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文学教育关乎人的素养

　　关于当下青年的文学教育问题，我想分两个层面讨论。一个是专业层面的文学教育，另一个则是通识层面的文学教育。

　　在前不久举办的高校创意写作会议上，与会同行曾经就高校创意写作教育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在会上，我提到，在我所供职的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并没有开设“创意写作”这个专业，我们开设的是“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面对舶自西方的Creative Writing这个称谓，我们的理解是，Creative Writing指更具有文学性的创造性写作，而非创意写作。

　　当然，我也认为，无论如何命名，文学创作类/创意写作专业首先是一种文学教育。正如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开设最初，张清华教授所倡导的，我们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首先要培养一批独立的创作者，因为一百年来北师大一直有良好的培养作家的氛围，事实上也培养出了诸多重要作家。另外，这个专业也旨在培养一批真正懂文学规律与文学审美的批评家，同时我们也致力于培养一批懂文学创作、有文学审美能力的文学编辑。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设立的初衷。通过培养一批专业写作者、专业读者和专业文学编辑，共同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这是一个美好愿景。

　　就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研究生而言，文学教育主要强调写作者的文学专业教养。要有完备的文学史知识储备，要了解经典作家作品，要了解作为创作者的“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作为写作者应该了解，无论网络文学还是类型文学，都是中国文学传统的旁逸斜出。在未来，文学创作专业培养的写作者可能会成为网络文学作家、网络文学评价者甚至包括网络文学管理者，但是，在文学创作专业的课堂里，应该尽可能地了解文学传统的主干与支脉，了解文学内部问题和写作本身的问题。要有一些经典作品阅读经验，只有读过经典，知道什么是好的，才知道以后要写什么，要走什么样的路。

　　我会特别强调“创意写作”与“创造性写作”的区别。在我看来，不断强调“创意”的时候，实际上在想的是，读者喜欢什么我给他什么，你会暗示自己的工作就是让读者灵机一动或者豁然开朗，哪怕违背自己的内心也是可以的。而这需要警惕，很有可能最终把写作者培养成追随大众流行趣味的服务生，将写作变成一种模式或套路。但我们也有创意写作课程，方法可以学，但不能将它视为理所当然的“不二宝典”。

　　我并不反对从事流行文学或流行文化工作，但是，作为文学创作专业的老师，还是希望尽可能提醒同学，真正的艺术家从来不取悦他人。他首先得是一个独立思考者，他要清醒看到自己的写作之路在哪里，要往哪里走，要思考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个人写作与文学传统的关系。要认识到，每个写作者都是我们几千年来文学传统中的链条，是我们不断丰富汉语写作实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创作专业所要培养的，并非“码字工人”，而是要成为在未来引领中国文学不断往前走的站在风头浪尖上的人。因此，强调写作方法，强调写什么、怎么写固然重要，但写作者的批判性、独立思考能力，在今天的专业文学教育中变得尤为重要。

　　这是专业领域的文学教育问题。这是重要问题，也是我的职业所面对的问题。但是，在此基础上，我也很想谈谈普泛意义上的青年一代的文学教育问题。

　　近四五年来，我一直担任北大培文杯作文大赛的评委，既判高中学生作文卷，也判初中及小学生作文卷。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小学生的作文最可爱，情感纯良，尚存天真之气。而中学生作文则开始有现代八股的气息，起承转合，处处是成语和名人逸事做支撑，几乎很难看到他们真实的所思所想，这不是个案。去年暑假，我听一位中学生演讲，严肃谈论阅读与写作的关系，短短几分钟内，她极富激情地引用了诸多名人名言，古今中外、上下千年，但是，全程听不到一句个人真切的阅读感受，也听不到某个作品细节或人物对她产生的情感滋养与心灵震荡。而在演讲的最后，她还批评了一位现代名人的婚恋问题，号召大家读品德高尚的作家作品。——我无意批评中学生们，因为他们还没有建立完全的主体性，在中学时代又被应试教育困扰，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感受力和判断力。但这件事让我意识到，如何使年轻一代重新理解表达和写作，如何真正理解人的复杂性，是文学教育所面对的难题。

