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与“定本”

　　近读2019年11月8日《文汇报·笔会》陈学勇致止庵函《从川端康成说回陆小曼》，谈日记的改动问题。

　　陆小曼在刊出《爱眉小札》时曾将当年的日记做了改动，对照《陆小曼未刊日记墨迹》便可看出。为此，陈学勇《陆小曼何故如此——校读她的两种版本日记》曾加批评，说：“名人日记，一经公诸社会，便具文献性，影响深远，出版者应该自觉地负起历史责任感……近年来，出版的日记越来越多，倘若忽略本真原则，其遗患怎敢想象。”止庵不以为然，撰《从陆小曼说到川端康成——编书者与写书者之间的阻击战》，说“出自自家之手的文字，为什么不能修订一下，哪怕改得面目全非……作者自具权利，是非在所不论”;“反正我不太赞同一味强调‘文献性’‘历史责任感’云云而不顾及人之常情”;“进一步说，日记和书信即便原封不动，也未必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真实”。陈学勇《笔会》之文，就是针对止庵文而发，“只要不公开出版，哪怕外人见过秘件，总归无由置喙……既然面世……它已然属社会存在，归为天下公器……她这一改，自然给学界造成误导，添了乱”。

　　照我看来，双方争论的出发点不同——止庵是从著作权的角度来说话，自家的作品，当然可以随便改;陈学勇是从文献的真实性出发，原本是怎样的，就该怎样面世。立场不同、角度不同，结论就不同。这不难理解。

　　之所以有这样的不同，我想还在于日记、书信载体的特殊性：究竟是从文学角度来看，还是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是文学创作，大可以印一次改一回，虽然也不见得是越改越好，但不会指责作家不可以改。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日记和书信，我们是把它视作纪实的，所以我们就格外强调或看重它的文献性或真实性——所谓真实，并不是说它说的一定是事实，而是说未经事后删改过;我们想了解的，是作者当时的真实心境和想法(修改后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和认识，已经是修改时的思想感情和认识了)。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希望作者或编者在刊布日记或书信时，可删却不要改。但著作权毕竟是作者的，倘作修改删削，也最好是能作一声明，让读者有所了解和警惕;如果连说明也不想作，那就进入了史料辨析、考证的范围，研究者要据此研究相关史事时，就要格外留意了。想想我们研究历史，大量材料都是未经说明的，是需要我们加以排比、考订、辨正的。

　　一句话，看待作品的角度不同，日记、书信所具有的特殊性(用日记或书信为体裁进行文学创作，当别论)，才是陈学勇与止庵之间发生争论的根本原因。我们当然无权要求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修改，但我们希望作者倘要留下史的痕迹，还是应以原貌呈现为好。

　　就学术研究而言，这个争论还涉及“史料”与“定本”的问题。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作者都想留下自己认为最成熟、最满意的作品，这就是所谓“集须自定”的道理;但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研究者是想探讨作者一步步成长、一点点变化的过程，还想了解当初发表时产生了影响的文字的原貌。作者因“悔其少作”而将其“少作”都删了、改了乃至于毁了，我们就没有了研究“史”的依据。比如，开明书店在其二十周年纪念时，曾于1946年编辑出版过一本纪念论文集;1985年中华书局为即将召开的开明书店创办六十周年纪念会，又重新排版印制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在这次重新排版印制时，“钱锺书先生《中国诗与中国画》，收入《旧文四篇》时作了修改;这次收入新编《七缀集》中，又作了大的修改。本书再版时即用了最新修订本”——我们如果要看一下该文在1946年刊发时的原貌，中华的这本重版本是没有用的了。这本论集的原版收入浦江清的文章时，没有收录该文的两个附录;这次新排，遵吕叔湘先生的建议，予以补排了——看来，删去附录索引等，也是“古已有之”的。

　　鲁迅在编集《新文学大系·小说集二》的导言中，曾经交代过他的编集原则，其中第三项是“自编的集子里的有些文章，和先前在期刊上发表的，字句往往有些不同，这当然是作者自己添削的。但这里却有时采了初稿，因为我觉得加了修饰之后，也未必一定比质朴的初稿好”。其实，如用史的眼光看，不仅是好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若干年前发表时对读者发生作用的，是刊物上的样子;若干年后，收入集子中，作了修改，当然可以继续对读集子的读者发生影响，但集子中的这个面貌却不是当初发生作用和影响时的面貌。如果要研究当初造成影响的文字，显然不能依据集子里经过添削的文字。

　　作者编集自己的文集，有的秉持的是必作修改的原则，觉得不修改就对不起学术、对不起读者。有的则力争维持原貌，有补充、修改处，也要用“编校按”之类作出说明，如裘锡圭在编集其《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时，强调“编集时，基本保持各篇文章原貌。如有需要说明的问题或应该补充的资料，一般写在外加括号插入文内的‘编按’或附于文末的‘编校追记’中……个别地方对原文作了较大修改，已在‘编按’或‘编校追记’中指出”。如果补充、修改了，却不作说明，则让人有时间错乱之感。如文末标出了原刊的杂志和时间，但文中引用的却有此后的论著，这显然是编集时增补的;更麻烦的是，当初发表时，如果有人指摘、批评、商榷，日后收入集子中时，改了且不作说明，那就让这些批评、商榷落了空。

　　一般的文章，特别是文史方面的论著，改不改、标不标、说明不说明，倒也无大碍，无非是让研究学术史的人麻烦一些，得找原文去核对罢了。一些历史资料如果也以“定本”为依据，就会造成困扰，这等于是把日后“定本”时的见解，当成了当初的见解。

　　一些重要人物的文集，都应该整理出版“学术校订版”或“学术研究版”。比如胡适的文集，文章发表于杂志时，读者读到的是杂志上的文字;他编入《胡适文存》后，读者读到的是《文存》中的文字。我们现在研究胡适，就需要将他杂志初刊、收入文集或文集不同版本的文字，作一汇校，这样才能为研究工作提供可靠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