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连祥：钱玄同传

　　编者按：钱玄同(1887—1939)，原名钱夏，号疑古，浙江吴兴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字学家。钱玄同先生在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国语运动、古史辨运动以及音韵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2019年是钱玄同先生逝世八十周年，《传记文学》于2019年第7-9期连载余连祥著《钱玄同传》，现合并发布，以飨读者。

　　钱玄同

　　1933年，北京师范大学对在校服务20年以上的教职员赠送银盾一座，钱玄同得到的银盾上刻着“诲人不倦”四个字。钱玄同获得这座“诲人不倦”银盾，可谓当之无愧。

　　1913年8月，由于长兄钱恂的坚持，钱玄同来到北京，9月开始任职于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担任国学、经学教员。当时，他暂住西四北石老娘胡同中的钱恂家里。钱玄同和长子钱秉雄住在过厅的两间房中。据钱秉雄回忆，读中学时，父亲曾谈到当年不愿来北京的情形：“说句实话，当时我是极不愿到北方来，觉得北京是清王朝封建腐败势力的老巢，又是北洋军阀袁世凯统治着的地方，极其专制蛮横，哪有什么辛亥革命后民国的气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计划在这里是实行不通的，乌烟瘴气得很!那时我只想在杭州浙江图书馆中找个工作，人地都相宜。”

　　初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钱玄同只是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1915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增设国文部，钱玄同成为国文部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

　　该校前身为创办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4年改为优级师范科。1908年5月，独立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校址迁往厂甸五城学堂。这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校的开始。1912年5月，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陈宝泉出任首位校长。

　　陈宝泉(1874-1937)，字筱庄，天津人，中国近代教育家。1896年在维新思潮影响下参加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1897年，考取京师同文馆算学预备生。1901年，任天津开文书局编校。1902年协助严修创办天津师范讲习所。1903年由严修保送到日本留学，专攻速成师范科。1905年，任直隶学务公所图书课副课长，主编《直隶教育杂志》，并与高步瀛合编《国民必读》《民教相安》，还编著《国民镜》《家庭谈话》等教科类图书多种。这些书都采用白话文，通俗易懂，广受欢迎，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声。

　　辛亥革命后的北京大学自严复去职后，章士钊不敢受命，从1912年12月起，由工科学长何燏时代理校长。何燏时是浙江诸暨人，据说是正式从日本大学毕业的两名中国留学生之一，系数学家。胡仁源是浙江吴兴(湖州)人，为蔡元培在南洋公学的学生，后留学日本、欧洲，学船舰工程，1913年初进北京大学任预科学长，后接替何燏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校长。何燏时和胡仁源这两位浙江人，都属于“海归”，对于北大文科中占主导地位的桐城派老朽很不满意，就设法从留日学生中引进章太炎弟子。在他们看来，去日本留过学的章门弟子，学贯中西，正是北京大学文科所需要的新鲜血液。去过日本的沈尹默，首先被他们误认为章门弟子，引进到北大预科。据沈尹默回忆，胡仁源见到他，十分高兴地说，“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其言下之意是，有了章门弟子，对北大的那些老朽可以不理会了。

　　北大聘请沈尹默，可谓“弄假成真”。1913年起，章门弟子纷纷北上，黄侃、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朱宗莱、周作人等执教北大。钱玄同也因同门和同乡的关系兼任北京大学和北大预科文字学教员。随后数年，以章门弟子为核心的浙江籍教师取桐城派教员而代之，主宰北大文科。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北大国文系成了浙江籍章门弟子的天下，以致于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在《闲话》中以“某籍某系”来指称浙江籍教师主宰的北大国文系。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给钱玄同的聘书

　　钱玄同一直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在北京大学只是兼职教授，但他仍与北京大学教授一样上课，领的也是北京大学教授的薪金。据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165页)，1919年北京大学本科教授七级，胡适、朱希祖、沈尹默、刘师培等，月薪280银圆。八级月薪260银圆。九级，周作人、钱玄同、马裕藻、沈士远、朱宗莱等，月薪240银圆。鲁迅担任《中国小说史》讲师，每课时3银圆，课时费远不及九级教授。

　　章门弟子在学界首次崭露头角是在“读音统一会”上。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正式召开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便是制定统一的注音方案。经过三个月的争论后，会议最终通过以朱希祖为首的章门弟子的提案，采纳了章太炎拟定的标音符号，从中择取了39个纽文和韵文，并将之命名为“注音字母”，由教育部拖延到1918年底才正式颁布。关于此事经过，与会的许寿裳曾回顾说：“会员中，章门弟子如胡以鲁、周树人、朱希祖、马裕藻及寿裳等，联合提议用先生之所规定，正大合理，遂得全会赞同。其后实地应用时，稍加增减，遂成今之注音符号。”与会的钱稻孙为钱玄同的侄子，也是支持章门弟子的教育部官员。会后，从杭州来的朱希祖和从上海来的马裕藻都留在了北京，进入北京大学国文系。钱玄同尽管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却是日后国语运动中推广“注音字母”的中坚力量。钱玄同主持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就用注音字母来标注汉语常用字汇的“国音”，为日后普通话的推广奠定了语音基础。

　　查阅钱玄同日记，发现他在北京的第一年日子难过。他受人排挤，上的课少，月薪“不足百金”，只能寄住在兄长钱恂家，没钱自己赁屋而居，把家眷接来北京。从第二年开始，马裕藻等章门弟子给他安排了不少课，收入增加了，但又疲于编讲义和上课，最多时每周达27课时。没过几年，钱玄同就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名人。

　　当年北京文化界的浙江籍名人有“一钱二周三沈五马”之说。“一钱”指钱玄同，“二周”指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和沈兼士三兄弟，“五马”是马裕藻、马衡、马鑑、马准和马廉五兄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这“一钱二周三沈五马”经常在八道湾“二周”家相聚，又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喝茶或宣武门外的广和居聚餐。席中自然少不了有钱玄同又快又响的讲话声。

　　收入增加后，钱玄同就把住在绍兴娘家的妻子徐贞接来北京，一家人租住在宣武门外香炉营头条。这房子尽管有两个院落，但与房东合住，总是不太方便，钱玄同就在高师教职员寄宿舍中要了一间房子，有时他就干脆住在那里。后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在孙伏园编的《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杂文，都是在寄宿舍里写的。他嫌家中孩子多、乱、不安静，不在家中工作，经常有家不回，单身住在师大宿舍或孔德学校。1934年患病后才搬回家居住。他尽管不居家，但每日上课以外，必须回家省视，被朋友们戏称“无事三十里”。不过从其日记来看，家里有孩子或太太患病，他还是会搬回家里住，以便照顾病人。

　　1917年，北京大学文字学课分别由两位章门弟子讲授，朱宗莱讲文字学的形义部分，钱玄同讲音韵部分。1918年，钱玄同把教这门课的讲义油印了两大册《音韵学讲义》。不久又将两大册节编作《文字学音篇》，这是我国高等院校汉语音韵学课程最早的一部教材，也是中国第一部音韵学通论性的著作，首次把古今字音的演变划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六个时期，形成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音史分期学说。该书首次把近代音列入研究范围，指出《中原音韵》是近代北音的上源，拓宽了音韵学的研究范围。钱玄同在传统音韵研究中，开始使用音标做为标音工具。这一与国际音韵学接轨的方法，实乃汉语音韵史上的一大进步。

　　《文字学音篇》初版于191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出版，到1937年已出至第6版。1988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玄同音学著作选辑》和1999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钱玄同文集》第5卷都收录了这部著作。在台湾，1964年学生书局也重印过该书。

　　《文字学音篇》

　　钱玄同编写的另一部有名的讲义为1920年在国语讲习所编印的《国音沿革六讲》，专门用一讲来介绍“现代的标准音――注音字母”。

　　作为京城名教授，钱玄同不仅讲义编得好，而且课讲得精彩。几门课在不同的学校反复讲授，自然就熟烂于心。在京城二三十年代弟子的印象中，钱玄同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只发几张音韵表。弟子徐铸成回忆道：“每次上课，他总先在课堂外等候了，钟声一响，立即走上讲坛，用铅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就立即开讲。讲起来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上课只带一支粉笔，而讲每一个字的起源，从甲骨、钟鼎、大小篆、隶书，源源本本，手写口谈，讲得清清楚楚，把这样一门本来很沉闷的课，讲得生动有趣。

