活本真意义的看法：“生活也许还有第三种状态，那就是在一份情感的支持下，他可以默默无闻地‘乌了巴涂’地活下去。”望子成龙的张展父母为了孩子的成功，不惜将孩子置于巨大的心灵痛苦中，是否这就是正当的?张展直到他父亲因空难离世，才从留在家具背后的“麻雀”“展翅”中发现他父亲在“跃上龙门”与亲情本性之间的心灵矛盾。医院里那位得了癌症的工商局长“为了上进，为了一级级升官，他一连十几年没有回家。父亲生病、去世，都没回来……”，因为年轻时“上进心强，根本没在意”，直到自己生病后，却一定要“埋回故乡”。张展在他们死亡后也开始觉悟到：“激活我的画笔的，是那些不甘沉溺于世界底部的生命，是他们满怀豪情的挣扎与奋斗，是他们挣扎与奋斗之后的疲惫与劳累，是他们经历了疲惫与劳累之后的顿悟与觉醒。”所以作家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而申一申大病之后的体悟显然就有了形而上的哲学意味：“甘于接受碌碌无为，这是一种境界，我喜欢这种境界”，尽管他“还要为理想奋斗”。

　　张展在回大槐树乡下寻求父亲来路的过程中意识到了父亲在追求仕途成功背后所付出的亲情代价，也感受到父亲“年轻时冲突的内心”，洞悉了“爸爸被妈妈的价值观操纵”从而生命异化的可悲事实。他发现自己的父亲大学毕业后为了家族荣誉，为了改变命运，不得不向他母亲妥协放弃把乡下父母接进城的承诺，“他不得不选择展翅，但他最心底里，还是渴望做一只守着屋檐的麻雀”。

　　在作家看来，“这个年代一心上进的父母”大多失去了正常爱孩子的能力。身为建筑工程师的闫姐夫妇是“大撒手型”的父母，“有钱，却没有时间管儿子”，于是拿钱铺路支撑儿子去国外，任由其转学各种专业，结果就是学无所成，“一连多年”只是困锁在家里看上千部电影，“在黑暗中蓬头垢面，面容憔悴”，“看上去像个中年人”。“闫姐却从不上火，‘看吧，看他把老子的钱花完了再怎么办。乞讨?打砸抢?我才不管，反正我俩养老的钱不会给他!’”害怕摊上这样不成功的儿子成了“我”的噩梦。由于父母期待太高进而影响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祥云“把所有阳光都给了外面”，但对女儿除了打骂，“就没说过一句温暖的话”，孩子“犯了错”，“关在屋里一打就是两小时”。朵朵哭诉自己的妈妈“就是个疯子”，但祥云辩称：“我为她拼死拼活，我做生意那么不容易，却还为她买最好的衣裳，最好的鞋……”作家批评祥云的话却是一针见血：“你爱的不是你的女儿，不是朵朵。”因为“爱不是物质，是精神，是情感……你就知道她是你女儿你要管她……有一天，她真的分裂，杀的第一个人有可能就是你!”13 。特教学校不少学生家长不能面对孩子身体的疾患，因为“爱使他们恐惧”，于是将孩子扔在特教学校几乎不去探视，但“母亲是天下所有不幸的致命承受者”—“小寸头男孩”“十来岁发烧得了脑炎后遗症”成了“智障”，“爸爸和妈妈离婚再找了一个。现在，妈妈自己带他，才四十几岁的妈妈满头白发”。

　　作家悲哀地发现，不仅是中学教育以高考为指挥棒的严酷性足以让所有中学生的青春丧失一切鲜亮的颜色，这个时代的大学教育也同样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弊端：教育体制僵化;人本理念匮乏;重视灌输知识而忽视大学生个体差异;教师的职业性冷漠不能有效激发大学生的创造能力。在滨江大学，作家发现教授与大学生个体之间的隔膜，深深感受到“校园的坚硬与冷漠”。作家看到多数学生受到社会上功利实用主义的影响而去着手经营自己的学业与规划上升的人生。面对着为前途精心准备的大学生，作家固然看到他们“有自己的理想”，但大学教师却洞察到其行为后面的“投机”：“晚上熬夜，白天睡大觉，考试挂科无所谓，男女到外面开房无所谓，你肝肠寸断地讲，他们无心搭肠地听……”“这一代孩子，太现实了，他们根本没有理想。”

　　作家揭示了追求“进步”的代价：“我们养育孩子的年代，千千万万个孩子都走在一条独木桥上，没有家长会允许孩子抛弃书本向生活学习，我们养育孩子的年代，西方文明犹如洪水猛兽，古老的生活方式遭遇冷眼昭示着进步。”14 个人终归是渺小的，任谁也不可能一手挽住时代的巨轮，但不能不说，孙惠芬的确在小说中，通过对“时代的病症”的多重揭示“努力发现并塑造了一个在黑暗的深渊里以不同的方式自我超拔与救赎的心灵”15，也为今日追求成功的父母提供了各种教育失败的样本。

　　该作以一位出身地方官员家庭的 “90后”青年张展为中心，对与“问题少年”成长伴随的时代、家庭、社会等诸多矛盾关系进行了抽丝剥茧的表现，剖析并批判了人们观念中普遍存在的官本位意识，揭示了追逐进步与成功的社会心理对人的异化及对亲子伦理关系的腐蚀。小说尤其细致展现了少年张展以弱小之力与强大世俗观念对抗与冲撞的心灵痛苦，而经过“我”的一再揭谜式地“寻找”，最终明晰求证了在今天多数身为“独生子女”的 “90后”青年，并非是国人不可寄望的“垮掉了的一代”。同时，在主人公叛逆而追寻自我的精神迷思中，作家不仅发掘了隐匿于底层社会的善良人性与乡土血缘中的亲情温暖，也把新的希望寄托到业已完成了自我精神重建的这一代“90后”青年人身上，这应是孙惠芬的“寻找之旅”所体现的意义。

注释：

　　1 孙惠芬：《寻找张展》(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推出“孙惠芬长篇小说系列”，收进了孙惠芬新世纪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六部长篇，《人民文学》2016年7期上的《寻找张展》为其中之一)，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本文涉及作品的引文均引自该版本。

　　2 8 舒晋瑜：《孙惠芬：觉醒就在寻找中发生》，《中华读书报》2017年3月22日。

　　3 张驰：《孙惠芬长篇小说〈寻找张展〉：寻找具有内在力量感的青年形象》，《文艺报》2016年12月12日。

　　4 10 [英]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阴志科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5、79页。

　　5 7 9 11 12 13 14 孙惠芬：《寻找张展》，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 第70、165、257、61、151、91、157页。

　　6 孙惠芬：《创作谈：“他”就在那》，《文艺报》2016 年12月12日。

　　15 柳建伟：《异化与迷失社会的少年孤独——孙惠芬〈寻找张展〉的一种解读》，《河南日报》2017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