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们”的中文课——国际中文教育史上的文化名家

　  一提到老舍先生，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京味小说、幽默格调，似乎很难马上将“国际”二字与他联系起来。实际上，老舍青年时代曾受聘于英国伦敦大学，在执教的五年中不仅教中文、编教材，甚至“跨界”到当时新兴的音像和广播技术中，录“声片”、做讲座。而现代以来，像他这样走出国门，走上讲台，执教于域外学府的文化名家还不在少数。

　　1924年秋开始，老舍在东方学院先后担任“中文讲师”“标准中国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讲师”，给中国语文系的学生教授汉语口语、翻译、古文和历史文选等，还和同事合教过道教佛教文选、写作课。据学者统计，当时系里的学生数量平均每年为五六十人，若以五年计算，确有不少的受众是从老舍的语言、文学课程中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他的学生有统一编班的军官、银行练习生，也有基础各异、单班上课的老者、少年。而面对各种学习需求，比如“有的学言语，有的念书，有的要在伦敦大学得学位而来预备论文，有的念元曲，有的念《汉书》，有的要往中国去”，老舍作为系里唯一的中国教师，“是尽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的，开设了学生们所想学的所有课程”。他的责任感和专业态度赢得了院方的肯定，在续约时，得到的评价是“舒先生在这里工作得非常令人满意”。

　　老舍在伦敦的寓所。

　　老舍的中文教学情况除了写进散文《东方学院》，更多的成果已经凝结在他与英方教师合编的教材《言语声片》里。这套书是作为灵格风东方语言丛书之一出版的，涵盖三十课内容，分英文、中文两卷，可对照使用，另配十六张唱片，录制了汉语语音基础示范和每课对应内容。老舍除了负责编写近半数专题的对话和课文，还以清亮的京音灌录了全部唱片，而且全书展示的汉字也是依照他的毛笔手书制版印行。

　　也正因为“典型的老舍式的语言”，《言语声片》渗透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人文情怀和文人意趣。老舍编写的部分有火车站、邮政局、洋服庄等场景，也有打电话、遇友、贺友人结婚等话题，一词一句间营造出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现实感、代入感极强，又显示了中国特有的世态风貌。例如“我在正阳门大街买东西呢”，“请问到北京去的挂号信要多少钱？”再如《看小说》一课中，课文角色“甲”有如是表达：“说真的，近来出版的小说实在比从前好得多。因为新小说是用全力描写一段事，有情有景，又有主义。旧小说是又长又沉闷，一点活气没有。况且现在用白话写，写得生动有趣，你说是不是？”读来宛如一位文学青年的经验之谈，或老舍的“夫子自道”。课文带着学习者贴近现代中国的脉搏，的确能像课本推介所言：“引导学生学习现代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而通过十几篇中文对话就能将语言学习由思维层面引向文化的核心，似乎也正预示了一位“语言大师”未来的实力。

　　老舍参与编写的汉语教材配套唱片。

　　作为国际中文教育史上首部系统的有声教材，《言语声片》出版后，因其内容实用，体例科学，而被沿用了三十年。可以想象，老舍年轻时的声音曾无数次在留声机中响起，帮助英国及其他地区的中文学习者，也不断将他们对汉语、对中国的认知整合进C.C.Shu（舒庆春英文署名）的声音、字迹乃至视角中。

　　几乎是与编录教材同时，老舍还“触电”了新兴的广播技术，当过一次电台嘉宾。1926年，他受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部之邀，做了简短的中文知识广播讲座，内容涉及汉语声调、中文书写和文学引语。虽因资料有限，老舍9月29日这次讲座的情况只能从相关信件中略窥一二，但他不仅使英国普通民众有机会接触到中国语言文学的基本知识，也很可能是首次推动北京官话走向了高效、广泛的大众传播平台。