　　钱玄同上课对自己还有很多规矩，比如要站着为学生上课。晚年患有血压高毛病，犯病时，他就戴着金属箍站着上课，学生请他坐着讲，他却执意不肯。

　　钱玄同也从不把分数当作学生的命根子，考试时常常如同他点名一样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学生期末考后他也从不阅卷。张中行在《〈钱玄同文集〉序》说:“我是钱玄同先生的不成器弟子。”张中行1931年考入北大后，听了一年钱玄同讲的“中国音韵沿革”。在张中行印象中，钱玄同“中等身体，偏于丰满，面部大而白净，眼也大而很近视”。钱玄同口才出众，“用普通话讲，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如果化声音为文字，一堂课就成为一篇精炼的讲稿。记得上学时期曾以口才为标准排名次，是胡适第一，钱先生第二，钱穆第三”。而钱玄同授课，最大的特点似不在于口才如何。张中行晚年在《红楼点滴三》中回忆道:“上一学期终了考，他来了，发下考卷考题之后，打开书包，坐在讲桌后写他自己的什么。考题四道，旁坐一个同学告诉我，好歹答三道就交吧，反正没人看。我照样做了，到下课，果然看见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并立刻空着手出来。”后来才知道，期考而不阅卷，是钱先生特有的作风，学校也就只好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盖一个，只要曾答卷就及格。

　　徐铸成则说：“每学期批定成绩时，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从六十分开始。”

　　北大、北师大都买钱玄同的账。但当时燕大里的美国人办事比较较真，说按照学校规定，不改试卷就扣发薪金。钱玄同一听此话，也爽快，就把钞票和试卷一起退回，并附信说：“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从命。”

　　不过这两位弟子数十年后的回忆，未免是“小说家言”。查看钱玄同日记，经常有阅卷记录。日记中记下了期末的考题，也有阅卷的记录。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入学考，钱玄同往往参与出卷和阅卷。

　　顺便提一下，五四运动后，北京大学名声大振。许多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人，都不免神气十足。那时钱玄同作为北师大的教授，同时也兼任北大教授，但他主次分明，并不以北大教授自居。查阅他当年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的文章，文末常附记“于西北园北京高师教职员宿舍”字样。钱玄同原先在高师附中任教，默默无闻。高师校长陈宝泉独具慧眼，擢升他为教授。钱玄同不忘陈宝泉的知遇之恩，始终以高师一员自居。

　　弟子顾学颉在《钱玄同传略》一文中说，钱玄同对“所讲内容，非常熟悉，如数家珍。例如讲《春秋》，某公某年某月某事，左氏如何，公、谷如何，古文家某人某说，今文家某说，清、近人又如何说，某说是，某说非，理由如何等，就像讲故事一样。讲《说文》，某部首某字古文怎样写，甲金又怎样，许氏又是怎样把形体和解说弄错了，隶草又如何演变，后来又怎样变成了简体字，一路讲来，印象既深刻，兴趣也很浓……讲课时，常拿一本书，两手翻弄。同学们以为是讲稿或参考书……原来是一本《汉书》，和讲课内容毫不相干……又一次……却是一本空白的无字天书”，“他近视程度非常深，眼镜上就像扣着的两只小酒杯，可以想到，是长年看书用功视力消损的结果”。钱玄同虚龄4 岁，就由父亲亲授《尔雅》。每天都要站着背诵，背熟时往往腿就站僵了。日后在日本留学，章太炎在日本东京讲“说文解字”等内容，钱玄同反复听了两遍。来到北京，又热衷于买书读书，学问日益精深。

　　当然，博闻强记的钱玄同，偶尔也会讲错。有一次，钱玄同在新开设的“中国音律沿革”课上讲课时，与学生张中行就古代一个音律的问题讨论了起来。不过，两人的观点却截然相反。钱玄同上课从不带书和纸，但每一个音律的起源以及演变经过，就能讲得清清楚楚。而张中行恰好对他所提到的这个问题也很有研究，因此两人都认为自己说得正确，谁也不肯认输。

　　此时，班上一名同学提到了一本书里的内容，钱玄同猛然想起，原来张中行说的才是正确的，而自己坚持的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读。于是，钱玄同立刻改口，笑着对张中行说：“是的，你是对的。没想到，你对此研究得如此透彻，将来一定大有作为。”接着，钱玄同又诚恳地对张中行大加赞赏，最后说得张中行不好意思地连连摆手，甚至忘了之前的争辩，把钱玄同当作了知音，更对他敬佩不已。

　　课后，有学生不解地问：“钱教授，之前的辩论明明是您输了，可为什么一点尴尬的气氛都没有呢?”钱玄同大笑着说：“错了就坦诚地认输，这有什么好尴尬的呢?不过，认输可是有技巧的，不要一直说‘我错了’，而要强调‘你是对的’。如此，既表现了自己敢于认错的立场，又能让对方感受到肯定和尊重，自然不计较输赢的结果，尴尬也就无从而来了。”学生听完，十分佩服，连连点头。

　　钱玄同不仅对授课内容烂熟于心，而且授课风格十分幽默，可谓是深入浅出的高手。钱玄同在北师大中文系讲传统音韵学，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一同学请他举一个例子，他便讲述了这么一则趣事——

　　北京有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使人注目。女艺人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万不得已，有人问话才答话。她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这样的对话：

　　“贵姓?”

　　“姓伍。”

　　“多大年纪?”

　　“十五。”

　　“家住哪里?”

　　“保安府。”

　　“干什么工作?”

　　“唱大鼓。”

　　以上的答话，都是用“闭口音”，可以不露齿。

　　等到这位女艺人牙齿修配好了，再与人交谈时，她又全部改用“开口音”，于是对答又改成了：

　　“贵姓?”

　　“姓李。”

　　“多大年纪?”

　　“十七。”

　　“家住哪里?”

　　“城西。”

　　“干什么工作?”

　　“唱戏。”

　　学生听了都大笑，对“开口音”和“闭口音”的区别印象深刻。

　　好走极端的钱玄同，偶尔也会以极端的方式来表彰和鼓励学生。1926年秋，丁声树初中毕业后，千里迢迢来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8年秋，预科毕业，升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学习，1932年毕业。

　　丁声树喜欢听钱玄同的“音韵沿革”和“说文解字”两门选修课。他是钱玄同的得意门生，对《说文解字》熟烂于心，又对残本《切韵》以及历代韵书、字书颇有研究。丁声树写的毕业论文，学术功力不错，颇有创见，钱玄同破天荒给了他一百分，一时传为美谈。正是凭借钱玄同的“非常态”奖掖，丁声树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助理员、编辑员、副研究员，并最终成为语言学家。

　　钱玄同为人谦虚，学生毕业留校，多年同事下来，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他向章太炎介绍学生魏建功，称是“北平大学的同事”，而不说“小门生”。凡是大学里的学生，他一概称先生;等相处熟了，又改称兄。

　　钱玄同生前爱讲的一段话是：“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传，缠了二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孩子们也永远不得再缠在下一辈孩子们的头上!”他称自己的三位公子为“世兄”，可谓多年父子成朋友。

　　钱玄同在北师大、北大教书数十年，桃李满天下。由于名声大，社会上喜爱文字音韵的学者也慕名前来拜师求教。据黎锦熙回忆，连传奇人物符定一都有意拜钱玄同为师。符定一生于1877年，年长钱玄同十岁，是黎锦熙的湖南老乡，1908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曾任资政院秘书、顺天高等学堂教习。辛亥革命后回湖南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岳麓书院山长、湖南省教育总会会长、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湖南师范学校校长。1912年创办省立一中，毛泽东为其弟子，师生来往甚密，情谊弥笃，并于1925年搭救过毛泽东。1926年6月，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署长、稽核总所总办，1927年3月辞职。

