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志熙：探寻文学行为的意义 ——基于文献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似可分为常规性的文献整理和基于文献的校读批评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当然是相关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文献基础，后者则是对前者的批评性推进。

　　第一个层面乃是古典文献学的常规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文献学作为中外学术传统中的常规治学方法，包括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训诂、辨伪、考证诸方法，它们当然都可以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发挥作用。比如搜集整理现代文学佚文和遗文，就是特别重要、急需开展的工作。大体说来，经过历代学者千百年辛勤的反复的工作，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现在已接近饱和的极限程度，很难再有重要的佚文和遗文之发现了。但现代文学佚文和遗文的搜集整理才刚刚开始，还大有文章可作。这是因为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大都是在报刊上先行发表、然后才结集出版的，其中也有不少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之后，却未能及时收集出版，以致长期散佚在外，有些散佚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现代作家身后留有未曾刊布的遗文，也相当重要。过去的现代文学界对作家佚文和遗文的搜集整理是比较忽视的，直到近年这方面的工作才逐渐开展起来，所可开掘的空间、可补充的余地还很大。不言而喻，发掘出一些现代作家的重要佚文、整理出一些现代作家的重要遗文，既会使有关作家的创作成果更为完整，也是对整个现代文学宝库的添加和丰富。近三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重要成果，如孙玉石和方锡德二先生发掘出鲁迅的佚文《自言自语》，方锡德先生独立发掘出冰心的中篇小说《惆怅》，陈子善先生对张爱玲、梁实秋等作家佚文的持续发掘，还有宋以朗先生等整理出版的张爱玲遗作，旷新年、张勇、杨新宇等学者对穆时英长篇小说《中国行进》的接力性追踪，以及裴春芳对沈从文中篇系列小说《看虹摘星录》原本的发掘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文献整理成果。同样的，对现代文学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和考证学的研究也渐次展开。这些常规性的现代文学文献整理工作，早就该做了而长期未做，今天开展此类研究，是按照文献研究的常规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做补课工作。开展得晚，正所谓“后发优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也是功德无量的——比如编纂出比较完备的现代文学出版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及其他专题性的文学书目，比勘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品的不同版本、进而校理出比较完备的汇校本，以至对一些事关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行为的疑难问题做出得当的考辨——这些常规性的文献整理工作自具价值，它为读者提供了可靠可读的文本、也为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的阐释提供了比较完备的文献，其意义自不待言。

　　第二个层面的工作，就是依据有关文献及其相关语境和连带信息，对现代作家作品以至于文学思潮流派的变迁等重要文学现象进行校读性的批评阐释，以揭示这些文学行为(包括作家创作在内的所有文学现象，其实都是有特定意义的文学行为)的意义及其得失。这是一种牢牢把握文献及其历史关联的文学意义阐释工作，是一种基于文献的现代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或许由于这个层面的研究和批评超出了古典文献学的常规，所以在目前还不大被人注意和注重，其实乃正是文献学传统的现代发展，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在此就多说几句吧。

　　先不妨回顾一下古典文献学的常规研究之限度和困境，那限度和困境在其鼎盛时代已显露无遗。按，中国古典文献学集大成的黄金时代是清代，其时所谓朴学或汉学的主体就是文献学，自乾嘉以来人才辈出，流风余韵一直延续到晚清和民国，研究的范围则由经学逐渐扩展到子学、史学以及集部的研究。清代文献学在经学方面最有成就的是所谓古文学派。古文学派在儒家经典的校理训诂方面诚然成就巨大，可是却止步于此，而未能上升为对经典意义的批评性阐释——在古文学派那里，文献的校理训诂只是一种探求文献准确性的博雅学问，而非探寻其意义的批评性阐释，只有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阮元的《论语论仁论》、《性命古训》等少数著述，试图超越校勘训诂在意义阐释上的“支离破碎”而走向整体性的意义阐释，可是他们的努力并未成气候。稍后的今文学派，尤其是清末的康有为和廖平等人，不满古文学派囿于文献校注因而对儒家经典的意义阐释“支离破碎”、“不成体统”之局限，乃有意别求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来为现实的维新政治服务，于是转而采取“六经注我”的解读方法，然而其解读大胆武断有余而乖违了实事求是的文献学宗旨，往往流为捕风捉影、张煌幽眇、牵强附会之谈，甚至为了自圆其说而不惜曲解文献、妄断是非，所以他们自以为是的创新性阐释虽然震动一时、甚且不无“解放思想”之功，但事过境迁，很快都成了过眼烟云。

　　古典文献学尤其是经学研究的局限和困境，可以给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有益的教训和启示——现代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校勘、训诂等常规性的学术工作，固然可为而且可贵，但对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不应止步于这些常规性的基础工作，而应进一步走向基于文献的文学意义阐释即文学史的研究和文学批评，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基于文献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一定不能背离文献及其语境的历史规定性作望文生义的解说、捕风捉影的发挥，而应努力深入有关文献及其历史语境来考量，才能得出既合乎文献实际也合乎历史实际的批评判断。倘能如此，则基于文献的现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必定是前景广阔、大有可为的。