　　白话文运动其实是对人的一次解放，“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中国新文学的初心是希冀每个人自由表达自己真实的喜怒悲欢而非将自己的感受封闭在一个语言的套子里、模式里。在我看来，今天，通识意义上的文学教育并不是要把每个人培养成作家或者写作者，不是的，它要做的是素质培养——通过文学教育，年轻一代学会认识人，理解人，文学教育在于提高我们本身的素养，在于使每一个“自我”更丰富，更敏感，更宽容，更开阔。

　　还记得豆瓣网站上有关于坏女人或者出轨女的讨论，《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都无一例外被提到。是否应该用简单的道德判断取代文学判断，是否用一种简单的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方式去理解文学人物或人本身，在今天的文学教育中变得如此重要。《安娜·卡列尼娜》中，托尔斯泰写了安娜对平庸生活的厌恶，对于卡列宁那种公务员生活的厌恶。托尔斯泰没有简单地将安娜的故事写成出轨问题，他关注一个人的旺盛生命力与其所在环境的格格不入，他写的是个人感情需要与社会道德之间的猛烈冲突，他写的是人的苦闷、忧伤，和这种苦闷的无以解脱。某种程度上，借助安娜，托尔斯泰写下了全人类的苦闷。

　　《包法利夫人》中，爱玛并不安于与乡镇医生包法利的小日子，她梦想传奇爱情。这位实际生活在中下层的女性，因为不切实际的梦想，成为高利贷对象，最终服毒自尽。《包法利夫人》是多义的：爱玛常常把自己当成爱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热爱那种“神仙欢愉”、“风月乐趣”，你会看到那种“爱情”对人心智的侵蚀;或者，从这个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人与梦想、人与想象之间的奇怪错位。爱玛常常以为自己是这个，却不是;她常常想象自己的情人是那一种人，其实也不是。小说世界里，安娜和爱玛是最普通的女人，既可爱又可怜，美好又日常，绝非一个坏女人或出轨女人标签所能涵盖的。这需要进入文本仔细阅读才能体会、才能明白。

　　文学人物是镜子，我们从中照见自己。也许我们和她们处在不同的时代，但她们的痛苦、困惑、不安和疑难，我们都有。今天，那些沉迷于网剧、沉迷于霸道总裁爱上“我”、沉迷于“追星”、沉迷于网上“吃狗粮”的年轻一代，有没有某一刻很像爱玛?某一个时刻，我们身体里很有可能就住着安娜，或者爱玛。

　　我们生活在大数据时代，如果有一天我们在电脑里搜索“牙齿”，一连数天，我们的电脑便会自动送来无数关于牙齿和牙齿美容的知识。世界越来越便捷，想方设法让我们活得舒服，也越来越无须我们思考了。我们已经成为被精准投喂的目标人群。但是，这需要警惕。因此，在课堂里，我常跟年轻一代讨论的问题是，都说“爽文”最受欢迎，那么“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感受吗，被“爽”到是一个人活在世上的终极追求吗?如果“爽”不是我们的终极追求，我们也不想成为被精准投喂的人群，我们又该怎样挣脱?

　　每个学年，我都会给本科生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次讲先锋戏剧时，我重看了话剧《犀牛》片断。四周人人都变成了犀牛，只有主人公一个人发出了要坚持做人的呼喊。这是八十年代先锋戏剧的精神内核，那个夜晚我深为感慨，久不能入眠——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是钝化的，而阅读将我们身上沉睡的部分唤醒，这是那些智能机器人、那些科学和大数据永远无法给予的。我以为，终极意义上的文学教育，让人更丰富而不是更狭窄地理解人和世界。

　　回到我们的经典作品里，重新感受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些笨拙、羞怯、不安以及痛苦。这是属于人的文学教育。作为课堂上的教师，从事文学教育的人，每每给青年人这样的建议时，我也会问我自己，我应该怎么做。这样的反问最终使我确认了一个事实：文学教育问题不只是青年人的，而是每个人的，我们每个人的文学教育都应该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

　　我喜欢的一位俄国批评家曾说，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和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是不一样的，看过《安娜·卡列尼娜》之前和看过《安娜·卡列尼娜》之后，人会发生变化。我想，他所说的这种“变化”和“不一样”，指的应该是人对世界的理解力。这种理解力既指对文学的理解，更指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的理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教育不仅是文学教育，更是对人的素质的养育，是关于人如何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