　　1918年，符定一、易克臬与黎锦熙三位湖南同乡，相约发奋研究《说文解字》，并认为非从古音韵学入手不可。他们打听到北京有一位钱夏先生，浙江吴兴人，得章太炎之真传，而且能综合顾炎武、江永、孔广森、段玉裁、戴震、严可均诸家之长，所得超过于其师，可是崖岸甚高，脾气颇大，若要拜他做老师，必须具备红纸门生帖子，正式“拜门”，并奉“贽敬”数百元。另两位提议各凑上两百元一同去拜门，但黎锦熙当时手头紧，又觉得这个办法太旧式了，就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贷取乎!”于是这事便不了了之。不久他们两位设法弄到两大册北大油印的《音韵学讲义》，上署钱玄同，说这个人就是钱夏。黎锦熙还不太相信，说：“钱玄同就是钱夏?不太像吧!”黎锦熙后来跟钱玄同成了熟悉的朋友，就拿此事问钱玄同，钱玄同证实自己就是钱夏。不过他们所说的行“叩头礼”的传闻，是黄侃的，居然“黄冠钱戴”了。黄侃说自己的学问是“叩头”来的，谁想拜他为师，必须行“叩头礼”。

　　1924年，黎锦熙才介绍符定一与钱玄同相识。此后符定一经常向钱玄同讨教音韵问题。得到钱玄同指点，符定一编著了《联绵字典》。《联绵字典》是一部专收各种双音词的词典。符定一的这部煌煌巨著，耗时30年，在现代辞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钱玄同还破例接收了一位前来“偷听”的洋学生。

　　仓石武四郎(1897—1975)，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仓石昌吉是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学生。1928年至1930年，仓石武四郎被日本文部省派往中国留学。仓石早年在日本的汉语学习，主要接受了日本传统的“训读法”，基本学会了“哑巴汉语”，且能初步阅读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

　　仓石武四郎于1928年3月，以日本文部省资助的在外研究人员身份来到北京。他与吉川幸次郎一起向一位旗人奚待园学习《红楼梦》，练习汉语口语，了解北京风情。他们每天上午用3个小时学习一回小说，一直学了4个月。此后在俞平伯家学翻译，通过练习把夏目漱石的《哥儿》等日文作品翻译成白话文来学习用白话文写作;每周一次参加杨钟羲家的雪桥讲舍，以旧式的拜师方式听传统文人的私人讲学。

　　1928 年，仓石武四郎在北平尚贤公寓

　　仓石武四郎的兴趣，是在清代考据学特别是小学、音韵的研究上。他真正想听的课程，是钱玄同在北师大开设的“国音沿革”和“说文研究”。他通过马廉向钱玄同提出了听课请求，得到的回答是：“我在北京大学也有类似的课程，况且北大有旁听制度，去那里如何?倘若一定要在师范大学，那里没有旁听制度，我自然无法答应，不过，也许可以偷听……”仓石武四郎心领神会，1929年秋季学期开始了在北师大的“偷听”生涯。他在北师大“偷听”的课有：钱玄同的“国音沿革”、“说文研究”，孙人和的“词学”，沈兼士的“文字形义学”，黄节的“曹子建诗”。

　　对此，仓石武四郎自述道：“从1929年秋季学期开始，我就正式作为偷听生，差不多每天去师范大学听课。”“当时我住在西城的城墙附近的孙人和先生家中，从地理位置上说，距离师范大学要比北京大学近些，而且出了师大就是琉璃厂，十分便利。”([日]仓石武四郎著：《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荣新江、朱玉麒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40页)

　　仓石武四郎从1929年秋季开始去北师大“偷听”钱玄同的课，1930年春季又听了一学期。查《钱玄同日记》，早在1929年2月18日，就有记载“大连满铁图书馆之松崎鹤雄、柿沼介( 新来) 及小林胖生( 将归) 三人赏晚饭于忠信堂”。(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38页)松崎鹤雄(1867—1949)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当时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任职。几天后，钱玄同回请了他们一次：“赏日本人在彰林春吃饭, 宾主共十一人: 仓石、柿沼、小林胖生、松崎、尹默、玄同、遇夫、隅卿。” (上书，第740页)遇夫是指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沈尹默和马隅卿也都是钱玄同的好友。所记的4位日本人，有3位就是前几天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的名义宴请钱玄同他们的几位。另一位仓石就是仓石武四郎，应该是小林胖生带去的。宾主11人，日记只记了8人，可见钱玄同对仓石武四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仓石与马隅卿更熟一些。他想去北师大听钱玄同的课，就让马隅卿充当了“说客”。钱玄同对仓石有较好印象，因而建议去“偷听”。

　　这一“偷听”经历并非一帆风顺，在听课过程中也遇到了小插曲。仓石武四郎对此的描述是：“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难堪的事情。”(上书，第236页)在课堂上，本来音韵课的讲义都是随便发给学生的，所以仓石武四郎拿到讲义没有问题。但有一次，学校办公室的人来教室，对照名单发讲义资料，发现了这位偷听生。当时，仓石武四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办公室的人来到他身边并停了下来，其他学生大致了解他的情况，目光齐刷刷地射向了这位“偷听生”。钱玄同也停止授课，从讲台上往下看。幸好坐在旁边的研究生院的学生孙楷第热心地为这位“偷听生”辩解。钱玄同也对办公室的人说道：“快点儿往前发!”最后，办公室的人也就不再追究了。

　　仓石武四郎在钱玄同的课上做了大量笔记，这些笔记成了仓石武四郎回日本后进行汉语研究和教学的珍贵资料。仓石武四郎认为“当时听钱先生的讲课，的确对我帮助很大。我现在好像是在招认一般，我在京都大学开始讲课时，曾将他的讲义作为蓝本。不仅对我来说是蓝本，对中国学生而言也是一样。”(上书，第236页)

　　他在中国的两年多“游学”，学会了汉语口语、白话文写作以及现代国语的教学法，特别是从钱玄同那里学习注音字母、“国音”字和汉语音韵史等，为日后在日本开创性的现代汉语教学打下了基础。仓石武四郎日后成了著名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专家，是国立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中学院院长、东方学会评议员、中国语学研究会理事长。钱玄同对仓石武四郎的影响，可以说是民国国语运动对日本现代汉语教学影响的一个缩影。仓石武四郎的成就表现在经学、文学方面，尤其表现在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领域的重要贡献。周一良指出，仓石武四郎“致力于日本的现代汉语教育，并作出杰出贡献，因而成为现代中国语研究的泰斗”。

　　由于年纪大者往往比较保守僵化，钱玄同曾说过一句名言：“人到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1927年，钱玄同年届40时，还真打算在《语丝》周刊上编发一期 《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他与朋友们准备了挽联、挽诗、祭文等稿子，都是一些幽默的作品。

　　当时正值张作霖进驻北京自称大元帅，用“武器的批判”对付新闻界和文化界的“批判的武器”，邵飘萍、林白水、李大钊等人相继遇害，白色恐怖笼罩京城，进步教授人人自危，鲁迅等人离家避难。为避免引起麻烦，这个专刊并没有刊行。但《语丝》周刊在与南方交换广告时，这个专刊的要目在南方某刊物上登出来了。不明内情的人一见目录，信以为真，并互相转告。一时间，钱玄同的朋友、学生纷纷致信悼唁，演出了一场悼念活人的闹剧。

　　钱玄同40岁那年没有“成仁”，不用朋友们来为其“悼亡”。不过此后他经常要为朋友们悼亡了。

　　1930年1月13日，单不庵去世。单不庵是钱玄同嫂子单士厘的堂弟，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深研宋明理学，重考据，长训诂，曾重新校勘段氏《说文解字注》，对中国历史和哲学也颇有研究。单不庵生于1877年，年长钱玄同十岁。1906年，单不庵应钱恂邀请，赴日本游学，帮助钱恂从事编撰工作，成为钱玄同的知己。尽管两人只在日本相处半年，但钱玄同回家省亲，最高兴的事便是能与单不庵畅谈。1920年，单不庵应聘任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兼图书馆主任，不久升任教授。钱恂家逢年过节的家宴以及生日宴，单不庵也像家人一样，一起入席。

　　在追悼会上，钱玄同以讲述单不庵的治学经验为悼词，发表了长篇演说《亡友单不庵先生》，后经整理，发表在《大公报》4月21日的《文学副刊》上。他还另作了《单不庵传》。钱玄同十分佩服单不庵为人治学的“健实”精神。

　　1934年6月19日，刘半农与白涤洲等5人赴西北调查平绥铁道沿线的方言，归途中刘半农在张家口得了传染病“回归热”，由白涤洲伴他回北平。后来又转为黄疽病。由于救治略迟，7月14日在协和医院去世，终年44岁。