　　空谈无益，就举一个具体事例来说吧。

　　这个例子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在抗战及四十年代的两本代表作——散文文论集《烛虚》和中篇小说集《看虹摘星录》——的意义问题。由于这两部作品几乎写于同时，而前者多是文论后者乃是创作，所以不少研究者都喜欢把前者所表达的文学-美学-生命观念简单地照字面全收，并将之“光滑连接”到后者上来，以为这一时期沈从文最用心的这两部作品，突出地表现了他超越世俗政治和鄙俗现实、致力于抽象的抒情、达到了玄深的生命境界。乍一看，这种高调的阐释似乎怡然理顺而且有一种高深玄远之美，但其实这种高调的解释不但对沈从文的两部文本做了望文生义的理解，而且不自觉地陷入了作者布下的文献迷魂阵。“解铃还得系铃人。”研究者只有仔细校读有关文献及其相互关系、才能破解沈从文布下的文献迷魂阵，也才可望准确理解沈从文这两部作品的真义进而揭示出他这一时期的文学行为之真相。

　　首先应注意的是，当沈从文1941年把他写于1938年至1940年间的那些自剖自析的文字编入《烛虚》一集时，不仅有所删削和刊落，而且对入集的文字也做了倒置的编排——写作在后的比较外向的文字编在前头，而那些写作在前的比较内向的文字则编在后边，并且对各篇的写作时间之交代也很含糊。正惟如此，读者如果“顺着”作者的编排往后看，则不免会有错觉和误解。即如其中比较重要的《生命》一篇，研究者常常引用，但多循着作者“抽象的抒情”之“抽象”思路，解说得越来越玄乎，这反而启人疑窦——沈从文的思想真有那么玄乎么?他的抒情当真是那么“抽象”么?未必。只要按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来看，并参读同时相关的其他文字，也就有可能还“抽象”于“具体”，而沈从文当年焦虑的问题之眉目也会逐渐显露出来。比如，最早显示了某种端倪的，是沈从文用笔名“朱张”发表在1938年9月26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57期上的《读书随笔》。就其性质而言，此篇也属于《烛虚》第一辑的自剖自析散文系列，尤其与《生命》一篇很相近，可是却被作者刊落于《烛虚》集外，长期不为人知。正是在该文中，沈从文表达了自己对来自“某种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女子，对于具有乡下老【佬】精神之男子”的诱惑以及由此引发的男女风情“战争”之感怀。三天后的1938年9月29日，沈从文仍以“朱张”的笔名在香港《大公报•文艺》第417期上发表了《梦和呓》一文，该文虽然被编入《烛虚》集的《生命》篇里，但有所删节并更动了原文次序。很有意趣的是，沈从文在《梦和呓》的前半篇叙述了自己的一个奇美凄艳的梦境，和梦醒后怅然若失、乃以文笔描摹，而又写了复毁、毁了又想以小说转喻的过程——看得出来，沈从文的这场奇梦其实是一次爱欲行为的象征性表现，这让他难以忘怀，所以他随即预告说：“法郎士曾写一《红白【百】合》故事，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变化。我想写一《绿白【百】合》，用形式表现意象。”由此可见《梦和呓》对理解沈从文当年的心态和创作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而最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还以“雍羽”之名在1940年8月19日的香港《大公报•文艺》第907期上发表了《莲花》一文。这是一篇自我剖白其爱欲真情的散文，沈从文在其中鼓足勇气坦白道：“我也应当沉默?不，我想呼喊，想大声呼号。我在爱中，我需要爱!”对人到中年的沈从文来说，发出这样一声爱之苦闷的绝叫，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其性质而言，《莲花》也属于《烛虚》集中的《生命》篇之列，但很可能也正是因为它将此前隐隐约约、含糊其辞的隐情说破了，所以稍后从感情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沈从文在编辑《烛虚》集时，便将《莲花》一篇刊落在外……。

　　综合《烛虚》以及与其相近的自剖散文，还有当年知情者的证言，大体可以肯定：从1938年8、9月间到1940年7、8月间，沈从文深深地纠结在与两个女性的婚外恋之中——先是与高青子的婚外恋到1938年间渐近结束，随即又痴恋上了另一个更美丽且关系更亲近的年轻女性，如果说与前者多年的旧情让沈从文铭心刻骨，那么对后者的新恋情则更让沈从文特别痴狂，并且因为这个新恋情别有隐情、非常忌讳，所以沈从文苦恼之极，以至于觉得“爱与死为邻”。而不论是新爱的激情也罢，还是旧情的回忆也罢，对沈从文来说当然都是值得骄傲和铭记的，所以他在1938年9月就计划着追步法郎士、撰写自己的爱欲小说《绿百合》而未果，待到1940年的7、8月间他所谓的“情感发炎症”渐趋平复，怅然若失的他便决意用“情绪的体操”之创作来处理自己的“情感发炎症”，其结晶便是系列性的新爱欲传奇《看虹摘星录》：最初一篇《梦与现实》完成于1940年7月(连载于1940年8月20日、9月5日、9月20日、10月5日香港出版的《大风》杂志)，随后写了第二篇《摘星录》(连载于1941年6月20日、7月5日、7月20日香港出版的《大风》杂志)，最末一篇《看虹录》初稿于1941年7月、重写于1943年3月(发表在1943年7月15日出刊的《新文学》杂志第1卷第1期)。其中一篇恰好多次以百合花喻女主角，如“低下头，(一朵百合花的低垂)”，另一篇则径直以“绿的梦”作为副题，而该篇也恰如《梦和呓》所设想的“用半浮雕手法，琢刻割磨”之爱欲故事《绿百合》，委实将女主角的色相之美刻画得无遗无憾。这表明沈从文的文学行为和人生行为确乎紧密相连、前后相继，所谓“诗与真”打成一片了。

