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在“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之间
1970年5月，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王云五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称：“我认为一个出版家能够推进与否，视其有无创造性的出版物。”在他看来，商务70年间，只有30种出版物可归入其中。这30种出版物，包括中小学教科书、《东方杂志》、《辞源》、各科词典、四部丛刊、百科小丛书、各种索引、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丛书集成等[1]。如此自我期许，很是令人钦佩。不过，王先生所标举的好书，主要功在出版，多半做的是学术积累或文化普及工作，仍然算不上是开创时代风气、引领思想潮流的“大书”。
还有另外一种关于报刊出版“创造性”的解读，那是五四新文化主将胡适提出来的。1923年10月，胡适给高一涵等写信，其中有：“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胡适说这话，主要是给《努力周报》诸君打气，希望能承继《新青年》未竟的事业，“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2]。因此，胡适并没解释为何谈论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杂志时，不提读者面很广的《东方杂志》。我的推测是：可以称得上“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杂志，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这样才可能直接介入并影响时代思潮之形成与走向。强调照顾读者趣味(往往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其结果必然是磨平棱角，记录而不是引导社会，因而也就不可能义无反顾地承担这一选择所与生俱来的风险。这一点，对比《新青年》与《东方杂志》，很容易明白[3]。
既是成功的“出版事业”，又在“思想革新”或“文化创造”方面有所建树，这样的成功先例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并非俯拾皆是。放开视野，不局限于商务一家，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出版事业中，像王云五那样选取三五十种“有创造性”的出版物，我认为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3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可以入围。
相对于皇皇巨著《中国新文学大系》，1940年10月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只能说是一册“小书”。可这册363页的小书，1982年由上海书店影印重刊，在最近三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说人手一册，起码也是广为传播、阅读与引用。十篇导论，或已成为“运动小史”，或被认作“研究范例”，对于关注1917—1927年的文学运动及创作的研究者来说，这不仅是“必读书目”，且规范着“眼界与趣味”[4]。也正因此，《导论集》某种程度上可以“特立独行”，不一定非依傍那十卷大书不可。就像今人阅读《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时，可以暂时搁置吴讷、徐师曾所选历代诗文一样。这种阅读趣味，自《导论集》成书之日起，就已经不可逆转——你既可以将其与《大系》对照阅读，也可以单独欣赏。
问题在于，流传甚广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并不仅仅是《中国新文学大系》诸多导言的“集锦”，其中的修订与删节，隐含着不同的编辑策略与文学眼光，值得仔细推敲。
一、从“大系”到“导论集”
不管是当初的出版说明，还是日后的阅读印象，一般都将《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视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导言”的汇编[5]。其实，情况远比预想复杂得多——不能说不是“导言”的结集，也不能说就是“导言”的结集。因为，《导论集》出版时，编者做了很多“技术处理”，目的是使其显得更像是一部独立刊行的文学史著作。这一点，《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书前的“出版说明”有明确的表述：“本书乃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册中所载各篇导言而成，故名《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内计总序一篇，导言九篇，是第一个十年间中国新文学各部门综合的研究。”
《中国新文学大系》初版十册
将《大系》的“导言”结集成书，这一绝佳创意，早就潜伏在这套大书的编选过程中，也符合主编的设想及出版社的利益。“文选”的主要功能，不外存文献、见眼光、定经典、传久远，可规定每集冠以两万字的“导言”，明显是“别有幽怀”。《大系》尚未面世，出版商已在《良友画报》第103期上大做广告，主打词为“五百万字选材，二十万字导言”;《大系》即将出齐，《文学》5卷4号又刊登“《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大部之内容说明”，着重介绍的依旧是各家的“导言”或“序文”[6]。“导言”成了《大系》的重要卖点，这正是日后《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得以单独成书的预兆。
赵家璧最初的设想是精选“五四以来文学名著百种”，然后“统一规格，印成一套装帧美观、设计新颖的精装本”，只是因碍于版权，方才改为编选集。可由于郑伯奇、阿英、郑振铎、茅盾等人的积极介入，越做越认真，越想越宏伟，最终做成了“兼有文学史的性质”的一套大书[7]。
所谓“文献”之外，“兼有文学史的性质”，主要指向各卷的“导言”。至于阿英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的意义，必须是专家才能意识到。如果说《大系》的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在“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二者之间取得某种微妙的平衡，那么，《导论集》属于“二次开发”，目标很明确，只讲“史著”而不问“工程”。
为了使《导论集》看起来更完整也更完美，编者可谓煞费苦心。
首先，为入集的十文另拟标题。详细情况见下表：
其次，《导论集》调整了《大系》的结构，改《诗集》在前为《戏剧集》优先。如此调整，可能存在文类的偏见，但更大的可能是对朱自清所撰“导言”不太以为然。入选各文中，被删节最多的便是朱文。
第三，《导论集》仅收九卷的“导言”，删去了本该入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序例》。阿英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对于整套《大系》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以工作量计，十卷中此卷最吃紧。阿英所撰《序例》开篇即称：“依照《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整个编辑计划，和《史料·索引》册所能容纳的字数的关系，在这里，我只能很简略的说一点关于本册编制经过的话。”虽然篇幅不长(六页纸)，且侧重工作思路的介绍，但“序例”中牵涉不少文学社团及杂志创办等史实，并非可有可无。
第四，《导论集》删去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卷(即《建设理论集》)书前所刊的《前言》(赵家璧撰)。赵家璧在《大系》中的位置，到底是“主编”还是“责编”，这一点下节辨析，此处不赘。单就文章而论，此《前言》确实与“第一个十年间中国新文学各部门综合的研究”无关，故被“导论集”的编者果断地割舍了。
第五，《导论集》对鲁迅、郑伯奇、朱自清三篇“导言”进行了删节。具体情况如下：删去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的第五节，也就是“临末是，关于选辑的几句话——”以下大约五百字;删去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第八节的最后两句——“本书所选的范围以《洪水》第一周年为止。《月刊》以后的作品便没有选入”，而保留了涉及创造社各种刊物之间的联系那些文字;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因体例特殊，被删节最多。前面的论述文字未动，接下来的“编选凡例”(八则)以及“编选用诗集及期刊目录”全被删去;保留“选诗杂记”，而删去了随后六七千字的“诗话”。
面对鲁迅等诸多大家专门为《大系》撰写的宏文，《导论集》编者竟如此“大动干戈”，实在不应该。可仔细辨析，你会发现，编者还是相当用心[8]，所删均为编辑凡例之类，无关文学史论述的大局。如果说《大系》本就包含“选本”与“文学史”两个面向，那么，《导论集》舍弃前者，凸显后者，目的是将其改造成为一部多人合撰的“文学史”。
如果不是仔细校勘，发现诸多剪裁与调整的痕迹，单从这册独立发行的书籍看，《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还是可读性很高。这就牵涉到，到底是谁动的剪刀?《大系》乃良友图书公司所刊，《导论集》则属于良友复兴图书公司，二者关系如何?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称：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爆发，良友图书公司因地处战区，损失惨重，随即宣告破产。一九三九年一月，改组为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编辑部由我负责。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发生，随后，日寇入侵英法租界，“孤岛”时代的上海，从此结束。十八天后，良友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生活、光明八家，同遭日寇查封。[9]
此后，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先迁桂林，后搬重庆，有过若干宏伟规划，包括编辑《大系》第二辑、第三辑等。可惜的是，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1946年，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因股东内部纠纷，无形停业”，此事也就不了了之[10]。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初刊于1940年10月，按赵家璧上述的说法，此时良友复兴图书公司的编辑部乃由他负责。至于将十卷本的《大系》改造成精粹简便的《导论集》，是不是他本人操刀，不得而知。不过，赵先生对这册《导论集》起码并不反感，在《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四次引述[11]。
从《导论集》的角度，反观《大系》的制作与传播，未始不是一个有趣的角度。更何况，本文的撰写，主要针对新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的读者。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1940年版