　　刘半农

　　刘半农早年在上海积极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投稿，和钱玄同两人由此结为好友。1917年初，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陈独秀把刘半农带到了北大。刘半农与胡适、钱玄同等人成为《新青年》团体的骨干，是《新青年》六位轮值编辑之一。刘半农积极尝试，用江阴方言来写新诗。他还注重民俗学，与周作人等北大老师发起搜集地方民歌民谣。

　　在文学革命大旗竖立之初，旧文人采取了“漠然无观”和“夷然不屑与辩”的态度。为扩大 《新青年》的影响，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特别是要对一些守旧派思想进行全面批判，编辑们煞费苦心。钱玄同和刘半农经过一番策划，决定以一反一正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写文章，引起争论，批驳那些腐朽落后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用桐城派古文的笔法，洋洋洒洒数千言，罗织新文化运动种种罪状，攻击主张新文化的人是不要祖宗。刘半农则撰写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针对王敬轩所提出的所有观点一一加以驳斥，把实无其人的“王敬轩”批驳得体无完肤。这实际上是钱、刘二人演出的一场 “双簧”戏，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把问题引向深入，唤起社会的注意。

　　这一招果然很灵。一位自称“崇拜王敬轩者”致信陈独秀，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终于有人接招，正中《新青年》同仁的下怀，他们的挑战再也不是空中挥拳，无的放矢。陈独秀当即给署名“崇拜王敬轩者”复信说：“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言外之意，《新青年》所愁者，正是反对的议论太少，讨论的空气太宁静。如今不同了，一下子热闹起来，而这个功劳当然要归于化名“王敬轩”的钱玄同以及对之批判的刘半农。

　　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戏中，前者把林纾捧上了天，后者把林纾骂入了地狱。林纾是近代文学家，又是不懂外文的翻译家。林译小说曾经风靡一时，胡适、钱玄同等，也是林译小说的“粉丝”。胡适坦承，阅读过百来部林译小说。翻阅钱玄同的早年日记，有不少阅读林译小说的记载。

　　唱“双簧”戏的钱玄同(左)与刘半农

　　被《新青年》褒贬的林纾，写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致蔡鹤卿书》，对白话文大加讨伐，攻击北京大学的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表示要“拚我残年极力卫道”。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鹤卿)在《答林君琴南书》中义正词严给予驳斥，申述了北京大学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支持文学革命与新思潮的传播。

　　在北大，胡适等人瞧不起自学成才的刘半农。刘半农便于1920年春赴欧洲留学，初入英国伦敦大学院，在语音实验室工作;次年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并在法兰西学院听讲，攻实验语音学。他于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获得以外国国家名义授予的最高学衔的中国人。此后，刘半农回到北京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奠基人。

　　刘半农刚回国，就发起组织了“数人会”，专谈语言音韵之学。会员每周聚餐开会，轮流主席，没有教育部的经费，聚餐费用实行AA制。钱玄同主张趁“数人会”之便，专议“国语罗马字”问题，由赵元任主稿。所谓“数人”，即刘半农、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林语堂6人。“数人会”的6个成员中，除刘半农外，5个人是“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的在京委员。经过一年时间，到1926年9月，开会22次，九易其稿，终于议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并由“国语罗马字”委员会通过。“数人会”在汉语拼音方面的努力研讨，为日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钱玄同关于“数人会”的手札

　　钱玄同于7月17日写了《亡友刘半农先生》，发表在《国语周刊》第147期。在这篇悼念的文章里，钱玄同对好友的英年早逝表示震惊：“我那时得到了这个噩耗，不禁怔住了，心想怎么生龙活虎般的半农竟会死了呢?”文章专就刘半农与国语运动的三项工作来说总结其贡献。他认为刘半农一生最重要的学问亦即在此。文章说，这三点在国语问题上是三个部分，而在半农的工作上则为前后三个时期：(一)革新文学，创作新诗，征集歌谣，究求文法;(二)实验四声，研究国语;(三)调查方言，搜采辞类。9月14日，在北京大学二院礼堂举行了刘半农的追悼会，钱玄同参加追悼会，并讲了话。

　　3个月后，白涤洲患伤寒病逝世，终年34岁。白涤洲是著名的青年语言学家，是“数人会”非常得力的助手。就在他逝世的前几天还去北京大学听钱玄同讲“古音考据沿革”课，认真写笔记，想为钱玄同留一份上古音韵学讲义。他逝世后，钱玄同作了《哀青年同志白涤洲先生》，发表在《国语周刊》第160期。据钱玄同回忆，自己身体衰弱，心绪纷乱，正苦于没有精力来编讲义。白涤洲主动向钱玄同表示：“我今年再来听讲古音功课，写笔记，明年夏天讲完写完之后，由您校阅一过，将它出版，好不?”钱玄同自然求之不得。9月20日，星期四，钱玄同第一次上课，白涤洲就携夫人徐溶一同来听课记笔记。钱玄同很好奇，下课时问白涤洲，为何携夫人一起来。白涤洲答道：“下星期四(27日)，我正在郑州，当嘱她来笔记;今日先同她来笔记一次以资练习。”

　　1936年4月，《国语周刊》第238期发表的《古音考据沿革》，就是白涤洲生前听钱玄同讲音韵学课所作的笔记。这是一篇很可贵的上古音韵学资料，只可惜是内容太少了!《国语周刊》发表这篇笔记时所加的编者《附记》中说：“现在发表的只是起头的一点儿。刚讲一课，白先生就逝世了。他只记了这一次!所以有得发表的也就只有一点儿。”看这编者的语气，很可能《附记》就是钱玄同自己写的。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中提到这事时感慨地说，《古音考据沿革》“算是白先生的遗著，而现在又成为钱先生的遗说了”。

　　1935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多而病逝，享年49岁。钱玄同撰写了挽联，于1935年12月发表于《制言》半月刊(第7期)：

　　小学本师传。更紬绎韵纽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

　　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丧此隽才。

　　钱玄同在《致潘景郑书》中坦言：“季刚兄作古，闻之心痛。弟与季刚自己酉年订交，至今已廿有六载。平日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惟民国四、五年间商量音韵，最为契合。廿一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一言不合，竟至斗口。岂期此别竟成永诀。尤今思之，吾同门中精于小学文辞如季刚者有几人耶?上月曾有挽联寄交汪旭初(汪东)兄转中央大学之追悼会。今录一纸附奉。如《制言》第七期以后尚有对于季刚之挽辞，乞以此联附录纸尾，幸甚，幸甚。”由此可见，钱玄同、黄侃这两位得章太炎小学真传的高足，尽管钱玄同激进，黄侃守旧，并由此而发生磨擦，但是钱玄同对黄侃的敬重却始终未变。

　　黄侃

　　章太炎拥有许多弟子，晚年编《同门录》，仅及门弟子多达百人，而最得意的弟子有5人，时人用太平天王制戏分为：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他们各继承师说一端，自成系统。与章太炎关系最密切者，当推钱玄同、朱希祖和吴承仕，而吴承仕拜门则比钱玄同晚了6年。钱玄同帮老师做了许多事，成了先生的左右臂，很得先生倚重。章太炎的重要著作《小学答问》就是由钱玄同手书付印的。章太炎要钱玄同用正篆录写《小学答问》，但《说文》收录的“正篆”有限，故建议杂用“今隶”。这就影响到钱玄同日后的书体，楷中带隶，风格特殊。由钱玄同手书的《小学答问》，寄到国内，在杭州木板印行。章太炎称赞该书写得“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之写《音学五书》”。《音学五书》为顾炎武的音韵学著作，是由淮安人张力臣校审刻印的。

　　黄侃(1886—1935)，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黄侃年长钱玄同一岁，这两位章门弟子都是庶出，性情偏激。己酉年，是指1909年，他们在日本留学时向章太炎学文字音韵之学。黄侃能成章门“天王”，一是年长，二是学问最好。

　　黄侃于1914年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钱玄同也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和预科兼课。1915年、1916年，钱玄同日记中记载了章门弟子一起请章太炎吃饭，章太炎又回请大家。这是两位章门弟子一起探讨古音韵的“蜜月期”。钱玄同于1917年声援陈独秀、胡适在《新青年》上倡导的“文学革命”，黄侃就在课堂上经常攻击钱玄同。据钱玄同日记，陈独秀私下曾动员钱玄同出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但钱玄同怕与黄侃打交道，就推辞了。

