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笔下的译人译事

　　许渊冲先生善译，亦善著。他的大作《诗书人生》即是一例。三十万言的班荆道故，从他的笔下汩汩流出。时而跋山涉水，草长莺飞，时而箪食瓢饮，错彩镂金，宛如一幅长长的人生画卷。其中涉及的译人译事，尤其令人神往。

一、赵萝蕤译英国小说

　　女中豪杰赵萝蕤，曾将英国文学家艾略特的长诗《荒原》移译为中文，无疑是译坛的一件壮举。赵先生称自己的“译者注”，既得益于美籍教授温德先生“把文字典故说清楚，内容基本搞懂”，但更得益于叶公超教授“透彻说明了内容和技巧的要点和特点，谈到了艾略特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青年中的影响和地位，又将某些技法与中国的唐宋诗比较”。许先生由是叹曰：“赵萝蕤从叶先生那里学到了宏观的看法，从温德教授那里学到了微观的知识，结果自己也成了学贯中西的学者。”

　　赵先生将《荒原》的开首四行翻译若是：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

　　生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

　　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

　　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许先生认为“赵译只在微观上说清楚了原诗的文字，却没有在宏观上透彻说明原诗的内容”，即“没有译出原诗的意”。于是，大笔一挥，作了这样的转换：

　　四月，残忍的春天，死亡

　　的土地哺育着新生的丁香;

　　在尚未消逝的记忆里

　　掺杂着难以满足的欲望;

　　用清新的甘霖滋润着

　　麻木不仁，沉睡的草根。

　　许先生很自信地宣示自己的译文“使《荒原》的主题凸现，使人看到了战后青年人理想破灭的形象”。不妨看看原文：

　　APPLE is the crue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对照原文，可以发现，赵译是直译，原文的表层意思可谓一览无余;许译则是阐译，原文的深层内涵堪称尽在其中。读了两位俊杰的译文，笔者亦放胆作如是译：

　　休道难熬四月天，

　　丁香破土在荒原。

　　依依往事藏新愿，

　　枯根沐雨笑开颜。

　　(笔者东施效颦之译作，自然是寸木岑楼了。)

二、杨振宁译唐诗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和许渊冲是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亦好译，曾将唐人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译为英文：“The evening sun is infinitely grand，Were it not that twilight is close at hand.”

　　许先生非常欣赏杨先生的译文，称“原诗每行五字，译成五个音步，不但内容准确，而且音韵节奏优美”。杨先生还将朱自清改作的诗句“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英译如是：“Given that the evening sun is so grand，Why worry that twilight is close at hand.”

　　许先生称，“Given是几何学上常用的词，说明了这是科学家的诗”。他还进一步指出，杨振宁“沟通了科学和艺术，把真和美结合起来了”。

　　李商隐的那两句诗，许先生译为：“The setting sun appears sublime，But O， its near its dying time! ”

　　朱自清的那两句改作，许先生的译文则是：“If the setting sun is sublime，Why care about its dying time? ”

　　许先生说杨振宁的译文“显示了狄拉克的科学风格”，而他的译文“却更接近海森伯的艺术风格”。海森伯与狄拉克都是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开山鼻祖，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何以许先生独独将海森伯纳入“艺术风格”的范畴?莫非是海森伯从小就受到了其父、一位腹笥宽广的语言学家兼历史学家的影响，以致在自己的科学研究中注入了“艺术”手段的缘故?

三、闻一多评译

　　闻一多先生是许渊冲就读西南联大时的老师，给他讲过《诗经》。许先生说：“闻先生曾和美国白教授合作，把中国古诗词译成英文，在英、美出版。书名是《白驹集》，取自《诗经·小雅》‘皎皎白驹一诗。但白英译诗不押韵，不能再现古诗的风格。”

　　闻先生曾评论日本人英译李白的诗，认为“浑然天成的名句，它的好处太玄妙了，太精微了，是经不起翻译的”。闻先生尤指出“形式上的艳丽许是可以译的，气势上的浑朴可没法子译了。但是去掉了气势，又等于去掉了李太白”。

　　闻先生亦曾评价过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赞扬“译者仿佛是用自己的喉舌唱着自己的歌儿似的”。闻先生觉得《鲁拜集》第十九首本当译为：

　　我怕最红的红不过

　　生在帝王喋血处的蔷薇;

