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祉艾：葛亮《书匠》中的历史跨度与文脉书写
对文化的承继以及中西精神的碰撞向来是葛亮小说中的主题，他擅长在传统文化的本性中坚守艺术的奥义，也往往能在外来文化中寻找融合的可能。历史与个体的质地融为一体，而人性的传统基因也在历史的悠长中历久弥新。本文将从葛亮的小说《书匠》中，提取历史之中的文脉传承，在诗意中寻找信念，在尘世中书写向往。
我国的工艺向来是被世界所惊叹的，从陶瓷到玉器，从耗费多人心血所精心打造的皇家器皿到寻常百姓的匠心独运，在这类关乎艺术的结晶上，我国一直以来都具备着独一无二的诗意及美感。事实上，历史的车轮碾过时代洪流的同时，也在不断碾压着个体命运的离析。当新旧交替成为时代的主题，庞大的岁月席卷渺小的生命，能够在文化传承中保持纯粹的痕迹的往往是那些在微小中凝结绵长力量的个体。
葛亮的小说《书匠》正是借用了“修复古籍”这样一个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弭的职业，以古今、中西两种文脉渊源进行跨度化的对照。他将视点聚焦在两个完全不同又极其相似的人身上，试图利用这样一种手艺上的代代相传来探讨深刻的历史主题。当时代的洪钟在每个人头顶敲响，总有一些手艺面临离弃，然而，匠人的技术固然会为科技所取代，匠人精神却仍然在无尽的风云变幻中传承。
除此之外，小说更借助对匠人的写作来复刻岁月的迁延，中西两个完全不同承传的修复师所代表的正是两重历史，当人物的命运与历史交织，跨越山海后的绵延亦能成就情怀，在不同的历史舞台下所演就的匠人故事，正是喧嚣尘世下的浮世绘。
1、岁月迁延间的浮世对照
对于匠人精神及历史演变的书写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地被书写和想象，而《书匠》的开拓之处在于将对人物的观照落在了中西两种文化承继之下的渊源之中。老董和鹿简分别代表着旧时代与新时代、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碰撞。
老董的手艺是师传，类似于古代传统的拜师学艺，历经岁月的流转才能碾磨成一门艺术。而有趣的是，在老董的心中，这并不能算是一种多么高深的技巧，只觉得是“江湖上混饭吃的手艺”。然而，在鹿简的心中，对书的修复则是一种近乎信仰的存在。鹿简从中学时起就在不断地收集书，可以说，是对书的热爱使得她走上了修复的道路。而在这种热爱之中，她遇见贵人指导，才开始了真正系统化的学习修复。
而二者对于书的态度也是有不同的，老董在一众旧书的粘合乃至渗透之后，才浸润在书中，体味到书的美妙，恒心和耐心让他在馆中修书、看书，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修书匠”，之后也多是为政府服务，将古旧典籍修复。而在修书之外，他也始终坚持着自己出摊儿修鞋的“事业”。
小说用了极大的笔墨来描写老董修书的细致和烦琐，从动作到工具都进行了尽其所能的写照：“他埋着头，手用一把竹起子，在书上动作着。……他仔细地用竹起子揭开粘连在一起的书页，用小毛刷细细刷去页面上的浮尘。……手边的起子，约有七八把，大小厚薄各不同，如一排手术刀各有其用。他手里的这把竹起子，很轻薄，颜色较其他几把更深，末端还挂了红色吊坠。……这起子由扇柄改制的，刚入行就开始用，据说是当年他师傅传下来的。如今不知经了多少年，已用得发亮，像包了层浆。”
不仅工具细致到一点一滴都不能错过，连带着动作也极其仔细小心，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像在给自己找罪受：“修一本书，从溜口、闷水、倒页、钉纸捻、齐栏、修剪、锤平、下捻、上皮、打眼穿线得二十多道工序。当年我师傅，教我第一步，就是学这补虫眼儿。那是没日没夜地补，看着小半人高的书，一本又一本。吃过晚饭，给我两升绿豆，到门廊外头，就着月光，用根筷子，一粒一粒地拣进一个窄口葫芦。……这是一行练就一行的金刚钻。我师傅要我学的，不只是眼力，还有冬三九、夏三伏坐定了板凳不挪窝的耐力。”
在这种清淡的繁琐之中，我们似乎是领略了所谓的真正匠人精神，这也和如今被大多数人所称赞惊叹的慢工细活儿不谋而合。然而有趣的是，葛亮却为这种匠人精神作出了另一重注解，那就是鹿简。