　　信中所说的1932年春天，钱玄同与黄侃冲突之事，起因是：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章太炎来到北平。3月22日、24日、28日、31日，4月12日，民国学院、燕京大学、中国学院、北平师范大学和平民大学先后请章太炎作了《代议制改良之说》《论今日切要之学》《治国学之根本知识》《清代学术之系统》《今学者之弊》等演讲。4月18日、20日和22日，北京大学也请章太炎以《广论语骈枝》为题，连讲三次。章太炎用吴方言演讲，由钱玄同翻译成国语标准音，刘半农帮忙板书。章太炎讲学期间，黄侃也在北平。有一次，黄侃与钱玄同在章太炎住处的客厅里相遇，与诸客坐着等候老师出来。黄侃忽然以戏谑的口气对钱玄同说：“二疯!”钱玄同很不高兴，怒目而视。黄侃继续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钱玄同听后大怒，拍案厉声喝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于是双方吵了起来。章太炎闻声，急忙出来调解，哈哈地笑着说：“你们还吵什么注音字母、白话文，快要念‘あいうえお’了啊!”章太炎的打圆场也很巧妙，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了，华北面临危机，快要说日语了，你们还争什么呀?应该团结起来才是!当然说日语的另一层意思是要两位高足，顾念在东京民报社一同问学时的旧谊，不要吵闹。

　　黄侃手札

　　趁章太炎来北平讲学之机，钱玄同与吴承仕发起由章太炎在北平的旧日学生出资刊刻《章氏丛书续编》。钱玄同、吴承仕同任校勘，吴承仕总其成。由文瑞斋刻木，分蓝印、墨印两种，书稿七种分订四册，1933年开始刻印，直至1935年才完成，全书都由钱玄同题签。

　　吴承仕(1884—1939)，字絸斋、检斋，安徽歙县人。17岁中秀才、18岁中举人，23岁中状元，被点为大理院主事。1912年任司法部佥事。精研音韵训诂及古代名物制度。1915年在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时，吴承仕以司法官的身份前往探视拜师，笔录先生口授和书信，成《菿汉微言》，名动天下。吴承仕与黄侃有“北吴南黄”两大经学大师之称。吴承仕历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兼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和民国大学教授，创办《文史》《盍旦》《时代文化》等刊物。

　　不过吴承仕与钱玄同之间也有矛盾。吴承仕在北师大开设一门“三礼名物”课程，自己常说可以叫作“封建朝代的衣食住行”。擅长古史辨伪的钱玄同，不满于吴承仕这门课专门根据《三礼注疏》，不辨“古文家”说之疑伪而一律认为真实，认为这门课恐怕还要加上几个字，即“封建时代郑、孔、贾所说的衣食住行”。1933年，作为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钱玄同一定要废除这门课。

　　钱玄同和吴承仕面和心不和，由这两人来负责刊刻《章氏丛书续编》，也闹了矛盾出来。章太炎考虑到国内局势不稳，希望《章氏丛书续编》尽快刊刻出来。其中《新出三体石经考》需要钱玄同用开成石经体书写后才能刻木版印行，而钱玄同恰恰身体不佳，一时没能拿出手写稿来。章太炎有些不高兴，信中责怪弟子办事不力。吴承仕给老师的回信中把此事归罪于钱玄同“思想蜕化”。章太炎信中嘱咐吴承仕，干脆让他一人主持，不再让钱玄同顾问此事。章太炎在给吴承仕的另一封信中又说，“《三体石经考》系玄同所手书，后附跋尾，亦玄同嘱为之。如其思想蜕化，于前跋又有不惬，不妨将前跋删去，但谢其写校之劳而已”。不过钱玄同也会写信向章太炎说明自己的病情：血压升高，视力下降，看书、写字半个小时就得休息一会，“方能继续从事，深以为苦”;他还提到已替老师原稿改正了几处不甚精确处。钱玄同从小体弱多病，中年以后长期受高血压困扰，严重影响视力和写字。他能带病坚持手写此书，章太炎非常高兴，同时又感到自己错怪了钱玄同，故在给吴承仕的信中写道：“得玄同来书，其辞平正而哀委，非蜕化，实缘病因。且刻以阴历三月之杪，必可出书。如是自堪慰藉，已复书止其哀痛矣。玄同又半农、晦闻云亡，时时出涕，不可谓非有情人。其得病亦颇类中风，所谓神经性者是也。始慕嵇阮，亦为增病之药，今慕颜之推，庶几得侯氏黑散矣。”章太炎特为这本书亲笔写了一篇简短的后记，曰：“吴兴钱夏，前为余写《小学答问》，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之写《音学五书》。忽忽二十余岁，又为余书是考。时事迁蜕，今兹学者能识正篆者渐希，于是降从《开成石经》，去其泰甚，勒成一编。斯亦酌古准今，得其中道者矣。稿本尚有数事未谛，夏复为余考核，就稿更正，故喜而识之。夏今名玄同云。民国二十二年三月，章炳鳞记。”不过从这篇后记来看，章太炎早在1933年就写好了，直到1935年才派上用场。

　　钱玄同写刻的《新出三体石经考》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在苏州逝世。钱玄同写了一副很长的挽联：“缵苍水、宁人、太冲、薑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士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卌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性，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莫闻。”上联纪其革命功绩，下联述其学术成就，客观持允，倒也符合章太炎“有学问的革命家”之称号。如此长联，上下联能一气呵成，实属不易。

　　钱玄同(右二)出席在北平的章太炎追悼会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北平《世界日报》连续几日报道鲁迅逝世的消息，还刊发了鲁迅专题，发了一组记者采访鲁迅生前好友的谈话。10月21日该报《教育界》版中刊有记者“采访”钱玄同的报道。标题是“钱玄同昨表示”，副标题是“始终敬仰鲁迅天才”。文中写道：“师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钱玄同，为鲁迅前期之唯一好友，无论他人传说，或出自鲁迅直述，皆知催鲁迅作小说最力者，厥为钱氏，故实为鲁迅之益友也。昨日记者往访钱氏，时钱氏对鲁迅之死耗，已早先得知，据谈：‘本人与鲁迅先生在民八以后，皆在北京任职，彼此之间，堪称莫逆。嗣后先生离平南下，即未获再晤，仅彼此通信，以达情意而已，及先生转变之后，彼此各奔前途，分道扬镳，即音信亦不通矣。虽则如此，而先生之天才能力，余始终敬仰，尤其对于朋友，必恭必敬，心诚意挚之情，实足令人不能忘者，亦是值得吾人钦佩者。”其实，《世界日报》的记者只是打电话找过钱玄同，却并没有采访到他。这篇所谓钱玄同的“谈话”，完全是该报记者杜撰的。

　　被《世界日报》记者这么一逼，钱玄同倒是认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凡事拖拉的钱玄同此时也破例，10月24日就写成了这篇文章。为了消除《世界日报》的不实影响，钱玄同自然要求该报刊登这篇文章。同时又在《师大月刊》第30期、《文化与教育》半月刊第106期发表。在这篇文章中，钱玄同回忆两人的交往，同时对鲁迅作了“略评”。钱玄同认为，鲁迅可说的“长处”有三个方面：“他治学最为谨严，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豫才治学，只是他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体现了一种可贵的“闇修”精神;他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社会的痼疾。鲁迅的“短处”也有三点：多疑、轻信和迁怒。至于“迁怒”这一点，大概是钱玄同有感而发的。鲁迅厌恶顾颉刚，而顾颉刚又热衷于与钱玄同进行古史辨伪，于是鲁迅也就迁怒钱玄同了。

　　钱玄同曾与鲁迅、周作人一同在东京民报社一起听章太炎讲国学，又是同属《新青年》团体。鲁迅、周作人为《新青年》撰稿，得益于钱玄同的不断上门催稿。1926年8月26日下午，鲁迅由北京启程赴厦门，许广平同行。钱玄同没有像许寿裳那样，前往车站送行，可见那时两人之间的关系已比较疏远。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记述了鲁迅给他碰的一个“钉子”：

　　十五年秋天他上厦门直到现在，这十年之中，他与我绝无往来。十八年五月，他到北平来过一次。因幼渔的介绍，他于二十六日到孔德学校访隅卿(隅卿那时是孔德的校务主任)，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隅卿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时喜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朋友们往往要开玩笑，说我改姓“疑古”。其实我也没有这四个字的名片。他自从说过这句话之后，就不再与我谈话了，我当时觉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后来看见他的《两地书》中说到这事，把“钱玄同”改为“金立因”，说，“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第244页)。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做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