　　20世纪20年代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大楼。

　　在英执教两年后，东方学院这所著名的亚非研究中心也向老舍敞开了学术平台，邀请他在当年的系列讲座中负责讲一次“唐代爱情小说”。1926年11月17日，老舍如期在学院发表了公开演讲，介绍了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和发展概况，着重从伦理、宗教、游侠和民间故事几个角度分析了唐代的爱情小说，还讲到了唐代爱情小说的语言特点以及对元、明戏剧形成的影响。虽然是学术演讲，受众群体有限，但老舍还是以小说为载体，力求沟通中西思维方式、爱情观和价值观，生动呈现了若干探究中国和中国人的角度。后来，他又把所写英文讲稿带回国，将修订版用在1932年于华北协和语言学校的一次演讲中。而这所学校正是其时享誉世界的汉语教育和中国学研究机构，也是哈佛燕京学社的源头。在老舍进行现场讲演时，在校生就有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费正清，该校著名校友还有约瑟夫·史迪威将军、恒安石大使等。

　　1929年夏季，从伦敦大学离任后，老舍又在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做过一学期的国文教员，“教的学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岁的小人儿们”。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中，他还拿这些华裔少年和伦敦大学的学生做了一番比较，而且“开始觉到新的思想是在东方，不是在西方”。从青年到而立，从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到华文传承的教育，老舍在海外中文教育的道路上一直未曾离开。

　　像老舍先生这样的文化名家常是以多元身份活跃在教育、艺术等不同领域，跨文化交流也让他们的笔墨与才华更多展现在世界面前。与老舍先生一样，将中国语言和文学传授给异国学子的还有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曹靖华先生。

　　三十岁时，曹靖华回到了他曾求学的苏联，从1928年起，受聘于列宁格勒大学，开始了五年的执教生涯。他所在的东方语言系开设有中国哲学、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造型艺术等课程，系里的领导者阿列克谢耶夫被视为苏联汉学创始人和领袖之一，其理想的课程体系是要多增加现代汉语和介绍现代中国的内容。但俄方教师有些还是沙俄时代被派到中国学汉语的，师从的是清朝翰林，诵读几年古文，再到大学里教书。所以，汉俄语言修养深厚又有翻译经验的曹靖华便成了教学新体系建设的“外援”。

　　曹靖华在苏联任教时翻译的《铁流》

　　实际上，曹靖华也的确让自己的工作在这所汉学重镇里绽放了异彩。他在一、二年级的教学大纲中规定，学生要朗读报纸和文章，着力练习发音和理解课文内容。二年级加入课文的复述和自由讨论，三、四年级在教材和词汇方面适当加深难度。各年级的学生都要持续练习楷书，还可选择行书，以便正确掌握书写规则和汉字的比例关系。他们还阅读用不同字体写的汉语信札，鲁迅先生的亲笔书信也成了教学素材……即便时隔近一个世纪，我们再看曹靖华的方法，也不禁要赞其科学、实用，甚至颇具前瞻性，与今日奉行的汉语教学思路犹可比肩。

　　这样一来，曹靖华就改变了系里只教文言的局面，使得课程中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并行，而后者又逐渐转为重点方向。由此，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交汇也得以在学生面前展开。他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鲁迅的著作学起，整体接触了国内的五四新文学。这在当年的苏联不但开了风气之先，而且长远的效果是让列宁格勒大学走出了专门翻译、研究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新一代汉学家，而这代汉学家则成了后来苏中两国文化交流的中坚。

　　抗战期间，曹靖华曾长居重庆，又作为苏联使馆汉语学习班的教员，回到了教学一线。当时大使馆秘书对他的回忆是“穿着垂到脚面的蓝色中国传统长衫，一手拿着竹柄黄油纸伞，一手拿着用一块蓝布包着的书，登上我们使馆所在的枇杷山”。这时的曹教授已步入中年，以“一种特殊的魅力与和善”成了“学员们的偶像”，外交官和参赞们也在中文方面向他请教。如此时光，又是四载。

　　在国际中文教育的历史道路上，回望二十世纪，我们还能看到，老舍身后是同一教职的继任者萧乾先生，与曹靖华执教时长相当的是在美国的梅光迪，冯友兰在前文提到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也讲授过一年《庄子》，而关系到祖语传承的海外华文教育领域，还留下了许地山、艾芜等人年轻时的身影……虽然汉语教学从汉学研究中分离出来，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实现的，这里说到的文化名家还不能被定义为职业化的中文教师，但这些从语言到文学的通才，在“育人”与“为文”之间，为一个新兴的学科积蓄下了智慧和经验。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央，汉语成为民心相通的语言，先辈的实践更加值得我们追寻和重温，而回顾那些遥远时空下的风采，也有助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

　　《光明日报》（ 2023年02月1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