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源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世界如何穿过针眼

      短篇小说天然地疏离于整全的世界观，李敬泽说：“短篇小说在这个时代的可能性存在于一种更根本的意识：它的确与我们的生活格格不入，它是喧闹中的一个意外的沉默，它的继续存在仅仅系于这样一种希望：在人群中——少数的、小众的读者中，依然存在一个信念：那就是，世界能够穿过针眼，在微小尺度内，在全神贯注的一刻，我们仍然能够领悟和把握某种整全。”（《短篇小说，或格格不入》）这个说法与本雅明的论述存在呼应：“现代人不能从事无法减缩裁截的工作”，“事实上，现代人甚至把讲故事也成功地裁剪微缩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就是我们的明证。”我曾说过，现代主义无论“魔幻”“荒诞”还是“轻逸”，都是某种程度的裁截微缩，都是通过叙述的变幻来靠近现代之核。汤汤水水的生活仅是一张严丝合缝的生活之皮，要撕下这张皮，取出其中的血肉，有时要动用X光机——把世界抽象成一张黑白胶片；有时要动用寓言——把世界制作成一个微缩模型，反而更容易靠近于真。在我看来，林培源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就掌握了这种独特的短篇小说思维。

     《神童与录音机》收录了林培源具有鲜明魔幻性的9篇短篇小说，包括《邮差》《白鸦》《烧梦》《消失的父亲》《诞生》《秘密》《神童与录音机》《蜂巢》《金蝉》。就写作个性而言，林培源是一个严谨扎实多于奔放开合的作家，他的作品对于生活细节具有超乎其年龄的叙事耐心，事实上他也确实有一系列以叙事耐心取胜并富于小镇生活气息的作品，已结集为《小镇生活指南》。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则显示了他的另一副叙事面孔，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林培源以魔幻、象征、亡灵视角等方式探索了短篇小说的可能性，显示了他在写实之外与现代主义更有亲缘性的叙事才华。

      同题作品《神童与录音机》便是一部隐含象征化思维的作品。某种意义上，这篇作品包含了一种关于语言与人关系的隐喻性。小说中，刘恪夫妻的儿子从小接受父母的背诵训练，从屡屡获奖的背诵天才变成不能言说的语言白痴（请注意，近年这类比赛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刘恪的儿子像一块因使用不当而被烧坏的语言主板。事实上，刘恪儿子的语言短路像是以自毁的方式抗议刘恪夫妻的“录音机式教育”。因此，录音机在小说中构成了一个有趣的象征性装置。录音机以某种技术能力，恪守着对输入声音的忠诚。刘恪夫妻显然也秉持着录音机式的教育观，他们热衷参与的背诵比赛所炫耀的也是一种以录音机为目标的能力。在儿子得病后，刘恪守着一批展示儿子过人背诵能力的录音带聊以自慰，并企图以此激活儿子的语言能力。小说中，现实的录音机构成了对象征的“录音机”的解构和反讽。小说最后，刘恪并未反思自身的“录音机伦理”，而是继续寄望于通过对记录儿子骄傲战绩的录音带的数字化转录来永久维持一种虚幻的寄托。但作者以魔幻的方式取消了刘恪这种幻想——刘恪送到音像店的录音带不过是一批空白磁带。我们可以把《神童与录音机》视为教育小说，但小说中“录音机”的象征性反讽已经使它的指涉超越了现实教育的领域，而指向了对更普遍精神现实的反思。这篇小说促使我们去思考：在“录音机”语言和“录音机”伦理正在毁灭“神童”乃至于“普通人”的背景下，人将何为？

     《白鸦》是具有某种魔幻性的作品，这部作品神秘而精致。小说中，父亲在黄山上感受到死亡强烈的诱惑，却又在一只突然降临的白鸦身上感受到生的召唤。父亲生还，并带回了这只白鸦，将其作为一种不死鸟供奉起来。不幸的是，由于禽流感的流行，邻居带着检疫员上门要求父亲将所养的鸟捕杀。为了掩护白鸦过关，父亲忍着悲痛亲手结束养鸟的生命。可是“明察秋毫”的邻居依旧追索白鸦的下落。父亲以单薄的身躯抵挡众人愤怒的潮水，最后白鸦在他身后，利箭一般射向远方。“白光照亮了晦暗的房间，也灼伤了所有人的眼。在白光飞逝的地方，我的父亲站成一桩盐柱，他的瞳孔中，映出一只空鸟笼。”小说中，白鸦在父亲的精神危机最严重的瞬间出现，成了父亲对抗心灵黑暗物质的图腾。小说还通过白鸦的命运呈现了精神性在世俗世界的失落，白鸦是父亲精神世界的秘密，却无法与其他人共享。母亲和街坊都成为捕杀精神之鸟白鸦的力量。在此意义上，父亲其实构成了鲁迅笔下孤独者的遥远回声。只是，鲁迅的短篇小说并未诉诸“白鸦”这样的精神意象。

     《邮差》以一种特别的亡灵视角，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写一位意外身亡的邮差濒死的体验及对自己被下葬过程的观看。正是这种超乎现实的视角选取，使小说获得了对非现实经验的抓取能力，也写出了邮差卑微的生命中涌动的深情。换言之，《邮差》的成功，也是某种艺术上“微缩裁截”的结果。

      事实上，无需将9篇小说一一论述，并不妨碍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神童与录音机》的9篇作品，展示的正是9种将世界穿过针眼的方式。同样的，我们的阅读穿过这部小说集可能也有不下于9种方式。除上述从短篇小说的技艺角度外，还可以从文本进入作家精神内部的路径。这个话题此处不拟展开，仅是抛砖引玉。在我看来，小说集《神童与录音机》到处弥散着一种焦虑的气息：《白鸦》焦虑于精神性该在俗世如何安置，《神童与录音机》焦虑于一种灵性自我被作为大他者的“录音机”所摧毁，《金蝉》焦虑于如何在一地鸡毛的中年生活中“金蝉脱壳”，《消失的父亲》则焦虑于一种可以将活生生的人轻易带走的神秘力量。事实上，现代小说很可能正是一种精神焦虑的产物，作家通过对于焦虑之物的凝视、叙述和象征化，同时也对自我做出清理、描摹和新的建构，写作于是成了作家对自我进行精神治疗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让世界穿过针孔的技艺是皮，触摸现代人真实焦虑和恐惧才是肉，皮肉相依的现代小说才能真正地“走心”——《神童与录音机》所收录的作品正是这样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