二、是“主编”还是“责编”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扉页，明明写着“赵家璧主编”五个大字，难怪后世专门研究“编辑出版”的学者，要据此大做文章。除了讨论其出色的营销策略，更有表彰其如何“主帅点将”，“指挥着11员新文学名声赫赫的宿将，共同成就了这样的创举和奇迹”的[12]。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编辑，促成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诞生，确实难能可贵。对于现代编辑出版史上这么一项“历史性的大工程”，赵家璧功不可没;可要说他“亲手绘制了《大系》全新的设计蓝图，在成为总设计师的同时又担当了举帅旗的总工程师”、“犹如交响乐的指挥，不但举帅旗，而且纳众议，奏响了雄浑壮丽的乐曲，成就了《大系》多元复调的学术特色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13]，则实在言过其实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之所以具有“多元复调的学术特色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恰恰在于赵家璧这个“主编”不像今人想象的那么权威、那么神奇。
这里的关键在于，今人理解的“主编”，乃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一言九鼎，而民国年间活跃在出版界的“主编”，不一定是学界权威或文坛领袖，也可以是代表出版社利益、起协调作用的“责任编辑”。
1935年3月15日刊行的《良友画报》第103期上，有《中国新文学大系》系列广告，其中包括赵家璧的《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缘起》：“我们相信中国新文学的将来，只有向前进取才是最大的出路。这次我们集合许多人的力量，费了一年余的时间，来实现这一个伟大的计划，希望能从这部大系的刊行里，使大家有机会去检查已往的成绩，再来开辟未来的天地。”这“许多人的力量”，落实在赵家璧所撰《<中国新文学大系>前言》，便是：
这一个《新文学大系》的计划，得益于茅盾先生，阿英先生，郑伯奇先生，施蛰存先生的指示者很多，没有他们，这个计划决不会这样圆满完备的。蔡元培先生，胡适之先生，郑振铎先生，鲁迅先生，周作人先生，朱自清先生，郁达夫先生，洪深先生和上述的前三位，花费了他们宝贵的时间，替我们搜材料，编目录，写导言，使这十部大书得以如愿的实现，我借了这个机会，敬向他们深深的致谢。[14]
赵家璧《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缘起》，《良友画报》第103期
阅读赵家璧将近半个世纪后所撰、详细叙述整个编辑出版过程的《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更明白《前言》中这段感谢的话并非客套——赵家璧的工作接近今天的“策划编辑”或“责任编辑”，主要是择善而从，联络各位编者，协调各方利益，以及宣传推广等。
在茅盾、阿英、郑伯奇等名家的指挥下，赵家璧勤奋工作，出色地完成了编辑任务;可这并不等于他对“第一个十年间中国新文学各部门综合的研究”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因此，编《导论集》时，将其为《大系》所撰的《前言》删去，一点也不奇怪。猜测那是因为同人倾轧或者本人谦虚，反而是多虑了。
良友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有很多“幕后英雄”，但未见“举帅旗”号令四方的“主编”。而这，正是这套大书成功的秘诀。
1932年12月14日，鲁迅撰写收入《南腔北调集》的《〈自选集〉自序》，回忆当初与《新青年》诸战友联手，积极提倡“文学革命”的辉煌，接下来便是那段感慨遥深的文字：“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15]三年后，郑振铎撰写《<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回望那“伟大的十年间”，同样表现出无限的惆怅与凄楚：
当时在黑暗的迷雾里挣扎着，表现着充分的勇敢和坚定的斗士们，在这虽只是短短的不到二十年间，他们大多数便都已成了古旧的人物，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了。……
最好的现象还算是表现着衰老的状态的人物呢!所谓“三代以上的古人”者的人物，还是最忠实的人物;也还有更不堪的“退化”的，乃至“反叛”的人物呢。他们不仅和旧的统治阶级，旧的人物妥协，且还挤入他们的群中，成为他们里面最有力的分子，公然宣传着和最初的白话文运动的主张正挑战的主张的。
只有少数人还维持斗士的风姿，没有随波逐流的被古老的旧势力所迷恋住，所牵引而去。[16]
这里分辨“斗士”、“衰老”、“反叛”三种路向，与鲁迅的说法异曲同工。只是无论鲁迅还是郑振铎，都只讲类型而不牵涉具体人物。后世的研究者固然可以断言谁高升、谁退隐、谁前进，当初却没有人愿意“对号入座”。
赵家璧的《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撰于1983年，受时代氛围的限制，再三辩解为何请胡适编《建设理论集》、请周作人编《散文一集》，还抬出郑振铎、茅盾来为自己撑腰[17]。多年批胡适给作者心灵留下浓重的阴影，难怪其谈及此话题时仍心有余悸：“解放后，通过学习，我对五四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胡适的那套说法有了不同的看法。因此当我听到有人批评《大系》的第一卷不宜由胡适来编选，在第一卷里又没有选入好几位革命作家的重要文章时，衷心有愧。”[18]胡适编《建设理论集》时是否“自吹自擂”，可以见仁见智;但其“舍我其谁”的姿态，当年的左翼文人并没有斤斤计较，反倒是作为编辑的赵家璧过于胆小了。至于说陈独秀更合适编《建设理论集》，可惜因在监狱中无法找到[19]，这些都是外行话——且不说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贡献无人能替代，若真由“老革命党”、性情上更为偏激的陈独秀来编这一册，效果肯定不如目前的状态。
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已严重分化，早年同一战壕的战友，如今可能因政治立场歧异而互射“明枪暗箭”。即便如此，彼此间还没到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地步。十卷“大系”的编者，有左翼人士，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没有右翼或封建遗老，基本上都是坚持五四新文化立场者。“道”不太相同，友情日渐稀薄，很可能互相不服气，这个时候，合作编书可以，但要说听谁的指挥，那是做不到的。他们可以接受一位年轻编辑的意见，因其代表图书公司的利益，但不可能听从任何一位编者的“帅令”。
如此弱小的“主编”，促成了十位立场不太一致的名家“真诚合作”，此乃“大系”神奇之处。正因为“主编”太不权威了，十位编者选编及撰写“导言”时，可以海阔天空，自由飞翔。当初出版社约定，每人编辑费三百，序文千字十元，这在当年是非常优厚的待遇;但鲁迅认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导言”不一定非撑到两万字不可。于是，鲁迅致信赵家璧，称“意思完了而将文字拉长，更是无聊之至”;因此，宁愿“序文不限字数，可以照字计算稿费”[20]。出版社后来也意识到，“导言”以二万字为标准，“这种要求确实不很合理”[21]，因此听任每位编者自由取舍。阿英编《史料·索引》卷，《序例》不到五千字;洪深编《戏剧集》，撰写《导言》时下笔不能自休，洋洋洒洒六万言，也都相安无事。
对于“导言”的体例以及编选的策略，“主编”完全不加干涉。朱自清编《诗集》，其《导言》变成了五块，短论加四个附录——“编选凡例”、“编选用诗集及期刊目录”、“选诗杂记”和“诗话”;周作人编《散文一集》，撰《导言》时继续“文抄公”试验，不断引述自家以往所撰文章;郁达夫不管别人怎么看，将《散文二集》三分之二的篇幅给了自己最为欣赏的周氏兄弟。各卷的编者全都“一意孤行”，不把“主编”放在眼里，这在日后刊行的《大系》各续编中，都不可能再出现了。
有大致的倾向——这毕竟是“新文学”的“大系”，必须坚守五四新文化人的价值观;但没有僵硬的指标——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悉听尊便”，并不强求一律。这一奥秘，被最早为《大系》撰写书评的姚琪一语道破：
不过是因为分人编选的缘故，各人看法不同，自亦难免，所以倘使有人要把《新文学大系》当作新文学史看，那他一定不会满意，然而倘使从这部巨大的“选集”中窥见“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的文坛全貌，那么倒反因为是分人编选的缘故，无形中成了无所不有，或许他一定能够满意。[22]
除了作者以戏班作比喻，夸奖《大系》各卷编者的“角色”配搭得很匀称，更因为“五四”本就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大系》就该编成这个样子。任凭各卷编者自由发挥、各行其是，在我看来，乃《大系》成功的保证。而这，恰好是“主编”很不权威而导致的“无心插柳柳成荫”。
三、“工程”何以能成功
完成如此浩大的出版工程，犹如打一场胜仗，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某种意义上，时势比人强，且“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假如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不是在1935—1936年间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推后一两年，抗战全面爆发，此事绝难进行;提前五六年呢?那时新文学内部正忙于论争，火药味很浓，彼此伤了和气，也很难开展真诚的合作。恰好就在这个相对平静的空当，敏感的年轻编辑赵家璧以及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抓住机遇，成就了一件大好事。
因得到诸多高人的热心指点，整个《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大约在1934年的三、四月至七、八月间，《大系》的基本轮廓有了，编辑这样一套《大系》的必要性已肯定了，但如何分卷，请哪些人来担任编选，全未着落”;“十位编选者确定以后，我去谒见蔡元培，那大约是在岁尾年初，时间快进入1935年了”;“1936年2月，《史料·索引》终于由装订作送来了样书。这样，酝酿于1934年的一个理想，至此终于全部实现了。”[23]这么重大的出版工程，从酝酿到完成，总共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想想日后“大系”各续编的工作进度，就明白其中的差距。
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这套大书，首先取决于各位编者的积极配合。而诸多名声显赫的编者，之所以心甘情愿地听从一位小编辑的“驱使”，全身心投入这项工作，除了报酬优厚，更重要的是此出版计划深深打动了他们。赵家璧描述他求见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时的情景：
当我把《大系》规划和编选者名单送给他看时，他仔细地翻阅了一下，他认为像这样一部有系统的大结集，早应当有人做了，现在良友公司来编辑、出版，很好!我们的话题，引起了他老人家的回忆。……他像又回到五四运动初期，风云疾卷的大时代大动荡的日子里，在他慈祥的眉宇之间流露出一层满意的笑容。……他赞许这一出版计划以后，一口答应两件事：先写一段短短的总序提要，再抽空写一篇长序。[24]
这虽是多年后的追忆，我认为大致可信。各位编者的心境，应该也是大同小异。“像又回到五四运动初期，风云疾卷的大时代大动荡的日子里”——正是这种感觉，让他们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活计，齐心为“大系”效力。