和孤儿老董在机缘巧合之下误打误撞入行不同，鹿简是在正经工作被辞之后，选择了修书作为自己的职业。她爱书也敬书，在港大老师那儿所学到的“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是她的人生信条，这里就与之前的老董拼力修复清雍正国子监刊本《论语》形成了一定的对照。
小说中也并未对她修复之艰巨细致做出多么深刻的描绘，而是转而将视角投向她的日常生活，借此来观照这一职业在当下的现状。不仅如此，小说更将原本的古籍修复拉下神坛。在小说中，鹿简几乎什么都修过，从普通的字典到平装书《圣经》，颇有几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意味。当然，同样的情节在老董身上也有所显现，只不过那时候给“我”的小人书的修复更像是友人间的互相帮助，远未达到对书的崇敬与情怀。
而二者不谋而合的是，无论是老董还是鹿简，都提到了“医”一字。
“他没有抬眼睛，只是答说，伯伯在给书医病。”
“你看现在，她一个将孩子凑大，又找到了工作。她对我说，她每次洗书，人就轻松一点，觉得将奶奶一生的辛酸，连同自己往日的不快，都洗去了。
后来，我也慢慢好起来。做这行，何止是医书，也医人、自医吧。”
对于老董来说，给书医病，是某种职业化的需求，他有意识地将这种技艺看作是普通职业。而对于鹿简而言，修复书籍，就是医人也医己。鹿简与老董，两人的社会经历乃至思想都完全不同，小说也并未按照通常所发展的那样，为老董和鹿简刻意勾连起某种关系。然而，正是在这样完全隔阂甚至是相悖的人物书写中，小说反而写就了某种意义上的殊途同归，更在传统高雅文化的基础上蒙上一层颇具烟火气的人间外衣。
2、个体书写下的历史想象
葛亮在自我文学世界中往往十分强调传承的历史与情怀，他也常常将个人生活的脉络与历史的流转联结在一起，如同在大背景的浪潮之下，叙述一段关于平民的史诗。他生于六朝古都南京，先是前往香港求学，继而留在香港工作。在他的文学版图中，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乃至历史碰撞往往是暗含着的主题隐喻。《书匠》一文中，是以匠人的传承作为写作意图，因而也更增添了历史的想象乃至特殊时代的构建。尤其在人物的塑造上，葛亮有意地塑造了老董这样一个在世俗之见中有着一定污点，在工艺上却保持着绝对的理想人格的个体，借以书写历史背景与个人召唤之间的双重选择。
小说中不断地对老董所身处的环境提出暗示，从最开始时“我”对于年幼生活下的定义“在我看来，小学好像一架运转精密的机器。这架机器的内核，或者是以竞争、纪律与荣誉感作为骨架”，再到后来的近乎一笔带过的老董与“我”的爷爷之间的瓜葛，无一不提示着读者那是怎样的特殊年代。
老董所犯下的错误在之后并未被人追究，即便是“我”的家人们也仍然对老董保持着善意和尊重，但这种痛苦却绵延影响着老董。当老爷子下葬时，老董远远地跟着，佝偻着身体。那一刻，似乎眼泪也没有，只是不可名状的痛苦蔓延在每个人的身上。
而他之后的收“我”为徒，为我精心修复奖状、小人书等等，似乎都可以看作是对当年懦弱的赎罪。然而，在我看来，老董简直不能算是懦弱了，他所犯的错实际上是大时代背景下退无可退的选择，但他仍然自顾自地为错误忏悔。
而在女儿元子被亲妈带走之后，“老董没有再出摊儿修鞋。图书馆里的工作，也辞去了。
后来，他搬家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跟我父亲也没说。
来年春节前，我们家收到了一只包裹，北京寄来的。
打开来，里头是我的一本小人书，《森林大帝》。开裂的书脊补得妥妥当当，书页的折角也平整了。”
老董离开的决绝而坦荡，似乎要令人怀疑，一开始就是因为女儿才会一直留在原地，他去了哪里，人们无从得知，他最后过着怎样的生活，人们也难以知晓。事实上，小说在书写老董时，似乎是仅仅以修书匠作为他的职业象征，来书写这个人。但换句话说，正是修书匠的职业，才使得老董成为这样一个沉默寡言又暗藏山海的人物。匠人精神成就了老董，同时也令老董进入了一个近乎于老僧入定的静滞状态中。个体在时代的阴霾之下不断被迫妥协，小说将这种历史想象拔高到了最为丰满的力度。
相对于老董的特殊年代，对于鹿简的描写就更多是关于情感的折磨，一直到小说的最后，在乐静宜的口中，“我”才得知了一个漫长而惨烈的故事。
“没错，这是这么多年来，我和父亲唯一的一张合影。背景是查令十字街84号，那间著名的书店。这一天，我的父亲告诉我，他要结婚了，和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人。
这两年来，她用我复刻了一个她自己。把我父亲的女儿，变成她所希望的样子。而我，却不知情，整两年了。