　　钱玄同

　　钱玄同所引的《两地书》，是出版时鲁迅有意修改过的。1929年5月25日深夜，正在北平探望母亲鲁瑞及妻子朱安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中介绍了与钱玄同、顾颉刚的不期而遇：“我今天的出门，是为侍桁寻地方的，和幼渔接洽，已有头绪，访凤举未遇。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钱玄同，恶其噜苏，给碰了一个钉子，遂逡巡避去;少顷，则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踌蹰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出，状极可笑也。他此来是为觅饭碗而来的，志在燕大，但未必请他，因燕大颇想请我;闻又在钻营清华，倘罗家伦不走，或有希望也。”

　　钱玄同邂逅变得生疏的老朋友，还是打打哈哈;鲁迅则嫌其唠叨，“默不与谈”。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后，钱玄同跟搬出八道湾的鲁迅日渐生疏，但仍为八道湾苦雨斋的常客，跟周作人的关系比以前更亲密了。这可能是鲁迅“迁怒”钱玄同的又一原因。

　　鲁迅致钱玄同函

　　晚年的钱玄同，深受“三高”困扰，还带病整理编辑了《刘申叔先生遗书》。刘师培(1884—1919年)，字申叔，号左盦，江苏仪征人。刘贵曾之子、刘文淇曾孙。1902年中举，1903年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改名光汉，加入反清宣传。

　　钱玄同在日本留学时，课余时间主要用来阅读革命书报和勤勉问学。他把当年排满革命的书报分为三派：甲派以章太炎、刘申叔、陶焕卿等为代表，“提倡保存国粹以发扬种性;鼓吹攘斥满州以光复旧物”。乙派以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宋渔父等为代表，通过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来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丙派以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等为代表，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全盘西化。

　　1903年，张继翻译了小册子《无政府主义》，次年又出版了《自由血》，鼓吹无政府主义，尤其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行为。1907年6月10日，刘师培(光汉)和何志钊(何震)夫妇在东京创办《天义报》，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后来也是“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机关报。该报称：“本报之宗旨，在于破坏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强权，以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刘师培和张继等人之所以要设立“社会主义讲习会”，“是因为中国人只了解民族主义，他们并不体谅人民生活的痛苦，同时也不寻求一次根本的革命”。刘师培表示，讲习会的计划“不仅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同时也要使无政府主义成为我们的目标”。通过章太炎的关系，钱玄同认识了刘师培，也去参加了东京社会主义讲习会，先后听章太炎讲《庄子•齐物论》和《理论不如实践》，又听刘师培讲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汪精卫讲托尔斯泰的《致中国人书》。会后，向章太炎请教。章太炎指出，克鲁泡特金和托尔斯泰所言都有不对的地方，择善而从可也。1908年，刘师培请大杉荣讲授世界语，钱玄同也去听讲。不过只认得了28个字母，就没有再学下去，原因是学世界语与听章太炎讲国学时间有冲突。

　　钱玄同由章太炎介绍，与刘师培相识，结为“学友”。章太炎与刘师培闹了矛盾后，钱玄同也与刘师培疏远了。

　　刘师培后投靠端方，又是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蔡元培爱惜其才华，1917年聘他为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1919年1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1919年11月20日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年仅36岁。

　　刘师培

　　刘师培著作等身，但身后没人整理，“厂甸巡阅使”钱玄同不因人废言，看到刘师培编著的单行本，就买下来。积少成多，就有了编辑整理《刘申叔先生遗书》的想法。刘师培的旧友南桂馨，为同盟会元老，“社会主义讲习会”成员之一，山西著名富家，号称“南半城”，曾任天津市长等。1936年南桂馨出资，邀请钱玄同等编辑出版了《刘申叔先生遗书》，即“山西宁武南氏刻本”。这是收集刘师培著作最多且校勘最力的一个版本，由南桂馨的幕僚郑友渔主持校印，聘请刘师培的学友钱玄同和弟子陈钟凡、刘文典等搜集整理。《刘申叔先生遗书》，计74种，论群经及小学者22种，论学术及文辞者13种，群书校释24种。

　　《刘申叔先生遗书》

　　郑裕孚，字友渔，山西阳曲人，生于1882年，曾为南桂馨的属下，工书法，编修过多部志书。他与钱玄同分工合作，编纂《刘申叔遗书》。首先由钱玄同编订全书总目、内容编排的次序等，然后郑裕孚等人主持遗书的誊录、校勘，完毕后将整理的初稿和原稿同时交给钱玄同审校。

　　在整个《遗书》的编纂过程中，钱、郑二人凡是遇到意见分歧之处，均请示南桂馨作最后裁决。如请蔡元培封面题书名、早期排满的《攘书》是否刊入等，都认真商量讨论。

　　整理刘师培遗书，钱玄同著有《左盦年表》《左盦著述系年》和《刘申权先生遗书序》。钱玄同在序文中介绍了近代戊戌维新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有代表性的启蒙人物12位，分别为：南海康君长素(有为)，平阳宋君平子(衡)，浏阳潭君壮飞(嗣同)，新会梁君任公(启超)，闽侯严君几道(复)，杭县夏君穗卿(曾佑)，先师余杭章公太炎(炳麟)，瑞安孙君籀膏(冶让)，绍兴蔡君孑民(元培)，仪征刘君申叔(光汉)，海宁王君静庵(国维)，先师吴兴崔公觯甫(适)。

　　对于多次“下水”的刘师培，钱玄同指出，“行事之善恶，时过境迁，即归消灭，而学问则亘古常新也”。

　　钱玄同五十初度 摄于1937年9月

　　晚年的钱玄同，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不如意，高血压症日渐加剧，一受刺激，便感觉烦躁。有时整夜愤懑失眠，见到不平之事，往往据理大骂，最终引发头晕诸症状。医生诊断是“血管硬化症”，并患神经极度衰弱症。1933年初，日军大举入侵华北，飞机在北平城上空数度盘桓，弄得人心惶惶。钱玄同一度把眷属送到上海，自己也想离开华北到南方去。但妻子徐婠贞过不惯上海的生活，仍回北平居住。钱玄同在写给黎锦熙、罗常培的信中说，自己“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只能以教书“骗钱糊口，无聊极矣!可耻极矣!”可见他精神上的痛苦。1934年冬天，有一次在北师大讲课时，他头目眩晕，几乎倾倒，赶快走出教室，躺下休息。他又不习惯坐下来讲课，说坐着说话就没劲儿。大家劝他休养一年，专心调治，但他在休养期间，又不能不用脑，不能不出门找朋友聊天。

　　1935年1月，钱玄同右目忽患网膜炎，血压又有增高，几乎写字都有困难，身体更加不好。他在写给章太炎的一封信里有“以悼心失国，宿荷加剧”的话。22 日下午，黎锦熙、汪怡前往南京教育部开会，钱玄同去车站送行。在送行回来的路上，他忽然看一切光亮都有晕，从此看东西便不清晰，写字歪斜。当天的日记载：“右目忽花，不能看书写字，早睡。”

　　2月6日的日记中，钱玄同写道：“近日满腹伤感, 颇思辞典处若能弄到一笔钱, 让我得一大学教授之俸金, 专事编纂形音一方面, 而将师大之某职竟辞去, 至少教四小时书, 北大不教, 如此则于人于己两尚有益, 因固定时间当浅近, 恐不能矣! 编字典虽用心, 但可以躺卧而为之, 且不拘时间, 较教书为好些也, 但不知办得到否耳?”