郑振铎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是这样开篇的：
编就了这部“伟大的十年间”的《文学论争集》之后，不自禁的百感交集：刘半农先生序他的《初期白话诗稿》云：
“这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动和相当的进步，就把我们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是我们应当于惭愧之余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
这是半农先生极坦白的自觉的告白。但一般被“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的人物，在那几年，当他们努力于文艺革新的时候，他们却显出那样的活跃与勇敢，使我们于今日读了，还“感觉到十二分的喜悦与安慰”的![25]
这里有个小小的误解，“三代以上的古人”不是刘半农的发明，是刘半农引述陈衡哲的话。这段话对五四新文化人产生了极大的刺激。据赵家璧称，当初他向郑振铎约稿：“当我们谈到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一书序中，刘所说五四时代的战士们已被挤成三代以上古人那句话时，他就动了感情(后来我们知道他为人富于感情，对是非善恶反应强烈，绝不含糊妥协)。他面红耳赤地对我申述了他的见解。……因而对编辑《大系》之举，认为非常及时，极有意义。”而赵家璧之所以关注这段话，则是由于阿英的提醒[26]。
历史感很强的文学史家阿英，在为光明书局1934年版《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所撰序言中，已经引述过这段话[27];而在《大系》的《编选感言》中又称：“十六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其激急和繁复，是历代文学中所不曾有过的。所以参加了初期活动的干部，现在提起往事，都已不免于有‘三代以上’之感。”[28]茅盾则在1935年4月发表《十年前的教训》，称“从这番话想到最近良友公司拟将出版的‘新文学大系’，觉得是非常有味”;不过，“半农先生说十五年中国内文艺界的变动和进步就把他们这班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一挤挤成三代以上的古人，这在一般的说来，容或是事实，但部分的看来，却也未必然呢”[29]。晚年撰写回忆录，茅盾为此“未必然”揭底：“也有未被挤为古人而与今人同行的，也有虽为今人却好似昔日的旧人还魂的。”[30]可以说，这是一代新文化人共同的“胸中块垒”，借编选《大系》之酒杯而浇之，颇为快意。从撰写总序的蔡元培到十位编者，以及诸多自愿为《大系》站台的著名作家，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31]。
《大系》的编者不时提及“用以纪念白话诗十五周年”的《初期白话诗稿》，除了诗稿让他们回忆起当初的峥嵘岁月、陈衡哲的“三代以上的古人”让他们感慨万千，还有就是此前一年，《初期白话诗稿》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将刘半农突然去世(1934年7月14日)，所有这些，都促使他们“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为了说明编者是如何积极投入此项工作，我选择了几位关键人物，勾勒其工作进度，以及“进度”背后蕴含着的“心情”。有的编者没有日记传世(或独缺这一两年日记)，我们只能笼统地说茅盾花了三个月[32]、郑振铎用了八个月[33];相比之下，蔡元培等人的状态好多了
蔡元培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同时又是“党国要人”，需参加各种政务及社会活动，故这段时间著述不多;偶有著述，大都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1934年1月1日发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详细描述发源于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同年6月13日撰《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称“观察我国的文化运动，也可用欧洲的文艺复兴作一种参证”，从先秦诸子百家一直说到“《新青年》盛行，五四运动勃发”，其中牵涉赛先生与德先生、语体文、西洋小说的翻译、民歌的搜集、话剧的试验等——此文篇幅不长，却为日后《大系》的《总序》埋下了伏笔;同年8月20日撰《哀刘半农先生》、10月1日撰《刘半农先生不死》、10月8日撰《刘复碑铭》[34]。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迎面碰上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计划，难怪其不顾劳顿，一口应承。据蔡元培1935年1月11日日记：“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到院，拟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一九一六——一九二七，即五四至五卅时代)，要我作一篇总序，约三四万言，二月二十八日以前缴稿。先作二三百言的提要，于下星期六来领，备先付印征预约。”[35]出于对五四新文化及新文学的强烈兴趣，蔡元培认领了此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年8月6日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撰写的《总序》，叙述欧洲近代文化是从文艺复兴而来，而中国文化自先秦以至近代，自有其发展轨迹;陈独秀主持《新青年》以及胡适、钱玄同等提倡白话文，既是思想革命，也是文学革命，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拟。文章结尾高屋建瓴：
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儿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36]
半个月后，蔡元培又为《新青年》重印本题词：“《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可嘉也!”[37]所有这些举动，对蔡先生而言，都是在怀念一个已经永远消逝的时代。
1935年的上半年，北大文学院长胡适除了教书、开会、会客、香港讲学、广西访问、平绥路旅行、为中日交涉谋划国策，还撰写了小诗、游记、论文以及大量时评[38]。此外就是关于“五四”的若干文章。查胡适当年4月28日日记：“今天写《纪念五四》一文，至晨三时始终成，凡六千五百字”;5月1日日记：“校看《独立》稿，把‘五四’一文送从文转载”[39]。可此文最后还是留在了《独立评论》，刊1935年5月5日发行的第149号。此期杂志的《编辑后记》称：“纪念‘五四’的文字，本是沈从文先生要我为《大公报》文艺副刊写的，写成之后，我自己觉得够不上‘文艺’，所以留在这里发表。”[40]
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初版封面
五四运动发生时，胡适并不在北京，因而不可能有很生动的记述。其1935年所撰《纪念“五四”》，叙述五四运动的起源、经过以及影响，更多的是理性分析：“我们现在追叙这个运动的起源，当然不能不回想到那个在蔡元培先生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而蔡元培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吸收了青年教授而造成了研究学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气;另外，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反对孔教、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因而在新旧思潮论争中，“北大早已被认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了”。如此溯源，结论是我们必须关注“思想之变化”：“因为当年若没有思想的变化，决不会有‘五四运动’。”[41]紧接着，胡适于同年5月6日撰《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论五四运动》(刊《独立评论》151号)，针对近年国人对于他所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批评，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胡适强调两点：“‘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思想的转变是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之下个人不断的努力的产儿。个人没有自由，思想又何从转变，社会又何从进步，革命又何从成功?”[42]那年八、九月间，胡适为上海亚东图书馆与求益书社重印《新青年》题词：“《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我们当日编辑作文的一班朋友，也不容易收存全份，所以我们欢迎这《新青年》的重印。”[43]至于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撰写《导言》，我们只知道完成于1935年9月3日，至于何时动笔，则不得而知。因为，一直到七月底，胡适日记仍没有撰写《导言》的记载;而八月至十一月日记缺失，往来书信中也未见涉及。或许，对于胡适来说，撰写此文乃“水到渠成”，用不着花很大力气，故也就不必记载了。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附录的《选诗杂记》中，曾引述周作人的话：“他说他选散文，不能遍读各刊物;他想那么办非得一年，至少一年。”[44]实际上，周作人不可能这么做，也不屑于这么做。查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1934年12月7日六时半，周与马隅卿、徐祖正往淮阳春饭庄，请客的是许寿裳，同席有熊佛西、朱自清、俞平伯、朱光潜、郑振铎等;席间，“西谛为良友公司转嘱《新文学大系》中‘散文甲编’，允考虑再覆”。同月11日发信郑振铎，内容不详;15日又给郑振铎寄去刚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夜读抄》;21日得郑振铎快信，22日寄郑振铎快信，应该是签了合约[45]。1935年1月6日，周作人致信赵家璧，称“大系规定至民十五年止，未免于编选稍为难，鄙意恐亦未能十分严格耳”;15日再次致信，言“达夫来信拟以人分，庶几可行，已复信商定人选矣”[46]。这期间，周作人除了上课、演讲，平均两三天就有一篇新作，似乎没有特别在意《大系》的编选与撰序。完成于同年8月24日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基本上是平日文章的连缀，因为此前周作人已有很多关于散文的言论，不必临阵磨枪。《导言》一开篇，就摘引自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五讲，接下来是1930年9月所撰《<近代散文抄>序》以及1926年5月致俞平伯信、1926年11月撰《<陶庵梦忆>序》、1928年5月撰《<杂拌儿>跋》、1928年11月撰《<燕知草>跋》、1932年11月撰《<杂拌儿之二>序》等，最后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二讲作结。比起以前的论述，此文补充以下几点：“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追溯晚明公安派文“却不将他当作现今新文学运动的祖师”;新文化运动受“唯物的科学思想”影响，故能使中国固有的儒释道得到很好的淘炼;“以科学常识为本，加上明净的感情与清澈的理智，调和成功一种人生观，‘以此为志，言志固佳，以此为道，载道亦复何碍’”。接下来是编辑体例，第六点居然是：“末了我似乎还得略说我自己对于散文的主观和偏见……”。这样的序言，只有大名家周作人才做得出来;也只有编者对其格外信任乃至崇拜，才能允许他这么写序。对于了解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此文很重要;可要想借此了解这十年间散文发展的轨迹，则实在是无从谈起。