现在?静宜摇了摇头，我对她再恨不起来了。虽然，也不可能爱。事实如此。你说，我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最后的时候，打定主意，让我的生命与她纠缠了在一起。”
静宜的父亲在去世之前以怎样的心情，将她托付给了自己的毕生挚爱——鹿简，而静宜则是在发现了一切的情况下仍然假装不知道，近乎于自欺欺人地将自己复制成鹿简。
小说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上始终保持着吉光片羽般的窥探，没有全貌，也没有迹象，一切都可以说是突如其来的，也可以说是细水流深，但从始至终，小说都在一种朦胧的光影之下，完成了对个体生活与历史想象的融合。历史在个人的生活角落中印下深刻的痕迹，而渺小的个人虽然无法在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却仍然能够在传承之中书写文脉情怀。
3、盛景颓唐后的文脉情怀
匠人精神在当下的运用、传统工艺在颓唐之后应当何去何从，甚至于这种“慢工出细活”的手工形态在近乎全自动工业化的今天还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在如今都是被不断探讨的主题。以古早的修碗而言，在生产力低下、生活物资匮乏的时期，修碗匠走街串巷，与之类似的还有磨剪子、磨菜刀等等，在今天看来都可以算得上是民间技艺。然而，修复古籍典册的修书匠尚有一席之地，这类传统民间技艺就完全没有了用武之地。更何况，在网络信息发达的今天，读书已经是少数人的选择，有更多的方式可以替代。即便是书上有了污渍很难清理，想到更多的还是重新买一本。
而在这种时代环境之下，修书匠的意义究竟在于何处，葛亮提出了他的想法。
首先便是以老董为代表的典籍修复，将古书作为一门手艺，这些前文都有提到，这里不再赘述。有意思的是在鹿简的手中被修复的书：“旁边的思翔道，我那本书法辞典，给小孩胡闹打翻了墨汁。不贵重，可已经绝了版。用了二十年，心里很不舍得。交给简，竟然也回了春。人说新不如旧，这感情在里头，可是钱两能计算清的?”
“奶奶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后母不容。她大学后，便把奶奶接出来照顾。祖孙相依为命。一年前，奶奶也去世了，她一直撑着。这本《圣经》，是祖母的遗物之一，上面有老人的许多笔迹。她从此不离手，宝贝得很。也是用得太久了，书终于散了。她感情就崩溃了。我想一想，就对社工说，别的不敢说，这本书，我可以帮上忙。”
一本书，或许价值不了几何，然而代表的却是几世的情怀与感情：有的见证着自己的生活变迁，陪伴着自己走过漫漫人生路，有的承载着过世亲人的遗念，几乎是活着的人的全部念想。
在这样沉甸甸的情感之下，修书匠所担负的绝不仅仅是老董那般的家国情怀，更是关乎人间烟火气的人文关怀。除此之外，小说更为修书匠铺陈上了文化传承乃至交流传播的效用。
从“我”同鹿简的见面，小说有意识地加了一处闲笔，电梯里走进来的壮汉，看样子十分凶狠，然而“他转过身，我看见他背后纹着一条龙，龙爪的位置，写着“兼爱非攻”。我们在五楼出去。我抱着箱子有些吃力。大汉咧嘴一乐，露出一口被烟熏得焦黄的牙齿，问‘使唔使帮手’。”
背后纹龙，本是看起来就不好惹的狠角色，但龙爪上写的“兼爱非攻”，又在这一层霸气之上平添了几分喜剧色彩。小说正是在这样一种交融中，接着去写鹿简对书的爱护及与书的关系。在鹿简的生活里，书已然成为了一重象征，在她的每个人生拐点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从年幼的爱书，到因书而工作，再到同静宜的父亲有关系，其间种种，可以说，都是书在起着转圜的功劳。
历史的车轮下，所谓的盛景颓唐之后，修缮书这一行业的存在仍然能够让他们在平凡生活中显露出晶莹的光影，这何尝不是一幕属于平凡人的传承与召唤。
正如葛亮在创作谈中所言的：“‘整旧如旧’是他们工作的原则。这是一群活在旧时光里的人，也便让他们经手的书作，回到该去的断代中去。这些书的’尊严’，亦是他们的尊严。”
工匠精神在今天被不断提起，想来不仅仅是社会意义上对精细化运作的生产追求，更是历史背景下对于专注、创新、敬业等品质精神的呼唤与向往。一方天地之中，匠人将毕生心血投身于修复之中，暮鼓晨钟之间，即是“整旧如旧，岁月如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