　　更耐人寻味的，是沈从文对《看虹摘星录》诸篇表现方式的精心选择及其随后不止一次的改换与掩饰行为。由于这三个这篇小说带有自叙传特色并且写的是很私密的爱欲经验，所以沈从文在小说叙述形式上做了一些试验和改造，把过于明显地主观宣泄、自曝苦闷的“自叙传”，改为看来比较客观的他叙形式和比较戏剧化的角色表演，特别加强了角色的性心理独白和男女主角之间的性心理博弈，并尝试运用了音乐主题逐次展开与反复变奏的作曲法。经过这样别出心裁的客观化、戏剧化以及音乐化的处理，于是也就有了在形式上虽非自叙传、却暗藏着作家自我爱欲经验和爱欲想象的“新爱欲传奇”《看虹摘星录》，其中的三篇作品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爱夹杂着旧情的爱欲传奇抒情序列。这样一种新的叙述形式既达到了抒发爱欲、平衡身心的目的，也给了沈从文一种自觉安全的艺术保护色，诚如他在《<看虹摘星录>后记》里所说：“时间流注，生命亦随之而动而变，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或在想象的继续中，或在事件的继续中，由极端纷乱终于得到完全宁静。科学家用‘热力均衡’一名词来说明宇宙某一时节‘意义之失去意义’现象或境界，我即借用老年人认为平常而在年青生命中永远若有光辉的几个小故事，用作曲方法为这晦涩名词重作诠注。”这也就意味着《看虹摘星录》确实带有自叙传色彩、融入了作者切身的爱欲经验和基于经验的爱欲想象。然而，也正由于《看虹摘星录》都是些写爱欲、写性的苦闷与发泄的作品并且带有自叙的色彩，所以沈从文还是不免担心读者会从道德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作品，以至于把“作者与书中角色，二而一”的关系理解得过于狭窄，所以他随后便采取了一些移花接木、自我掩饰的措施：先是把《梦与现实》改为《新摘星录》重新刊发，接着又改为《摘星录》而再次重刊。这样一来，《梦与现实》失去了初名，被移花接木地改装成了《摘星录》，而原本的《摘星录》则从此销声匿迹了。1944年5月，沈从文将他重新处理、精心修饰过的三篇小说编为《看虹摘星录》，并撰写、发表了序言，后来也声称在抗战后期的西南某地出版了此书，但其实是故布迷阵，该书并没有出版。由于作者的有意掩饰和精心改装，读者和研究者长期难睹《看虹摘星录》的真相，新世纪之初出版的《沈从文全集》所收仍是沈从文改装为《摘星录》的《梦与现实》，没人知道《摘星录》别有真本，直到2008年裴春芳找到《梦与现实》和《摘星录》的香港初刊本，才使《看虹摘星录》复为完璧，而整个事情之实情和过程之曲折也于焉显现。

　　总之，不论在文学观念上还是生活实际上，沈从文在抗战及四十年代的相当长一个时期里都执着于“爱欲”之探寻。在那时他的心目中“爱欲”是最具力与美的人性，他甚至觉得男女风情“战争”的重要性堪比正在进行的中国抗战和世界大战，认为只有发扬“爱欲”的力与美才能促进“人的重建”“民族的重建”和“国家的重建”。此所以沈从文虽然支持抗战却并不热心抗战文学，而独自坦然地“看虹”“看云”“摘星”，倾心以“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变化”作为他战时创作的主要追求。他所谓“抽象的抒情”云云则是出于自我保护而对爱欲抒情的修饰性提纯，其实并不像乍一看那么“抽象”。显然，沈从文的这些文学行为对爱欲文学在现代中国的发展有独到贡献，同时也难免奢侈和偏执。

　　应该说，上述对沈从文这一时期文学行为之意义的批评判断不是轻易得出的，而是基于对大量文献的批评性解读，并且对文献的解读严守解释的限度——既注意从文献的具体语境、版本变异、修辞策略来辨析作家的心声，也兼顾了作家人生情结、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相互参证，才得出这个不得不然的结论(具体分析可参阅解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第11期、第12期连载)。如此基于文献校读的文学史研究当然也是文学批评，文献则不仅是批评的基础也是批评的方法——“一种广泛而又细致地运用文献语言材料进行比较参证来解读文本的批评方法或辨析问题的研究方法”，我过去曾称之为“校读批评”(解志熙：《老方法与新问题——从文献学的校注到批评性的校读》，《考文叙事录》第17-21页，中华书局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