《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这一卷，赵家璧原本想请避祸日本的郭沫若编，因审查会的坚决反对，只好改请朱自清上阵[47]。这样一来，留给朱自清的编选时间就很少了。好在朱先生十分敬业，竟如期完成了任务。查朱自清日记：1935年6月7日、11日、19日，朱自清和赵家璧有三次见面，那不会只是吃饭，应该是商定编选《大系》事宜。6月30日，朱自清“开始编《新诗选集》，但觉头脑不爽”[48]——这可不是抱怨，连着十天，朱自清一直跑医院;再接下来妻子早产，需要照顾，又不免分散了精力。从7月15日起，同时编《大一国文选》和《新诗选》，感觉“工作效率不高”。7月22日是关键，那天下午，朱自清拜访周作人，得其指点，日记中称：“下午进城，见周岂明，借新诗集甚多。询以散文一集之选编方法，并承答，谓搜集全部材料并选编，共费时一年。而在我则不可能有此余裕。又谓彼先主观确定十七八位作家，再从中选取作品，这却很有道理。看来我的计划也要加以改变。”[49]这一编选策略的改变，大见成效，虽整整改了一周的试卷，但还是在8月11日“寄走全部诗选稿件”，9月5日“写《选诗杂记》”[50]。《诗集》的及时完稿，固然得益于编者此前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并撰有相关讲义，可不管怎么说，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编出这样一本大书，还是令人钦佩。了解其工作进程，明白编者们是在什么状态下编书的，我们对这套“大系”便既不忍横加指责，也不该过分迷信。
关于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具体经过，赵家璧已有专文论述[51]，这里从略;我只想计算鲁迅编书与作文所费时间。查鲁迅日记，1935年1月8日“得赵家璧信并编《新文学大系》约一纸”;1月24日“夜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开手”;2月20日“夜作《新中国文学大系》小说部两引言开手”;2月26日“上午寄赵家璧信并所选小说两本”;2月27日“下午选校小说并作序文讫”;28日“访赵家璧并交小说选集稿”[52]。实际上，这时《导言》并未完工，只是写出了初稿。查3月1日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称“我的选小说，昨夜交卷了，还欠一篇序”;3月6日致信赵家璧，提及“序文总算弄好了”[53]。可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文末所注“1935年3月2日写讫”，应该是准确的。如此说来，鲁迅选编《小说二集》并撰写《导言》，合起来也才用了一个半月时间。
《大系》编选之所以进行得如此顺利，一是编者感触良多，愿意投入此“有意义的工作”;二是编者均为当事人，对于相关文学活动及作家、作品相当熟悉;三是各位编者基本上成竹在胸，一旦应允下来，均能按时完成任务。当然，知道这套大书采用“预约制”，不好意思因自家拖延而导致出版商破产，也是一个重要缘故。
读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容易产生两点误解，第一，十位编者分属不同阵营，选文时很可能互相排斥;第二，“前辈作家虚怀若谷”，说不定因担心瓜田李下，都像茅盾那样“独独不选编者自己的任何一篇作品”[54]。如此“想当然尔”，是不了解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风气。《大系》的编者们，即便关系不太融洽，也都有历史眼光，明白哪些该选，哪些不该选。正是因编者不避前嫌，也不自我回避，使得这套大书显示出从容的气度与胸襟。
若将入选作品分成五类：文论、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看这十位编者入选作品的数量(暂不考虑文章长短及重要性，也不计入各卷的“导言”)，你会有很有趣的发现(括号中代表篇数)：
胡适：文论(34)，诗(9)，戏剧(1);
郑振铎：文论(9)，小说(2)，散文(2)，诗(2);
茅盾：文论(11)，散文(2);
鲁迅：小说(4)，散文(24)，诗(3);
郑伯奇：小说(2)，戏剧(1);
周作人：文论(7)，散文(57)，诗(9);
郁达夫：文论(2)，小说(5)，散文(8);
朱自清：小说(2)，散文(7)，诗(12);
洪深：戏剧(1);
阿英：文论(1)。
在编选过程中，各卷编者互相推荐文章，颇多沟通与对话。至于“内举不避亲”，更是不在话下。如胡适编《建设理论集》，选入自家文章20篇;郑振铎编《文学论争集》，选入自家文章6篇;鲁迅编《小说二集》，选入自家小说4篇;郑伯奇编《小说三集》，选入自家小说2篇;朱自清编《诗集》，选入自家诗作12首;洪深编《戏剧集》，选入自家剧作1部;阿英编《史料·索引》，选入自家文章1篇。周作人与郁达夫交叉选文，因此不会出现自己选自己的情况;可周编《散文一集》时选郁文8篇，郁编《散文二集》时选周文57篇，不也近乎自选吗?至于茅盾编《小说一集》时没选入一篇自己的作品，那是因为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沈雁冰的主要业绩在文学批评，成为著名小说家(茅盾)是后来的事。
与日后编各种“选本”或“大系”时编者须“自我回避”不同，五四新文化人理直气壮地选入自家作品，因为，这是一代弄潮儿的“自我确认”，既不想、也不必假装谦虚。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陈平原导读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四、同时代人的阅读与评价
1935年5月，《小说一集》面世，打响了至关重要的第一炮;紧接着，7月出二册，8月出三册，10月出三册;而工作量最大的《史料·索引》卷也在第二年2月刊行。至此，《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全部出齐，可谓“功德完满”。
书如期出版了，读者反应如何?检测读者如何看待这套五百万言大书，有两种不同标准——图书发行与学界评价。前者很简单，赵家璧的“话说”说得很清楚：能销两千套即可保本，再版便是盈余;而《大系》采用的是预约制，初版两千很快订完，再版精装两千也已售出，1935年9月，《大系》尚未出全，已紧急加印普及本两千套[55]。由此可见，《大系》在商业运作方面十分成功。至于说时人对这套大书的评价，可就有点复杂了。这里需要区分当事人的意愿、朋友的站台、公开的书评、私下的议论，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态度。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畅销，除了编者阵容足够强大，再就是宣传很到位。比起登载于大型月刊《文学》等的广告，在公司自家刊物《良友画报》上，关于《大系》的宣传更是铺天盖地。日后研究者论及时人对于《大系》的评价，多来自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引述的《大系样本》;而此《大系样本》的内容，大都见于《良友画报》第103—112期的广告。这里就以广告最为集中且最精彩的《良友画报》第103期(1935年3月15日)为例。
除了介绍“大系”内容以及预约方式的整张广告，《良友画报》第103期还有两大副张，具体内容如下：以赵家璧《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缘起》打头，接下来是黑底白字的“中国文学史上千古不朽的纪念碑”，包括“全国名流学者对《新文学大系》之评论摘录”，蔡元培手书《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节要》、十卷大书的介绍以及各位编者的“编选感想”(手迹)。中间穿插两则广告：“最理想的编选人，用最客观的目光，在最复杂的材料里，作中国新文学史上最有价值的伟举”(黑体为原本所有);“有了这部‘新文学大系’，等于看遍了五四运动以来十年间数千种的刊物杂志和文艺书籍。专家选择了最好的作品，可以省却你的许多时间和金钱!”
《良友画报》第103期介绍《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整张广告
所谓“全国名流学者对《新文学大系》之评论摘录”，总共八则，其中蔡元培、茅盾、郁达夫三则乃下面所刊“总序节要”或“编选感想”的摘引，剩下的五则是：
林语堂先生说：“民国六年至十六年在中国文学开一新纪元，其勇往直前精神，有足多者;在将来新文学史上，此期总算初放时期，整理起来，甚觉有趣。”
冰心女士说：“这是自有新文学以来最有系统，最钜大的整理工作。近代文学作品之产生，十年来不但如筍的生长，且如菌的生长，没有这种分部整理评述的工作，在青年读者是很迷茫紊乱的。这些评述者的眼光和在新文学界的地位，是不必我来揄扬了。”
甘乃光先生说：“当翻印古书的风气正在复活，连明人小品也视同至宝的拿出来翻印的今日，良友公司把当代新文学的体系，整理出来，整个的献给读者，可算是一种繁重而切合时代需要的劳作。”
叶圣陶先生说：“良友邀约能手，给前期的新文学结一回帐，是很有意义的事!”
傅东华先生说：“将新文学十年的成绩总汇在一起，不但给读者以极大便利，并使未经结集的作品不至散失，我认为文学大系的编辑是对于新文学发展，大有功劳的。”
《良友画报》第103期“全国名流学者对《新文学大系》之评论摘录”
甘乃光时任内政部政务次长，虽也有著作，但主要身份是官员;其他各位，或著名作家，或文学编辑，统称为“名流学者”是可以的。只是有一点，诸人都只说编辑《新文学大系》非常非常重要，未说这《大系》编得怎么样。原因很简单，当其开口说话时，都是只闻选题而未见图书——打头阵的《小说一集》也是在这些广告刊行两个月后方才面世。
诸多为这套大书站台叫好的“名流学者”中，最显眼的当属中央研究院院长、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影印蔡元培“总序节要”手迹效果很好，此乃日后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的雏形，值得全文引录：
欧洲近代文化，都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的文化，是人人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比拟，也经过一种烦琐哲学时期，与欧洲中古时代相埒;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废起衰。五四运动时代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
希腊罗马的文化，虽包括哲学、科学、文学与艺术，而要以文艺为最著，故欧洲的“复兴”以文艺为主要品。吾国周季的文化，如诸子的散文，策士的纵横，风雅颂的诗，楚人的辞赋，都偏于文学方面，故“复兴”时期，也以文学为主要品。
欧洲的“复兴”，在艺术上，由神相而渐变为人相;我国的“复兴”，在文学上，由鬼话而渐变为人话。
欧洲的“复兴”，为方言文学发生的主因;我国的“复兴”，以白话文学为要务。
欧洲的“复兴”由十三纪发起，历三世纪之久，由意大利而渐布于法、德、英等国，由文学而人道主义、科学方法，以达于艺术的最高点。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主义(即《新青年》所标揭的赛先生与德先生)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意大利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检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决不是无聊的消遣!”
