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文化特征

　　非常感谢受邀参加这次会议。我的学术工作很大一部分时间集中在文学理论这个领域。我在这里谈一下个人对于文学理论学术体系建设的一些想法。

　　我们已经接触了古今中外许多的文学理论体系,今天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不是在口号的意义上,应该是有思想质量、学术质量的衡量标准。否则,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没有太大意义。因此,我想讨论文学理论建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三个问题。为什么要讨论这三个问题呢?因为对这三个问题的认识如果不太一样的话,如果没有清晰的共识,可能文学理论工作下一步的展开会朝向不同的方向,所以我们要事先考虑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要在现代知识体系形成的学科图景中设想和聚焦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任务。其实,古代的人也讲过这个问题,比如,《论语》中非常有名的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还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今天看起来,这没有什么错的。但我们会觉得太简单了,文学的意义和功能远不止这些。那时的表述与当时知识体系的水平、与当时文学主要是诗歌发展的状况是非常适合的。那么,对于今天而言,我们在讨论当代的文学理论问题时,我认为应该进入当代语境。我们处在现代社会,这个现代社会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同时还是很多现代知识解释过的现代社会。我们的文学理论应该在这种语境中来讨论新的体系建设问题。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掌握世界有四种方式:理论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实践—精神的方式和艺术的方式。文学理论主要负责解释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及其具有的意义。具体来说,文学理论会以文学为对象解释或阐释一个民族的审美想象力以及文化记忆。这个文化记忆中有一部分构成了我们的历史叙述。当然,我在这里要稍微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历史叙述不是指那种实存的、真实发生过的历史,而是虚构的、或者是与历史有某种差异的叙述。前面这种实际发生过的历史是历史学要解决的事情,后面这种历史可能与真实发生的情况有关系、有差距,但它可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为什么说与历史真相有差距的叙述反而起很大作用呢?这里面就有很多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因此,文学理论必须考察审美的社会历史意义。

　　文学理论不仅要解释审美的历史形成以及审美本身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还要关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非常复杂的联系,而这些问题又涉及想象力、审美、审美与主体的互动,包括一种审美能不能构建一个社会的现代主体。当年鲁迅等人说,希望用中国文学来改造国民性,他们设想审美是有助于建设新的社会主体的。同时,这里当然还涉及审美包含的感性反抗,这个在现代哲学中讨论得比较多,也是我们这个学科本身的一个特点。感性的反抗问题在别的学科中不太强调,但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比较强调。对更具体的研究来说,作为审美想象力的表述方式,文学的形式与符号体系构成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包括某些形式的兴盛和衰退等。审美想象力催生了很多文学形式和符号体系。但反过来,文学形式和符号体系也塑造了我们的审美想象力,塑造了我们的感觉方式。这涉及符号和主体的关系,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

　　在现代社会,我们应当注意研究符号与传播工具、传播体系的关系。现代科技制造了很多新的审美符号,这些符号在重新塑造我们的感觉方式,比如电影、电视,包括现在的网络。这是文学理论要关注的一个方面。另外要关注的一个方面是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形成的文学阐释。文学阐释是阐释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著名的学派,比如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精神分析学派、符号学派等。现代阐释学有一个突破,就是一个文本不仅仅只有一种阐释,可能有多种阐释,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突破了这一点之后,是不是就能说阐释是无限的?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任何一个文本都有100万个阐释,那么人类的交流体系肯定就崩溃了。如果不是100万个,也不是一个,那到底是几个?通常情况下在某一个时期,一个文本会流行三到五种解释。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是要问,为什么这个时期会流行这几种解释,这是阐释学突破了独断论以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解释这个历史语境与某种阐释出现的关系。到底有没有一个终极性的阐释,我们要不要去追求这个终极性的阐释,这都是阐释学面临的一些问题。但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这种阐释把文本审美后面的思想、意识形态内涵不断解释出来,这其实是文学的再生产,文学又被生产一遍,又起了各种各样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理论的对话与互动。文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是要论证已经有的和应当有的文学、理想的文学。这种论证包含一整套历史、社会、文化、道德的基本观念,也阐述了什么叫真、善、美、生命、人性、情感等。作为现代知识的一个学科,文学理论必须能够与另外一些重要的学科有对话的能力,比如说与经济学、法学甚至现代科学技术。它们之间可能会相互呼应,相互参照,也可能相互修正,相互制约。这也就解释了文学这个学科为什么必要。如果文学学科的内容都可以被其他学科迅速地消化吸收,那么这个学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第三个问题是文学理论的民族文化特征。我觉得不存在某种标准版本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始终是随着历史环境不断变化的。当今的历史环境给我们提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就是现代性和全球化已经构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历史平台,不管你喜欢还是批判,你都没办法绕开这个平台。如果文学可以不面对这个平台而进入一个想象的乌托邦,那么文学理论可能完全不是现在这样。既然没办法绕开,我们就必须意识到这个平台给我们设置的许多问题。我们必须参与许多复杂而深刻的辩论,意识到这个平台带给文学学科的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性,从而进入一个竞争的局面,而且我们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民族文化的特征。

　　我们的文学理论已经有很多文化资源,包括西方的文化资源,包括陈广宏教授谈到的中国古代文论的很多资源。这些资源都是我们文学理论界一直高度关注的。其实与许多现代学科一样,五四时期的文学理论出现了巨大的转折。从先秦到现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流传这么长时间,重要的范畴至少有几十个,但就在现代文学出现的同时,这些范畴完全消失,没有一个留下来。当然,到了20世纪50年代、70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根本不是西方理论,被苏联的理论完全覆盖,真正引进西方理论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状况实际上是我们民族遭遇现代性与全球化这个历史平台所产生的调整和付出的代价。这种状况包含了某些必然,但是在今天也留下了很多的问题。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缺陷是,现有的这种文学理论已经不能非常好地解释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至于说我们的文学理论来自哪个国家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它丧失了解释的能力,有很多文学现象它不能解释,这也是我们重新建立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这也不是简单就能完成的,比如说我们建立好一个新的中国文学理论,可以解释中国文学,那我们能不能解释西方?如果我们的文学理论可以解释西方,那西方的文学理论能不能解释中国?一些中国文学理论可以很好解释中国古典文学,能不能解释中国现当代文学?我个人觉得,现有的中国文学理论充满了西方的术语,但这些术语的问题是丧失了解释的能力。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重新建立一种更好的解释。

　　尽管如此,我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文化特征并不是重复一整套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把那一整套重新解释一遍。这样做的话,其实不是太困难,我们把那些理论重新恢复就可以。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民族文化应该显现为一个民族的当今的文化视野,应该显现为我们这个民族当今特殊的思想方位,并且在发现问题、阐释问题、解决问题中显示出中国智慧的创造性、创造能力和思想性。只有显现出这几个特点的时候,才能说这是我们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特色。我们说今后要有标识性的文学理论,我希望不是重复以前的理论,而是表现出今天中国人的创造能力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