　　园中朵朵的玉簪儿怕是

　　从当年美人头上坠下来的。

　　而郭沫若的译文却是：

　　帝王流血处的蔷薇花

　　颜色怕更殷红;

　　花园中的玉簪儿

　　怕是植根在美女尸中。

　　闻先生说：“这里的末行与原文尤其大相径庭，但我们不妨让它‘通过，因为这样的意译不但能保存原诗的要旨，而且词意更加醒豁，色彩更加浓丽，可说这一译把原诗译好了”。许渊冲由是断言：“由此可见，闻先生认为译诗是可以胜过原诗的。”

　　《鲁拜集》第十九首的英文为：

　　I sometimes think that never blows so red

　　The Rose as where some buried Caesar bled;

　　That every Hyacinth the Garden wears

　　Dropt in her Lap from some once lovely head.

　　笔者不揣冒昧，步郭、闻两位大师的后尘，将这首诗转换如是：

　　花红红不过

　　先烈流血牺牲地方的玫瑰;

　　园中红宝石

　　昔日美女头上坠下的翡翠。

四、翁显良译李白

　　翁显良先生曾将李白最有气势的绝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英译为：

　　Goodbye to the city high in the rosy clouds of dawn.

　　Homeward， out the gorges， out today!

　　Let the apes wail. Go on.

　　Out shoots my boat. The serried mountains are all behind.

　　许先生认为“翁显良的英译文，多少传达了一点李白的气势”。许先生甚至还将翁先生的英译文还原成中文：

　　再见了，彩云间的白帝城!

　　回家了，出三峡了，今天就出三峡了!

　　让猿猴哀鸣吧，前进吧!

　　船行如箭。万重山都落在后面了。

　　许先生用这种方法充分肯定了翁译的优势。他还进一步告诉我们，翁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直到“文革”后才得以改正。许先生说，翁显良“翻译这首诗时，思想感情和李白非常接近，所以才能译出诗人的气势。他的译文不拘小节，不译‘江陵而说三峡，气势反而显得更大;不译‘一日还而重复今日出峡，气势反而显得更急;不译‘两岸而说船行，使主体更加得到强调”。

　　如此中肯的点评，分明彰显出许先生气度的宏大、目光的深邃，其中又何尝没有蕴含着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怀呢?惜乎，翁先生英年早逝，不然的话，很可能形成诗歌翻译领域“北许南翁”的壮观气场。

五、萧乾和翻译

　　萧乾年轻时说过两句名言：一句是“用典好比擦火柴，一擦冒光，再擦就不亮了”。另一句是“理论充其量只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显而易见，前者说的是“创作和模仿的关系”，后者说的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比萧乾更年轻的许渊冲亲耳听到了这两句名言，感到无比亲切，从此将其视为案头的座右铭，时时用以指导自己的翻译事业，由是做出了不同凡响的业绩。

　　萧乾对翻译亦不乏真知灼见，尝云：有时可“用温度来区别翻译。最冷的莫如契约性质的文字”，“文学翻译则是热的，而译诗是热度尤其高的。这里的‘热指的当然是情感。科技翻译只能——也只准许照字面译，而文学翻译倘若限于字面，那就非砸锅不可”。“衡量文学翻译的标准首先是看对原作在感情(而不是在字面)上忠不忠实，能不能把字里行间的(例如语气)译出来。”

　　“一个译者(指的当然是好译者)拿起笔来也只能揣摩原作的艺术意图，在脑中构想出原作的形象和意境，经过‘再创作，然后用另一种文字来表达。”

　　许先生认为萧先生的这些说法“形象生动”，能给人以“很大的鼓舞”。

　　1990年8月，年届八旬的萧乾应时任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先生之约，和文洁若开始接手翻译有着“天书”之称的(现代派)意识流扛鼎之作《尤利西斯》。夫妇二人日夜兼程，昕夕耕耘，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但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萧乾曾不无感慨地称：翻译中恰当的中文表达，不仅包括文字上的修辞、语法、句法，甚至还包括标点符号在内。而且，翻译中，理解仅占四成，而表达却高达六成。