　　由此可见，由于精神不济，教了大半辈子书的钱玄同，很想在大辞典编纂处领到一份教授的薪水，就可以推辞北师大国文系主任一职，只少量上点课，也不再到北大去兼课。然而，钱玄同这一小小的愿望也实现不了。

　　2月19日，好友马廉在北京大学讲台上因脑溢血逝世，对钱玄同刺激很大。他甚至连马廉的追悼会都不敢去参加，小报上更是添油加醋说他如何胆小怕死。不久，北大国文系教授黄节(晦闻)去世，钱玄同也心神不宁，血压升高，学校的功课经常请病假。当时，老友周作人、马裕藻也都身体欠佳，钱玄同在4月11日的日记中感慨：“几位老朋友，死的死，病的病，血压都高了，殊令我触目惊心也。”

　　好在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和长兄钱恂都活到七十多岁，也算是有长寿基因。平时闲谈，他总是宽慰家人，说自己尽管身体比父亲和长兄差，但活到六十多岁是没有问题的。

　　1930年代，王森然在北平的几所大学教书，通过蔡元培的关系，认识了钱玄同。王森然当年正在写作文化名人的评传。《近代二十家评传》编辑出版时，请钱玄同题写封面，钱玄同欣然从命。1935年3月，王森然要编续集，向钱玄同询问崔适的生平事迹。钱玄同主动要求王森然也给他写个评传。王森然求之不得，相约到中南海的“大辞典编纂处”采访钱玄同。钱玄同尽管身体不好，但仍强打起精神，认真接受采访。事后王森然又把疑问一一写在信中，问询钱玄同。钱玄同又在回信中回答了这些问题。王森然把稿子写好后，分章在《朔风》杂志上连载，不料刚登了两期，手稿就给报馆丢掉了。有朋友就此跟钱玄同开玩笑，说他没有写传的命。钱玄同听了有些懊丧，王森然就宽慰他：“没关系，稿子丢了，可以再写，重写的要比原来的还好!”后来，王森然重写的稿子改在《华北日报》上连载，居然后半部分又让报馆给弄丢了!钱玄同得知后说道：“看来我的命运不佳，你就别写了。”王森然向钱玄同保证：“只要我活着，这个评传一定要完成，而且一定要写好。”王森然没有食言，但钱玄同生前并没能看到完整的评传。

　　由钱玄同题签的《近代二十家评传》

　　钱玄同三子原名秉穹，争强好胜，是孔德学校山猫篮球队的组织后卫。队友周丰一是周作人的长子，也是钱秉穹的“铁哥们”。他们共同的好友李志中偏偏是个文弱秀才。三人中秉穹年龄最小，体格却最强壮;李志中最年长，却身体瘦弱。淘气的周丰一便给二人各送了一个外号，称呼李志中为“大弱”，钱秉穹为“三强”。

　　当钱玄同知道了钱秉穹“三强”的外号后，看着体格强壮的儿子，十分高兴，遂决定正式给儿子改名“钱三强”，并重新释义为德、智、体均强。钱三强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7年考取赴法国的公费留学生。尽管国难当头，自己体弱多病，钱玄同还是鼓励钱三强出国留学。7月18日，钱三强与父母握别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钱玄同也是老泪纵横。钱三强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于1948年学成归国，成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钱玄同长子钱秉雄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3年进入孔德学校任国文教师。他与学校的体育教师徐幽湘相恋。徐幽湘是湖州府德清县人，也算是钱家的半个老乡。钱玄同大力支持长子的自由恋爱，多次表示做父母的绝对不干涉。钱玄同在1937年6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晚秉雄回，知彼与徐幽湘女士之恋爱今已完全解决。我方本无问题，今幽湘去信征求其母之同意，顷得复书允许。佢(粤语，他)们此次之恋爱，全为自由的自主的，这是极应该的。”

　　7月15日，钱玄同亲自发请柬邀请亲朋好友百余人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为长子举行订婚仪式。他即兴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自由恋爱代表着时代进步，并再次大声呼吁：“反对包办式的婚姻!”后来，他又请黎锦熙等挚友为长子的《订婚纪念册》签名留念。当天的日记中载：“六时客散尽, 我家五人加一人共摄一影, 作雄、湘订婚之纪念兼作三强出国之纪念也。”国难当头，钱玄同张罗这一仪式，既为长子订婚，又算为即将出国的三子钱三强饯行。

　　钱秉雄、徐幽湘将钱三强送上车后，一路南归，来到徐幽湘尚未沦陷的老家德清县。11月，日寇侵占嘉兴、湖州，逼近杭州时，钱玄同寝食难安，直至收到儿子报平安的家书才稍安。钱秉雄、徐幽湘日后进入上海租界，直至1938年7月才回到北平。钱玄同在7月6日的日记中载：“秉雄、幽湘忽至，一年之别，半年来之思念，大慰。晚与雄谈话至四点始睡。睡不成眠，六时即起。”

　　魏建功在《回忆敬爱的老师钱玄同先生》中，讲述了北平沦陷前后的情景：7月28日夜间，宋哲元部队撤离北平。第二天早晨，钱玄同提着他的皮包、手杖走进了魏建功家的客厅。师徒俩相对无言，好大一会儿，钱玄同先开口说：“我们都是‘南人’，只有回南方去了!”其声音有些哑了似的。钱玄同喜欢找好友聊天，往往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自嘲是在朋友家“生根”。魏建功是钱玄同的学生，又同事多年，关系也就在亦师亦友之间。魏建功家也是钱玄同“生根”聊天的地方。随后几天，他们都生活在郁闷的空气中，不断用电话互相通问。

　　不久，日寇从事文化侵略的相关人员开始在北平活动，如服部宇之吉的儿子 “小服部”等。他们辗转邀约所看重的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谈话。魏建功拒绝了邀约人的邀请。钱玄同干脆称病，连邀约人的面都不肯见。

　　文化特务武田熙派人发信，函邀北平各学校的人到怀仁堂开会。钱玄同应门看到通知，立刻交还送信的人，说：“钱玄同回南去了，没有在家。”

　　后来，魏建功决定赴长沙临时大学。钱玄同对魏建功说：“我要你替我刻一方图章，现在我恢复我的旧名了，就刻‘钱夏玄同’四个字。”

　　“钱夏玄同”印

　　钱夏是钱玄同留学日本时取的名字。自从8月8日，日本侵略者进入北平，钱玄同再度拿来表示一个新的民族分野，表明自己仍是华夏儿女，绝不做大和民族的文化汉奸。

　　魏建功是11月17日离开北平的。此前两天，他为老师刻好图章，在钱玄同为自己饯别时亲手交给老师。魏建功还把父亲的家书装裱成册，请钱玄同题写封面：“魏慰农先生家书手迹”。钱玄同还为手迹撰写了跋。据张中行回忆，魏建功日后也把钱玄同的书信装裱成册，以作纪念。

　　饯别那天，钱玄同亲自到魏建功家，邀约他们全家一同到淮扬春吃了一顿午饭。话别时，钱玄同表示自己也很想南行，无奈已经闹了好几年的高血压病，弄得不敢走动了。他感慨道：“我这双腿一点力都没有，实在吃亏大了，全是小时候念书站坏了!当我父亲在苏州住家的时候，我在家里跟先生念书，整天上下午站在‘脚踏’上，等放学到内宅里去，脚麻腿软，走都不能走，奔到一张小凳子坐下好半天还不能立起来。现在走一步路都骇怕!”

　　的确，钱玄同的腿病，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1890年秋天，钱玄同虚龄4岁，父亲钱振常从《尔雅》上抄录纸条，粘在书架上让孩子背诵。钱玄同立在书架前的踏板上，一天背到晚。因站立太久，到傍晚时双腿僵直，无法走路，常由仆人抱回内室去。钱振常因长子钱恂16岁考取秀才后，一直没有考中举人，故对这位老来子寄于厚望，十分严厉地督促幼子背诵古代辞书。老父亲这一特殊的“庭训”之法，一方面为钱玄同的国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钱玄同稚嫩的双腿站坏了，一生都怕走路，几乎不敢跑跳。

　　钱玄同晚年身体差，推掉了别的学校的兼课，只在北师大上课。抗战军兴，北师大迁往西安，他说：“西安，我是不能去的了!实在不行，我要到上海去。”

　　1937年9月，身心疲惫的钱玄同在给老友周作人的信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世六世祖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该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而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

　　钱家世居湖州城南方向鲍山脚下的鲍山村。鲍山村滨临东苕溪，可以远眺道场山多宝塔。旧时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为船。为了出行方便，有一条从东苕溪引水来的场基浜。场基浜延伸到鲍山村的浜，原先称邹家浜，钱家发达后就改称钱家浜了。