蔡元培“总序节要”手迹
至于各卷编者所撰“编选感想”，赵家璧在《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中都有引用。考虑到这些文字被穿插在各处，且赵文引述时颇多错漏，这里根据当初影印制版的手迹重新整理，集中呈现，只是删去了每幅手迹下面关于此册图书内容的介绍。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编选感想》——
我的工作是很简单的，因为新文学的建设理论本来是很简单的。简单说来，新文学运动只有两个主要的理论。(一)要做活的文学。(二)要做“人的”文学。前者是语言工具的问题，后者是内容的问题。凡“白话文学”，“国语文学”，“吸收方言文学的成分”，“欧化的程度”，这些讨论都属于“活的文学”的问题。“人的文学”一个口号是周作人先生提出来的估量文学内容的标准。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编选感想》——
将十几年前的旧帐打开来一看，觉得有无限的感慨。从前许多生龙活虎般的文学战士们，现在多半是沉默无声。想不到我们的文士们会衰老得那末快，然而更可怪的是：旧问题却依然存在(例如“文”“白”之争之类)，不过旧派的人却由防御战而突然改取攻势了。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省得许多“旧话重提”。或不为无益的事罢。
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编选感想》——
“新文学”发展的过程是长长的一条路。这条路的起点以及许多早起者留下的足迹，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现在良友公司印行“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将初期十年内“新文学”的史料作一次总结。这在今日的出版界算得是一桩可喜的事。至少有些散逸的史料赖此得以更好地保存下来。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编选感想》——
这是新的小说的开始时候。技术是不能和现在的好作家相比较的，但把时代记在心里，就知道那时倒很少有随随便便的作品。内容当然更和现在不同了，但奇怪的是二十年后的现在的有些作品，却仍然赶不上那时候的。
后来，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作品也大进步，只是同时也孪生了一个兄弟，叫作“滥造”。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编选感想》——
中国新文学运动已经到了决算期了。把以前的成果整理一番，给今后文学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良友计划刊行的新文学大系，只就这一点讲，已是有意义的工作了。况且十多年来许多将被遗忘的作品因此而获保存，在目前不也是很重要的吗?
不久以前，自己发表了一点关于伟大作品的感想，曾引起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其实，讨论这问题也应该在前人作品中先做一番回顾反省的工夫，不然，便会流为空谈。现在参加这书的编选，为自己个人，是一个自己再教育的好机会。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编选感想》——
这回郑西谛先生介绍我编选一册散文，在我实在是意外的事，因为我与正统文学早是没关系的了。但是我终于担任下来了。对于小说戏剧诗等等我不能懂，文章好坏还似乎知道一点，不妨试一下子。选择的标准是文章好意思好，或是(我以为)能代表作者的作风的，不问长短都要，我并不一定喜欢所谓小品文，小品文这名字我也很不赞成，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文人很多，我与郁达夫先生是分人而选的，正在接洽中，我要分到若干人目下还不能十分确定。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编选感想》手迹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编选感想》——
照灯笼的人，顶多只能看清他前后左右的一圈，但在光天化日之下，上高处去举目远望，却看得出四周的山川形势，草木田畴。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已经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了;自大的批评家们，虽在叹息着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品，可是过去的成绩，也未始完全是毫无用处的废物的空堆。现在是接迹于过去，未来是孕育在现在的胞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发行主旨，大约是在这里了罢?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编选感想》——
新文学运动起于民六，新诗运动也起于这一年。民八到十二诗风最盛。这时候的诗与其说是抒情的，不如说是说理的;人生哲学、自然哲学、社会哲学都在诗里表现着。形式是自由的，所谓“自然的音节”。民十五《晨报·诗镌》出现以后，风气渐渐转变，一直到近年，诗是走上了精微的抒情的路上去了。从一方面说这当然是进步，但做诗的读诗的却一天少一天，比起当年的狂热，真有天渊之别了。
我们现在编选第一期的诗，大半由于历史的兴趣，我们要看看我们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他们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怎样学习新语言，怎样寻找新世界。虽然他们的诗理胜于情的多，但是到底只有从这类作品里，还能够多看出些那时代的颜色，那时代的悲和喜，幻灭和希望。
为了表现时代起见，我们只能选录那些多多少少有点儿新东西的诗。
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编选感想》——
我想写两篇序文：一篇是泛论中国的戏剧运动的，指出各派各人的作用与功绩。在纵的方面，可分三期：一、最早以新姿态出现，作者的动机胜过于他的技巧。二、技巧相当地追上一段。三、更新的内容——在一九二七前，理应开始。而横的方面，又可分三类：一、理论;二、剧本的创作;三、舞台上工作。我在第二篇序文里，想说明每个剧本被选入的理由，以及每个作家的成就。
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编选感想》——
十六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其激急与繁复，是历代文学中所不曾有过的。所以，参加了初期活动的干部，现在提起往事，都已不免于有“三代以上”之感，刚刚成长的文学青年，那是更不必说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即使暂时不能产生较优秀的新文学史，资料索引一类书籍的印行，在任何一方面，也都是有着必要的。良友图书公司发刊《中国新文学大系》，其意义，可说是高过于翻印一切的古籍，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一件大事![56]
因编者们的积极配合，《大系》的出版工作进展顺利。到了1935年9月，《大系》已刊六册，《良友画报》于是推出了“发售普及本特价”的整版广告，除了丛书目录及简介，再就是以“全国舆论界对本书一致推荐赞扬”为题，摘引了四家报纸的赞扬文字：
天津《大公报》——
从民国六年的文学革命起始，中国有了个新文学运动，这运动因民八的“五四运动”，而增加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到现在，算算时间，已有了十八年!十八年来这个新文学运动，经过了多少变迁，有了些什么成绩，它的得失何在：皆很值得国人留心。我们很希望有人肯费些精力来用一种公正谨严态度编辑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给这个新文学运动结一次账。年来虽看到几本书在市场上流行，可惜还没有一部较好的书。如今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请了十个当代作家，就这个运动初期十年中的一切活动，分别整理编辑了十本书，名为“新文学大系”，可谓近年来出版界一种值得称道的大贡献。
南京《中央日报》——
我们要想对近代中国文学的这一次的变动(五四文化运动)来作一次估价，看看这一次的文艺思潮里倒[到]底有了些什么收获，要想搜取这样一种参考的资料，在现在实在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觉得这一个工作，可以说是目下出版界里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工作。
上海《大晚报》——
从书的计划本身上看，把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启蒙时期，做一次整理和清算的工作，这次却是创举。这一次创举，我们虽然不必要对于既往的成果过分地夸大和自负，但把它当作教训和殷鉴，却是必要的。
上海《申报》——
目下中国出版界，古书在翻印了，新书也在编选了，凡为一个现代中国青年的我们，应当去看古书，研究一点古学问呢?还是应当去读新书，吸收一些新知识呢?这问题如果不是全无意义，那倒也有提出来加以讨论的必要。以我们的眼光看，现代中国青年，应该读新书，而不应该读古书。因此，当翻印古书之风正在盛行的今日，我们还能有这一部《中国新文学大系》可看，这真可说是现代中国青年的幸运![57]
《良友画报》第109期刊“全国舆论界对本书一致推荐赞扬”广告
仔细阅读上述赞扬文字，依旧是从“立意”的角度，表彰《大系》“可谓近年来出版界一种值得称道的大贡献”。或许，这就是“大书”书评的特点，各报编辑尚未认真阅读(更何况书还未出完)，只能“友情出演”，给予十分热情但又显得相当抽象的肯定。
据赵家璧称，为了这降价销售的“白报纸纸面精装普及本”，良友特意编印了《大系三版本样本》：“这个厚六十页的样本中，除分别介绍十个集子的内容外，又加了《舆论界之好评摘录》，把当时《申报》、《大公报》等全国各地七种大报的评语，摘编四页，并把《文学》的评语，列在最前面。还用二十五页篇幅，把九卷的全部目录(除《史料·索引》)编入，供预约者参考。”[58]这当然是很高明的销售策略。至于为何将“《文学》的评语”放在最前面，除了傅东华主编的《文学》在当年的文坛属于“权威性刊物”，更因姚琪的书评说出了很多编者想说又不便直接说出来的“心里话”。
《良友画报》第112期刊《中国新文学大系》普及本广告
姚琪发表在5卷1号《文学》上的《最近的两大工程》，高度评价了郑振铎编《世界文库》(生活书店)以及赵家璧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良友图书公司)。书评作者只见到了最先推出的《小说一集》，故称：“这里共选录了短篇小说五十八篇，代表着二十九位作家，都计五十万言。这二十九位作家中至少有一半是我们陌生的，或早已从文坛上隐去的。然而这几位彗星似的作家的作品不但内容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面，便是技术上也很不坏。”更重要的是，姚琪将《大系》与此前的文学史著作相比较：
近二三年来，曾经有过两三部“新文学运动史”之类的书籍出版，但是无论就材料的搜罗或思潮的分析上看来，似乎都还不能使我们满意。《新文学大系》虽是一种选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计划要每一册都有一篇长序(二万字左右的长序)，那亦就兼有了文学史的性质了。这个用意是很对的。[59]
表彰作为选本的《大系》具有“文学史的性质”，这无疑挠到了出版者的“痒处”，让赵家璧等很开心。
可是，要说“专业书评”，这篇常被研究者提及的《最近的两大工程》，其实不及沈从文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1935年5月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署名“编者”的《介绍<新文学大系>》，那时书并未出版，以下文字属于报刊间互相交换的“软广告”：“每种专集约五十万言，并由编选者各附引论约两万言，叙述本书各作品自五四以来发展的经过，以及其重要影响。十个编选人或为这个运动发端的领袖，如胡适之周作人先生;或为重要刊物主持人，如茅盾郑振铎先生;或为当时重要作家，如鲁迅，郁达夫，郑伯奇先生;或为专家，如朱自清洪深先生;或为史料收藏者，如阿英先生。如今十个人能通力合作来编选这样一部五百万言的总集，可谓近年来出版界一种值得称道的大贡献。编者能在五四运动的十六周年的纪念日，将这部书介绍给本刊八万读者，很觉得是件快乐的事情。”[60]
等到读完了已刊六卷，这位《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者、自信且倔强的小说家沈从文开始较起真来，以“炯之”笔名撰写了《读<新文学大系>》，刊1935年11月29日天津《大公报·文艺》。这是我见到的关于《大系》最为认真的书评——直到今天，仍值得我们认真咀嚼。
