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人云亦云，发现当下中国最基础层面的肌理
简平，生于1958年。著有长篇小说《一路风行》《星星湾》《海贝贝》、散文集《最好的时光》《唐吉诃德的战队》、报告文学《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等。
“新乡村书写之“新”，既是乡村之新，要求表现、讲述关于新农村的“中国故事”;也是书写之新，要求写作上的突破和创新。”
人云亦云是写作者脚力、脑力懒散，想当然的结果
我一直生活在上海这座大都市里，说实话，我也曾加入过关于乡村的“大合唱”，这种合唱总是有两个声部主题，一个是“挽歌”，一个是“牧歌”。“挽歌”的主题词是“乡村的失落”，感叹乡村的没落乃至消逝;“牧歌”的主题词是“田园的怀旧”，咏唱昔日乡村夕阳下牛羊归家的场景。我穿梭于都市拥挤的街头和鳞次栉比的摩天大厦，与身边熙熙攘攘迎面走来和背身走去的人摩肩接踵，随后，在家中落满空调、防盗窗影子的阳台上，开唱这样的乡村挽歌和乡村牧歌，而我打开的歌谱，也即乡村书写都是这样定调的。
但事实上，这是人云亦云。
我们之所以加入合唱，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听到了大量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被吞没的新闻，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大量涌入都市的农民工，这种听闻的确很容易把身在都市的我们带入一种情绪化的想象，当实际的和虚拟的叠加在一起，那就更将想象扩放了——农田萎缩、老宅毁弃，或者干脆整座村庄都在地图上被抹去，那里的农民自然只得改变生活方式，尤其是青壮年索性选择离开，到城市闯荡。这种不无事实根据的想象深刻影响到了文学书写，于是，对乡村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消亡的焦虑和遗憾，对过往乡村场景的缅怀和追念，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是乡村文学书写的主流，以此为基调的文学作品至今还在大量地不断地产生。如我自己，尽管没有乡村生活的实际经验，没有对乡村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感同身受般的深刻认知，但一旦涉及乡村书写，也就人云亦云地加入了这样的“大合唱”。
诚然，这样基调的乡村书写有过优秀之作，通过对社会转型、时代嬗变期乡村农民受到的身心冲击和震荡的揭示，反思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社会问题，令人警醒。但是，也有相当多的文学作品，对当今的乡村没有切实的认识和理解，一涉猎乡村题材，就将诸如“空心村”、“空巢村”、留守儿童、孤独老人、村霸、环境破坏等人们谈论最多的社会现象顺手拿来充作主题，凭着并不靠谱的情绪化想象，套用所谓的“文学母题”、“西式模板”，更有甚者还是早前的“村长寡妇大黄狗”的那一套，导致乡村书写看似热闹却同质化、“山寨化”，浅薄而单调;而当历史“翻页”之后，还在重复这样的乡村书写，显然是迟滞和落伍的。
我认为，这正是写作者脱离现实，没有深入乡村进行调查研究，脚力、脑力懒散，想当然的结果。总而言之，便是人云亦云。
进入前行轨道中的乡村，给新乡村书写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在我有机会真正沉下心来，在乡村深扎数年进行采访、开展田野调查后，方才知道自己先前对乡村的了解是多么地浅薄，人云亦云给自己、并通过自己的写作给社会所传达的认知是粗陋、狭隘甚至可笑的。
在人云亦云中，一个基本的事实被遮蔽了：尽管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转型，但农村始终还在，只是我们脑子里那些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关于乡村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乡村的自然和人文面貌发生了变化，可中国的农村没有消失，依然运行在广袤的大地上，即便有众多的农民涌向城市，但农村依然是他们的大本营，每年春运期间浩浩荡荡的返乡大军便是一种佐证;而更被遮蔽的是，今天的农民，不管厝身都市，还是坚守村庄，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脱贫攻坚，建设包括自然和社会在内的文明治理的新的乡村形态和模式。
我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我们不身临其境，不与农民打成一片、心思相通，那是无法感知感受感应他们的内心世界的，也很难知道他们真正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向往什么，追求什么。这种脱离农村实际、远离农民质里的乡村书写，确实没有多少认识意义和价值。
我在数年深扎沿海地区乡村后，获得了全新的视野，历史发展所引出的新的故事、新的人物、新的题材、新的话题赋予了乡村书写的新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脱贫后的农民在精神层面的追求;乡村主人的重新发现;新农民的身份确立与认同;乡村形态的转变;乡贤传统的再造;乡村宗族关系的蜕变;乡村生活内容的更新;回归乡村，再次创业的趋势;脱贫过程中留守者与外出者所形成的家庭共识与合力;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抵触和需求矛盾的自我化解;被遮蔽的农村发达地区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乡村与都市的背向和相向……这些新主题、新内容，乃至新问题，至少可以摆脱现时乡村书写的狭窄和单一，至少可以让读者对当今中国农村有一个多侧面、多角度、多方位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拓展乡村书写的宽广度，推进乡村书写的纵深度，造就乡村书写的新高度。