　　即将进入九十八岁高龄的许渊冲先生，如今之所以仍然将翻译视为“日课”，个中缘由一定很多，其中萧乾的影响当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许先生曾深情地说过：我一生与萧乾三次谋面，三度获益。“现在萧乾离开了我们，但他播下的种子已经开出了鲜艳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六、卞之琳的翻译贡献

　　许渊冲称自己将中国古典诗词译为英文、法文，“是在卞先生启发下开始的”。短短十一个字，表达了许先生对卞之琳先生的无限敬意。许先生在西南联大就读时，担任翻译课教学的卞之琳先生将杜甫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中的“萧萧下”译为shower by shower，同学们赞不绝口，叹为“音义双绝”!1948年，卞之琳和许渊冲师徒二人在牛津不期而遇。学生问老师，杜诗名句可有全译;老师曰，尚未译好。于是，许先生道出了自己的译文：

　　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

　　The endless river rolls its waves hour after hour.

　　且称：“木萧萧”三个草字头(木草同源)以重复sh(sheds、shower)进行表达、三点水的“江滚滚”则以重复r(river、roll、hour)予以再现，多少折射出了“一点原诗的音美和形美”。许先生感激地称“这点成绩是在卞先生启发下取得的”。

　　许先生告诉我们，卞先生的翻译贡献主要表现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上。如将《哈姆雷特》中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译作“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许先生认为在诸多译文中，“卞译最好，超过了各家”。

　　对于翻译理论，卞之琳的理念是“三不赞成”：一不赞成信、达、雅，只要一个“信”字;二不赞成直译、意译之分，只要一个“译”字;三不赞成形似、神似之别，只要一个“似”字。许先生对卞先生的这些翻译理念不敢苟同，并毫不隐晦地宣称：“关于译论，我还是支持萧乾的意见。”言简意赅的表白，充分显露了其“我爱老师，但我更爱真理”的勇气和品格。

　　许先生还告诉我们，“卞之琳最大的成就不在翻译，也不在理论，而在新诗的创作”。其最吸引读者眼球的便是那首《断章》。许先生将卞先生的这首诗与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杜甫的《月夜》、苏东坡的《题西林壁》进行了一番比较，发现卞诗不仅可以和这些诗并驾齐驱，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突破。

　　一向善于自译的卞先生没有将众人看好的这首诗译成英文，倒是杨宪益、戴乃迭伉俪做了热心的摆渡人。他们的英译文为：

　　Fragment

　　When you watch the scenery from the bridge，

　　The sightseer watches you from the balcony.

　　The bright moon adorns your window，

　　While you adorn anothers dream.

　　读罢译文再读原文，只觉得：

　　桥上君揽胜，楼上我视君。

　　明月照君户，君入我梦中。

　　茫茫大世界，君我实比邻。

　　彼此同甘苦，帮扶胜友朋。

　　笔者的这番认知，不知道许老前辈是否能够认同。

七、穆旦译拜伦

　　穆旦是许先生西南联大就读时的高届同学。穆旦是1939级，外语界重镇人物王佐良也是1939级，和穆旦同班，许先生则是1942级。许先生说：“穆旦不但写诗，而且译诗”，其最有影响的译作莫过于拜伦的长诗《唐璜》。许先生引王佐良的话以为佐证。王先生认为，穆旦所译《唐璜》无异于“最好的创作”，原诗是杰作，译本“也是中国译诗艺术的一大高峰”。

　　对王先生的这些评价，许先生内心深处或许不敢苟同。于是，他先从《唐璜》原文第一章第七十四段挑出三行，即：

　　Then there were sighs， the deeper for suppression

　　And stolen glances sweeter for the theft，

　　And burning blushes， though for no transgression.

　　然后，展示穆旦的译文：

　　何况还有叹息，越压抑越深，

　　还有偷偷一瞥，越偷得巧越甜。

　　还有莫名其妙的火热会脸红。

　　紧接着，又晒出自己的译文：

　　叹息越压抑越沉痛，

　　秋波越暗送越甜蜜，

　　不犯清规也会脸红。

　　通过对两种译文的比读，许先生认为“越压抑越深”是形似，“越沉痛”却是意似;“越偷得巧越甜”与“秋波暗送”相比，后者分明发挥了译语的优势;“莫名其妙的火热”与“不犯清规”相比，前者则有欠精确。许先生毫不掩饰地说，权衡两译，无论是意似、音似、形似，还是意美、音美、形美，第二种译文都要比第一种译文略胜一筹。