除了总体性的表扬，沈从文分册评述，称“洪深选戏剧，在已出六本书中可算得是最好的一个选本”;“茅盾选小说，关于文学研究会作者一部分作品，以及对于这个团体这部分作品的说明，是令人满意的”;“郑伯奇选关于创造社一方面作家的作品，大体还妥贴”。至于“鲁迅选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爱憎取舍之间不尽合理”;“郁达夫选散文，全书四百三十余页，周氏兄弟合占二百三十一页，分量不大相称”。所有这些评论，都是有的放矢，且不无真知灼见，与此前那些“泛泛之谈”明显不同。问题在于，沈从文只从“选本”的角度着眼，不涉及各卷的“导言”，忽略了这套大书潜在的“文学史意义”。正因为看重的是选文的公正性，而不是编者的学识与见解，书评作者称：
一种书的编选不可免有“个人趣味”，不过倘若这种书是有清算整理意思的选本，编选者的自由就必需有个限制。个人趣味的极端，实损失了这书的真正价值。
孤立地看，这段话很有道理，落实到《大系》，则显得有点“因小失大”。至于文章最后关于原作者版权问题，可就说到了出版社痛处：
一般选本虽有选上完事作者从不过问的习惯，这种选本却不能那么马虎了事。……一家正当书店若想在读者与作者间取得信托，照例是应当把这种书的版税按比例分给作者的。不管多少，都必需那么作，新书业才可希望日趋健全，且可使不三不四选本日渐减少。[61]
在《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中，赵家璧已做了诚实的交代——编《大系》的最初动因，正是为了回避版权问题[62]。
胡适日后将《〈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与《逼上梁山》合刊，改题《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1958年由台北启明书局出版单行本，在《自序》中，胡适不无自嘲地称：“其中当然有不少‘戏台里喝采’的说话，我很盼望能得到读者的原谅。”[63]其实，所谓编者的“编选感想”，以及诸多名流学者的积极推荐，都属于胡适所说的“戏台里喝采”，其公正性及权威性是必须打折扣的。好在《大系》确实质量不错，那些“推荐语”也都讲得有分寸，没有太过离谱的话。
至于私下里，编者并非没有任何怨言。1935年2月间，鲁迅先后给杨霁云、叶紫写信，抱怨编书如何忙乱，所谓“近因经济上的关系，在给一个书坊选一本短篇小说——别人的”，虽有自我调侃的成分，语气中还是流露出某种不恭与不屑[64]。书出版后，鲁迅送给王冶秋一套，附有短信：“《新文学大系》是我送的，不要还钱，因为几张‘国币’，在我尚无影响，你若拿出，则冤矣。此书约编辑十人，每人编辑费三百，序文每【千】字十元，花钱不可谓不多，但其中有几本颇草草，序文亦无可观也。”[65]私人信件的话，不能太当真;但起码可以看出，鲁迅对《大系》的评价，没有后世想象中那么高。
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特殊维度，那就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待《大系》的态度。赵家璧在《话说<中国新文学大学>》中讲述如何对付国民党新设立的图书杂志审查会——花了五百元大洋就搞定了“操纵着每本书刊的生杀大权”的审查会主管项德言，实在是太顺利了[66]。这样的好事，日后很难见到——因为，若认真审查，《大系》违禁之处实在太多。“写过指名道姓骂蒋委员长的文章”的郭沫若，因“上面明文规定”而不能编诗集[67]，可《大系》各卷收入他的作品，似乎一点问题也没有：《建设理论集》收《论诗通信》;《文学论争集》收《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小说三集》以郭沫若打头，选其小说四篇，仅次于郁达夫、张资平的各五篇;《散文一集》收郭文七篇，仅次于徐志摩、郁达夫的各八文;《诗集》中郭沫若入选25首，仅次于闻一多(29首)、徐志摩(26首)，排名第三;《戏剧集》每家一部，郭氏的《卓文君》也在内;《史料·索引》选入郭沫若所撰三篇发刊词——如此“全面开花”，在新文学家中绝无仅有。让人惊叹不已的是，这位入选《大系》卷数最多的作家，当年还是避祸日本的“通缉犯”!
至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共产党的创办人、正在监狱中服刑的陈独秀，在《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和《史料·索引》中多有表现，这在情理之中;我关心的是“左联五烈士”的命运。柔石、殷夫、冯铿等出道较晚，不在收录范围之内;可洪深编《戏剧集》时，收录了胡也频的《瓦匠之家》。阿英编《史料·索引》，其“作家小传”介绍了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还有流亡海外的郭沫若，以及被政府枪杀的胡也频。关于胡也频和瞿秋白的两段文字很精彩，值得全文抄录：
胡也频小说作者。福建人。作品散见于《晨报副刊》者甚多，一九二七年后始辑集。主要者有《鬼与人心》，《也频诗选》等。曾主编杂志《红与黑》。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杀。
瞿秋白散文作者，俄国文学译者。文学研究会干部。曾两次游俄。从事政治活动垂二十年。文学著作印成者有《新俄国游记》，《赤都心史》。翻译有《高尔基杰作集》《柴霍甫小说集》等。后期所作，多为辛辣讽刺散文，以载诸北平者为最多，别署有易嘉、萧参等。一九三五年，被杀于广西。[68]
除了佩服编写者阿英的勇气，还得感叹当初的文网很不严密。正是这种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使得编者可以毫无顾忌地选文，也使得《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没有留下太大的遗憾。
五、后世的接纳与反思
与刚诞生时的“霞光万丈”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新文学大系》之“接受史”显得相当坎坷。首先是书评如此之少，实在出人预料。大套书(尤其是选本)本就不太好评论，因促销的缘故，该说的好话也都已经说了;进一步的条分缕析，必须是专家才能出手。很可惜，一年多后，抗战全面爆发，《大系》也就不再被关注。
当初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说的是“第一个十年”，茅盾《编选感想》则提《新文学大系》第一辑[69]，这意味着，在当事人心目中，这“新文学大系”应该有第二、第三辑的编选计划。抗战结束前夕，赵家璧在重庆开始筹划此事，“按《大系》体例编为第三辑，出套‘抗战八年文学大系’”。很可惜，此计划因时局变化而落空[70]。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力推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解放区文艺，续编《大系》的设想日渐被遗忘。1962年，香港的有心人(那些化名的编者至今无考)以“香港文学研究社”的名义影印重刊这套《大系》，且依其体例编选了1928—1938年间的新文学作品，题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不管这套《续编》有多少缺憾，它在传播新文学、延续《大系》香火方面，还是起了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在赵家璧等人的鼓动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刊行了一万多套《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印数不一样)，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于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大系”作为本社的“重要品牌”、“无形资产”来认真经营。先是在1984—1989年陆续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20卷、1990年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20卷，至此，“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中国新文学优秀篇章，尽收在这五十册、三千万字的三辑《大系》之中了”。199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再鼓余勇，编辑刊行《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20卷，这回难度明显加大：“这一辑的编选，时间上，在‘外部’覆盖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断裂，‘内部’焊接了‘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断裂;空间上，则弥合了内地社会主义文学或工农兵文学与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的区隔。”[71]虽然发行不理想，但出版社为求“完璧”，还是坚持做下去，终于在2009年推出了《中国新文学大系1977—2000》30卷。就像王蒙在这第五辑《大系》的序言中所说，“百卷沧桑，百卷心事，百卷才具，百卷风流”，可读者及评论界显然不大买账[72]。这不是王蒙、王元化两位总主编的责任，而是时代变了，“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也(《汉书·韩安国传》)。
《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影印说明
至此，作为重大出版工程的“新文学大系”，总算画上了并不十分完美的句号。为什么说这“句号”不太完美?就因为第二至第五辑《大系》的编者，虽也殚精竭虑，但其水平及影响力根本无法与第一辑比肩。读者仅从“出版工程”的角度来看待后四辑《大系》，而不再将其视为别开生面的“文学史著”。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后四辑共九十卷的“导言”极少被研究者引用，也未见相关“导言集”的刊行。赵家璧之后的《新文学大系》，基本上是萧规曹随，谈不上有多大的创造性。但这是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思潮、出版体制、编者眼光、读者需求等决定的，没有人能“力挽狂澜”。
与第二至第五辑的“后继乏力”形成对照，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可谓“一枝独秀”。以至自《大系》问世以来，凡讨论这一段文学进程的，可以不看其选文，但无法回避作为文学史建构的各卷“导言”。相对于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929)、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3)、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导言”更为后世的文学史家所关注，凡有著述，莫不热心征引。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王瑶先生曾谈及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我以为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就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学习的榜样”。因为，“它不仅对作者有中肯的评价，而且写出了历史过程的复杂性，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指导性文献”[73]。其实，深刻影响王瑶等文学史家的，不仅是鲁迅为《小说二集》所撰“导言”，而是整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各卷“导言”[74]。也正因此，黄修己撰《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时，用了整整11页篇幅来介绍及评析《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导言”，结论是：“总之，《新文学大系》的这些《导言》，有用学者治学的态度来总结历史，有用艺术家眼光来评品作品，不同的文章风格使各篇《导言》各呈异彩，于文艺批评和文学史的写作，都是有意义的开辟和推进。”[75]时至今日，北大等众多大学中文系在培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时，仍将《大系》及《导论集》列为必读(乃至考试)书目。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特点在于兼及“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史家”的眼光，《大系》缺乏高度;没有“企业”的管理，《大系》无法成形。而讨论后者，牵涉到精神与物质、学问与资金、作家与编辑、书斋与市场等一系列问题。我同意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的说法，“追溯一部18世纪图书的生产和传播过程”，包括出版商如何草拟协议，编辑怎样处理文稿，印刷商如何招聘工人，销售商怎样推销产品，这确实是“一个好故事”[76]。问题在于，无论讨论清末民初的百科辞书编纂事业[77]，还是《中国新文学大系》这部大书的制作，我们都做不到这一点，因没有大量原始档案可供查阅。