我在征询身在乡村的具有大学学历的年轻农村读者对目前乡村题材文学作品的看法时，他们的诘问让我无言以对：为什么城里人可改善居住条件，乡村就只能守着颓垣断壁，不能有给生活带来方便的新建筑、新民居?为什么城市的面貌可以日新月异，乡村的面貌却不可有巨大的改变?现代化农业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为什么新的劳作方式就没有美感，一定还要崇尚老牛耕田?他们甚至认为有些文学作品是“伪乡村写作”，比如写往昔乡村的宁谧、恬静，大多是出于自己的想象幻境;比如写现代化过程对乡村的冲击，片面强调村民的抗拒和不适，而没有写出他们自身对现代化有着强烈的要求以及融入其中的迫切感;又比如写留守儿童，只看到他们“留”的消极层面，没有看到他们“守”的积极层面，只写了失去和痛苦，没有写得到和欣慰，没有写出留守儿童在历史背景下同时存在的童年的缺损和补全。在他们眼里，不少作品或是虚情假意，或是自作多情。
显然，他们的诘问和质疑是不认可、不信任我们今天的乡村书写，这也说明了写作者与他们之间的生疏与隔阂。
正是沉入乡村，实地观察、体验当地农民的现实生活，不人云亦云，我个人的乡村书写才有了新的改观。
在浙江省宁海县我跑遍了每一个乡镇，并在几个村庄蹲点，考察自2014年初发布的与村民自治的“乡规民约”相一致的《乡村小微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的施行情况，我完全被震撼到了，因为我对乡村的了解还是听信外在传播中的愚昧、落后、素质低下、村民麻木、村干部肆意妄为，殊不知，今天宁海的农民正在做着一件足以影响这个国家未来的事情——建设新的基层政治文明生态，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实现“为民作主”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根本转型。他们的努力是那么恳切，他们的精神是那么高昂，他们敢于尝试，他们为之也付出了代价，但他们坚韧不拔，他们要一片真正清朗的天地，我为之而感动。事实上，宁海农民的追求何尝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追求，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一个尤为重要的度量，那便是人的尊严，物质上不为贫穷拮据而折腰，精神上不为主人翁地位的缺失而抬不起头来。这样一个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的改革破题，由宁海乡村的农民自觉自愿地承担起来，这近乎天方夜谭，但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通过长篇报告文学《权力清单：三十六条》，我将我在宁海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以一个个真实而鲜活的实例，反映了宁海乡村农民们所进行的重大制度创新，以及在这一举措之下当代中国农民最为真诚、最为深切、最为努力的追求和奋斗，为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改革提供了新的时代经验和理想样本。
不人云亦云，要有新发现、新探索、新思考，是我对自己的创作提出的要求，这样才能写他人之未写，道他人之未道。我在《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中翔实记述了一次村民代表会议，我相信，那样的村民代表会议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次村民代表会议完全根据《宁海县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试行)》的规定进行，包括会前公告、会中议事规则、会后公示，而会中议事规则吸纳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合理部分：要求发言的村民代表应当向会议主持人举手示意，每一位村民代表可以就本议题发言两次，第一次时间不超过10分钟，第二次时间不超过5分钟，发言时必须面对会议主持人，不能怀疑他人动机或进行语言攻击;正反方交替逐个发言，在想要作第一次发言的村民代表发言之前，任何村民代表不能对一个议题作第二次发言;会议主持人不得对讨论的议题进行表态或引导;发言结束后进行表决并记录在案。我亲历的这个会议开得有规有矩，富有效率，也充分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村民们如此娴熟地运用议事规则让我特别振奋，因为我从中看到了对中国农民素质的非议的不攻自破。这样的农民是了不起的，他们未尝不是今日中国的形象代表。
由此可见，进入前行轨道中的乡村，给新乡村书写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既是乡村之新，也是书写之新
新乡村书写既有远年的根基，也是时代的召唤。古今中外，乡村书写都是被极为看重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国家，在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农村面积最为广阔、农民基数最为庞大的国度，说到底，农村是这个国家最为深沉的基础层面，是中国社会的基石，农村是关乎全局的根本所在，农村兴才是整个国家兴的可靠保证，因此，乡村书写也将一直不断地为人们所关注。人们有理由要求写作者关心时代的变革，发现当下中国最基础层面的内在肌理，写出今日乡村的面貌和精神，写出今日农民的境遇和奋斗。
我觉得历史视野下的新乡村书写，首先必须破除成见与偏见，摘掉有色眼镜，放下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姿态，不能人云亦云。在我看来，一个写作者应当清醒地、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自己的局限，我们经常一说起乡村便头头是道，仿佛什么都知道似的，其实知之甚少，似是而非。如果不亲眼目睹，不深入其中，那就会一叶障目，就会忽视很多极其重要的东西，甚至因无知、不解而导致哪怕是一点希望的星火的熄灭。新乡村书写之“新”，既是乡村之新，要求表现、讲述关于新农村的“中国故事”;也是书写之新，要求写作上的突破和创新，那就更应走出人云亦云，以独特的发现和富于创造力、感染力的书写，反映当今乡村火热的现实生活，展现当今农民崭新的精神面貌。
