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精神应源于“自发”而非“要求”

       日本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指标2020》数据显示，中国2016~2018年发表的论文总数在全球排名第一，Top10%论文数和Top1%论文数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

　  “这说明，中国科学发展从总体上看已取得长足进步，无可置疑。”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袁江洋表示，在这样的背景下谈弘扬科学家精神，有其特殊意义。

　　近日，在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国科学报社共同主办的科学家精神沙龙上，多位与会专家围绕科学家精神进行了探讨。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峰指出，中国科技发展到今天，已经走过了仰视阶段，到了可以平视的时候，甚至在有些方面更为领先。中国要真正成为科技强国，弘扬科学家精神必不可少。

　　迫近“亚当斯时刻”

　　美国化学家亚当斯在袁江洋的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

　　亚当斯在哈佛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后，赴德国留学，回国后在美国本土培养了超过200名化学博士，弟子中包括尼龙发明者卡罗瑟斯和194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斯坦利。而且，亚当斯化学谱系不但致力于学术探索，还致力于化学—化工联合研究，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化学创新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后来，亚当斯的弟子及他们的弟子都不再需要去欧洲留学镀金。

　　袁江洋提出“亚当斯时刻”这一概念。他说，虽然现代科学兴起于欧洲，但美国却后发先至，“亚当斯时刻”就是美国化学走向自主发展并日趋卓越的标志性时刻。

　　那么，同样作为“科学后发国”的中国，距离“亚当斯时刻”还有多远？

　　袁江洋分析认为，中国已经在众多技术领域取得自立、自主乃至世界领先的发展格局，技术追赶期已经结束。同时，国家创新体系步入良性发展，但“镀金时代”尚未结束。最为不足的是，“钱学森之问”尚没有很好地解答，学术谱系没有很好地成长和发育起来。

　　因此，袁江洋认为，我国科学发展已经迫近“亚当斯时刻”，但仍存在一流科学传统建设亟待加强、学术自主性有待提高、科技政策尚需调整等问题。此时探讨科学家精神，可以使中国科学与社会在新时代更好地发展。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战略创新研究院院长任福君指出，科学家精神是科学家形象塑造的核心元素，而科学家形象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紧密联系。

　　潘教峰也指出，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中，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大，并且科学家精神对塑造全社会的创新氛围有重要影响。“科学研究是创造性劳动，最根本的还是人才驱动。只有对科学家精神有更清晰的认识，中国科学继续往前走的精神动力才更足。”

　　十二字精神内核

　　科学家精神，最应该讲给谁听？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曾毅认为，科学家精神和故事，首先应该讲给现在和未来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听。

　　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提出“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这十二字科学家精神内核。

　　对此，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技术史系主任王扬宗表示，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随着科学知识的传播，孕育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科学救国、科技强国的家国情怀，这是科学精神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中国科学家精神。

　　潘教峰认为，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服务国家、造福人民，这也是科学界首先应该树立和弘扬的价值观。而求真、求实、敢于质疑是科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因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还有局限，如果把既有理论当成圣经、教条的话就无法发展。

　　曾毅告诉《中国科学报》，在心理学与人工智能领域，有一个著名的认知体系结构——理性思维的自适应控制系统（ACT-R），其作用是模拟人类认知过程。其创建者约翰·安德森40余年来，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进并完善这一系统。

　　“我们当代青年科技工作者应该做好准备，为科学真理与科学梦想持之以恒地奋斗终生。”曾毅说。

　　此外，潘教峰提出，好奇心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之源，培养创新型人才，要注意引导和保护青少年的好奇心。能否提供好奇心生根发芽的土壤，是创新型教育的根本问题。

　　科学探索者的精神追求

　　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退休研究员冯琦看来，科学探索者的独到精神，应该是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相、真理、根本、卓越。

　　他总结出科学探索者一些共同的精神特质，如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兢兢业业、追求卓越；专注于客观现实中尚未被发现或解决的现象或问题；追求真相、真理、根本；以浪费时间为最大痛苦，以有所发现为最大乐趣。

　　因此，在冯琦看来，真正的科学探索者无须“耐得住寂寞”，因为他们在发现或思考的过程中已经得到了真正的乐趣。同样，科学家的奉献精神也应源于“自发”而非“要求”或“提醒”。

　　他说：“若有传世之作，何必全国知名；若有惊人发现，何必家喻户晓；若有重大贡献，何必顶戴花翎；若能懂我思想，便是难得知音。”

　　对于科学家“清苦”或者“寂寞”的认知，冯琦认为既有自身因素，也有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例如，在中国文化中有“学而优则仕”“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等说法，这使得一些人在价值选择时受到影响，可能会在意“官至几品”，不在意促进社会进步；在意喝彩和赞誉，不清楚真正的价值所在；喜好并满足于“知其然”，不在意“所以然”等。

　　潘教峰也认为，在培养创新人才时，要避免过度采取物质主义的态度引导，如果把科研当作手段，就违背了科研的本质。而科技界的许多表象问题，如浮躁、学术不端、科技经济“两张皮”等问题，都与此有关。

　　“解答这些问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希望管理部门集思广益、持之以恒地解决科技体制中的根本性问题，探索科学探索队伍的最佳管理方式，避免适得其反的短期激励，探索对科研队伍长期、稳定、持久的激励。”冯琦说。（记者 陈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