值得庆幸的是，当事人赵家璧不断追忆，撰写了若干长短文章，尤其是初刊《新文学史料》1984年1期、后收入三联书店1984年版《编辑忆旧》的《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为学界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史料，使得《大系》这个“好故事”开始显山露水。此前偶有文人提及这些“导言”的价值[78]，但应者寥寥;此后三十年，研究《大系》的文章开始逐渐发力，出现了不少值得推荐的好文章[79]。相对于谈论赵家璧编辑思想以及从出版角度说《大系》的诸多论文，文学史家及文化研究者的论述更为深入[80]，也更值得重视。
刘禾著《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第八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制作》，中文版2002年刊行，可英文原著出版于1995年，大概是最早将《大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原著为英文，作者须用较多篇幅介绍赵家璧的文章，但此文仍有值得注意的学术立场：强调当初五四作家凭借其理论话语、经典制造、文学史写作“着力于生产自己的合法性术语”，而编选《新文学大系》时，“自我合法化不得不同时消解他者的合法性，这常常需要用自己的措辞来虚构他者的语言，而不是对他者的声音进行实际的压抑”，具体的例子便是“王敬轩事件”以及对于学衡派的攻击[81]。
陈平原的《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指出编选《大系》乃五四新文化人“自我经典化”的过程，其中出现的偏差，主要责任在读者而非编者：“作为一代人的自我总结，《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成功毋庸置疑，这从后世研究著作基本沿袭其思路，并大量引用其具体结论，可以得到证实。作为当事人，胡适等人之以‘五四新文学’为标尺，抹煞与之相背的文学潮流，一点也不稀奇。只是如此立论，更接近于批评家的‘提倡’，而不是史家的‘总结’。最明显的偏差，莫过于对待‘晚清文学’以及‘通俗小说’的态度。”[82]
杨义的《新文学开创史的自我证明》高度评价《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体例及其对于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深刻影响，指出“诸导言成为新文学开创史的现身说法或自我证明”，而这种“自我证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对一个流动当中的文学过程，作相对定形的有序整理;另一方面，它也是当事人对这个文学过程发难期的荣誉权，进行再分配。任何历史说明，都是经过说明者心灵过滤的历史，当事人的说明更是不可避免地烙上当事人的主观印记。”[83]
温儒敏的《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除了强调《大系》保存了新文学初期丰富的史料，对现代文学的“学科意识及其地位”有明显提升，更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荣誉权”问题：“《大系》的各集都是由权威的文坛元老编的，过来人谈个中事，虽然不免有情感倾向的介入，甚至有为争得‘荣誉权’而导致偏执之处，然而比其后代人修史，他们的评论又有着后写的文学史不可替代的鲜活性和真切感。而且由于编辑者角色搭配本身就很匀称，有历史均衡性，而各集编目的角度与各自撰写导言的立场观点也互有参差，无形中进行了一种多元互补的有整体感的历史对话，这也正是这部《大系》最诱人的学术特色。”[84]
罗岗的《解释历史的力量──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与温儒敏文章同年发表，但学术立场迥异，更接近于刘禾的思路，不过把话说得更清楚，也更绝对。称“这套书不仅通过对重要的理论、创作的汇集，而且运用具有相当策略性的编辑手法，甚至在文献史料的选择安排上，都力图捍卫‘新文学’的合法性”，这似乎与杨义的立场接近，但此文的重点在于批评阿英处理《学衡》时“在史实和史料上的粗率”，由此可见新文化人的偏狭：“正是通过有效的暗示、彼此的联接和精细的安排，《新文学大系》得以把‘它者’对‘新文学’的批判，迅速转化为‘新文学’话语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85]
此后关于“大系”的研究，或在个案上拓展，或在规模上扩张[86]，但大格局已定，除非冒出新的关键性史料，否则很难有根本性的突破。
六、重编的工作策略
作为一个成功的“出版工程”，《中国新文学大系》因其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五四新文化人的立场、眼光与趣味，在学术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至于选文上的缺陷、导言中的疏漏，那都是“在所难免”。只要不将其过分神圣化，每个现代文学研究者都必须认真面对这套大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新文学大系》“选文”的重要性在下降，但“导言”并没有过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北大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资格考试书目时有调整，惟有《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始终屹立不动。但是，就像本文第一节所论述的，良友复兴版《导论集》有不少缺陷。为了给研究生们提供一本值得认真研读的“好书”，我决定根据《导论集》的大致思路进行重编。
具体的工作策略是：补齐十篇“导言”，恢复被删改的文字，调整《导论集》自拟篇目，改正排印中的错别字——一句话，回到集合“总序”及十卷大书“导言”的原初设想。另外，附录各卷选目，以兼及“选本”的意义[87];影印十位编者及总序作者的手迹，以添加阅读的乐趣。这么一来，不再是旧书重刊，只好将书名略为调整，改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
关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研究，我算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1997年发表《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2002年指导杨志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选家眼光与史家意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与出版》[88]，2004年撰《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中心》[89]，都是在不断尝试与《中国新文学大系》对话。2009年秋季学期，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专题课，前六讲是我独立授课，后七讲则与研究生一起讨论《大系》各卷的功过得失。因采用讨论班形式，并非个人著述，故课堂讲稿不拟整理刊行。
为重编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撰写“导读”，对我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因写作时间拖得太长，学界不断有新成果面世，等到自己出手时，只好删繁就简，以回避“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困境。本文之所以从《导论集》而非《大系》的角度切入，某种程度正是为了便于腾挪趋避。至于第五节“后世的接纳与反思”提及诸多论文，既是本文的对话目标，也希望推荐给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2013年6月5日定稿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注释：
[1]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1189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
[2]胡适：《与一涵等四位的信》，《努力周报》75期，1923年10月21日;见《胡适全集》第二卷51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3]参见陈平原《杂志与时代——为<读书>20周年而作》，《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2月20日。
[4]为总结“第一个十年”而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不只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更提供了一幅相当完整的“文学史”图景。除了蔡元培高度概括的总序，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洪深、朱自清、阿英等为各卷所撰导言，都是相当精彩的文学史论。这就难怪后世的研究者，常将其作为立论的根基。鲁迅的总结，历来被史家奉为圭臬;至于五十年代的突出茅盾、郑振铎，八十年代的注重胡适、周作人，主要源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倘若不考虑各家命运的荣衰与升降，单就学术思路而言，新文学创立者的自我总结，始终规范着研究者的眼界与趣味。参见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1期。
[5]1982年上海书店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的名义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其影印说明称：“《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是三十年代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导论的汇编。全书对我国‘五四’以后第一个十年间的新文学运动作了全面的总结。据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10月初版本影印。”
[6]参见《良友画报》第103期，1935年3月;《文学》5卷4号，1935年10月。
[7]参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忆旧》161—183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姚琪：《最近的两大工程》，《文学》5卷1号，1935年7月1日。
[8]如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第八节“最后，关于编选的体例和范围，讲几句话”，这很像鲁迅被删去的第五节，可编者没有全删，而是区别对待。
[9]赵家璧：《编辑忆旧》216页。
[10]参见赵家璧《编辑忆旧》217—221页。良友图书公司资深编辑马国亮撰文，谈及公司内部伍联德、余汉生、陈炳洪三驾马车的分崩离析，导致1938年的破产重组，以及1946年“股东意见分歧，同床异梦，彼此难以合作”，最终无可奈何花落去，再度宣告停业。参见马著《良友忆旧：一个公司与一个时代》282-287页、29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11]参见赵家璧《编辑忆旧》195页、197页。
[12]参见邵凯云《年轻编辑赵家璧成就<中国新文学大系>大业的缘由剖析》，《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1期。
[13]参见邵凯云《年轻编辑赵家璧成就<中国新文学大系>大业的缘由剖析》。
[14]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前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
[15]参见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四卷4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6]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20-21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10月。
[17]参见赵家璧《编辑忆旧》172—174页、182页、202页。赵家璧回忆有误，胡适那时并非“北京大学校长”，且因其政治立场并不被政府欣赏，不可能“对审查会也许能起掩护的作用”;但要说“对一般读者”有“号召力”，那倒是真的。至于周作人，时人并不知道他日后会在抗战中“落水”，以他当年在文坛的地位及影响力，出任“散文一集”的编者乃求之不得，怎么会需要茅盾来为他辩解呢?