　　许先生还透露，他在1999年全国暑期英汉翻译高级讲习班上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对两种译文征求意见，“结果举手的人都说第二种译文好，没有一个人举手称赞第一种译文的”。许先生将这件事看作是自己倡导“竞赛论”和“优势论”的一次初胜。

　　笔者拜读穆、许二译，复对三行诗句一再吟咏，放胆将其翻转如是：

　　叹息声声怯生生，偷偷一瞥甜在心。

　　雷池岂敢人前越，朵朵红晕脸面中。

八、朱光潜眼中的翻译

　　许先生读中学时，读过朱光潜的《谈兴趣》、《谈美》，说这两篇文章给他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甚至影响了他的一生。他之所以孜孜矻矻地在译苑耕耘，乃是由于兴趣;他之所以勤勤恳恳地在教坛驰骋，亦是源于兴趣。

　　至于美学，许先生记得的是“朱先生讲的对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态度求善，科学的态度求真，欣赏的态度求美。求善和求真时，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只有求美时，人是自己的主宰，所以价值最高”。可不可以说，许先生数十年间，之所以向人们奉献了那么多美妙的译文、译诗、译词，端赖朱光潜老前辈的指点和鼓励。

　　许先生向人们披露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朱先生写给他的两封书信。信中所议，一是对毛泽东诗词外文译本质量的评价;二是对许译本的肯定;三是对“三美”译论的首肯;四是朱先生自己的翻译主张。

　　朱先生认为，毛泽东诗词外文译本，尤其是“早期译本”和“官方译本”，未能表达出“原作的精神风韵”，原因有二：“一是根本没有懂透原诗，一是外语表达能力不够”。又毛泽东诗词外文译本“不下四五种”，但与许渊冲译本比较，“均有逊色”，因为许译“对原译确实大有改进”。朱先生觉得许先生“所标出的意美音美和形美确实是作诗和译诗所应遵循的”。他还进一步补充说“以外语译中诗最难掌握的似仍在音。如原诗用格律，译文之用格律当然较妥，但音亦不仅在格律，而且意、形、音三者不可偏废，还要成融贯的统一体，严氏信、达、雅的标准仍较周全，三者都要涉及意、形、音”。朱光潜的这些说法无疑令许渊冲倍受鼓舞，使其更加“坚定了译诗的信心”。

九、钱锺书说翻译

　　钱锺书是许渊冲就读西南联大时的英语老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两人的交往形式主要是书信往来。其中钱先生写给许渊冲的一封信，比较全面地折射了钱锺书的诗歌翻译观。信是用英文写的，许先生将它译成了中文，大意如是：“你带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你当然知道罗伯特·弗洛斯特不容分说地给诗下的定义：诗是‘在翻译中失掉的东西。我倒倾向于同意他的看法，无色玻璃般的翻译会得罪诗，而有色玻璃般的翻译又会得罪译。我进退两难，承认失败，只好把这看作是一个两害相权择其轻的问题。根据我随意阅读五六种文字的经验，翻译出来的诗很可能不是歪诗就是坏诗。但这并不否认译诗本身很好，正如本特莱老兄说的：蒲伯先生译的荷马很美，但不能说这是荷马的诗。”

　　钱先生的这些说法的确能给人很多启发。首先，诗歌翻译好比戴着镣铐跳舞;镣铐者，音韵和节奏之谓也，但可以跳得灵活自如。其次，诗歌翻译必有所失，完全照搬，不像诗;加以变化，则不像译。复次，诗歌翻译只能在或“得罪诗”或“得罪译”两者之间进行权衡，择其轻者从之。再次，诗歌翻译，如果译得很差劲，则成了“坏诗”，如果将原诗的本意译偏了，则成了“歪诗”。 最后，诗歌翻译，确实有上乘之作，但这种上乘之作，却不是原作者的诗了。蒲伯译荷马即是一例。

　　许先生告诉我们，钱锺书曾将成语“吃一堑，长一智”英译为：“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

　　许先生对译文的评语是：“形、音、义三美俱备，令人叫绝”。

　　许先生还告诉我们，钱锺书曾将另一个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英译为：“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 mind.”

　　许先生说，这个“传诵一时”的译文，让“钱锺书无可争议地登上了中国译坛的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