　　如今的鲍山村

　　世居鲍山的钱家并不显赫。钱玄同的祖上为农耕之家，有时还要为生计发愁。钱家的转折，始于钱玄同的曾祖父钱允凤。乾隆年间，钱允凤在原配邹氏去世后，离开鲍山，入赘湖州城内南街的李家。进城后的钱允凤，生财有道，还纳了妾张氏。钱允凤让与李氏生的儿子延续李家香火，精心培养侧室张氏生的儿子广泰，设法在儿子广泰科考时改回了钱姓。钱广泰，又名港，讳孚威，就是钱玄同的祖父。钱广泰发奋读书，据《吴兴钱氏家乘》收录的《钱港舦墓志铭》记载，他“委身于学，少苦无书，冥思孤往，辄有所会，既昏而发愤，弃俗务，读书道场山之归云庵”。钱广泰没能考取举人，只取了个邑诸生的生员资格。不过他也算跻身地方士林，也能跟当地文人吟诗唱和。更可贵的是，钱广泰精心培养儿子读书科考。两个儿子钱振伦和钱振常先后中举，骤然成为官宦之家。钱家祖屋和祖坟旁边有一池塘，吴地俗称“荡”。这个“荡”在钱恂于1921年编定的《吴兴钱氏家乘》中也有记载。钱家的这口池塘形如砚台，与道场山上的多宝塔遥相呼应。据鲍山村人说，当年风水先生对这一池塘交口称赞。多宝塔形似如椽大笔，加上这口形如砚台的“荡”，“笔”“砚”合力，保佑钱家文运昌顺。

　　钱玄同童少年时期生活在苏州，父母双亡后曾寄居在湖州城内同祖异姓的李垲家。鲍山，对于钱玄同来说，只是每年清明随大人去上坟的地方。

　　写这封信的那一天，正是钱玄同50岁的阴历生日。无法南归故里的钱玄同只能想出一个“鲍山病叟”的雅号，从精神上魂归故里，在与故乡、祖先和宗族的沟通中，寻找着心理的安宁与情感的慰藉。与北平相隔万水千山的湖州鲍山，俨然成为钱玄同的精神家园。

　　1938年元旦，钱玄同给正在法国留学的钱三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讲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我身体尚安，惟精神日见衰老。三年久病，血压日高。十一月中请德国医院及日华同仁医院两处检查，均云血压最高时至二一五，较低而头脑较舒服时则一九五。两处医生均切嘱摒除一切事务，绝对静养。最于病体有妨碍者，为受惊与发怒。为摄生计，已遵照医嘱，谢绝一切应酬，杜门不出，安心养病。偶有老友来访，必先告以只谈风月，或商量旧学，万勿以不相干之事相聒。欲期病体康复，不得不如此也。

　　就在这封信里，钱玄同谆谆教诲儿子，要以学业为重：

　　你常有信来，固所欣盼。惟求学之时，光阴最可宝贵，以后来信，大可简单，我欲知者，为学业之进度与身体之健康，其余均可不谈;不但家信如此，即与此间诸学友如沈、陈诸君通信，亦当如此。此乃时间经济之道也，切记切记。……我虽闭门养病，但自幼读孔孟之书，自三十岁以后，对于经义，略有所窥知，故二十年来教诲后进，专以保存国粹昌明圣教为期，此以前常常向你们弟兄述说者。今虽衰老，不能多所用心，但每日必温习经书一二十页，有时卧病在床，则闭目默诵，此于修养身心最为有益，愿终身行之也。

　　钱玄同从小熟读孔孟之书，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反传统，晚年卧病在床则以默诵经书“修养身心”，也算是一种有趣的现象。钱玄同记忆力超强，幼承庭训，能背国学经典，此时不能阅读，正好可以默诵。

　　身在法国的钱三强，十分挂念体弱多病的父亲。有时实在想家了，便默默注视随身携带的全家福。

　　全家福。右起：五子钱德充、钱玄同、长媳徐幽湘、夫人徐贞、长子钱秉雄、三子钱三强

　　钱玄同常间接从北平寄语随北师大迁居陕西城固的好友黎锦熙，明确表示：“钱玄同决不‘污伪命’。”北平沦陷以前，他认为凡去伪满和冀东伪组织谋求职业或受聘教课的都叫“污伪命”。

　　1938年夏，北平汉奸文人、伪古物陈列所所长钱桐病故。汉口的英文报纸《楚报》误将钱桐刊为钱玄同，发了消息。他在南方的亲友见到后，非常悲痛。虽北平已沦陷，仍有人寄去挽联等悼唁。家里人收到后，都瞒着他烧掉了，怕他生气，因为他对接受日伪聘任的人有切齿之恨。不过钱玄同在9月5日补记的日记中还是讲述了此事：“七月中旬有不知何人死, 其姓名大概与我有些相像，南中报纸讹传为我死，于是张凤举来唁秉雄之信，徐林士来唁贞之信，俞志靖及钱瑛来信隐约其词的问，徐苏甘来信致贞问我身体如何，孙鹰如竟寄来挽联，魏建功及罗膺中亦来信与平友探询，亲友们之关切实可感激。我无迷信，不特不以为嫌忌，且实感其交谊之深，不以生死而渝。”

　　孔德学校于同年9月秋季开学，大儿子钱秉雄与儿媳徐幽湘都回校教书，小儿子钱德充也回到学校读书。爱找朋友聊天的钱玄同，最痛苦的是不太能找得到可聊天的朋友了。他在1939年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无聊之甚，无友可访，无人可谈，亦看不下书去( 一看便吃力)。”

　　1939年1月14日，钱玄同还到孔德学校处理李大钊的遗留图书《九通》，把它卖给当时的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帮助解决李大钊子女的生活窘迫问题。就在这一天，他写了最后一则日记：“午至孔德一行，即浴，四时顷回家……”

　　钱玄同最后一则日记

　　1月17日傍晚，大儿子钱秉雄做完工作从孔德学校回到家里时，钱玄同正在南屋他的书房中翻阅书报。见儿子回来，钱玄同放下书报，问询学校和外面的情况。当时，北平在日伪统治之下极为混乱。钱玄同在家生病，心中很是郁闷，也感到寂寞，总希望有人来谈谈。那时只有他的老学生戴夏、赵荫棠等常来看他，和他谈一些见闻。

　　6点多钟，家里正准备吃晚饭。钱玄同从南屋走到北屋来，妻子徐婠贞招呼他一同吃饭，他说：“你们先吃罢，我在藤椅上躺一会儿，稍微休息一下再吃。”他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家人没有在意。他躺了一些时候，又站起来向卧室走去。妻子见他要进卧室，想到她下午出门归来换下的衣服还散放在床上，就赶紧放下饭碗走进卧室。这时，钱秉雄听到母亲惊叫：“不好了，快来!”儿子进去一看，钱玄同两眼发直，嘴角上流出白沫子。家人赶紧过去扶他起来，已不能言语，只做手势示意拍他背部。轻拍背部，钱玄同才缓过气来，吐出许多痰唾液。家人赶紧请来德国医院的大夫。大夫诊断后，注射一针，随即遵照医嘱，叫来急救车把他送入德国医院。经诊断，他患的是右脑部溢血。大夫们极力抢救了几个小时，可他始终没有醒过来。晚上9时45分，钱玄同停止了呼吸，病故于医院中。

　　抗战时期，交通不便，信息传递缓慢。直到5月5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在陕西城固西北联合大学内举行“钱玄同先生追悼会”。会后出版了《钱玄同先生纪念集》，内收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还有许寿裳的挽联：“滞北最伤心，倭难竟成千古恨。游东犹在目，章门同学几人存。”封面由许寿裳题字。《纪念集》里还有当年7月颁发的国民政府褒扬令：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钱玄同，品行高洁，学识湛深。抗战军兴，适以宿疾不良于行，未即离平。历时既久，环境益艰，仍能潜修国学，永保清操。卒因蛰居抑郁，切齿仇雠，病体日颓，赍志长逝。溯其生平致力教育事业，历二十余载。所为文学，见重一时，不仅贻惠士林;实亦有功党国。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幽潜，而昭激劝。此令!

　　钱玄同葬在北京福田公墓。1949年，妻子徐婠贞去世后与钱玄同合葬在一起。1992 年，钱三强去世后，骨灰分存三处：一处在中国原子能科学院内，骨灰上面是其半身铜像;一处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一处在福田公墓父母墓旁，墓盖上是钱玄同写给他的四个字“从牛到爱”。钱三强没能陪伴父亲最后的艰难岁月，如此葬法，以明自己的一片孝心。

　　(作者单位：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