[18]赵家璧：《编辑忆旧》202页
[19]参见赵家璧《编辑忆旧》202页、174页。
[20]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616页。
[21]参见赵家璧《鲁迅怎样编选<小说二集>》，《编辑忆旧》241页。
[22]姚琪：《最近的两大工程》，《文学》5卷1号，1935年7月1日。
[23]参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忆旧》169页、203页、212—213页。
[24]参见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忆旧》203—204页。
[25]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1页。
[26]参见赵家璧《编辑忆旧》170—171页、166页。
[27]参见阿英《〈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序记》，《阿英文集》137—138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
[28]阿英：《编选感言》，《良友画报》103期，1935年3月15日。
[29]清：《十年前的教训》，《文学》4卷4号，1935年4月。
[30]《回忆录二集》，《茅盾全集》第三十五卷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31]我在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1期的《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下)中提及：“‘三代以上的古人’这样的感慨，既沉重，又敏感，牵涉到五四‘文学革命’与1930年代‘革命文学’的冲突。尽管代与代、先驱与后继、当事人与观察者、追忆历史与关注当下，决定了对于‘新文学’的历史建构，各方意见会有分歧;但经由《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新青年》同人的文学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
[32]茅盾晚年撰《回忆录》，其“一九三五年记事”一节称：“《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编选工作，花了我三个月的时间，等到我把《导言》交给赵家璧时，已是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旬了。”参见《茅盾全集》第三十五卷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33]郑振铎1935年3月上旬致信胡适，商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的编选问题，并将自己编的《文学论争集》选目寄给胡适，以避免二书选文重复(参见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册291页，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年)。至于完成时间，《文学论争集》出版于同年10月，《导言》后所署日期也是1935年10月21日，可见郑振铎编选此书的时间不会超过八个月。
[34]参见《蔡元培全集》第六卷348-356页、421-423页、437-438页、443-444页、591-5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35]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383—384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36]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蔡元培全集》第六卷568-5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37]蔡元培：《<新青年>重印本题词》，《蔡元培全集》第六卷577页。
[38]参见《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分别刊1935年4月7日《独立评论》145号、1935年4月14日《独立评论》146号、1935年6月23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
[39]参见《胡适全集》第三十二卷435页、44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40]参见《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281页。
[41]胡适：《纪念“五四”》，1935年5月5日《独立评论》149号，见《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266-276页
[42]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论五四运动》，《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282-287页
[43]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1403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
[44]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18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
[45]参见《周作人日记》下册719页、721页、723页、727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
[46]参见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60页，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
[47]参见赵家璧《编辑忆旧》183—194页。郭沫若作为诗人的名气，远在朱自清之上;可朱的学术准备更充分，且性情平和，治学严谨，更适合于为《大系》编《诗集》。
[48]参见《朱自清全集》第九卷364-366页、36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
[49]参见《朱自清全集》第九卷372页。关于周作人“谓搜集全部材料并选编，共费时一年”，此处明显是误解，参见前述《选诗杂记》文字。
[50]参见《朱自清全集》第九卷375页、378页。
[51]参见赵家璧《鲁迅怎样编选<小说二集>》，《编辑忆旧》226-244页。
[52]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五卷206-214页。另外，参阅鲁迅1935年2月26日、28日致赵家璧信，见《鲁迅全集》第十三卷66-68页。
[53]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三卷70页、72页。
[54]参见赵家璧《编辑忆旧》215—216页。
[55]参见赵家璧《编辑忆旧》188页、212—213页。
[56]这里所录蔡元培“总序节要”及十位编者的“编选感想”，据《良友画报》第103期(1935年3月15日)广告版的手迹整理而成，整理时参考了赵家璧的《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
[57]“全国舆论界对本书一致推荐赞扬”，见《良友画报》第109期，1935年9月。
[58]参见赵家璧《编辑忆旧》213页。
[59]姚琪：《最近的两大工程》，《文学》5卷1号，1935年7月1日。
[60]《介绍<新文学大系>》，见《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228-229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61]《读<新文学大系>》，《沈从文全集》第十六卷236-239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62]参见赵家璧《编辑忆旧》161—163页。
[63]《<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自序》，《胡适全集》第十二卷446页。
[64]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三卷65页、67页。
[65]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三卷263页。
[66]参见赵家璧《编辑忆旧》189—193页。赵称：“我们提出的条件是鲁迅的名字不动，将来《大系》全部文稿，必须予以照顾，不能有意挑剔。这个诺言，后来总算是遵守了的。”
[67]参见赵家璧《编辑忆旧》192页。
[68]参见阿英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215页、227-228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2月。另，瞿秋白被害地点是福建长汀，而不是广西。
[69]茅盾晚年撰写回忆录，提及早年在《编选感想》中称“现在良友公司印行《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就是“寄希望于第二辑、第三辑的陆续出版，虽然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还看不到新文学运动第二阶段的结束，出版第二辑更见渺茫。然而我相信，历史虽有暂时的停顿甚至倒退，但终将向前走去!”参见茅盾《回忆录二集》，《茅盾全集》第三十五卷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70]参见赵家璧《编辑忆旧》217—221页。
[71]参见黄子平《“新文学大系”与文学史》，《上海文化》2010年第2期。黄文称续编《大系》带出一系列文学史难题：“诸如文学史的断裂与连续，文学的地缘政治，文学知识生产的平衡与不平衡，文学史的文献学与系谱学，以及文化政策与作品价值之间的辩证等等，仍然值得学界作进一步的探讨。”
[72]参见杨天《质疑漩涡中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年7月27日。
[73]参见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4期。
[74]参见徐鹏绪、李广《<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第五编第一章“《中国新文学大系》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影响”，339—38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75]参见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70-8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76]参见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等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第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77]参阅陈平原《晚清辞书与教科书视野中的“文学”——以黄人的编纂活动为中心》，见《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155—1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78]曹聚仁1955年在香港新文化出版社刊行《文坛五十年》(续集)，其中的“史料述评”即高度评价《中国新文学大系》各卷导言，称“假使把这几篇文字汇刊起来，也可说是现代中国新文学的最好的综合史”。参见曹聚仁《文坛五十年》375页，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
[79]赵学勇、朱智秀《<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研究述评》(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5期)对我们了解“‘文革’后至今《大系》研究的恢复与繁荣”，以及“《大系》研究中质疑的声音”，颇有帮助。
[80]参见张志强《赵家璧编辑思想初探》，《编辑学刊》1992年2期;李频《“邀约能手”：<中国新文学大系>成因解析》，《理论研究》2001年1期;范军《样本：一种值得怀念的图书广告》，《编辑之友》2005年1期;赵修慧《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世纪》2006年4期等。
[81]参见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308—34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英文原著为Liu,Lydia：Tranlingual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Culture,andTranslatedModernity,StanfordUP,1996.
[82]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1期。
[83]杨义：《新文学开创史的自我证明》，《文艺研究》1999年5期。
[84]温儒敏：《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文学评论》2001年3期。
[85]罗岗：《解释历史的力量──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开放时代》2001年5期。
[86]参见乔以钢、刘堃：《试析<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性别策略——以冰心早期创作为中心》，《南开学报》2005年2期;徐鹏绪、李广：《<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87]2006年12月12日我将重编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目录发给了贵州教育出版社，但撰写长篇“导读”的任务一直拖延至今。200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刊行了刘运峰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1917—1927》，也收录了各卷选目，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88]参见杨志《选家眼光与史家意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与出版》(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2)，节本刊夏晓虹、王风等著《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89]陈平原：《现代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及传播方式——以1890年代至1930年代的报章为中心》，《书城》2004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